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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未成年人自残甚至自杀的个案屡见报端。对此，专家们大多提倡要缓解学生的课业压力、培养未成年人的抗逆力。事实上，在我生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制度十分现代化，辅导老师与社工等资源也较为充足，但学生自杀个案依然不少。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并正视孩子们的心事由来，才能够“对症下药”。为何年纪轻轻的学生会轻言寻死？尤其是如今社会经济条件比以前更好了，大多数生活在大都市的未成年人都不需要为食物与安全等问题而担心，在父母甚至是两代人良好的照顾下，生活大多无忧无虑，但有的孩子却自寻短见，令很多家长都感到难以接受和理解。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反方向去思考：既然生存条件与物质生活都无忧，孩子却不想活下去，那他们面对的困难大概率是更深层次的、非物质的方面。众所周知，在战争地区是很少有人自杀的，但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大都市却不一样。那是因为，在大都市生活的人要面对的是“进阶版”的人生问题，例如如何活、为何活、为谁活、活得很累等。其实成年人经历生活的各种起伏时，往往也会觉得生活太难，有时甚至不想继续下去。不过，幸运的是，成年人大多有很多未满足的渴求，以及人际的牵绊、对人与事的不舍，等等。面对困难，有些人会从宗教或哲学角度找到答案，有些人则在与困难持续抗争的过程中，慢慢想通及弄懂了如何应对。但是，对于孩子而言，由于其脆弱的心灵力量与社会关系，加上无力的社会角色，一旦他们遇到“进阶版”人生困难，是很难凭自己的力量走出来的，可能就会觉得难以活下去。
我以前接受哀伤辅导训练时，导师会让学员设想一个情境：假设你正坐在飞机上，5分钟后飞机便会撞上大山，你将会一命呜呼，请你用仅有的时间写下你的遗书。导师说完的瞬间，几乎所有学员都痛哭流涕，悲恸得写不出一个字。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个学员都“生有可恋”，在写“遗书”的一刹那，人人都想起自己牵挂的人和事。想到自己一下子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自然会很伤心、很舍不得。事实上，一个对生命有眷恋的人，是不会希望自己的生命太快结束的。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否思考一下：如今自残自杀的未成年人，为什么对生命不再眷恋？犹记得我年少时，对生命是充满期盼的。例如，每个星期我都会期待爸爸周末带我去餐厅，并且给我买一本漫画书，父子俩一边吃着点心一边看书看报。有时爸爸心情特别好，还会带我和妈妈走1小时的路，到几公里外的冰淇淋餐厅吃冰淇淋，回程时我可以用自己省下的零用钱买几个兵乓球，带回学校跟同学一起玩。小小的心灵每天都有新的期盼和快乐，这样的孩子又如何会想到自杀？然而当今，未成年人的期盼究竟是什么？是一顿美味的寿司，一个新的手游，还是怎么企求也得不到的父母的赞赏与用心的陪伴？他们在乎的又会是什么呢？很多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父母，虽然小时候没怎么穷过，但在急速改变的谋生环境中却吃过不少苦头。于是，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用好的学习成绩换来较容易的人生与财富，渐渐地便将孩子带进了不断追寻金钱、成就而非心灵快乐的圈子里。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曾著《自杀论》，他提出，一个人如果不能融入社会，就会感到孤立，但太融入社会，又可能被过度压迫，两种情况达到极端时，人承受不住就可能会选择自杀。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当大家都追求效率，就会减少了个体的主导性。未成年人本来需要独立的发展，但面对社会日益强大的集体论述和标准，学校与家长又有意无意助长这种“内卷”，未成年人无力抵抗之下，可能就会选择以终结生命来逃跑。有辅导专家曾说，人自残与寻死可能是为了求助、报复或赎罪，前者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他快承受不住而提供协助，后两者则是要让压迫他的人后悔或不得不原谅他。以我的个案服务经验来看，自残的未成年人，大多是为了求助；自杀或自杀未遂的未成年人，大多是为了“控诉”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很多时候是父母或老师）。前一阵子我跟一位专门辅导未成年人的心理医生聊起来，他说很多被诊断为患情绪病的未成年人，其实只是无力应对外界对他们的要求，只要环境或影响他们的人改变，他们很容易就会痊愈。这与我们社工的看法大致相同，即现代“社会人”（Social Being）的困难都来自社会关系与人际交往。不同的人与制度的期望，对某些未成年人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面对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自杀现象，培养他们的抗逆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家长和老师们要知道，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是无条件的支持、包容和爱，要让他们明白不管自己的学习成绩如何，将来选择如何生活，只要他们能拥有实时的、真正的幸福，都是可以的。实际上，也只有这些无法用金钱、辅导给予的支持与快乐，才可以令孩子们“生有可恋”，勇敢地面对从来都不易的生活。
（作者系香港资深社工，佛山市新里程社会工作评估中心首席督导，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课程导师，著有《教你做个真社工》《禁毒社工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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