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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卿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在以“正统论”为前提和叙事逻辑的语境中，五代十国自然属于历史的“闰期”，但即使强调唐宋之际的变革，也不能忽视其间这一过渡时段的文化、政治对后来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南宋之初，史家即已关注此项议题，郑樵在《通志》中从取士是否看家世、婚姻是否问阀阅的角度，谈及五代及之后与以往的巨大差异。近人钱穆的判断尤为高屋建瓴，他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钱穆发论的依据，也在于贵族及门第传统在宋代前后的存续消泯。倘以这样的标准进行考察，则更见十国尤其是处于当时南方的九国秩序重构之革命性，盖其建立者与开拓者多出身普通，他们虽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和世袭特权，却与9世纪特殊的社会形势相互作用，开启了历史的另一种形态。

以历时相较的方法来看，宋与之前的统一王朝确实存在不小的区别，而与时空最为接近的十国更显近似。傅斯年认为唐宋两代之别的关键在于“有汉胡消长之迹”。揆诸史实，自是由于北宋版图大略与五代十国等埒，而此疆域之主体大部位于南中国，因此“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这固然是以民族盛衰为参照系，却也是基于文化形态的考察，唐末以来南方社会结构的持续重塑，也成为观察十国与宋前后相继之关联的重要背景。

带着历史的后见之明回望十国，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唯有地处东南沿海、国祚最久的吴越国与后来的宋朝在气质和性格上最为相近，有理由视之为“宋韵先声”。更该注意的是，靖康之变后，南宋以临安府为首都，由此成为继吴越国之后中国历史上“唯二”在杭州建都的政权。今天的历史学者习称两宋致力于开发江南地利水利，促进南方农业商品化程度提升、手工业不断扩张、境内外贸易日趋频繁，逐步完成经济重心的南移，实则尤赖吴越国在其存续近百年间的努力经营与开拓。

作为中国长江流域的区域文明之一，吴越地区文化的特色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形成。春秋时期，崛起于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先后成为霸主，北上与齐晋等国诸侯会盟，吴、越两国之间以及两国分别同长江中游的楚国之间，都进行了长期的兼并战争，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吴越区域不仅与北方文化有所接触和交流，更融合、汇聚了南方文化的特色。《史记·货殖列传》载，吴地自阖闾以降，国君往往“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山水形胜、富庶好强，因使其地聚集、招揽天下英才，成为一种习性和传统。随着吴越国在两浙地区统治的稳定，历史舞台再度上演了“四方辐辏”的一幕，柯胡援引《吴越备史》《资治通鉴》《十国春秋》等史料，介绍了吴程、元德昭、皮日休、屠环智、沈崧等颇具声望的士人如何加入钱镠的势力；李最欣也详细讨论过吴越国选拔人才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罗隐等重要文人的幕僚生活。仅从已知的这些文化精英的身份，就足以感受吴越国开放兼容的气质：他们中既有传统的儒生、道家学者，也有纯粹的诗人和知兵善战者；既有家世显赫的官宦之后，还有累举不第的失意才子。人，尤其是人才的聚集才能有效地推动文化建设，形成文化氛围。吴越地区与生俱来的开放汇通的精神终于再次被唤醒，吴越国的文化形态也自然地摆脱单一区域文化样貌，不断消解以往“中原叙事”里可能被赋予的一种边缘色彩和对立关系。

宋代对“文”的提倡贯穿了王朝始终，“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这句话侧重在政治层面描述宋代文化（制度）的开端，实则以“艺祖”为代表的宋初帝王皆具一种相近的人文理想，而其间所有之包容性，可以视作宋代文化（思想）的另一开端。从吴越国的“休兵息民”到两宋的“偃武修文”，因中晚唐藩镇割据、武将专擅而致文化衰落的状况得到了持续性的扭转，以“武”为核心的战事大抵逸出“国之大事”的范畴，统治者的文明观和价值追求也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可能便是陈寅恪作出“华夏文明造极于宋”判断的史迹依据。

自钱氏吴越到赵宋，包容作为一种共同的性格和价值观而愈加稳固。从思想领域来看，以佛教言之，五代十国时期虽为“六朝以来佛法极衰之候”，但唯独吴越国崇佛最盛，“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汤用彤《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虽对钱氏着墨不多，但也点出其与宋初护法政策的一贯性，如谓“钱氏历世奉佛，今日西湖上佛寺多与有关（雷峰塔为吴越王修），而宋初之名僧（如天台诸僧及延寿赞宁）多为所庇翼”，又谓“余杭则自五代钱氏时蔚为大镇，南渡之后，建都于斯，而佛事更兴”。至于吴越国末主钱弘俶，更广印佛经，曾三次刊布《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由此引发的另一个结果是雕版和印刷技艺的高度成熟。两宋是为刻书史和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实际渊源有自，杭州凭借吴越国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入宋后尤为印刷业之中心。而宋初印刷领域的大事，同为佛教史上的大事，即开宝四年（971）开雕《大藏经》，这是中国刻印佛教经典全藏之始。此两项事业之并进，依稀吴越国晚期文治的余脉。礼敬佛法之外，钱氏亦颇重道教，现存历代有关道教投龙科仪的文物之中，以吴越国时期的数量最多，有道教信仰的帝王每在举行斋仪之后，将写刻有祈愿和谢罪文字的简缚于龙身、投向山川，以告祭三元神灵、介福禳灾。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俶就曾先后在杭州、越州、苏州等地水府洞天投入金龙银简，这些器物在1949年后屡被发现，充分证明吴越国三世诸王与道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一些学者也敏锐地意识到，钱氏接受不同的宗教思想，并借助各类形式对之恰当利用，这种行为、做法的底色和本质还是儒家的礼教传统，或曰是以儒学加以统摄，从中可以看到对佛、道两家某种程度的整合和改造。此后的宋代所谓“新儒家”者，恰恰也是以融摄佛道两家思想文化为新质的，若陈寅恪所言，“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值得注意的是，“会昌法难”以后，假如没有钱弘俶遣人往日本、高丽等地求法，也就必然没有天台宗在吴越国的重光和在宋初的中兴。新儒学尽意收蓄二氏之学，兼以“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融汇、整合、创造之际，遂成其新，亦成其大——而溯此巨川之源，正可望见钱氏吴越时期的涓涓细流。

在群雄割据、祸乱频仍的五代之际，吴越国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各项政策和行动的指引，因而得以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中争取到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局面，不论是尊奉中原、对抗淮南，还是与海外诸邦建立友好关系、促进商贸，均有其相当务实的考量。宋室为钱氏诸王立祠以表其忠，苏轼在为这座“表忠观”所撰的碑文中写道：“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评价甚高，也极恰切，使人联想到太史公在《史记·东越列传》中的慨叹：“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吴越国“治国”的基础和目的正在于“安民”，“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似乎是一个平常且不易为人注意的现象，但要形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功德”绝非泛泛，亦且有其渊源。吴越地处东南，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商贸活动起步甚早，平等务实之风自有其土壤；数十年间的有效经营，使得此地归宋后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财赋之区。及至南宋，更承吴越故地余绪，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进一步扩大，城市化水平乃臻历史新高。北宋中后期，夜市已无时间限制；南宋时期的临安城，则到了夜市方歇早市辄起、“买卖昼夜不绝”的程度。自乾德三年（965）以诏令形式鼓励市场以降，终宋一世，政令持续推动和管理持续完善，为实业传统、工商精神之兴筑基，而因之崛起的市民阶层，亦以其趣味形塑了“宋韵”。

苏轼书《表忠观碑》拓本。

两宋三百余年间所面对的形势和问题，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和吴越国并无过多差异，军事防御上的巨大压力和焦虑，促使国家管理者必须以最为积极和灵活的姿态适时设置、调整各方策略，务实达用之风或许并不取决于少数关键个体的性格，而是多数群体的必然选择。至于宋代文化精英的思想世界，也有自古文运动一直贯通到朱熹时代及其身后的主轴，那就是通过“治道”导向“人间秩序的重建”，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宋儒的集体理想。

与务实互为因果的，是格物。格物，既包括对自然万物的理解与接受，也含有对之加以再现和建构的种种可能。当我们跳出“格物”的思想语境，转而选择面对物质媒介，不难发现吴越文化和宋文化中都蕴含有崇尚自然、追求和谐的理念，皆通过工艺美术品颇为具象地呈现出来。以最能代表吴越国手工业成就的陶瓷特别是越窑青瓷而言，其造型、釉色、质感等方面，均呈现出迥异于唐瓷主要形态和北方窑口所出器物的美学特点。浙江是中国古代陶瓷的发源地和重要产区，越窑青瓷久负盛名，至中晚唐及五代吴越国时期，烧造技术实现突破，当时所产品质极高的秘色瓷专供皇家用度，代表了南方青瓷的最高水准。1980年，钱镠之母水丘氏墓被发现，墓葬后室前端中心处置一青瓷褐彩组合式熏炉，其他随葬物均围绕四周，熏炉的炉盖形似兜鍪，外表釉色青翠，纯度极高，呈现出光洁莹润但又温和内敛的质感，迥于寻常青瓷，应即所谓秘色者，仅此一物，足见秘色瓷优雅高贵之致。该炉盖顶部塑花苞状钮，便于持握，钮上镂孔洞以透烟霭，孔洞或拟六瓣形花，或拟四瓣形叶，分别呈正圆形和椭圆形，交织穿插。颇为特别的是，炉盖上还绘有褐彩云纹，盖身中部亦有四层间隔排列的蝴蝶纹或菱角纹形孔洞，下部三层褐彩云纹各不相同，既整饬亦不失流动之姿。若视此炉盖为独立器物，其腰身部位稍束，刻线四道而成两圈，线条自然流畅，形态端庄别致。

青瓷褐彩组合式熏炉，1980年浙江临安水丘氏墓出土。

吴越国瓷器在造型、线条、纹饰等各个方面，多有仿生和拟态的设计，而专以贡御的秘色瓷对“色”的追求，更见一种绝对的“自然主义”理想。五代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滨。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相比唐人陆龟蒙《咏秘色越器》所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徐诗中更多见精微可感的自然万象。在烧造者和监制者看来，唯有造物垂现之象，才是值得采撷、模拟和再现的；而在欣赏者的角度，秘色瓷以极简的纯色，构设了难以尽言其妙的无限可能，正像美学中的“留白”，从无中生出万象。这种绝妙的效果，也即后来宋人所慕求的“韵”，其所包蕴的正是有关自然的奥秘。

基于现实和历史的考察，司马迁曾做过一个相当关键的总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随着因战乱导致的北方整体性的衰落，“东南”的重要性更为突出。隋唐时期与东南亚各国逐步建立起外交关系，在国家新的海洋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以民间商贸为基础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重要的交通动脉和网道，官方和民间的活动相互交织，海洋资源之丰赡、海上交通之便利、海外贸易之频繁及海军在国防中之重要，均得以完全显现出来。在五代十国后期，“地方千里，带甲十万”的吴越国是东南之利最大的受惠者，“甲于天下”之誉，实不过分。而北宋虽有统一政权、中央政府之尊，但以疆土所限，在北中国的影响力依旧相当微弱，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也不再畅通，是故仍然唯有保持对东南海域的经营，此一情况至于南宋则愈见其甚。如果说唐朝的海洋政策看上去还是有些保守，那么，吴越和两宋对海洋的探索则明显更加充满热情和动力，可见一种主动开拓、坦率面对和自如享受的精神状态。

宋史学者刘子健曾以“背海立国”概括南宋的处境，并借此析论两宋之间的区别。假如从另一个视角对“吴越国-北宋南宋”进行整体性观察，会发现一种持续性的对海洋文明积极的拥抱姿态，因此毋宁说钱氏和赵氏皆是“面海立国”，可以认为，历代政权在海洋方面的探索，以此二朝为最。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盛，宋朝这一海权国家的财政、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的结构和形式，都出现了迥异于前的变化。面海立国，非止是另辟一条生存发展之道，国家性格、文化形态亦无不深受影响而被全新塑造，在温和、包容甚至软弱的背后，创新、拼搏乃至冒险亦犹然可见。在陆上多元对峙的政治格局之中，钱氏吴越与赵宋均以守势而保持韧性，另一面则竭力推进海上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如吴越国曾积极介入百济、高丽之间的外交事务，斡旋调停，而宋朝更凭借海洋的力量突破亚洲范围，与东非诸国深度接触，这些都是以往未曾有过的胜举。

从吴越国及宋代文物中摩羯图像的集中出现，尤能窥见两朝所受海洋文化浸润的事实。摩羯是源于印度神话的一种水中神兽，早期造型为鳄头鱼身，之后与大象的部分特征结合，其形象被佛教吸收，魏晋时期传入中国后，渐变为一种龙头鱼身、有鳞带翅的形象。随着佛教中国化历程的演进，摩羯图像在五代和两宋时期更多地被应用于生活用具，也更具日常色彩。2018年，杭州吴山广场地铁建设项目工地发现南宋时期夯土台基和砖砌包边遗迹，考古人员在之后的发掘中获见一件造型特殊、工艺精致的青瓷摩羯杯，其龙头鱼身，巨嘴大张若箕，上唇尖处有钩形卷鼻，带鳞双翅高张上扬，栩栩如生，与印度尼西亚爪哇井里汶沉船出水及印尼国立博物馆所藏摩羯瓷杯近似，但做工明显更为精湛，该器也是唯一在地层发现的、可以确定为五代吴越国时期的越窑青瓷摩羯杯。佛经中的摩羯是海中亦正亦邪的精灵，能吞食入海求宝的贾客，也能化身为船渡越遇难的商主。吴越国人向海谋生，又兼崇奉佛教，故极尊信摩羯的神力、赖其庇佑，不仅将摩羯的形象化入酒具日日相对，更作为外销商品，与海洋上的近邻分享。

吴越国青瓷摩羯杯，2018年杭州吴山广场出土。

本文作者谷卿

责任编辑：崔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