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如何「承载」制造回归？

作者丨何锋

最早的城市与定居点有什么区别？

如果被问及这个问题，可能你会将城市拆解为“城”和“市”两个字，即有城堡和市场，或者你可能说城市专职管理、宗教神职人员，亦或你会认为城市有事先的规划……

都对，也都不对！

在定居点，人们同样需要防御，只是防御力相对较弱；人们也在发生交易，只是品种和频次要少很多；部落也有自己的首领或酋长，同样也需要举行祭祀的祭司，只是规模相对较小；定居点的建设同样也会选择依山旁水，同样也会考虑阳光、季风和水流的影响，只是没有城市那么深谋远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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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放大版的定居点（来源：图虫创意）

如果这样区分最早的城市和定居点，那么城市就成为了放大版的定居点，这显然是不对的。将城市拥有专职管理、宗教神职人员再延展一下，即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就离最早城市与定居点的区别更接近了。

只不过这种分工，不仅是宗教神职人员的出现，也不仅是军队、警察等安全防卫人员的形成，还不仅是专职管理等文职人员的出现，而是手工业从业者的出现！

我们都知道，只有定住民生产足够多——超出养活自己的粮食，才能为其他人不从事农业劳动创造条件，分工才能产生。最初释放出来的农民，确实承担了的部落定居点的防御、宗教等公共事务，但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释放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分工进一步向制造工具等发展，即手工业开始形成。

手工业的形成，可不仅仅只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分工。伴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原来不同农产品的交换扩展到了农产品与农产品、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及手工业与手工业产品的交易，交易规模和频次也大大提升了，专门的市场得以诞生，新的分工角色——商人也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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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来源：图虫创意）

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及其从业人员的增加，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原有从事管理、防御和祭祀的人员进一步扩大，于是，城市就形成了。

从手工业到市场，到商人，再到规模化的城市管理人员、安全防御人员和宗教神职人员，城市的形成的源动力就来自于手工业。手工业才是城市与定居点的最根本区别，其他城堡、市场、专职人员及专门的规划都是手工业发展的产物。

因此，完全可以说是手工业这一早期的制造业“制造”了城市，“制造”本来就是城市的应有之义。

从手工业到现代工业，不变的是制造，变化的是形式。

既然“制造”是城市本来的应有之义，是城市形成的源动力，是城市区别于定居点的根本，那么制造究竟是怎样离开应有之义的城市，以至于我们现在极力呼唤“制造回归都市”，几乎所有城市都在重提工业的重要性呢？

只有回答了制造为什么会离开都市，我们才能有的放失的“安排”回归的制造业在城市的空间。

制造业为什么会离开城市，还是先从手工业讲起。毫无疑问，城市因分工而起，因聚集而兴，在形成手工业分工及其带来的商业分工后，聚集就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带来更多、更频繁的交易机会，也包括大量手工业从业者和作坊工人的可获得性，甚至也包括了同行之间的相互切磋、借鉴和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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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因分工而起，因聚集而兴盛

有规模就会聚集，有聚集就有竞争，而竞争必然会带来资源的激烈争夺，特别是在管理能力和交通技术不足导致的城市规模受限的条件下。于是，在规模受限的城市中，不同分工都在极力争夺那个能在城市留下的份额，至于城市中心就更是竞争惨烈。

能够留在城市，甚至竞争市中心区域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自己能够创造足够多的经济价值，多到支付得起城市昂贵的地租；另一条路就是行政权力的强制约束，政府行政机关地处城市中心就是这一路径的典型体现。

时至今日，搬迁政府甚至都成为了我们反向定义中心，带动新城、新区发展的利器。无论是创造经济价值还是行政权力约束，归根结底还是其是否能为城市、政府和市民带来确定性的“福祉”，此之谓“庙堂之高”也。

手工业能够“制造”并长期立足于城市，依托的前一条创造足够多经济价值的路，其以或作坊、或前店后厂的形式延续千年之久，直至工业革命后现代工业的兴起。

现代工业在生产效率方面的碾压性优势，对传统手工业而言绝对是降维打击，其支付地租能力远不能和现代工业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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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对于传统手工业而言，具有绝对优势（来源：图虫创意）

至此，手工业就开始退出城市这一舞台，要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要么就是去更小的城市，或者远离城市的城镇，甚至是乡村寻找更低的地租，要么就是以“手工”之名成为非遗或者个性化定制产品。

正是由于现代工业生产效率几何级数的倍增，不仅工业成为了城市最重要的支柱，其快速发展也推动了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甚至成就了类似于曼彻斯特、利物浦、五大湖区以及鲁尔区为代表的工业城市，工业化事实上成为了城市化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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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

城市还是制造的，只不过制造的方式变了，一种更先进、更高效率的制造方式代替了原有的手工方式。这无疑也是一种“庙堂之高”，也是当时背景下的“制造”和“新质生产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庙堂之高”的现代工业确实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也促进了城市史无前例的繁荣。

与之相对应的，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产品产量的大幅增加，产品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那些研发、营销等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生产服务业的规模越来越大，重要性也越来越高。

同样，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生活服务业也随之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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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城市人口也急剧扩张，人们所需要的生活性服务业也随之壮大（来源：图虫创意）

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开始向“庙堂之高”逼近，而现代工业则开始逐渐往“江湖之远”迁移：

一方面，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获取的对价在变高，承受地租的竞争力在增强。另一方面，建筑技术的发展让城市能够向高处发展，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因其没有现代工业那样的沉重设备而能够享受到向高处发展带来的平均地租下降。

这样一来，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地租承受力上就拥有了相对竞争力，这种竞争力，随着现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生产产品的进一步丰富、产品交易的规模和频次的加速扩张以及城市规模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而得到进一步增强。

制造，就这样被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这两个因制造及其催生的城市而起的对手打败了，现代工业不得不逐步远离城市，现代服务业则持续在城市中心聚集，不断迭代，那些成功发展了现代服务业的城市逐渐成长为金融、贸易中心，甚至全球城市，而那些未能升级和转型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城市，工业本身的发展力也因服务业的不足而竞争力降低，逐渐沦落为“铁锈地带”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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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鲁尔区

简言之，现代工业离开城市，是制造自身打败了制造。

归根结底，还是经济规律使然。现代工业带来的污染固然让城市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政府或主动或被动地采用“退二进三”这些政策引导它们离开城市，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城市也在采取建设新城、新区，汽车限购限行、提高停车费等众多行政和经济手段，来调节和疏解城市人口以缓解大城市病。可实际效果甚微，甚至我们看到的城市中心的进一步聚集。

没错，政府的这些措施确实增加了现代服务业的运营成本，但只要其能创造更高的价值，收获更高的利润，那它就还会继续“削尖脑袋”往里挤，哪怕需要面对越来越拥堵的交通，越来越挤的空间，甚至也包括在空间使用效率已经不经济的越来越高的摩天大楼。

现代工业即制造也是如此，如果它能创造足够的价值，获得足够的利润，它一定也会像现代服务业一样“削尖了脑袋”往里挤，最终在都市觅得一席生存之地，哪怕政府的“退二进三”的强制政策再严厉，他也会采取各种不同的，介于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兑现价值和利润。

所以，与其说是政府的“退二进三”的类似政策将现代工业“赶”出了城，倒不如说是政府顺应了经济规律，只是将因经济规律必然会撤离城市的现象用政策总结和汇报给了公众和市场。

说到这，逻辑就清晰了。

既然“赶出”制造的制造自身，决定制造是否能够在城市生存的关键是经济规律，即是否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和更多的利润，足够支付起那因竞争激烈“身居高位”且还不断攀升的地租。

那么，如果支付不起，即使采用行政约束，规划引导甚至财政补贴来引导、促进制造业回归都市，最终也只能是短暂的繁荣，长远来看还得黯然退场。

“打铁还得自身硬”，制造回归都市，最终还得靠制造自身——提升制造业自身的价值，使之能够提升其与现代服务业在地租支付方面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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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回归都市，已经成为趋势

虽然，随着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链上下游甚至同行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越在都市越能建立这种密切的关系。

虽然，随着产业发展科技含量的不断提升，制造业更高依赖于聚焦在都市的科技资源。虽然，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个人发展的维度变化，制造业企业所需的人才和人力愈来愈离开城市，但只要制造业自身不能创造足够的价值，所有这些都将成为制造业的不可承受之重。

当然，反过来，如果解决了制造业价值创造的问题，那么所有这些因素也就成为了加速器和催化剂，能够事半功倍地推动着制造回归都市。

综上，要实现制造回归都市，所有一切的核心在于制造业价值的综合提升。

同样，如何以空间构建制造回归的都市的凝聚力，或者说怎样用特定的空间来形成继产业链融合趋势、产业科技含量提升和人才对都市依赖之外的又一加速器和催化器，也必须聚焦于制造业价值综合提升这个核心，研究什么样的空间才有利于制造业价值的提升。

一旦综合价值得到了提升，能够与现代服务业进行“PK”，制造业自然就能够在都市生根、成长，制造业所在的空间也就成了新的“庙堂之高”了。从这个角度而言，用什么样的空间来吸引、承接、孵化制造业，还得是制造业的地盘制造业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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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造业（来源：图虫创意）

那么，怎样才能提升制造业的综合价值呢？

抛开细节、具体的措施不说，按照成本收益机制，无非可分为降本、增效和提质三类。其中，降本和增效相对容易理解，既然要在都市立足，最大的成本就是地租，所以降本的核心就是如何降低地租成本，而增效则是如何利用新的生产技术或空间规划技术来提升生产效率，从而达到分摊、降低地租成本的目的。

相对而言，提质就要复杂很多。这是因为质量或者品质是一个综合效用的概念，有着不同维度的指标，而不是单一维度的指标。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同样是餐饮，去吃一顿海鲜是好品质、好质量，体现的是材质的考量；去吃一顿烛光晚餐是好品质、好质量，体现的情绪的考量；去吃一顿肯德基，也是好品质、好质量，体现了“稳定”的考量，在哪家吃的都是一个味道；哪怕是点一顿外卖，也是好品质、质量，追求的高效、快速的指标。

对于都市制造业而言，其质量或品质的提升，前文所提及的赛道选择就是“材质”方面的考量，空间对其也没有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就不再展开论述。而对于其他类似于情绪价值的考量，快速配送的需求等质量、品质需求，只要制造本身能够立足都市，问题就已经解决了绝大部分。

所以，空间如何能够让制造降本、增效就成为了重点。

首先看降本。

问题来了，前文一直强调的是不同分工对城市土地资源的争夺，制造就是在这种争夺中“败下阵来”而退出都市的，怎么可能通过在都市中寻找土地绝对价值低估的区域？

如果存在，难道不是早就被其他更有竞争力的分工抢过去了吗？恰恰相反，城市中还真的存在这种“捡漏”空间，那就是那些功能和空间不符合现在生活需要，但又迫于更新成本过高仍旧矗立在城市中心的老旧城区，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老旧小区，一方面其本身开发密度并不低，拆除更新成本高企导致无法更新，另一方面各类陈旧的设施使之无法适应现在的生活，土地的实际价值并没有得到最大化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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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的拆除更新成本更高

所以，制造业只要能够兑现出比其现有用途更高的价值，而无须达到现代服务业那样的地租承受力，就能很好的利用这些老旧城区的空间，以社区工厂的模式成功实现回归都市。

简言之，就是用旧对付贵。

东京大田区就是以社区工厂模式，用旧对付贵的方法实现制造回归的典范，只不过其“旧”不是旧城区、旧社区，而是旧工业区，这也就意味着其施展的空间要更大，毕竟与之“抢食”还不是现代服务业。

因此，大田区甚至可以为了提高区域内制造企业的效率，创新土地利用机制，审批建设了一系列“综合型工厂公寓楼”，在底层工厂之上叠加了7~8层的公寓，使其建立与其它工厂对比的相对竞争力。

回到国内，那些地处都市拆迁成本过高还没更新的老城区或老社区，借鉴大田区“综合型工厂公寓楼”的模式，将那些非住宅楼或者部分具备条件的住宅一层，改造成为社区工厂无疑是提升其综合价值的有效手段。

只不过，一方面由于这种老城区、老社区数量有限，可遇而不可求，另一方面改成成为社区工厂面临的制约条件也相对较多，同时，也还不得不面临与其它功能和产业的竞争。

相同价格条件下，在确定土地面积条件下建设更多的建筑，建筑密度的提升有限，所以，需要更多地依赖拔高，将工厂像写字楼一样“立”起来，从而起到搬离城市一样的降本效果。

这就是“用高对付远”的摩天工厂。比如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就利用堆栈式工厂（Stack-up Factory）和坡道工厂，把标准厂房垂直堆叠起来，将园区容积率从0.5上升到2.1，未来还将进一步提升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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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廊工业园

除了向高空要土地，裕廊甚至还尝试向地下要空间。裕廊岛下方130米，作为新加坡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和裕廊岛石油化工集群重要配套的裕廊岩洞项目（Jurong Rock Caverns）占地达61公顷，能储存147万立方米各类液态石油化工原料。

更重要的是，这种摩天工厂带土地成本降低的同时，还通过整合产业链，“让你的上下楼成为你的上下游”来实现运营成本的降低。

通过集中承载特种化学品中小企业，并开辟研发区，方便企业在上下楼寻找合作伙伴的的裕廊化学品中心是如此，将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创新链”整合在一起，并打造近1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研发生产区的深圳全至科技创新园更是如此。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摩天工厂得以成立的前提——首先得是一个工厂，要么本身就是工业用地，要么就是M0等新型产业用地。

所以，对于利用摩天工厂降本的制造回归都市空间，要么只能是城市老工业区、经济开发区、高新区等本身就有一定规模工业产业用地的区域，要么就要在城区区域内部通过规划调整和创新，创造出更多的建设摩天工厂的用地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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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工厂代表——深圳全至科技创新园

再说增效。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组固定的合作关系合约，所以，其效率的提升最底层原理就是通过技术或管理手段来提升合作的效率，于内部就是利用新的技术、新的工具或新的制度来提升内部员工、生产要素之间的协助度，于外部就是与合作伙伴、合作网络的竞合关系。

具体到空间方面，就是如何利用空间来实现企业合作伙伴和合作网络的稳定和顺畅。这就要求我们的制造回归都市空间，一方面要提高合作网络的密度，将尽可能多的合作伙伴纳入网络，另一方面要扩展合作网络的广度，将原本不是合作伙伴的企业、产业和功能吸收进我们的合作网络，同时还要提升合作网络的粘度，通过长期动态的空间策略将合作伙伴锁定在我们的合作网络中。

首先说合作网络的密度。还是以东京大田区为例，其能保持都市制造的持续繁荣，除了前述的社区工厂之外，大田区还利用区内切削、打孔、电镀、冲压、研磨、锻铸、成形等金属加工工艺一应俱全、高度聚集的优势，进行技术、资源整合，把分散的中小制造企业通过“伙伴合作”网络，组建为一个高效精密的“超级生产机器”，并成立专门机构“大田区产业振兴协会”运营管理该网络，从而让网络中的企业能够进行高效协同生产，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10天备齐150个零部件，并一次实现完美组装，从而成功打入牙买加奥运队的有舵雪橇就是其提升效率和竞争力的典型代表。

这还是只是传统的合作网络，在万物互联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利用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将合作伙伴紧密联系起来，其联系深度和宽度都将大幅增强，从而将“增效”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这就是基于麻省理工学院Neil教授“人人皆可开源智造”理想的Fablab网络：一方面创建FAB技能培训在线学院FabLab Academy，为Fab实验室的组织和个人提供完整的指导。另一方面，打造“微观数字制造平台”，为线下分布式制造空间提供了激光切割机、3D打印机、数码绣花机、铣床等系列共享“小型数字制造设备”，确保每一个FabLab独立进行“基本构件、柔性电路、自主编程”等制造活动，最终通过物联网、互联网将遍布全球的Fablab空间连接成网络，实现“把先进制造嵌入城市社区，让都市制造形成协作网络”的高效合作体系。

毫无疑问，这种Fablab网络和传统合作伙伴网络，其连接数量和效率会成倍的增加。但这还不是全部，正是由于其效率的提升，使得加入该网络在应对当今愈发个性化、定制化的需求时更得心应手。

在巴塞罗那里诺区约一平方公里的FabCity试验区，就依托于Fablab网络，将本地工作室、研究中心、设计机构和本地生产商被连接到一个生态系统中，形成了从设计到制造闭环的共创共造共享，实现了从生活消费品到城市家具，再到城市智能设备等的定制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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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

类似的，虽然没有加入Fablab网络，但以广州为基地，依托整个粤港澳湾区大都市区广泛的制造网络，构建起“小单快反”生产网络的希音，更是利用这种网络效应的佼佼者。

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而言，其现实意义显然更为突出，对于制造回归都市应用场景也更为丰富。

再说合作的广度。

制造回归都市面对的应是智造，科技、创新含量要高。同时，这种科技、创新含量高的制造，所面临的时代又有两个鲜明的时代：

一是科创已经进入涌现时代，越来越依赖于不同行业的跨界，以随机跨界的确定性去促发创新的确定性，我们不知道创新在什么时间，什么领域发生，但只要有足够多的跨界交流，它总会在某一时间、某个领域发生。

二是年轻人越来越成为科创的主力，对于“要奋斗，但不要艰苦奋斗”的年轻人，他们在选择工作的同时，也在选择生活，他们既需要“和工作的人一起生活”，也需要“和生活的人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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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回归都市面对的应是智造，科技、创新含量要高

正是高科技含量、高创新含量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不同行业、产业、功能之间的企业和员工，需要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一方面为他们创造更多的跨界以推动创新涌现，一方面为他们创造更多元生活场景，以提升他们的创造力。

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以专业化分工提升效率的功能分区逻辑，已经不再适合我们期望回归都市的制造。取而代之的必须是一种强调用地功能混合、突出宜人街区尺度，增加交往空间，把城市功能的“综合性”凝聚在一定尺度范围内，对年轻人才更具吸引力的城市空间新形态——商务社区城市，其内部联系紧密、工作生活功能兼备、服务设施完善，同时极具“工作生产力”和“生活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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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社区城市，内部联系紧密、工作生活功能兼备、服务设施完善，同时极具“工作生产力”和“生活烟火气”

这在众多案例都得到了验证。

比如说东京大田区的社区工厂，楼下工厂、楼上公寓就最直接的解决了同一楼宇内的职住一体，实现了“和生活的人一起工作、和工作的人一起生活”。

比如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堆叠厂房这一摩天工厂模式，在把工厂竖向分布的同时，将办公、研发、检测、营销集中在同一大楼中，同时也将员工的生活娱乐纳入进来，在底层和高层分别配套员工的休闲娱乐设施和员工宿舍，实现了在楼内即可“工作、生活、娱乐”一条龙。

再比如深圳全至科技创新园，在打造“你的上下游就在你的上下楼”的研发生产区的同时，也同步开发了1.3万平方米的生活配套区，成就了一个员工、工作、居住、交往和商业休闲的产业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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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全至科技创新园

最后说合作的粘度。

如前所示，是制造“制造”了城市，工业化就是城市化的代名词，从手工业到现代工业，其对城市化的推动是不变的，变化了只是制造的形式和推动力的大小。

在这一过程中，要让原本就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制造和城市继续协调发展、繁荣共生，就必须与时俱进，根据制造和城市各自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寻求适时的空间调整策略，同时做好长远之计的发展战略和因势利导的短期应对的平衡，从时间的维度去构建对制造的空间友好度。

对于用合作网络提升效率，这种用时间维度构建空间友好度，实际上就是增强合作伙伴和合作网络在时间维度上的稳定，亦即粘度。

新加坡裕廊工业园最开始以即插即用的制造园区实现从沼泽地到制造绿洲的跃迁，然后以居住超配套、休闲超配套实现从工业区向新市镇的转变，最终又以摩天工厂、产业集群和产研融合实现了创新智造社区，就是通过不停地调整制造和城市的关系来应对、适应甚至驾驭不断发展的制造水平和不断提升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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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廊工业园

而在国内，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快速工业化的应急以及专业化的聚集，我国形成了以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要载体的工业化平台，它们在推动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时代变了、制造变了、城市也变了，经开区和高新区自身也应寻求变化。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众多城市的开发区、高新区，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或主动或被动地，现在都已经发展成为城市的新城区，城市新形象的代表，甚至成为了城市新的商业中心、中央商务园。

比如说苏州公园园区的金鸡湖，西安的高新区，都已经成为城市商业、商务聚集的新中心，甚至一直强化城市规模控制力度的北京，也已将亦庄的发展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向亦庄新城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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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鸡湖夜景（来源：图虫创意）

换个角度来看，在我们不停强化制造回归都市的另一面，将已有的或传统或新型的工业区，进行与时俱进地、持续地都市化的升级和改造，植入更多的都市功能、元素，完善更都市化服务和配套，营造更都市化的生活，这虽不一定是制造回归都市更优的解，也一定是完全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替代之选。

制造回归都市需要与制造都市化共同前行，两者相得益彰，一起实现制造和都市两者的聚变。

总结一下，对于都市用什么空间来承载制造回归，如何破题制造回归都市的空间承载力？

我们需要从制造综合价值提升的底层经济规律出发，一方面以“用旧对付贵”、“用高对付远”的策略来降本，另一方面以“用密对付大”、“用混合对付专业”、“用时间对付空间”的策略，分别从协作网络的密度、广度和粘度来增效，同时再结合前文各种赛道选择对制造的提质，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从而构建起在城市发展中“庙堂”之高的地位，在都市中觅得一席生存之地、发展之地，甚至成为城市发展的底层发展力和核心竞争力。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所有这些策略都是孤立的，也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它们之间需要协同发力，比如说社区工厂，不仅有利用城市老旧区域低估的土地价值“用旧对付贵”，同时也要结合摩天工厂的“用高对付远”，在协作网络构建中要利用“用密对付大”，在功能设计中要通过商务社区城市来实现“用混合对付专业”，最后还要在其发展过程中，紧盯时代发展趋势和产业、城市发展规模，与时俱进的调整相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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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全至科技创新园-科创大厦

所有这些协同发力中，最重要还得落到“庙堂之高”，制造本身价值提升再高，最终还需要政策使之落地。用庙堂之高对付江湖之远还得行庙堂之策，哪怕没有那些强力的刺激和补贴政策，只要能够为前述各种政策留足容错空间，让它们能有在市场验证的土壤，我相信，都市智造会迎来它的繁荣与辉煌时刻，就跟过去的手工业和工业革命一样。

如现代服务业处于全球塔尖的全球金融中心——纽约，在推动制造回归都市过程中，为了让布鲁克林的“工业综合体”吸引到更多的先进制造，打造高精尖制造连绵带，纽约市政府不惜动用行政法令，颁布工业商务区政策，严格限定土地用途，保护现有工业用地不再萎缩。同时，以税收减免的形式推动制造业的聚集。

全球城市、世界金融中心、现代服务业塔尖的纽约尚且如此，且不说我们众多的中小城市，就是我们那些超大、特大城市政府有什么理由不去为制造回归都市做点什么呢？在为制造回归都市创造空间、提供土壤的同时、成就制造本身的“庙堂之高”外，更多的从政策引导、规范和激烈的角度去想想“庙堂之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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