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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史”《艺术传》的撰述存在一个概念上的变动及内容的变化。《魏书》为《术艺传》，《晋书》至《北史》皆为《艺术传》，到了“新、旧唐书”及以后，概念发生变动，均为“方技（方伎）”，是为《方技传》或《方伎传》，直至《清史稿》才恢复《艺术传》。看似《艺术传》出现了“断层”，但从各“列传”的“小序”和入传者的事项与内容分析，“二十六史”《艺术传》在历代的正史里延续的是祖述，《北史·艺术传》以后《方技传》或《方伎传》的内容，大致还是医术、方经、占卜、阴阳，兼有相术、巧思、画塑等类型，延续了《魏书·术艺传》《北史·艺术传》以来的类型谱系与脉络路径。
“二十六史”中关于《艺术传》的撰述存在一个概念上的变动及内容的变化。《魏书》为《术艺传》，《晋书》至《北史》中皆为《艺术传》，而《北史》之后不再以“艺术”为名立传，如《旧唐书》为《方伎传》，《新唐书》为《方技传》，宋、元、明亦是如此。首次用“方伎”概念立传的是李百药修撰的《北齐书》，是为《方伎传》。《北齐书》的“方伎”内容包含阴阳、龟策、日者、医术、巧思、相术等类，类似于《北史》中“艺术”的内容与分类，入传者也被《北史·艺术传》载录。《旧唐书》复用“方伎”这一概念，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新唐书》大致采用《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的概念，是为《方技传》，“方技”实与“方伎”无本质差异，仅范围大小略有变化而已。《新唐书》中“方技”的内容变化体现在：《汉志·方技略》主要是“医经”“经方”类，由太史令尹咸校对，《汉志·术数略》包含“占卜”和“阴阳”类，由侍医李柱国校对。而《新唐书》使用的“方技”概念，涵盖了“医巫”和“占卜”两大类别，是“方技”概念内涵的一个演变。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是阐述“五代十国”的历史，体例也大致模仿前史。因“五代”历史短暂，情况也比较复杂特殊，所以“新、旧五代史”中没有类似的“艺术”“方技”或“方伎”的类传。《宋史》《辽史》《金史》为元丞相脱脱于至正三年（1343）同时主持修撰，三者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在史学体例、观念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统一性。从《宋史》开始，它们承接《旧唐书》《新唐书》传统，恢复《方技传》或《方伎传》，并延续了前史的体例。《宋史》与《辽史》中皆为《方技传》，《金史》中为《方伎传》。《元史》承设《方技传》，并附有“工艺”一类，这是一种结构和体例上的变化，可能是受到了《太平御览·工艺部》的影响。《明史》亦设《方伎传》。不难看到，自《北史》以后，正史中《艺术传》的撰述似乎被《方技传》或《方伎传》取代了，但事实是否如此？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也引发了人们思索《方技传》或《方伎传》的脉络和路径与《艺术传》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方技传》或《方伎传》延续的是不是《艺术传》的脉络和路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尤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正史中《艺术传》撰述的体系问题。
《方伎传》不是《北史》以后才设立的，如前文提到的，《北史》之前的《北齐书》就有《方伎传》。《北史》以后的正史不复用“艺术”概念立类传，而是回到“方技”或“方伎”概念，是为《方技传》或《方伎传》。《北史》之后的正史中，用“方伎”或“方技”立传的，首先是《旧唐书》和《新唐书》，这打破了初唐所奠定的以“艺术”概念为名立类传的传统，看上去又回到了《北史》之前的“方术”概念。《方技传》或《方伎传》中的“小序”，对该“类传”的来龙去脉进行了阐述，也对其内容与内涵予以揭示。《旧唐书·方伎传》“小序”云：夫术数占相之法，出于阴阳家流。自刘向演《洪范》之言，京房传焦赣之法，莫不望气视祲，悬知灾异之来；运策揲蓍，预定吉凶之会。固已详于鲁史，载彼《周官》。其弊者肄业非精，顺非行伪，而庸人不修德义，妄冀遭逢。如魏豹之纳薄姬，孙皓之邀青盖，王莽随式而移坐，刘歆闻谶而改名；近者綦连耀之构异端，苏玄明之犯宫禁，皆因占候，辅此奸凶。圣王禁星纬之书，良有以也。国史载袁天纲前知武后，恐匪格言，而李淳风删方伎书，备言其要。旧本录崔善为已下，此深于其术者，兼桑门道士方伎等，并附此篇。
从这段“小序”中，可以看出《旧唐书》用的是“方伎”概念立类传，显然延续了前史的脉络路径，也揭示了前史《艺术传》的内容与内涵。“术数占相之法”意即将前史的《日者传》《龟策传》《方术传》《艺术传》涵盖其中。入传者李嗣真著有《明堂新礼》十卷，《孝经指要》《诗品》《书品》《画品》各一卷。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是把李嗣真作为画家兼画论家载入的，李嗣真被纳入《旧唐书·方伎传》，意味着把《魏书·术艺传》中的“绘画”内容悄然地囊括进来了，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另《旧唐书》还设有《音乐志》，这是延续《隋书·音乐志》的脉络和路径，体现了“方伎”与“音乐”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系统。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能以技自显于一世，亦悟之天，非积习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则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则迂而入诸拘碍，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众，神以诬人，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
《新唐书》使用的是“方技”，“技”与“伎”区别不是很大，皆指某一方面的技术或技艺，《新唐书·方技传》“小序”阐释“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大致就是这个道理。“方技”乃是前史中的“推步、卜、相、医、巧”，还略有《北史·艺术传》分类的影子，故可见其在脉络路径上对前史的传承。由之可见，“新、旧唐书”的“方技”与“方伎”都没有偏离前史《艺术传》的路径。《宋史·方技传》“小序”从“昔者少皞氏之衰”开始追述：昔者少皞氏之衰，九黎乱德，家为巫史，神人淆焉。颛顼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其患遂息。厥后三苗复弃典常，帝尧命羲、和修重、黎之职，绝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虚，地有燥湿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圣人欲斯民趋安而避危，则巫医不可废也。后世占候、测验、厌禳、禜禬，至于兵家遁甲、风角、鸟占，与夫方士修炼、吐纳、导引、黄白、房中，一切焄蒿妖诞之说，皆以巫医为宗。……然则历代方技何修而可以善其事乎？……宋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又有《方技传》，多言禨祥。今省二志，存《方技传》云。
《宋史》采纳《新唐书》的“方技”概念立传，是为《方技传》。《宋史》卷帙浩繁，仅《传》的体量就比《旧唐书》的《传》多一倍。《方技传》也增加了不少入传者，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宋史·方技传》的“小序”也很长，从转载《国语·楚语》的《吕刑》“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开始阐述，到“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而后“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个阐述与前史的阐述有些不太一样，至少从“来龙”来讲有些变化，即从“巫”开始阐述《方技传》，从“巫医”的视角说“方技”，故“巫医”不可废，且占候、测验、厌禳、禜禬、遁甲、风角、鸟占大抵以巫医为宗，这是《宋史·方技传》所言“方技”的大体内容和内涵。同时，《宋史·方技传》把方士的修炼、吐纳、导引、黄白、房中等也纳入“方技”中，其“小序”把这部分内容归在“巫医”范畴之内，也符合前史的路径。《宋史》《辽史》《金史》皆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修，而脱脱实为“三史”都总裁，这使得“三史”在体例上实行“各与正统”，解决了长期以来体例上的争议，故三家正史体例基本相同。《宋史》《辽史》中设《方技传》，《金史》中设《方伎传》。《辽史·方技传》“小序”的阐述很简略，但基本观点阐述得非常清楚：孔子称“小道必有可观”，医卜是已。医以济夭札，卜以决犹豫，皆有补于国，有惠于民。前史录而不遗，故传。
这是有关“艺术”或“方技”的类传中最短的“小序”，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方技”的内涵和观点。《辽史·方技传》“小序”的观点，很像《宋史·方技传》，即表明“巫医一体”观点后，再分述二者不同的功能：“医以济夭札，卜以决犹豫”，并引孔子所言“小道必有可观”而将“方技”视为“小道”。此为前史的观点，尤其是“决犹豫”一句，很容易让人将其与前史中《史记·日者传》所言“卜筮决于天命”，《史记·龟策传》所言“王者决定诸疑”，《后汉书·方术传》所言“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魏书·术艺传》所言“先王垂卜筮之典”，《北齐书·方伎传》所言“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于蓍龟”，《晋书·艺术传》所言“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联系在一起，充分显示了其一脉相承的史学路径。而《金史·方伎传》“小序”对脉络路径的爬梳，则从《日者传》开始，直接与《史记》的“日者”“龟策”传对接，印证了《艺术传》脉络路径的原型起点：太史公叙九流，述《日者》《龟策》《扁鹊仓公列传》。刘歆校中秘书，以术数、方伎载之《七略》。后世史官作《方伎传》，盖祖其意焉。或曰《素问》《内经》言天道消长、气运赢缩，假医术，托岐、黄，以传其秘奥耳。秦人至以《周易》列之卜筮，斯岂易言哉，第古之为术以吉凶导人而为善，后世术者或以休咎导人为不善，古之为医以活人为功，后世医者或因以为利而误杀人，故为政于天下，虽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职掌而务旌别其贤否焉。金世，如武祯、武亢之信而不诬，刘完素、张元素之治疗通变，学其术者皆师尊之，不可不记云。
《金史·方伎传》的“小序”开端，以司马迁《史记》中《日者传》《龟策传》的叙述为逻辑起点，同时把独立传记的《扁鹊仓公传》纳入阐述对象，作为补充医术一类的“方伎”，并借《黄帝内经》的《素问》和《内经》两个部分，描述医术“言天道消长、气运赢缩”的现象。究其“小序”的阐述，“方伎”涵盖的大抵是医术和卜筮两方面的内容。至于《金史·方伎传》的内容是否有真正的拓展，还得看具体入传者的情况再做结论，关于这个问题后文将做进一步探讨。上述《宋史》《辽史》和《金史》均设有《方技传》或《方伎传》，因“技”与“伎”相通，故脱脱修撰“三史”时混用之，这对《艺术传》脉络路径的认知并无大的影响。《元史》和《明史》的《方技传》的脉络路径，是否也与前史一致？先看《元史·方技传》“小序”：自昔帝王勃兴，虽星历医卜方术异能之士，莫不过绝于人，类非后来所及，盖天运也。元有中土，钜公异人，身兼数器者，皆应期而出，相与立法创制，开物成务，以辅成大业，亦云盛哉。若道流释子，所挟多方，事适逢时，既皆别为之传。其他以术数言事辄验，及以医著效，被光宠者甚众。旧史多阙弗录，今取其事迹可见者，为《方技篇》。而以工艺贵显，亦附见焉。
《元史》为明代宋濂等人撰修，也属于官修前史。从“小序”看，《元史·方技传》主要阐述的仍是“星历医卜”等内容，概括而言就是“术数”和“医术”等，至于“道流释子”皆别为之传。另外，《元史·方技传》特别将原《隋书》《北史》的《艺术传》中“巧思”一类，更名为“工艺”附在《方技传》里，并将“巧思”作为重要内容，即“以工艺贵显，亦附见焉”。“工艺”这个概念的出现与使用值得关注。左氏载医和、缓，梓慎、裨灶、史苏之属，甚详且核。下逮巫祝，亦往往张其事以神之。论者谓之浮夸，似矣。而《史记》传扁鹊、仓公，日者，龟策，至黄石、赤松、仓海君之流，近于神仙荒忽，亦备录不遗。范蔚宗乃以方术名传。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圣之绪余，其精者至通神明，参造化，讵曰小道可观已乎。
此《方伎传》的脉络与路径可谓显而易见：先言左氏记载的医和、缓、梓慎、裨灶、史苏等医家、阴阳家、占星家，这些人物是《隋书》《北史》中《艺术传》分类标准中的典型代表，然后又用《史记》所记载的医术、日者、龟策述之，这与前史的“方技”同样是一脉相承的。综上，《北史》之后诸正史的《方技传》或《方伎传》的“小序”已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方技传》或《方伎传》传承了前史的脉络与路径，内容与内涵都与前史基本保持一致，略微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名称的差异上，即《艺术传》的“艺术”演变为“方技”或“方伎”，谓之《方技传》或《方伎传》。当然，《北史》之后正史的《方技传》或《方伎传》没有延续《隋书·艺术传》《北史·艺术传》对“艺术”的分类，相对而言又回到了《隋书·艺术传》之前的混杂状态，大体上以医术和占卜的“方技”为主体，偶有相术、书画等混杂其间。故此，所谓《艺术传》“断层”，不是指“艺术”脉络路径的断层，而是指使用“艺术”立传的概念上的断层。换句话说，用“方技”或“方伎”的概念替换了“艺术”的概念，将原《艺术传》改为《方技传》或《方伎传》，这种现象直到《清史稿》才得以改变。为此，可以把《艺术传》的脉络路径大体归纳为：“日者”—“龟策”—“方术”—“术艺”—“方伎”—“艺术”—“方技（伎）”—“艺术”。这实际上是一个概念上的变迁，当然多少也涉及“名实”之变，即一些内涵和内容的演变。及至《清史稿》，其《艺术传》的内容已非常宏大，范围也比较宽泛，它除了恢复《魏书·术艺传》所奠定的内容外，还有很多其他内容包含其间，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从正史《艺术传》体系的“小序”中，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一个重要的概念——“祖述”，即在不同时期正史的撰修过程中，涉及《方术传》《术艺传》《艺术传》及《方技传》等内容的撰修时，基本上是遵循前史的脉络路径——“决嫌疑，定凶吉，审存亡，省祸福”，所谓“先圣之绪余”而“今取其事项可见者”，是为“方术篇”“术艺篇”“艺术篇”或“方技篇”。这种“祖述”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艺术传》的基本撰修模式是围绕其源头——《史记》中的“日者”“龟策”而展开的，这种模式至《魏书·术艺传》时，范围与内容有了很大的拓展，以至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隋书》和《北史》的《艺术传》又是一个重要的演变，其将“艺术”进行了合理的分类，使《艺术传》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虽然《艺术传》有了对“艺术”的分类，但内容并没有扩展多少，以至“新、旧唐书”以后又将其改为《方技传》，且依然是递相祖述，内容上没有得到丰富和扩充。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中提到了李嗣真及其著作《诗品》《书品》《画品》，这可将其看作是对《魏书·术艺传》的回应。宋、 辽、金、元、明等朝正史，沿袭《旧唐书》《新唐书》的脉络路径，亦为《方技传》或《方伎传》。《元史·方技传》特将“工艺贵显”的“巧思”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类型附在《方技传》里，这为后史“工艺”类的命名奠定了基础。《北史·艺术传》以后，正史中不再使用“艺术”而是用“方技”或“方伎”的概念立传，或言之，后世的史学家们修撰前史时，在内容大体不变的情况下，采用“方技”（方伎）的概念，《北史·艺术传》的“艺术”分类关系和体系至此被打破，这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北史》之后的“新、旧唐书”中，《旧唐书》成书较早，为五代后晋官修，因北宋欧阳修、宋祁编撰了《新唐书》，为以示区别，故五代后晋刘昫等人所撰修的《唐书》被改称为《旧唐书》。《旧唐书》原为赵莹监修，后又为刘昫监修，主要参与撰写的史家有张昭远、贾纬等人。仅从《旧唐书》监修和主要撰写人员的构成看，很难发现其与《方伎传》的撰写有什么关系，只能认为撰修《旧唐书》的史家离唐代比较近，掌握了更为丰富的资料。《新唐书》的修撰时间始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主要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史家参与，直到北宋嘉祐五年（1060）完成，历时约17年。《新唐书》的《传》部分主要由宋祁编修，也很难发现其与《方技传》有何联系。从《旧唐书》和《新唐书》开始，原初唐时期所修前史中的《艺术传》变为《旧唐书》中的《方伎传》与《新唐书》中的《方技传》，这其实反映了唐人对“艺术”这个概念的理解。初唐，正史修撰完成之后，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时，专门对“艺术”作了注释，并对“艺术”进行了分类。李贤为什么不注《北史·艺术传》中的“艺术”概念，而把目光聚焦在《后汉书·伏湛传》中出现的“艺术”概念上？这与李贤之宗室和太子的身份有关。《后汉书·伏湛传》描述的是整理和校对国家图书典籍的内容，作为宗室、太子必然关注相同层面的典籍，而对“小道”的“艺术”不作注释。所以，李贤对“艺术”的注释是基于汉代官学图书文献整理背景而作，这使其与《北史·艺术传》对“艺术”的分类会有很大区别，但二者所言“艺术”概念也有相同之处。李贤注释“艺术”即“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将“艺”与“术”各自作分类。《北史·艺术传》的分类则是阴阳、卜筮、医巫、音律、相术、技巧。李贤认为“艺”包含“书”，应与《魏书·术艺传》中的“文字”“训诂”略相对应；“数”应该是“算术”一类，“射”为射箭一类，“御”则是“驾驭”一类，这是儒学要求士族阶层所掌握的基本技术。李贤注的“术”，则基本上与《艺术传》涵盖的内容相近——从《史记》到《明史》，除了《魏书》内容宽泛，包含了“训诂”“文字”“绘画”“书法”“服饰”“营造”乃至“围棋”“樗蒲”，《艺术传》的内容基本上就指卜筮、医巫等方面，也即《北史·艺术传》六大分类，除了“音律” “技巧”外，对“艺术”所涉范围没有拓宽多少。李贤对“艺”的注释，对后世史家如欧阳询、李昉、郑樵、马端临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客使图》。
后晋刘昫和宋代欧阳修、宋祁等史官认为，原本初唐所修正史中的《艺术传》与李贤所注“艺术”不完全相合，《艺术传》所展现的仅是李贤认为的“术”而不包含“艺”方面的内容。因此，刘昫等人把初唐修撰正史中的《艺术传》改为《方伎传》，这等于回到了“方术”的概念。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的《新唐书》延续《旧唐书》路径，是为《方技传》，“技”与“伎”实二字相通。历代正史中的《方术传》《术艺传》《艺术传》《方伎传》（《方技传》）中的“小序”，提供了该类传存在的合理依据。如《后汉书·方术传》所言“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然后“今盖纠其推变尤长，可以弘补时事，因合表之云”；《魏书·术艺传》言 “先王垂卜筮之典，论察有法，占候相传”；《晋书·艺术传》言“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北史·艺术传》同样如此，“历观经史百家之言，无不存夫艺术，或叙其玄妙，或记其迂诞，非徒用广异闻，将以明乎劝戒。是以后来作者，咸相祖述”；《旧唐书·方伎传》首句就是“夫术数占相之法，出于阴阳家流”，显然带有对 “方伎”定位的性质；《新唐书·方技传》更直接对“方技”做了定位，“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因此，《艺术传》是“以后来作者，咸相祖述”。在《史记》司马迁的“自序”中，他认为把“日者”“龟策”纳入正史多少有些勉强，因为这些内容不完全属于官学的系统，纳入官学系统的仅有书、数、射、御。《艺术传》的内容中主要有医、方、卜、筮，更符合“方技（伎）”的概念，故此，“新、旧唐书”开始把以“艺术”概念命名的《艺术传》，改为以“方技（伎）”概念命名的《方技传》或《方伎传》，一直到《明史》依然为《方伎传》。从“新、旧唐书”的《方技传》或《方伎传》作为开端，除了“新旧五代史”《方技传》缺席外，后世脱脱等人修撰《宋史》《辽史》《金史》依然沿袭这个脉络路径，可谓做到了“祖述”前人。如《宋史·方技传》所言，“宋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又有《方技传》，多言禨祥。今省二志，存《方技传》云”。元末修撰的《宋史》基本采用宋朝人编修的史料，保持原貌较多，而宋代史家修撰国史时又沿袭“新、旧唐书”的《方技传》或《方伎传》而成，于是形成唐—宋—元的一脉相承之制。宋代修本朝国史始于北宋景德四年（1007），受诏修国史的有王钦若、陈尧佐、赵安仁等人，后众多史家修国史，“至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始全稿完成奏上，凡三百五十卷，谓之‘四朝国史’，以李焘、洪迈致力为多。上皆北宋之国史，至南宋则国史之作，并未一成。盖南宋修《四朝国史》，费时三十年，仅得完篇”，其中李焘主修时间比较长，参与主修内容也较多，“乾道五年，（公元1169）李焘请重修；淳熙四年，（公元1177）书成，凡二百卷。……李焘上高宗日历表”。李焘为南宋史学家，为唐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李明之后，《宋史·李焘传》云：“李焘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后也。……进秘阁修撰、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其主要修国史《四朝史稿》五十卷，宋代国史体例等与李焘李唐王朝的后裔身份有关，于是可以推测“列传”体例因袭唐史体例，元史家脱脱等人再因之。所以，《宋史》的《方技传》依然把李贤所注的“艺”这部分“书、数、射、御”的内容排除在外，沿用了《新唐书》“方技”的概念立传，包含“医、方、卜、筮”，即李贤所注的“术”这部分内容。作为同为脱脱撰修的《辽史》和《金史》，自然与《宋史》一样，采用“方技”概念和内涵立传，故《辽史》《金史》皆设《方技传》。依此，《元史》和《明史》同样也沿袭了“新、旧唐书”以来的《方技传》或《方伎传》的脉络路径。《史记》中的“日者”和“龟策”二传为《艺术传》源头，《后汉书》将“日者”和“龟策”二传合并为《方术传》，这个合并的意义就在于其深远地影响了后史“列传”的脉络路径。即使《魏书》的《术艺传》把内容和内涵拓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围，但到了《晋书》《周书》，其《艺术传》的内容范围实际上还是回到了《方术传》。虽然《隋书》《北史》将《艺术传》的“艺术”作了分类并设定了标准，建构了“艺术”的体系，但就内容范围而言并未有多少扩展，仅增加了前史中没有的“音律”“技巧”，不如《魏书·术艺传》内容丰富，主体部分基本上类似于李贤所注“艺术”中的“术”的内容。因而，《旧唐书》《新唐书》以后的正史尽管改变了“艺术”的概念或名称，使用了“方技”或“方伎”，但就其内容而言并无大的改变，从形式上看，《艺术传》被《方技传》或《方伎传》代替了，然而实际的内容和内涵基本无太大变化。到了清代，《艺术传》突然“复出”，这很容易引起“误读”，以为《艺术传》形成了一个“断层”。但经过上文的分析可见，《艺术传》的“断层”并不是真的断层，而是“艺术”概念上的演变，“艺术”的内涵与内容却始终不离其原意。唐代修前史时用了“艺术”这个概念，如初唐所修前史有四部正史，虽均设《艺术传》，但在内容上其实承袭了《方术传》的脉络路径，即李贤注释的“术”这部分的内涵。但很有意思且值得思考的是，正史中的《艺术传》找不到李贤及其所注“艺术”的全部内涵等相关内容，《方技传》或《方伎传》也找不到李贤注释“艺术”的全部内容，初唐所修撰正史中的《艺术传》也几乎看不到《魏书·术艺传》中的全部内容。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即《清史稿》《艺术传》的“复出”，不是简单地“复制”初唐修史中《艺术传》的“艺术”概念，而是丰富和发展了“艺术”的内涵和内容，体现了“名实”之变的历史路径。
前文基于正史“新、旧唐书”到《明史》《方技传》或《方伎传》的“小序”，探讨了“方技”或“方伎”的内涵，而要彻底弄清楚“新、旧唐书”以后《方技传》或《方伎传》的含义指向，还须对《方技传》或《方伎传》的具体内容进行爬梳与阐述。《旧唐书·方伎传》主要入传者22人，附8人，共计30人，本文撮其大要，归类阐述，以确定《方伎传》的具体内容。
天文历算、阴阳占卜类。崔善为“好学，兼善天文算历，明达时务。……自是有四方疑狱，多使善为推按，无不妙尽其理”；薛颐“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敕于观中建一清台，候玄象，有灾祥薄蚀谪见等事，随状闻奏。前后所奏，与京台李淳风多相符契”；孟诜“少好方术”；严善思“善天文历数及卜相之术”；张果“尝著《阴符经玄解》，尽其玄理”；桑道茂“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此类入传者在《旧唐书·方伎传》中占比最大。医术经方类，此类人数也较多。甄权“与弟立言专医方，得其旨趣。……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宋侠“亦以医术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药藏监。撰《经心录》十卷，行于代”；许胤宗“历尚药奉御”；孙思邈“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张文仲“以医术知名”。相术类，入传者有三位：袁天纲“尤工相术”；张憬藏“少工相术，与袁天纲齐名”；金梁凤“善相人，又言玄象”。音律类，入传者仅一位：裴知古“善于音律”。值得关注的是入传者李嗣真。李嗣真其人“博学晓音律，兼善阴阳推算之术。……撰《明堂新礼》十卷，《孝经指要》《诗品》《书品》《画品》各一卷”，可见其是以“阴阳推算之术”入传的，但传记同时也记载了他撰写的《书品》《画品》各一卷；晚唐的《历代名画记》也载有画家李嗣真，同时还记录了他善音律，这其实是为后来《元史·方技传》所附“工艺”之分类埋下了伏笔。除此之外，玄奘、神秀、慧能、神秀等几位僧人也入传，他们翻译经书、坐禅，好习释氏之事都被记录，其中僧一行与以上僧人不同，“一行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新唐书·方技传》主要入传者10人，附12人，共计22人，其分类如《方技传》“小序”所言，“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其中与《旧唐书·方伎传》相同者有明崇俨、张憬藏、严善思、张果4人，附12人基本上与所附属的主体擅长的“方技”是一致的。限于篇幅，本文载录具有代表性的入传者，善天文历算、阴阳占卜的有李淳风“明步天历算。……著《法象书》七篇上之”；薛颐“善天步律历”；尚献甫“善占候”；杜生“善《易》占”。擅长“医术”的有甄权“所撰《脉经》《针方》《明堂》等图传于时”，还有许胤宗、张文仲。相术类有袁天纲，“绐以男，天纲视其步与目，惊曰：‘龙瞳凤颈，极贵验也；若为女，当作天子’”，以及附后的客师、张憬藏、乙弗弘礼、金梁凤、王远知等人。从上述《旧唐书》《新唐书》的“方伎”“方技”内容看，其范畴大致不离前史“艺术”的范畴，概括起来即《北史·艺术传》的六个归类：阴阳、占卜、医术、相术、音律、巧思。“新、旧唐书”没有对“方技”进行分类，几乎是混而述之。（二）宋史
《宋史·方技传》入传者较多，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主要入传者16人，附2人，共计18人，其中以天文、占候、推步等方技类主要入传者有：赵修己“少精天文推步之学”；王处讷“召为国子《尚书》博士，判司天监事。……重定水秤及候中星、分五鼓时刻”；苗训“善天文占候之术”；苗训之子守信“少习父业，补司天历算”；楚芝兰“以占候有据，擢为翰林天文。授乐源县主簿，迁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监事”；史序“善推步历算……修《仪天历》上之，又尝纂天文历书为十二卷以献”。医经、方经类有：刘翰“世习医业……周显德初，诣阙献《经用方书》三十卷、《论候》十卷、《今体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为翰林医官，其书付史馆，再加卫尉寺主簿”；王怀隐“太平兴国初，诏归俗，命为尚药奉御，三迁至翰林医官使”；赵自化“自正试方技，补翰林医学”；冯文智“端拱初，授少府监主簿，逾年转医官，加少府监丞”。除此之外，还记有三位擅长养生之术的道士苏澄隐、赵自然与丁少微，善养生和善医术者郑荣和赵抱一两人。
《宋史·方技传》下部入传者共计19人。贺兰栖真“善服气，不惮寒暑，往往不食”；柴通玄“为道士于承天观”；甄栖真“论养生秘术，目曰《还金篇》，凡两卷”，这三位均为道士，其方技之术均主要在“养生”方面，偶有涉及“以药术以济人”，即略懂医术。“巧思”一类有：僧怀丙“巧思出天性，非学所能至也。真定构木为浮图十三级，势尤孤绝”。阴阳、占卜类有：楚衍“衍于《九章》《缉古》《缀术》《海岛》诸算经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经》，善推步、阴阳、星历之数，间语休咎无不中”；孙守荣“遇异人教以风角、鸟占之术，其法以音律推五数，播五行，测度万物始终盛衰之理。凡问者一语顷，辄知休咎”。医术类有：许希“以医为业，补翰林医学。……著《神应针经要诀》行于世”；庞安时“秩其职任，官其寒热，班其奇偶，以疗百疾，著《主对集》一卷。古今异宜，方术脱遗，备阴阳之变，补仲景《论》。药有后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尝试有功，不可遗也。作《本草补遗》”；钱乙“始以《颅䪿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智缘“善医，召至京师，舍于相国寺。每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争造之”，智缘不仅善医术也善“相术”一类方技。《宋史·方技传》下部里善医术者众多，除以上入传者外还有：皇甫坦“善医术。显仁太后苦目疾，国医不能疗，诏募他医，临安守臣张偁以坦闻”；王克明“绍兴、乾道间名医也”；莎衣道人“会有瘵者乞医，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众翕然传莎草可以愈疾”。除以上类别外，还有善制定音律者魏汉津，“朝廷方协考钟律，得召见，献乐议，言得黄帝，夏禹声为律、身为度之说。谓人主禀赋与众异，请以帝指三节三寸为度，定黄钟之律；而中指之径围，则度量权衡所自出也”；善测妖幻者有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其事项皆为妖幻之术，妖幻之术也是属于一种预测吉凶的方技，在《方技传》中较少提及，故入传者不多。上述《宋史·方技传》上、下两个部分入传者的内容，与“新、旧唐书”《方技传》或《方伎传》一致，同样不出前史的《艺术传》内容与范畴，属于《北史·艺术传》中阴阳、占卜、医术、相术、音律、巧思六大类，故此延续了前史“艺术”的脉络。与新、旧唐书一样，《宋史·方技传》对“方技”也没有进行分类，故稍显杂乱。《辽史》《金史》同为脱脱主持撰修，二者虽在体量上不如《宋史》那样宏大，但在体例上基本一致，因此《辽史》有《方技传》，《金史》有《方伎传》。《辽史·方技传》入传者共计5人。首位入传者是善医术者直鲁古，“吐谷浑人……长亦能医，专事针灸。太宗时，以太医给侍。尝撰《脉诀》《针灸书》，行于世。年九十卒”；耶律敌鲁“精于医，察形色即知病原”。善占卜者有：王白“冀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晋司天少监，太宗入汴得之”；耶律乙不哥“尤长于卜筮，不乐仕进”；魏璘“以卜名世，太宗得于汴”。《辽史·方技传》的入传者主要是医术和占卜者，尽管“方技”的类型不多，但依然可见对前史内容的承续。
《金史·方伎传》入传者9人，附1人，共计10人。擅医术者有：刘完素“撰《运气要旨论》《精要宣明论》，虑庸医或出妄说，又著《素问玄机原病式》，特举二百八十八字，注二万余言”；张从正“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李庆嗣“读《素问》诸书，洞晓其义。所著《伤寒纂类》四卷、《改证活人书》三卷、《伤寒论》三卷、《针经》一卷，传于世”；还有纪天锡、张元素等人。擅长阴阳、星占、异术者有：马贵中“为司天提点。与校书郎高守元奏天象灾异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贵中为大同府判官”；武祯“后画界属金。祯深数学。贞祐间，行枢密院仆散安贞闻其名”；武祯之子亢“握筹布画，目炯炯若有所营，见者莫测也”；李懋“有异术。正大间，游京兆，行省完颜合达爱其术，与俱至汴京，荐于哀宗”；胡德新“言祸福有奇验”。最后两位善“异术”者大抵与《辽史·方技传》中擅长“幻术”者同类，这也可以看出《辽史·方技传》与《金史·方伎传》在内容与范畴方面的一致性，这既与“艺术”脉络路径直接相关，也与主修三史的修撰者同为脱脱有关。（四）元史
《元史》为明代史学家宋濂和王袆共同主修。宋濂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可见其在明代文史上的地位。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诏命宋濂、王袆主修《元史》，两位实为《元史》修史的总裁官，赵壎等16人参与纂修，共完成一百五十九卷，其中包括《列传》。洪武三年（1370），又有朱右等15人参加编写，完成包括《列传》在内的五十三卷。《元史》能够续前史《方技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代修史者照抄整理元代实录，他们史学观念大体一致，信奉的也是儒道之学思想，保留了很多元代的史料原貌。具体而言，《元史·方技传》与前史《方技传》的脉络路径虽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但整体上仍保持了一致性。如《元史·方技传》前引“小序”所言“今取其事项可见者，为《方技篇》。而以工艺贵显，亦附见焉”，故《元史·方技传》分“方技”和附属的“工艺”两个部分，将“工艺”专门附属在《方技传》中就是一个看似微小、实则有重大意义的变化。纳入“方技”的人仅有4位，而附“工艺”中有8位，共计入传者12位。“方技”前四位入传者为：田忠良“虽以阴阳家进，必将为国用”；靳德进“世祖命太保秉忠选太史官属，德进以选授天文、星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蚀躔次、六气侵沴，所言休咎辄应”；张康字“旁通术数。……通天文地理”；还有擅长医术的李杲，“幼岁好医药，时易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传其业”。
《元史·方技传》附“工艺”，即前史所言“巧思”者。首位入传者孙威，“有巧思。……善为甲，尝以意制蹄筋翎根铠以献，太祖亲射之，不能彻，大悦”。孙威之子孙拱亦善巧思，“巧思如其父，尝制甲二百八十袭以献”。可见，“巧思”主要指在军用方面的制造技艺。又如善造枪炮者阿老瓦丁，“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炮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应诏，二人举家驰驿至京师，给以官舍，首造大炮竖于五门前，帝命试之，各赐衣段”。再如亦思马因“善造炮，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其子布伯、哈散因袭父业，“与马哈马沙造炮”。除此之外，颇为值得注意的是擅长“画塑”者也入“工艺”，如阿尼哥“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至元二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为七宝镔铁法轮，车驾行幸，用以前导。原庙列圣御容，织锦为之，图画弗及也”；又有刘元者“尝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始为黄冠，师事青州把道录，传其艺非一。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搏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上述《元史·方技传》入传者人数并不算太多，但其分类有较大的变化，即除了“方技”类的医术和占术两方面内容外，又新增了“工艺”的分类。同时，“工艺”部分的两类事项——制造枪炮与绘画妆塑，为后世的史书修纂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为《清史稿·艺术传》奠定了“类别”基础，也为连接其他“艺术”类型文献奠定了基础。（五）明史
《明史》为清代史学家张廷玉、万斯同等撰写。《清史稿·万斯同传》云：“初，顺治二年诏修《明史》，未几罢。康熙四年，又诏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以谓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故辞不膺选。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于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陈任本纪，张任志，而鸿绪独任传。”这里把撰写《明史》的具体任务讲得很清楚。《明史·方伎传》基本仍是延续祖述，即包括阴阳、卜筮和医术几种类型。《明史·方伎传》入传者20余人。首位入传者滑寿，擅长医经且医术高明，“京口王居中，名医也。寿从之学，授《素问》《难经》”。又善医术者葛乾孙，“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乃传父业。然不肯为人治疾，或施之，辄著奇效，名与金华朱丹溪埒”。又擅长医经、经方者吕复，“所著有《内经或问》《灵枢经脉笺》《五色诊奇眩》《切脉枢要》《运气图说》《养生杂言》诸书甚众。浦江戴良采其治效最著者数十事，为医案”。倪维德，“以《内经》为宗，著《元机启微》，又校订《东垣试效方》，并刊行于世”。还有周汉卿“医兼内外科，针尤神”。除此之外，还有既善医术又善绘画的王履，“字安道，昆山人。学医于金华朱彦修，尽得其术。……又著《百病钩玄》二十卷，《医韵统》一百卷，医家宗之。履工诗文，兼善绘事。尝游华山绝顶，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时所称”。这里明确提到王履的画作与华山图记四篇，所记的“四篇”即王履所著的《华山图序》。王履提出的“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观念，对后世绘画影响很大。善医术者还有戴思恭、盛寅、吴杰及凌云、李玉等，皆精医术、方经，尤其盛寅“永乐初，为医学正科”。明代名医李时珍亦在《明史·方伎传》中，李时珍“好读医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曰《本草纲目》”。最后一位善医术兼善占星术者周述学，“尤邃于历学，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纬细行，为《星道五图》，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明史·方伎传》中擅长天文推步之术者不太多，有皇甫仲和“精天文推步学”，还有善易学阴阳的仝寅，“从师学京房术，占祸福多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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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履，《华山图》册之一，纸本，34.5厘米×50.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属于异术者有周颠，“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及长有异状……时天下宁谧，人莫测也”。又如张中“遇异人，授数学，谈祸福，多奇中”。张三丰“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长相术者有袁珙及其子忠徹，“尝游海外洛伽山，遇异僧别古崖，授以相人术”。擅长道术者有：汉张道陵四十二世孙张正常，传其祖上天师道术，“世居贵溪龙虎山。元时赐号天师”。最后一位入传者刘渊然亦擅长道术，“幼为祥符宫道士，颇能呼召风雷”。上述《明史·方伎传》所载入传者的主要事项，表明了《方伎传》依然在传统的“方术”“术艺”“艺术”“方技”这个脉络路径中：首先是仍以医术、经方类为主，这与从事医术的入传者的人数多少有关，也与史家的史学观有关系；其次仍有阴阳、占卜、星象类等，亦兼有相术类，还有少量的异术、道术一类。值得关注的是入传者王履，虽然是以医术之技入传，但其擅长绘画的事项也得到了阐述，“履工诗文，兼善绘事。尝游华山绝顶，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这是与《魏书·术艺传》相呼应的。
《北史》之后诸史中关于《艺术传》的称谓恢复为以“方伎”或“方技”概念为依托的《方伎传》或《方技传》，但在内容和范畴上大体保持了《北史·艺术传》传统，主要包括医术、方经、占卜、阴阳，兼有相术、巧思、画塑等类型；同时也延续了《魏书·术艺传》与《北史·艺术传》的脉络路径，如《方伎传》或《方技传》将《魏书·术艺传》的书法、绘画、雕镂等纳入，如《元史·方技传》的“工艺”保留了部分内容，并将“巧思”重新命名为“工艺”且作为相对独立的一类，附属在“方技”中。如果仅仅从“艺术”概念上考虑正史的《艺术传》的脉络问题，《北史·艺术传》以后的历代《方技传》，似乎出现了一个“断层”，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但如果从《方技传》或《方伎传》整体上的内容和内涵看，就会发现脉络路径上并未发生断层，而仅仅是概念立传延续上发生了断层，而这实际上是“艺术”概念的变迁。到了《清史稿》，“艺术”的概念又再次被复用立类传，因此可以说，正史《艺术传》的体系是完整而连续的。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体系与相关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9AZS001）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李倍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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