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华高莱斯“技术要点”系列丛书《智造回归都市》，本书正在编校中，网络版抢先看！作者丨徐航
1. 真相：工业齿轮驱动的花园城市
2. 目标：打造东南亚制造灯塔
3. 战略：新加坡“工业救亡”之路
4. 载体：从荒漠到绿洲，让城市适合制造
5. 举措：从绿洲到灯塔，迎接智造回归
6. 总结：世界工厂，需要一座制造灯塔
01
真相：工业齿轮驱动的花园城市
要谈论新加坡的制造业，首先要破迷除信一番，因为多数人眼中的新加坡与制造无关。她是亚洲金融中心、拥有世界级港口，完善的福利制度，整洁的城市环境，以及让游人流连忘返的滨海湾、圣淘沙和乌节路……
从各个角度看，新加坡似乎都是一座以服务业为本的城市，经济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服务业占比常年超过70%，远高于制造业。
▼
新加坡滨海湾
（来源：图虫创意）
![]()
然而，这只是假象。从1965年独立起，制造业始终是新加坡的立国之本！李光耀就曾说过，“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国在成为工业强国之前就变成经济大国，也没有任何一国仅仅凭借服务业就能成长为一个经济强国”。
将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对新加坡而言并不容易。因为她天生自带工业发展的一切弊端：土地狭小、原料匮乏、人力不足、政局不稳、没有腹地……在众多不利条件下，新加坡却从一片毫无基础的制造荒漠，逐步成长为全球制造业强国。在GDP年均增长7.7%的高速发展势头下，新加坡制造业常年保持20%左右的经济占比，始终领先于零售、金融、运输等服务业门类 ，是新加坡第一支柱产业。尤其是在半导体、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领域，新加坡的竞争力丝毫不逊于德日等老牌制造强国。虽然新加坡制造业一直保持强势，但也经历过相对的低谷。尤其是1980年代后，虽然新加坡成功转型高科技制造，但各项成本逐渐高企，工业发展动力逐步减弱。为了寻找第二增长曲线，新加坡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主动转型知识经济，提出了制造与生产性服务并重的新经济战略，不仅让金融、信息咨询、零售等服务业占比显著提升，而且科技研发能力也突飞猛进。在此期间诺奖得主西德尼·布伦纳引领新加坡生物医药腾飞的故事，至今仍是“无中生有”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经典案例。但有得必有失，生产性服务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新加坡制造业占比却逐年下降，从2004年27.12%逐渐回落至2016年17.48%，陷入了相对低谷。此后形势突变，随着中美贸易战开启，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重构。新加坡抓住机遇，迅速制定了新的经济战略，实现了制造业的复苏。到2022年，新加坡制造业占比已经回升至20.5%，并顺势提出了“制造业2030愿景”，计划在2030年前将制造业增加值再提升50%。可以说，驱动这座花园城市的工业齿轮，再一次全速运转了起来！
02
目标：打造东南亚制造灯塔
如果新加坡的制造回归仅仅停留在经济效益维度，与我国的发展也并无矛盾。毕竟作为一个规模有限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只能抢占部分高端利基市场，无法覆盖所有制造业门类。但新加坡的野心不止于此，她真正觊觎的是全球制造业的领导地位。
在“制造业2030愿景”中，新加坡政府明确提出，要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商业、创新和人才枢纽”。对此，我国必须高度关注，因为新加坡追求的不只是经济效益，而是要联合东南亚共同参与全球制造业竞争，改变现有的供应链格局，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发起直接挑战！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全球制造业竞争正渐渐演变成一场零和博弈。标准普尔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国际商品市场萎缩，全球制造业经理人指数（PMI）自2023年下半年起始终低于50%的枯荣线，处于持续衰退态势。由于订单有限，各国制造业陷入了内卷：欧洲制造愁云惨淡，不论是老牌制造强国德法还是工业新秀波兰，都陷入持续衰退；东南亚制造则高歌猛进，印尼和印度两个超级大国持续繁荣，越南制造也在2024年初摆脱了低迷状态；而在美洲，制造业衰退的趋势有所改善，美国、墨西哥、巴西的制造业PMI在2024年都出现了复苏迹象。未来，这种此消彼长的制造业博弈很可能成为常态。在全球性的制造业内卷之下，未来的制造业竞争将会呈现“灯塔指引+区域协同”的新模式：也就是由核心国家引领，通过贸易协定等形式整合周边国家资源，形成区域性制造联盟，共同参与国际竞争。越南经济学家阮德成教授曾经准确解释了该模式的内涵，他说，“越南不需要产业规划，因为我们有广州，我们缺什么直接到广州去买就行，要什么产业规划？”这里的“广州”不是广州城，而是泛指中国制造业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阮教授的意思是，越南制造的发展，不仅原料、人才、技术来自“广州”，产业方向上也亦步亦趋。也就是说，“广州”就是指引越南制造业发展的“灯塔”。而全球其他地区也在采取类似模式，如新版美加墨协定（USMCA）、东南亚制造联盟（SMA）、欧洲宙斯盾联盟（Aegis Europe），包括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都试图以区域为单位参与全球制造竞争。理解了这种模式，我们就能看出新加坡制造的真正野心——她要成为东南亚制造的灯塔，以自身在技术、资本、商业模式方面的优势，点亮东南亚的制造潜能，形成区域性制造共同体。
![]()
2021年，在东南亚制造联盟成立仪式上，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东南亚经济基本面强劲，消费群体大，劳动力年轻。虽然新加坡无法在规模或成本上进行竞争，但我们可以利用该地区的集体力量，共同抓住机遇。”
这意味着，新加坡将与定位相似的上海、深圳等城市展开正面对决：2023年11月，深圳提出建设“全球领先的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而上海也发布了《上海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计划打造“高端制造业增长极”。这与新加坡的定位如出一辙，竞争在所难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必须理解新加坡制造业崛起和回归的基本逻辑，才能进行学习，甚至超越。因此本文的重点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如何从荒漠到绿洲？本文将梳理新加坡制造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重点关注战略规划在新加坡制造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借鉴。第二，如何从绿洲到灯塔？本文还将阐述新加坡政府在近年来的制造业回归中采取的举措，帮助上海、深圳等城市探索通往全球先进制造中心的路径。
03
战略：新加坡“工业救亡”之路
要理解新加坡制造的崛起，我们必须跳出成功者视角——要知道，新加坡可不是什么天选之子，而是一个“天生断奶”的可怜孩子，而能够拯救她的，只有制造业！
新加坡制造的崛起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当时的新加坡刚刚获得自治权，开始谋划国家的未来。
新生的新加坡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在历史上，新加坡的主要经济来源一直是转口贸易，而支撑转口贸易的关键则是英国的海上霸权，其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1819年莱佛士爵士登陆并建立自由港，让新加坡成为日不落帝国在亚洲的贸易枢纽；二是1824年《英荷条约》的签订，确保了英国对马来半岛的控制权，为新加坡转口贸易提供了优质腹地。从此，马来半岛的橡胶和锡矿通过新加坡运往全球，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然而，随着1942年日本占领整个马来半岛，英国在东南亚的霸权被击碎，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失去了底层支柱。李光耀对此非常忧虑，他在自传中发出疑问，“当独立后的新加坡不再是英国统治下的东南亚核心时，她该如何幸存下来？”没错，他用的是“幸存”，足见形势多么严峻。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日本投降后，新加坡又陷入了马来半岛的民族争端中，先是在1948年被迫进入长达12年的“马来亚紧急状态”，经济基础遭到进一步破坏，接着又在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过程中因种族问题受到排挤。最终，在1965年，马来西亚国会以126:0全票将新加坡逐出联邦，李光耀泪洒当场。他明白，这意味着新加坡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腹地，也意味着依托马来西亚大市场的经济发展战略彻底破产。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独立，但李光耀却说，“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一样，陷入前所未有的伤悲。”内忧外患之下，新加坡全国失业率一度超过14%，70%以上的居民住在贫民窟，国家处于动乱的边缘。当时，被称为“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的吴庆瑞博士每天都活在焦虑中，他回忆道，“每当路过学校门口，看着几百个孩子蹦蹦跳跳地放学回家，我的心情就极度低落，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怎样才能让他们找到工作……”为了摆脱困境，曾有人建议大力发展旅游业，但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政府坚信，只有发展制造业，才能稳定就业，改善民生，国家才有一线生机，他坦言，“旅游业确实创造了就业岗位并充实了人们的腰包，但它不能解决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我们内阁成员都知道，让新加坡存活的唯一道路就是工业化。”
▼
旅游业充实了人们的腰包
却无法解决新加坡的生存发展问题
（来源：图虫创意）
![]()
虽然前路已明，但却任重道远。彼时的新加坡是一片一无所有的“工业荒漠”，要打造李光耀心目中的“绿洲”，必须开辟一条全新道路。
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新加坡决定借助外脑。1960年8月，新加坡政府向联合国申请派遣专家团为本国工业化提供咨询。在众多候选人中,吴庆瑞选择了领导荷兰战后工业重建的阿尔伯特·温思敏博士担此重任。
在前往新加坡前，温思敏曾担任著名武器公司西斯帕罗·苏扎的董事，是一位成功的武器商人。当他离职时，不少媒体报道称，温思敏即将回归他所爱的顾问领域，为新加坡提供经济战略咨询。“回归旧爱”的温思敏立刻开始谋划新加坡的制造业蓝图。经过数月的调查研究，他的团队于1961年5月向新加坡政府提交了《新加坡工业化提案》，该文件重点强调了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型制造的重要性。当时，海运集装箱还没有发明，经济全球化还在襁褓之中，温思敏却敏锐地指出，“一个工业计划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内市场的扩大，更取决于对海外市场的密集出口”。这一观点与李光耀的“绿洲战略”不谋而合，都是要跳出区域限制，用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来吸引发达国家的工业投资，并通过出口产品占领全球市场。于是，在新加坡政府的盛情邀请下，原本任期只有3个月的温思敏，成为了新加坡政府的长期顾问。从1961年到1984年，温思敏每年都造访新加坡两到三次，与新加坡各界就经济发展问题深入交流，然后直接向李光耀提交报告。更难得的是，温思敏的工作不仅停留在策划层面，还经常亲力亲为，比如参与机构改革，主导招商谈判，游说政企高层等。而且，他在新加坡的工作几乎分文不取，或许是兴趣使然，或许是与李光耀惺惺相惜，又或许是痴迷于新加坡蒸蒸日上所带来的成就感……无论动机如何，就结果而言，温思敏为新加坡制造业的发展勾勒了一幅完整的战略蓝图。具体而言，他为新加坡制造选定了一条路径，创建了一个组织，竖立了三根支柱。
▍一条路径——招商欧美跨国企业，发展出口导向制造业
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后，温思敏立刻提交了《1965年新加坡国庆日后经济形势备忘录》，指出“新加坡想要生存，必须寻找全球市场，为此应全力招商大型跨国企业。”
这种“招大商”逻辑现在看来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却是一项创举。因为温思敏发现，新加坡工业化的核心问题与二战后的荷兰很相似，都是缺乏资本、技术、人才等产业要素。因此，温思敏借鉴了马歇尔计划的思路，让新加坡设法从欧美经济强国那里获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源，但不是去乞讨，而是去招商。为了拉近新加坡与西方世界的距离，温思敏提出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意义深远的建议，就是保留莱佛士雕像。
▼
莱佛士雕像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
他对李光耀说，“让莱佛士站在他原来站的地方，这是您在向外界展示新加坡愿意接受被英国人统治的历史。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必将需要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以及任何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他们是受欢迎的。所以，只要莱佛士站在那里，就表明您为新加坡的工业化做好了准备。”
李光耀欣然接受了建议，不仅保留了莱佛士铜像，还在官方层面承认，莱佛士是将新加坡带入全球化经济的先驱者，这向全世界展示了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为制造业的全球招商奠定了有利条件。
▍一个组织——改组经济发展局（EDB），成为制造业招商的主力军
明确了出口型制造的路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地。温思敏作为荷兰战后工业重建的掌舵人，非常明白一个道理：战略规划要落地，首先要解决组织架构问题，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从1961年起，温思敏亲自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之从一个政府部门改组为一个高效的招商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游说企业投资新加坡，并帮助他们在新加坡落地项目。温思敏对这件事亲力亲为。在他的强烈敦促下，新加坡政府将经济发展局从区区4人扩编到100人左右，并设置了营销推广、财务测算、技术咨询、项目运营、基建配套等部门，为跨国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帮他们尽快完成投资。同时，为了帮助EDB员工尽快上手，温思敏亲自参与了EDB早期的投促工作。他充分发挥了武器商人长袖善舞的优势，亲自示范如何通过商业协会、领事馆、政府贸易代表等渠道开展招商工作，活脱脱一个现实版的“战争之王”。在温思敏的带领下，经济发展局在产业招商方面所向披靡，很快就成为了新加坡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按理说，随着经济发展局的工作步入正轨，温思敏已经可以功成身退了。但作为一个战略咨询师，他既要解决眼前的困难，也要给新加坡指明未来的方向。在1970年代，他就前瞻性地提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这比联合国提出的“知识经济”概念早了20年。
在温思敏的谋划下，新加坡重点发展了三类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发展竖立了三根支柱：第一，打造亚洲金融中心，为制造提供金融支撑。1968年，温思敏向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建设亚洲金融中心的设想，他认为：如果把全球金融服务看做一个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系统，那就必须有多个金融中心城市进行“接力式运作”，亚洲恰好缺少一个伦敦、纽约那样的金融中心，而新加坡正是最合适的城市。他的构想是，“当旧金山的交易所下午五点关门时，新加坡的交易所恰好在早上九点开张。而当新加坡的交易员们在下午四点下班时，苏黎世的交易员恰好在上午九点走进交易大厅”。为了让这个设想落地，温思敏亲自拜访了他的荷兰老乡——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副行长范奥南，两人共同说服美国银行（仅次于摩根大通的全美第二大商业银行）在新加坡建立了第一个亚洲美元市场。从此，任何人都可以在新加坡建立美元账户，最低缴存金额仅为2.5万美元，而且不征收交易所得税。这样一来，亚洲各国的闲置美元迅速涌入新加坡，形成了一个繁荣的金融交易市场。到1992年，新加坡亚洲美元市场的总规模已达3554亿美元，银行数量达到193家，最终造就了如今的亚洲金融中心。
▼
莱佛士坊——新加坡银行聚集地，最大金融区
![]()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金融业始终坚持对制造业的精准扶持。在新加坡，符合条件的制造企业能够很便捷地从银行获得资金，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模式成熟，比如星展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就分为税务贷、应收账款贷、设备贷、物业贷、循环贷、分期贷、透支贷等众多品类，能在各种运营局面下为企业提供资金，缓解经营压力。
第二，发展高端职业培训，让新加坡“人均工程师”。温思敏非常看重职教对工业发展的作用。在荷兰时，他就曾多次在教育杂志上撰文，呼吁课程安排要适应工业化对人才的需求。他在新加坡延续了这一思想，认为“我们必须将廉价劳动力升级为高端劳动力。而我们只有手和脑。要想发展，就必须练手，练脑。”1970年，温思敏向李光耀提交了一份有关教育的报告，建议扩大新加坡理工学院等大学的理工科招生规模，以满足制造业对工程师、技工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在温思敏的呼吁下，如今的新加坡教育体系里随处可见鲜明的“工业化特色”，如大量的企业培训中心，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以及闻名全球的“新加坡数学”。温思敏可能也想不到，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席卷狮城的“未来技能运动”。2016年，新加坡教育部成立了未来技能委员会，号召所有公民，不论年龄、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都成为终身的技能学习者。为此，政府给每位公民提供了一个培训账号，可用于参与培训，获取招聘信息，投递简历，还可以申请一笔500元的培训贷款。对职业培训的重视，让新加坡能随时保有一支高水准人才队伍，始终满足先进制造业的用工需求。第三，打造商务旅游城市，用会议会展促进制造发展。温思敏认为新加坡“没有什么可以向游客展示的景点”，因此必须成为游客的“转口港”，重点强化旅游配套服务，包括一流的酒店，便捷的交通，丰富的购物空间，以及足够长的机场跑道等，让游客能“一日游遍东方”。在此战略指引下，新加坡旅游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浓厚的“商务”特色。根据吴庆瑞回忆，1967年有超过20万游客涌入新加坡，其中很多来自香港，但他们不是来旅游的，而是希望将公司搬到新加坡的商人。为了践行发展商务旅游的思想，温思敏在1967年亲自出马，拦下了新加坡政府在圣淘沙开发炼油厂的计划，因为他觉得这里距离城市太近，发展工业弊大于利，应该建设成让人逃离城市生活的休闲胜地。于是，他找到新加坡著名规划师曹福昌，快速编制了圣淘沙旅游区的建设规划。同时，他亲自与美国石油公司谈判，让对方主动放弃了炼油厂开发计划，避免了一场国际商业纠纷。正是这一番努力，成就了如今的圣淘沙——以会议会展为特色的商务旅游胜地。
▼
圣淘沙俯瞰
![]()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温思敏为新加坡制造谋划了蓝图，新加坡人民也在心中为他留下了位置。温思敏去世后，南洋理工大学设置了“温思敏教席”，纪念这位新加坡人民的老朋友。
2022年，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亲自出席《阿尔伯特·温斯敏和新加坡》的新书发布会并指出，“若我国因温斯敏不是新加坡人就不接纳他的建议，我们的新加坡故事会截然不同。”温思敏在新加坡的成就，彰显了战略规划对制造业发展的意义：第一，战略规划能指引正确方向。比如新加坡招商跨国企业，发展出口型制造，这一模式一直延续至今。第二，战略规划能促进“人尽其才”，通过机构改革，让专业人来做专业事，这样战略才不会因为领导变更而被束之高阁。第三，战略规划能理顺发展关系，温思敏正是看清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联，才会大力提倡发展金融、职教和文旅，从而为新加坡制造注入了持续动力。蓝图已经绘就，接下来，本文将从空间载体与策略两方面，分析新加坡如何将战略落到实处，最终实现制造业的崛起与回归。
04
载体：从荒漠到绿洲，让城市适合制造
战略很关键，但落地同样重要。李显龙总理在2017年全新经济战略报告中强调，“战略是第一步，是指南，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实施它们。”
温思敏的制造蓝图，首先改变的是新加坡的城市空间。从1962年开发裕廊工业区开始，新加坡从一个毫无制造基础的不毛之地，逐渐成为一座为制造业量身定制的城市，成了各国企业争相落户的“制造绿洲”。我们可以分聚集和扩散两个阶段，来说明“从荒漠到绿洲”的城市空间演变过程。
要成为制造绿洲，新加坡必须拥有一片世界一流的工业园区。1962年，经济发展局在地图上挑挑拣拣，最终选中了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这是一片9000英亩的荒芜之地，有着鳄鱼出没的红树林沼泽和大片废弃的橡胶种植园。
由于人烟稀少且远离城市，这里的建设条件非常恶劣，光基建就花了1亿美元。但裕廊也有优点，很适合建设深水港，符合新加坡发展出口型制造的需求。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豪赌，就连吴庆瑞也承认，这是一种“基于信仰的选择”。
为了吸引跨国企业落户，裕廊工业区将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要位置。裕廊集团前总裁曼诺哈·基雅塔尼认为，裕廊工业区的基建不只是搞建设，而是要“让基建成为新加坡制造的竞争优势，来弥补我们的某些短板。”
裕廊工业区的基建策略是“提前建设，即插即用”。一方面，裕廊镇管理局在企业入住前就开展工厂、住宅、配套一体化建设，并将裕廊港的建设放在首要位置，1965年就投入使用，成为新加坡出口型制造的核心支撑。提前建设的基建策略并非孤立的政策，而是与EDB的招商工作紧密配合，让客户既能在洽谈期间提前实地考察，也能在签约后迅速投产。当时，裕廊工业区是亚洲第一个在企业入驻前提前建设的产业园区，开创了一种全新模式。
▼
裕廊工业区
![]()
但裕廊工业区的运气并不好，从1963年到1965年间，总共只有12家公司入驻。外国投资人的犹豫不难理解，毕竟彼时的新加坡风雨飘摇，强敌环伺，投资环境并不算好。
为了扭转颓势，经济发展局曾策划了一次“减兵增灶”式的营销活动，号召企业在90天内集中举办入驻仪式，但每家企业要办两场典礼，一场奠基，一场投产，吴庆瑞博士全程参与，极力营造欣欣向荣的园区景象，吸引投资者关注。虽然夸大宣传不值得提倡，但这也足见新加坡政府开发裕廊的决心。好在1965年后，裕廊工业区时来运转。一方面，被马来西亚驱逐后，背水一战的新加坡全力招商引资，取消了各种贸易保护政策，让外资进入更加便利。另一方面，香港、台湾深受文革影响，引发了企业的恐慌性出逃。多方有利条件助推之下，新加坡迅速成为亚太地区的投资热土，裕廊工业区的发展势头也昂扬向上。到1969年时，已有181家企业入驻裕廊，其中包括惠普、德州仪器、飞利浦等全球领先的制造业龙头。其中惠普的招商过程颇为传奇，当时谈判进入紧要关头，惠普创始人威廉·休利特亲赴裕廊工业区考察。然而，当他准备登上计划租给惠普的六层厂房时，电梯却出了故障，眼看大金主即将面临步行上楼的尴尬局面。危急关头，一位EDB员工急中生智，把隔壁厂房的电梯电缆搬了过来，迅速修复了电梯。幸亏裕廊的厂房都是标准化设计，配件的规格也一样，这才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个小插曲，让惠普看到了新加坡人的效率和诚意，最终决定投资。像这样的传奇小故事在欧美商界口耳相传，跨国企业们纷纷抛来橄榄枝，裕廊工业区也逐渐热闹了起来。
随着人口的逐步增加，裕廊工业区开始全力推进职住平衡，通过提供“城市超配套”，为居民提供超越城市量级的各种服务功能，让他们产生“住在裕廊很自豪”的感觉。
一是居住超配套。从1964年建设裕廊花园开始，新加坡政府在裕廊工业区兴建了大量花园公寓，不仅提供从一居室到三居室的各种户型，而且配以大面积的公园绿地，还迅速补齐了学校、电影院、体育馆、医院等基础生活配套，解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对当时许多在裕廊工作的新加坡普通人来说，搬进花园公寓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里程碑。二是休闲超配套。大量人群涌入后，裕廊工业区开始建设高品质娱乐设施，强化地区吸引力。比如1971年开放的裕廊飞禽公园，曾有5000只鸟儿嬉戏其中，是全球鸟类数量排名第一的鸟类公园。又如1977年开放的新加坡科学中心，拥有全城第一家球形剧院和可以同时观测南天半球和北天半球的天文台。此外，这里还有亚洲最大的汽车影院、新加坡第一个室内滑雪场，还模仿长安建了一个古风主题乐园——唐城。三是政策超配套。为了让人们留在裕廊，新加坡政府还挥舞起了政策大棒，“逼迫”企业为员工提供住房补贴，当然目的不是收钱，而是鼓励企业员工搬到裕廊居住，实现职住平衡。吴庆瑞甚至“威胁”说，如果企业不缴纳补贴，政府就在裕廊建立一个收费站，对接送工人上下班的车辆收50美元过路费。在政府的软硬兼施之下，到1980年，裕廊工业区已经拥有了11万常驻人口，完成了产业园向新市镇的蜕变。
▼
裕廊工业区的超级配套
![]()
从1970-1990年，以裕廊工业区为核心，新加坡制造的经济占比逐步升至25%左右。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制造不仅高速增长，还完成了华丽转型，从建国初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为半导体、精密仪器、生物医药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成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裕廊工业区的成功，不仅让新加坡拥有了一片世界一流的制造绿洲，也总结出了一套适应制造业发展的土地开发模式。为了推广经验，新加坡政府于1968年从经济发展局中分离出了裕廊集团（JTC），赋予其建设运营新加坡所有产业园区的重任。在接下来的50年里，裕廊集团不断迭代产品与模式，逐步将新加坡塑造成了一座为制造业定制的城市。正如裕廊集团的企业口号：“我们不只是开发商，我们还能改变制造！”
裕廊集团的成立，标志着新加坡制造业发展将跳出裕廊，覆盖全城。但他的工作并非对裕廊工业区的简单复制，而是根据先进制造的诉求定制产业空间。经过数十年的耕耘，裕廊集团在新加坡建成了一系列专业化制造园区，其中许多项目，都可以成为我国产业园区升级的借鉴案例。
裕廊集团的产品迭代并不盲目，而是根据国家经济战略进行有的放矢的创新。因此，有必要先对新加坡制定经济战略的政策传统做一个介绍。
新加坡的经济战略规划源于建国后的第一次经济衰退。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顺风顺水的新加坡突然遭遇了经济衰退，企业和国民猝不及防，蒙受了巨大损失。为了查明原因，新加坡政府成立了贸工部长李显龙领导的经济委员会，审查经济问题并研究解决方案。结果发现，经济衰退是国家政策跟不上形势变化导致的。从外部看，石油危机和美元贬值给新加坡的出口型制造带来了双重冲击，发展势头受阻。而新加坡国内经济政策却没有及时调整，一直在提升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导致企业经营压力陡增，从而引发了经济衰退。好在新加坡船小好调头，政府迅速采取应急措施，大幅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让经济很快重回正轨。从这次教训中，新加坡人开始明白，作为一个城市国家，自己并没有太多容错率，一旦重大方针出现偏差，很可能造成灭顶之灾。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机制，对长周期内的经济发展趋势展开研判和预测，并提前制定应对策略，这就是新加坡经济战略规划的起源。1990年吴作栋接班之后，立刻组建了国家长期发展委员会，开展了第一轮经济战略规划，并于1991年2月发布了一份综合性报告——《新加坡：下一圈》，其中包含经济战略规划（SEP）、城市概念规划和国家科技规划，系统谋划了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战略。由此开始，由政府首脑牵头研究经济战略成为新加坡的一项政策传统，每当外部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新加坡领导人都会立即开展战略研究，比如在1989年苏东剧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以及2016年中美贸易战这些关键时点之后，新加坡都迅速出台了新的经济战略。而每当新的经济战略出台，产业空间载体也会随之创新迭代。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楼宇、园区和社区”三个层面分析裕廊集团的制造业空间迭代逻辑：
▼
裕廊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
1991年经济战略规划明确指出了对土地资源匮乏对新加坡制造业发展的限制。因此，空间集约利用成为了裕廊集团的重点创新领域。
为此，裕廊集团先后推出了堆栈式工厂和坡道工厂，把标准厂房垂直堆叠起来，通过电梯和能通行集装箱卡车的坡道，让生产与物流无缝衔接，这一产品创新让新加坡工业地产的建筑密度从0.5上升到2.1，未来还将进一步提升至2.5。垂直工厂带来的不仅是建筑密度提升，更是制造业生产模式的转变，“让你的上下楼成为你的上下游”。以裕廊集团的最新力作——裕廊化学品中心为例，这是新加坡第一个多租户高层制造空间，专门承载生产特种化学品的中小企业。这里不仅有高规格的安保设施，便利的物流体系，还开辟了一个研发办公区，以此来吸引高科技化工企业。在这样一个聚集的产业空间内，企业可以随时在上下楼寻找合作伙伴。这种“产业链上楼”的模式，值得我国土地资源稀缺的大城市学习。除了向天空要土地，裕廊集团还尝试向地底要土地。2002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在地底再建一个新加坡”的目标，其中的标志性项目是裕廊岩洞项目。项目位于裕廊岛下方130米，占地61公顷，能储存147万立方米的各类液态石油化工原料，包括原油、凝析油、瓦斯油、石脑油等，这一设施不仅用于新加坡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也是裕廊岛石油化工集群的重要配套，为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壳牌等跨国企业提供石油存储服务。
在1991年经济战略规划中，对制造业影响最大的策略是“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集群”，它要求将所有产业环节和生产性服务聚集到同一个空间内，这从根本上转变了裕廊集团的产业园区开发思路。
原本，裕廊集团的工作就像姜太公钓鱼，提前为企业建设标准化厂房和基础设施，然后静等客户上门。而现在，要聚集特定产业，就得满足特殊需求，就像为不同的鱼定制特殊的鱼饵一样。以新加坡的芯片制造业为例，从1990年代起，新加坡陆续建设了北岸、兀兰、白沙、淡滨尼四大晶圆制造园区，他们遵循统一的建设原则：首先，园区必须保障足量供水，因为芯片制造堪称“用水怪兽”，需要大量用水来清理晶圆并冷却设备，这对水资源紧张的新加坡是很大的考验。其次，必须建设各种级别的洁净室，并尽可能确保园区环境无尘，因为几个分子的尘埃就会降低芯片的良率。第三，要确保厂房建在无振动土地上，否则会影响芯片的功能与使用寿命。此外，由于从事芯片制造工作的都是年轻人，裕廊集团还贴心地为四大晶圆园区配建了跑步道和自行车道，满足年轻员工的运动需求。从四大晶圆制造园区起步，裕廊集团逐步建设起了各种专业制造园区，比如实里达航空园、大士生物医药园、裕廊岛石油化学工业园等。值得一提的是，裕廊集团的专业园区项目与经济发展局的招商方向高度匹配，甚至双方的组织架构都根据产业集群门类划分的，这样才能用好新加坡有限的制造空间，最大限度提升土地亩产。
在专业园区和垂直工厂的基础上，裕廊集团还从功能融合维度进行了产品迭代，这也符合1998年经济战略规划的愿景——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形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双引擎。
在这一目标牵引下，新加坡政府开始将研发能力作为重要的国家竞争力进行培育，于2002年成立了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这并不是单纯的科研机构，它的所有研究都与制造业密切相关。首先，A*Star旗下所有的研究所分别对应着国家经济战略倡导的产业方向，一旦该产业消亡，相应的研究所也会消失，比如曾经的数据存储研究所就因存储器产业的衰退而解散。其次，当参与研发的产品实现商业化之后，A*Star旗下的研究所会主动退出，将市场份额交给企业，比如在半导体检测领域，当胜科纳米等企业成长起来后，A*Star的检测实验室就主动退出，深藏功与名。发展知识经济的目标也影响了产业空间的打造。从2000年左右开始，新加坡政府允许土地功能混合，裕廊集团也根据“工作-生活-学习-娱乐”一体化的原则，开发出了全新的产业载体。纬壹科技城就是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它拥有最先进的洁净厂房，大量的实验室、办公室和会议室，还配建了住宅、商业、公园等一系列生活设施，创造了一个“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态。目前已经吸引了16个公共研究机构、5所高等院校、400家领先企业和环球机构，以及700家初创公司。可以说，纬壹科技城已经脱离了产业园区的范畴，进化成为了更具创新力的“智造社区”。
▼
纬壹科技城
![]()
除了纬壹科技城，产学研一体化的智造社区模式也在其他项目中推广。
比如清洁科技园，已经聚集了大量水技术、清洁能源、环保材料等领域的高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裕廊集团承诺优先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园区的建设运营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实验室。此外，正在建设的裕廊创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模式，将在后面重点介绍。从裕廊工业区起步，新加坡以战略规划引领空间创新，让适合制造业发展的空间载体遍布城市各处。目前，裕廊集团管理着全国5290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入住率高达89% ，让新加坡成为吸引跨国企业纷至沓来的“制造绿洲”。这种战略规划与空间开发的深度联动，值得我国深入学习借鉴。
05
举措：从绿洲到灯塔，迎接智造回归
随着战略蓝图在空间上逐渐落地，新加坡为制造业的持续增长做好了准备。接下来，将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近年来，新加坡如何吸引制造业回归？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新加坡制造的野心——她要成为引领东南亚参与全球竞争的“制造灯塔”，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新加坡必须另辟蹊径。2021年，时任新加坡贸工部部长陈振声深刻阐述了新加坡的制造业竞争逻辑，他认为，新加坡制造不能在价格、效率，质量等基本维度上与他国竞争，因为毫无优势。因此，新加坡必须进入另一个“空间维度”（原文就是Space），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让这座城市无可替代。这种“超维度竞争”的思路，在新加坡本轮的制造业回归中体现地十分明显。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近年来新加坡制造业的重大举措，看她如何在工业4.0时代开辟新路，吸引先进制造回归都市。我们不妨按照点亮灯塔的步骤来逐一分析：先积蓄能源，再接通电路，最后点亮灯塔。
1. 【积蓄能源】普及智能工厂，形成工业4.0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工业4.0时代的到来，是新加坡制造回归的根本原因。这对新加坡最大的利好在于，土地和人力不再成为先进制造落地的制约，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就指出，“现代工厂所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力比过去要少的多，这使得以前在新加坡无法想象的制造活动再次成为可能。”
王瑞杰副总理说的现代工厂就是智能工厂，也是各国公认推进工业4.0落地的核心抓手。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联合麦肯锡推出了“全球灯塔网络”倡议，将智能工厂比作照亮工业4.0时代的“灯塔”。各国纷纷响应倡议开展智能工厂建设，截止2023年底，全球已有153座灯塔工厂，其劳动生产率是普通工厂的2.5倍，利润率则平均高出8-13%。在此趋势下，新加坡也将智能工厂作为吸引高端制造回归的首要举措。2017年，新加坡政府在最新经济战略中明确提出，要“构建强大的企业数字化能力”，通过普及智能工厂，推动工业4.0落地。为了推广智能工厂，科技研究局（A*Star）当仁不让地挑起了大梁，先后成立了两个专属研究机构——先进再制造技术研究所（ARTC）和制造科技研究所（SIMTech）。
▼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
这两个机构的研究领域相似，甚至现任领导都是同一个人（大卫·洛博士），但ARTC偏重于为大型跨国企业寻求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目前有94个企业合作伙伴，大多是西门子、哈利伯顿、现代这样的龙头企业。而SIMTech则专门为中小企业而设，截止2023年4月已经累计服务了3700家企业。
依托这两个核心机构，新加坡在智能工厂方面大踏步前进，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打造模型工厂，构建智能制造“样板间”。这里汇聚了新加坡最先进的智能制造软件与硬件，覆盖智能制造的各个环节。目前，SIMTech和ARTC都建立了各自的模型工厂。以2018年建成的ARTC模型工厂为例，14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分为10个区域，分别展示不同领域的智能制造技术，比如虚拟制造实验室（数字孪生）、智能控制室（大数据汇总与分析）、数字化精益生产线（智能生产流程）等。模型工厂不是摆设，企业只要支付一定费用，就可以到模型工厂进行见学，并通过A*Star开设的课程了解智能制造全流程，然后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针对具体痛点与A*Star展开合作研究，比如制造过程可视化问题，生产资源最优配置问题，生产流程中的数据整合问题，生产信息滞后的问题，等等。在合作研究中，A*Star会倾其所有，应用手头最先进的工业互联网、协作机器人、3D打印等领域的技术，帮助企业寻求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从功能上讲，模型工厂就像一个售楼处的样板间：既是推广先进智造技术的展销空间，也是说服企业落户新加坡的招商平台，一旦企业与A*Star开展合作研发，那么它就极有可能把智能工厂落地于此。第二，建立创新中心，搭建技术研发和企业实践之间的桥梁。对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言，工业4.0属于宏大叙事，真正关乎“小民幸福”的是智能制造过程中更实操的问题。A*Star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总结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多个创新中心，帮助企业解决不同维度的智造问题：有专注生产效率提升问题的制造生产力技术中心，有专注于电子、航天、汽车、船舶等领域的精密工程创新中心，有专为中小企业智能化服务的创新工厂，还有聚焦3D打印的增材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并不是一个实验室或一个共享办公空间，而是一种把研发与企业连接起来的机制。而A*Star就是落实这一机制的核心机构，它是一个7000多人的庞大组织，拥有大量科学家和科研辅助人员，同时还拥有触达“政企研学”各领域的广泛合作网，能够为企业提供各种高水平服务，包括智造人才培训、技术合作研究、企业数字化咨询等。根据年报显示，2022年A*Star共与企业合作开展了1800个智能制造项目，桥梁作用尽显无疑。第三，普及智能工厂，助力企业迈向工业4.0时代。无论是建样板间，还是搭建桥梁，都是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就是落地更多智能工厂。以A*Star为核心，新加坡尽全力增加智能工厂的数量，为制造回归都市积攒能量，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方面，大型跨国企业纷纷将最先进的智能工厂落户新加坡。比如半导体龙头格芯的Fab 7工厂，350道芯片制作工序几乎全部实现自动化，而且在2023年投资40亿美元扩建，进一步将AI引入生产和检测环节。又如现代汽车，于2023年11月在新加坡建成了全球创新中心，整个工厂没有一条流水线，取而代之的是27个制造单元，由机器人和人类共同完成生产、物流和检测。整个生产流程中机器人有200个，而员工只有50人，而且还建立了数字孪生工厂，便于管理者远程控制生产。此外，通用、戴森、惠普、美光等也都在新加坡投资建设智能工厂，这无疑将提升新加坡制造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信息通信与媒体发展局（IMDA）于2017年推出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计划，针对18个制造业细分领域提出了产业转型蓝图，第一阶段是生产端的优化，包括参数收集，流程控制，协同机器人等；第二阶段是搭建工业物联网，打通原料、生产和物流等环节，第三阶段是最终实现工厂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工厂的建设。该蓝图中包含数字化人才培训、商业模式设计、组织文化重塑等内容，相当于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份迈向工业4.0的企业战略规划，目前已经有8万家企业参与其中。从2014年到2021年，随着智能工厂的普及，新加坡制造业劳动力数量下降了18%，但人均工业机器人的拥有量却升至世界第二，仅次于韩国。可以说，智能工厂的普及，不仅让新加坡拥有了大规模智造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各种智能工厂解决方案，能够向外进行知识输出。这样一来，新加坡就积累起了点亮 “制造灯塔”所需的能量。
2. 【接通电路】打通智造走廊，内联产业空间，外通全球市场
要点亮“制造灯塔”，光有能量还不够，新加坡必须“接通电路”：也就是在空间规划上做出针对性安排，一边串联国内智造资源，一边无缝对接国际市场。
正如2017年经济战略规划指出的那样，新加坡“应该寻求新的、创造性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城市，以增强活力和连通性”，将新加坡与全球紧密联系起来，以便输出创新产品和创新知识。新加坡的空间规划中，与制造业关联最密切的是1991年提出的两条科技走廊，经过30多年发展，它们已经成为新加坡制造联通世界的“主电路”：
▼
新加坡科技走廊布局示意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
一条位于新加坡的西南海岸，以新加坡科学园为起点，向西经过纬壹科技城、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理工学院所在的研发集群，接着联通新加坡的第二CBD——裕廊湖区。
然后依次串联裕廊创新区、裕廊工业区、大士生物医药园区等产业聚集区，最后到达全球最大的自动化港口大士港，囊括了从研发、转化、制造、物流全过程，形成了一条城市级别的“制造流水线”。另一条位于新加坡东北部，从城市最东侧的樟宜机场出发，沿新加坡岛的北部海岸线向西北延伸，途径四大晶圆园区——淡滨尼、白沙，北岸和兀兰，同时也串联了诸多特色产业园，比如樟宜商务园、实里达航空园和榜鹅数码园，最终到达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最重要的口岸——兀兰关卡。这样的布局，一方面有利于半导体产品的空运物流，另一方面也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产业合作奠定了基础。罗马城非一日建成，新加坡的科技走廊也是如此。在两条走廊上，新的产业载体不断涌现，就像电路中的关键元器件，不断完善着新加坡的制造价值链。当前最重要的“元器件”当属裕廊创新区。其定位非常之高，裕廊集团称之为“新加坡对工业4.0时代给出的答卷，……它将在这个全新时代成为一个有力的起点，保证我们始终领先一步。”裕廊创新区延续了纬壹科技城的“智造社区”思路，融合了四大功能板块：一是以南洋理工大学、A*Star先进制造培训学院为核心的人才培训板块；二是以新加坡数字能力中心、盛裕学院（亚洲最大的城市咨询企业盛裕集团的培训机构）为核心的研究板块，三是西门子、那发科等跨国企业联合新加坡政府建立的工业技术中心；四是现代汽车、禧玛诺等顶尖跨国企业建设的先进制造工厂集群。除了贯彻先进理念，裕廊创新区也汇聚了裕廊集团最先进的产品，举三个最有特色的例子：一是全自动地下物流系统，既节约了地面空间，又创造了能应用自动驾驶的封闭路径，可谓一举两得；二是完全定制化的产业旗舰项目布林广场，能根据不同的制造类型提供不同荷载与层高的厂房。三是一条11公里长的空中生态走廊，直接连通地铁站、办公楼、公园等城市功能，堪称新加坡版高线公园。南北两条科技走廊的不断强化，整合了新加坡最顶级的制造业资源，并打通了新加坡制造对接国际市场的通道。电路已经接通，接下来且看新加坡如何让“制造灯塔”照亮东南亚。
▼
裕廊湖区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
3. 【点亮灯塔】构建智造联盟，引领东南亚参与全球制造竞争
2021年，新加坡政府启动实施了点亮“制造灯塔”的关键举措——成立东南亚制造联盟，这并非突发奇想，而是顺势而为。
早在1989年，基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良好的产业合作基础，时任新加坡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提出了新加坡-柔佛-廖内增长三角的构想，计划将新加坡在工业领域的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与两大邻国丰富的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谋求经济双赢。该计划得到了两大政治强人马哈蒂尔和苏哈托的高度认可，因此升级为国家合作战略，于1994年更名为印马新增长三角（IMS-GT），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印马新增长三角为出发点，新加坡逐步与东南亚各国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制造业联系。在此基础上，新加坡在外交、园区和企业三个层面进行了重点部署，构建起了强有力的东南亚制造联盟，让制造灯塔的光亮照耀整个东南亚：
在政府层面，新加坡政府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高等级的国际合作关系，消除了东南亚制造联盟在政策层面的障碍，相当于扫除了幽暗海域上的迷雾，让灯塔之光能抵达东南亚的每一个角落。下面我们来看两个国家间合作案例：
先看新马合作。自从1989年增长三角提出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2022年，新马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投资国。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民族矛盾被搁置，双方经济联系不断加强。2023年10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进行了新冠爆发以来首次“领导人务虚会”，就建立柔新经济特区达成了共识。以此为契机，搁置多年的新马高铁项目（由吉隆坡直达新加坡）也重获新生，未来两国的经济合作将越发紧密。再看新印合作，不是印尼，而是印度。新印两国不仅地缘相近，而且人文相亲，印度裔新加坡人的占比为7.5%，是仅次于华人和马来人的第三大族裔。早在2005年，两国就签订了印新全面经济合作协议（CECA），这在当时引发了新加坡国内的极大争议，反对派认为这对提升新加坡经济并无帮助，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但李显龙总理力排众议，力保该协议通过了两次审查并存续至今。如今印度经济迎来腾飞时刻，而新加坡也已成为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地，为东南亚制造联盟点亮了一块潜力无限的腹地。不止上述两国，新加坡与印尼、越南、泰国等东南亚重要国家都建立了深入的经济合作关系，这为东南亚制造业联盟的落地扫清了政策上的各种障碍，包括资本运作、人才引进、技术转让等等。这样一来，任何跨国企业想要落地东南亚，最高效的方式就是在新加坡设置区域总部，然后在各国建立制造工厂，正如《南华早报》所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新加坡作为其在东南亚的“控制塔”，在这里设立区域总部并实施扩张计划。”这也是新加坡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冠绝亚洲的根本原因。
说完了政治安排，再来看落地举措。新加坡在东南亚扩展制造影响力的模式很简单，就是与东南亚各国合作开发产业园区。这产生了一种双赢局面：一方面帮助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国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同时这些由新加坡公司参与运营的园区，也成为新加坡产业招商中的重要筹码。
以新加坡-越南产业园区合作项目（VSIP）为例，VSIP项目于1996年启动，由新加坡胜科工业集团（Sembcorp）和越南国企Becamex IDC共同成立合资公司负责开发，在“越南的深圳”平阳省（Tỉnh Bình Dương）开发了第一个产业园区，此后双方合作逐步深化，合作开发的产业园区数量也不断增加。目前确认开发的园区共有13个，占地1.1万公顷，为越南提供了30万个就业岗位，另有4个园区在建，10个园区正在谋划当中。对新越两国而言，VSIP项目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经济合作范畴。2023年8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出席了一次特殊的外交活动，既是新越建交50周年庆典，也是下一阶段VSIP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仪式。在致辞中，李显龙将VSIP项目称为新加坡与越南牢固伙伴关系的象征，是维系两国关系的纽带。同样的故事也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上演。在印尼廖内省，格兰特投资集团运营着峇淡印都工业园与民丹工业区，面积超过4000公顷，已经成为新加坡跨国企业建厂的首选地。而在马来西亚，亚洲最大房地产公司凯德集团也开始在柔佛、槟城等地收购优质工业地产，作为新加坡制造外溢的空间载体。
▼
凯德集团总部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提到的胜科工业、格兰特投资和凯德集团，正是东南亚制造联盟现有的三家战略合作单位。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帮助在新加坡落户的企业在东南亚找到制造解决方案。
打通政策通道，共建产业园区，这些都是手段，东南亚制造联盟最根本的目标，是帮助企业在东南亚寻找合适的供应链资源，最终把工厂落地于此。
为此，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推出了“新加坡+1”计划，为有志于东南亚的制造企业提供一对一服务。在参与新加坡+1计划的众多企业中，不乏优质的中国先进制造企业，这一趋势应当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比如中国机器人第一品牌新松，自2014年起陆续与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LTA）和新加坡港务局（PSA）开展过合作，不仅充分见识到了新加坡成熟的产业生态，也意识到了东南亚市场的巨大潜力。于是，新松于2017年成立新松新加坡公司，目前已经成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全能总部”，承担区域内的研发、制造和投资职能，未来将进一步承担起为东南亚各地的项目培训人才的重任。新松总裁张进对新加坡公司的关键角色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新松新加坡已经成为我们在东南亚的支点，不仅局限于新加坡本地，周边的业务也都由新加坡团队支撑。”在新加坡总部的支持下，新松开始发挥自身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优势，深度参与东南亚工业化进程。比如在菲律宾助力东南亚最大电商平台Lazada打造自动化物流分拣系统，在泰国参与建设东南亚第一座5G智能工厂等等。鉴于新松强劲的产业带动力，新加坡政府已经将其视作重要的合作伙伴。2022年，新加坡前总统哈莉玛女士授予新松新加坡公司“人类联合奖”，经济发展局也将其作为新加坡+1计划的成功案例进行宣传。又如国内制造代工领域的老牌大厂领益智造，在转型ODM的过程中发现了企业出海的必要性。领益首席技术官徐志文认为，“我们发觉进入到ODM以后需要一个国际化的团队，要有跨国沟通的语言能力、国际化项目管理和全球布局的能力，所以我们决定要到国外去。”经过调研，领益选择了新加坡作为出海首站，因为这里不仅能提供企业海外扩张所需的各类人才，而且也是亚太地区跨国企业总部最集中的城市。这就意味着，领益能在新加坡与重要客户面对面交流。2021年，在经济发展局的大力协助下，领益新加坡公司成立，并同步在印度、越南等地开设工厂。未来，领益新加坡统筹所有海外生产基地的研发、制造和人才培训工作，全力开拓东南亚这个连接亚美欧三大洲，潜力无限的制造业中心点。新松和领益的案例并非孤立，自2021年东南亚制造联盟成立后，新加坡确实迎来了一波企业开张的热潮，根据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统计，从2021年到2023年，新加坡新增企业数量从5.8万家飙升至7万家，创造了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新加坡这座制造灯塔，正变得越来越亮，照得越来越广……
06
总结：世界工厂，需要一座制造灯塔
本文梳理了新加坡制造业崛起和回归中的关键点，意在为中国制造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尤其是上海、深圳等致力于建设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城市，更应从新加坡身上汲取更多养分。因为作为世界工厂，我们也需要自己的“灯塔”。
![]()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经验中总结出三个值得借鉴的要点：
第一，招商很重要，但前提是方向明确。在新加坡制造的发展历程中，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产业方向，在建国初期，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八十年代，为了获得更大附加值，转向电子、医药等高科技制造领域；2000年以后，为了寻找第二增长曲线，转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而在如今这个工业4.0时代，则全力突破智能制造。在整个过程中，新加坡总是先做好战略规划，判明产业发展方向，再设法落实。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制定战略的时机非常讲究，通常是在“黑天鹅”事件发生之后，仿佛在践行《孙子兵法·形篇》的核心精神，“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在变局中先立于不败，再寻求发展机会。因此，我国政府不仅要充分认识到战略规划的重要性，更要学习如何在变局之下制定战略。既然战略能让“天生断奶”的新加坡实现制造回归，也必然能帮助底子更好的中国城市实现制造飞跃。第二，战略要落地，先得理顺组织架构。本文中提到了许多新加坡政府机构，包括经济发展局（EDB），裕廊集团（JTC）、科技研究局（A*Star）等，他们随着新加坡制造业发展应运而生，不仅各司其职，而且不断迭代更新。最好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其下属的研究所始终紧随国家产业导向而变动，新的不断建立，老的自然消亡。这足以证明，在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稳定不变的组织架构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局面，只有根据战略不断调整组织架构，才有可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拿旅游业举例，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建立文旅集团，并为它们注入优质资源和项目，原因就是，在政府现行架构下，没有哪个部门能够独立承担起旅游发展的重任，因此需要一个新的平台进行统筹。而且曲江文旅、成都文旅等珠玉在前，该模式已无需论证。其实制造业领域也是一样，新加坡的例子就是在告诉我们，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做好专业的事。第三，生产要抓牢，但更要搭建生态圈。新加坡成立东南亚制造联盟的举措，其实已经挑明了一点，全球制造业竞争已经不是在比拼生产力和质量，而是升级到了一个全新维度——谁的产业生态圈更完善，谁就能吸引先进制造回归。新加坡已经用实践告诉我们，建设产业生态圈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很多实际工作可做，包括扶持实体金融、提升全民技能、迭代产业载体、服务企业落户等。如何在统一战略指引下，协调一致地推进这些工作，这对我国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然而就算再难，上海、深圳这样的制造业领军城市也必须迎难而上，因为制造业的零和博弈已经展开，中国想突围，就必须树立我们自己的制造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