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民族是如何变成Doomer的?|苏联摇滚简史(下)

文摘   2024-07-06 23: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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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入侵

6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英伦入侵,披头士火遍全球;大约十年后,苏联也迎来了一场镜像运动——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入侵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恢复了沙俄旧名——叶卡捷琳堡,如今是俄罗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地盘。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摇滚俱乐部

现已成为叶卡捷琳堡的游客打卡地

就是在这里,掀起了足以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抗衡的摇滚运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就此被称为“苏联摇滚第三帝国”。

它的故事,得从1975年说起。

那时候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潘特金(Alexander Pantykin)的钢琴家。


正是这位潘特金,成为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入侵的起点人物。因为他将引出大名鼎鼎的“鹦鹉螺”(Nautilus Pompilius,Наутилус Помпилиус)。

可以说,没有鹦鹉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入侵就不会存在。鹦鹉螺的两位创始人,维亚切斯拉夫·布图索夫(Vyacheslav Butusov)与德米特里·乌梅茨基(Dmitry Umetsky),都是潘特金的迷弟。他们开始搞乐队那会儿,水平还很菜,玩的是翻唱不说,而且因为英语不灵光,歌词都没办法唱出来,只好哼哼哈哈地即兴发挥。

Vyacheslav Butusov

Dmitry Umetsky

1982年,他们录制了首张小样《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Али-Баба и сорок разбойников),效果很一般。但是没关系,因为接下来,潘特金将亲自指导他们。乐队这才创作了第一张正式专辑《Moving》,其中的歌曲《Hawk Wedding》就有着标准的潘特金钢琴的范儿。

《Moving》

听得出,他们早期受齐柏林飞艇影响很深,风格以硬摇滚为主。但是,两个人于1984年跑到列宁格勒看了维克多崔和水族馆的演出。回老家后,马上就开始转型。

从1986年开始,鹦鹉螺开始全力以赴地探索合成器编曲以及人声与萨克斯管的结合为特点的风格,同时也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妖娆的台风。很明显,他们受到了华丽摇滚的影响。另外,他们还加了点苏联特色,像爱丽丝乐队主脑康斯坦丁·金切夫那样,化着浓妆但是又穿着军装。

鹦鹉螺

1986年,可是苏联历史上一个石破天惊的年份。

那时,受国际油价低迷影响,苏联的原油出口早就不香了,经济陷入困顿。而这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当政。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

他上台伊始,信心满满,认为只有激进的经济改革才能挽救苏联,所以提出了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那就是到1990年,苏联应该将粮食产量提高1.5 倍,到2000年,将工业产值翻一番,并完全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只是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真到了1990年,他的改革不但没有任何成效,反而一把将苏联拖入了深渊。

历史数据表明,与1985年相比,1990年经济增长率从+2.3%下降到了-11%,黄金储备从2500吨下降到240吨,上升的只有外债余额,从250亿美元增加到了1039亿美元。

而这段悲催的时期,正是鹦鹉螺的事业上升期。他们像那个年代的许多苏联青年一样,一身反骨,用自己的音乐反复羞辱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举世震惊。50万苏联军民不惜以血肉之躯阻止核污染,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爱国悲歌。
然而,这一声爆炸,到底还是将年轻一代对苏联的最后一点期待都吞噬殆尽,鹦鹉螺自然也是失望的人群之一。


切尔诺贝利事件两个月后,也是6月22日,鹦鹉螺参加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摇滚俱乐部第一届音乐节。歌曲《告别信(Последнее письмо)》的现场,堪称名场面——

鹦鹉螺边演边向大厅发射纸飞机。其他摇滚乐手受到感召,也纷纷爬上舞台,大家挤在一起,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苏联的巨大嫌弃。



因为《告别信》,说白了就是一首唱给美国的情歌——

再见了,美国,请你用班卓琴为我送别
再见了,美国,我未曾谋面的远方
不知这首歌是否能被听见
但我的心中它将永志不忘

鹦鹉螺乐队所释放出的那份几近绝望、却又炙热无比的对美国的向往和爱恋,彻底点燃了那一代苏联青年心中的火焰。鹦鹉螺瞬间成了美国梦的化身,在苏联开始走红。

而1986这一年,维克多·崔也推出单曲《渴望改变》,触及了人们共同的心声。

红色的太阳燃烧殆尽
白天与它一起熄灭
在灯火通明的城市,暗影降临。改变啊!——我们的心渴求着。
改变啊!——我们的眼渴求着。
在我们的欢笑与泪水
和静脉的脉搏中:
改变啊,我们等待着改变

那时,列宁的画像已经成了可以被随意丢弃之物,要是谁还号召学习《资本论》,会立即引发群嘲。连戈尔巴乔夫自己都沦陷了,据说,他也成了一名热忱的摇滚乐迷。

苏联,在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赛中,一败涂地。

但当时的摇滚乐界还不算全军覆没,至少鹦鹉螺同期的Chaif乐队,依然坚守着对祖国的热爱。直到今天,他们亦不改初衷,不仅支持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提供援助,还杠上了那些在俄乌冲突中背弃祖国的音乐人。

Chaif乐队

以英国女推理小说作家为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Агата Кристи),也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入侵运动中的主力军。乐队成立于1985年,但正式启动是在1988年,比前面那两支乐队都要晚一些,是受到英国知名后朋乐队The Cure的启发组队。

1987年,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美国人民对他极其热情,甚至为了他,批评了时任总统里根,他一时受宠若惊。

有意思的是,他还会晤了时年41岁的懂王。懂王和他心有灵犀,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等苏联实现民主改革后,去投资建设豪华度假村。


1988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在第 43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历史性讲话,将苏联的国际声望推至新的高度。他主动放弃了历任苏联元首打下的东欧地盘,主动裁减东欧驻军 50 万。

意思就是,苏联,不要再当什么老大哥,苏联,将是美国和所有民主国家的好朋友。

这样的戈尔巴乔夫,给苏联带来的,必然是前所未有的宽松氛围。各路摇滚乐手们不再有顾忌,想唱就唱。确实有很多乐队公然跳反,几年后,水族馆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演出中,公然唱出要在列宁头上拉屎这样的大不敬歌词。

然而,待到苏联真正解体,许多乐队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比苏联时代还要严酷百倍的生存现实之中,反而开始变得沉默。以鹦鹉螺乐队为例,自90年代初期起,便不再关心任何社会民生,转而开始挖掘宗教与哲学的抽象命题。




朋克
从西伯利亚的冻土中翻起

 

名义上的苏联朋克,始于1978年的列宁格勒。

无非是那时的列宁格勒,收听敌台方便一点,比起别的小镇青年,列宁格勒年轻人更早地听到了性手枪,The Clash。于是,他们成了朋克,同时也成为了笑柄。

他们不了解朋克的穿衣风格,也不知道朋克羞辱英国女王的传奇事迹,只是觉得朋克听起来很酷,便决定成为朋克。因此,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想要将自己整成朋克,但一不小心,却把自己整成了醉醺醺的、脱离社会的嬉皮士。


而且,他们不反党,有的还很爱国,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不是活脱脱的小粉红吗?但就是这种红色摇滚青年,连克格勃都看不上,不允许他们进入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

而在遥远而冰冷的古拉格劳改营边缘,西伯利亚的冻土下正酝酿着一场真正的朋克风暴。鄂木斯克、秋明、新西伯利亚,这三座城市是这场朋克运动的中心。

或许是因为距离太过遥远,又或许是因为那里的气候过于严寒,西伯利亚的朋克运动总是比苏联其他地方来得更猛烈一些。虽然他们的打扮仍旧不伦不类,但那种朋克精神已经实锤了。

因为西伯利亚没有正式的摇滚俱乐部,朋克们就因地制宜,占领了自助餐厅、公寓、图书馆,退伍军人协会的大厅,在这些地方随时DIY演出,表现欲爆棚。


当然,他们也也逃不过铁拳的打压,处处受掣。朋克们只有20%的歌词创作权,剩下的80%得交给官方作词。而且,歌词还得准备三个不同版本,等官方在哪个版本上盖章了,他们才能演哪个。就算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他们不会被警察找麻烦。很多朋克或被学校开除,或被赶到军队,或失去工作。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和朋克精神。

这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来自西伯利亚第三大城市鄂木斯克的朋克乐队民防(Grazhdanskaya Oborona)。


1982年,18岁的诗人兼音乐家叶戈尔·列托夫和他的朋友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组建了乐队Posev。两年后,乐队更名为民防(Grazhdanskaya Oborona)。当他们忙于录制首张专辑《Poganaya molodyozh》时,被克格勃盯上了。

《Poganaya molodyozh》

明明有那么多激进的乐队,怎么民防这么快就成了克格勃的目标呢?

原来,问题出在第二吉他手巴本科的妈妈身上。她是一名党的干部,听了民防的唱片,大惊失色,认为自己的儿子参与了一个反苏组织,便立即向克格勃举报。

1985年3月,克格勃开始审讯民防。那时,切尔年科刚刚去世,戈尔巴乔夫还没上任。11月,列托夫以叛国罪被逮捕。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被送入精神病院。而里亚比诺夫,虽然心脏有问题,还是被强征入伍。

1986年3月,列托夫出院后,曾在一个月内独自录制了三张完整专辑。这三张专辑都是用各种骂骂咧咧来填满的,他简直恨透了苏联专制机器。

这三张专辑内页,有着一长串合作者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些合作者都不存在,因为这些名字全是他胡诌的。原来,克格勃曾迫使其他乐手签署保证书,与阶级敌人列托夫划清界限。

在《腐烂青年》(Поганая молодёжь)一歌中,列托夫怒气值加满:

无需吓唬我们!
我们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
我们啥也不在乎!


好在这种紧绷的气氛没持续太久。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带来的开放风气,1987年,西伯利亚第一届摇滚音乐节举办,民防乐队第一次站在公众面前坦陈自己的巨大愤怒。


在这场音乐节上,列托夫结识了朋克女诗人扬卡·迦基列娃(Яна Дягилева)。


扬卡是安赫玛托娃,这位白银时代女诗人的忠实拥趸,继承了诗人那种深沉而感性,复杂又矛盾的气质,并且带有独特的虚无主义色彩。同时,她创作了融合了民谣的忧郁旋律,谱写了一首首充满哀愁的时代挽歌。

扬卡就此加入了民防,与列托夫开始了虐恋。1991 年 5 月,深陷抑郁的扬卡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新西伯利亚附近的一条河里,得年 24 岁。列托夫悲痛欲绝,暂停了民防乐队的演出,以至于许多人认为,扬卡的死象征着西伯利亚朋克时代的结束。这时,距离苏联解体只有短短7个月时间。

扬卡的墓碑

而苏联的崩溃,的确也让西伯利亚朋克运动难绷。从本质上讲,这就等于是说朋克们反抗的目标突然消失。他们成了一支没有敌人的军队,四顾茫然。

就像鹦鹉螺乐队一样,面对“休克”的俄罗斯,民防,这支战斗朋克乐队忽然佛系,乐风转向迷幻摇滚和盯鞋(Shoegaze),歌词也开始变得形而上学,并割舍了政治主题。

几年以后,一名绝望的苏联老人自杀,临终前她说了一段话,或许能够解释朋克们变佛的原因——

斯大林曾在广播里曾说,战争结束后我们都会幸福,赫鲁晓夫曾经承诺过,共产主义即将到来。戈尔巴乔夫也发过誓,将民主说得动听至极。

现在,叶利钦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我等待着美好生活的降临。小时候,我怀着希望等待,长大后依然如此……如今我已年迈,才知道我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

每个人都在撒谎,国家只会变得更糟。等了一次又一次,我再也无法忍受。我看到人们重新开始相信上帝,因为已无其他希望可寻……

此时的俄罗斯,正在推行“休克疗法”。这段时间,国家经济进一步崩溃,物价飞涨,通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业体系彻底崩塌。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虽然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亲自指挥攻城,俄军仍遭受重创,许多年轻的士兵白白牺牲,令人民深感痛惜。


在一片绝望中,人们甚至开始怀念被视为残暴独裁者的斯大林,怀念那个战无不胜的前苏联,以获得些许慰藉。

显然,这种缅怀无法掩盖现实的残酷。从1990年到2003年,俄罗斯的自杀率翻了一番,到了1999年,男性平均寿命急剧下降到58岁。且治安极度混乱,街头暴力事件频发,许多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残忍杀害。

这段时期被后人称作“黑暗十年”。




后朋克的延伸
Doomer的兴起

那时的俄罗斯,频繁向西方示好,一直惨遭拒绝,曾经以为触手可及的美国梦也化为泡影。人民对未来的幻想和理想信念尽数破灭。整个国家都沉沦在一片灰暗的氛围中。

这便是根植于后朋文化的,Doomer诞生的时代背景,也是Doomer看来那么丧的起因。


让我们跳到2008年,这一年Doomer表情包首次在4Chan上亮相。它的原型,是个20多岁的家伙,深受虚无主义影响,觉得这个世界没什么希望,慢慢地,就开始躲避传统社会的条条框框。跟老一辈的“婴儿潮一代”完全不同,他或许觉得遗忘和逃避才是幸福,但Doomer成长在信息自由,资讯泛滥的网络时代。这些不受任何约束的信息蜂拥而至,反而让他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混乱和无意义。他开始嗑药,机械地维持着毫无前途的工作,渐渐地疏远了朋友和家人。任凭抑郁、沮丧,将自己全部吞没。

他的形象,实在是过于完美的让后苏联时代的年轻人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因此,大量的后朋乐队在后苏联时代兴起,就像虚无的气息悄然侵入时代的夜色,搅动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波澜。

废弃的工厂在黑暗中倒下,蒙尘的烟囱塔,在灰暗的天空下矗立。在这片衰败的土地上,曾经辉煌的革命灯火在寒风中摇曳,只剩下冰冷的气息,与后朋克音乐的旋律交织在一起。

是的,这片后苏联时代废墟上,后朋成为了年轻人共同的语言,是他们对抗虚无和绝望的武器。大量的Doomer社群涌现。这其中,最亮眼的乐队当属来自白俄罗斯明斯克,成立于2017年的寂静的小屋(Molchat Doma)。



乐队融合了后朋克和黑暗合成器元素,深受80年代苏联摇滚影响。歌词描绘了后苏联时代的孤独与压迫。但Molchat Doma的创造力不止步于此。初听他们的音乐,可能觉得阴郁冷酷,但细听之下,又会感受到一股细微的振奋力量,如同黑暗中漏下的一束光。

这光亮的源头,可能来自他们不甘沉沦的自由主义精神。

尽管白俄罗斯是目前唯一与俄罗斯交好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Molchat Doma却没有追随白俄的官方立场,而是站在普京的对立面,发出了对人性的深刻拷问。

乐队在斯洛伐克全景酒店前录制《阶梯》所在专辑《Etazhi》

他们最受欢迎的歌曲,就是这首深具存在主义气息的《阶梯(Kletka)》。


"Kletka",英文意为“笼子”或“牢房”,歌词描绘了公寓楼里的孤独徘徊,如同人生的奔忙与追寻。

“穿过楼梯间”,穿过“被遗忘的墙上纸条”,透露出绝望感,仿佛陷入日常生活的死循环。“粉刷上的烧伤”,更是加强了那种被世界疏离、抛弃的感觉。“没有人会开门的地方”与心中期望的“无需敲门即感欢迎之地”形成鲜明对比。而“有人向我问好,我就不会逃跑”则表达了对温暖、安全之地的深切向往。

许多Doomer,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属。

下面,有请Sonicake的小伙伴,来一波《阶梯》演示。





请回答1991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1991年的悲剧宿命种子,或许在1989年就已悄然种下。谁能想到,苏联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这一年的8月12日和13日,规模宏大的莫斯科和平音乐节举行,显示了戈尔巴乔夫Go West的坚定决心。

它集结了那个时代的摇滚巨擘——从Bon Jovi、Scorpions到Mötley Crüe、Ozzy Osbourne和Skid Row,还有苏联自己的摇滚传奇Gorky Park。超过10万人参与,而它的影响力更是跨越国界,在59个国家的屏幕上直播,包括美国MTV台的观众也得以目睹这一举世无双的盛况。

莫斯科音乐和平节,再一次被冠以“俄罗斯伍德斯托克”的名号。它的举办,由美国人Doc McGhee与苏联人Stas Namin的共同促成,表面上象征着东西方阵营摒弃前嫌,精诚合作。

然而,它的背后却流传着一个可怕的阴谋论。

据传,Doc McGhee是个罪犯,1988年,他在美国境内走私20吨大麻被捕。为了脱身,McGhee与美国当局达成了一笔交易,犹如神话中九头虫对奔波儿灞的嘱托——你去摆平苏联,结束冷战,我便放你一条生路。

Doc McGhee也的确不是善茬,他甚至当众与Mötley Crüe的Lee在苏联大打出手。

就是在这场音乐节,戈尔巴乔夫结识了蝎子乐队。蝎子乐队后来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挚友。此次莫斯科之行,启发了蝎子乐队的创作灵感,他们由此写下传世之作——《变革之风(Wind of Change)》。

而这首歌,也在两年后,直接敲响了苏联的丧钟。

Metallica在Monster of Rock音乐节

如果说和平音乐节用摇滚乐打破了冷战,从铁幕中撕开了一道缺口;那么,1991年莫斯科图希诺机场的“Monster of Rock”音乐节,则如同一把巨锤,猛烈地砸开了这堵围墙。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时刻,聚集了当时全球最炙手可热的摇滚乐队:Pantera、the Black Crowes、Metallica和AC/DC。

1991年9月28日,就在八月政变失败后的一个月,160万摇滚乐迷涌向莫斯科,共同见证了这场盛况空前的露天摇滚音乐会。

Pantera与维持秩序的军警

其实在当时,苏联军警正在全力推迟那场音乐节的举行,似乎这样做,就能挽救奄奄一息的苏联。可是,民众热情高涨,与警察爆发了激烈冲突。警察和军队,不再是人民眼中的守护者,而是彻彻底底的敌人。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漂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直升机轰鸣飞过,绚烂的星条旗狂乱地拍打着苏联年轻人的脸颊,他们未来的命运,在这一刻已经完全失控了。

1991年12月14日,这是一个甜蜜又悲伤的历史时刻,蝎子乐队以私人身份造访苏联,他们和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齐声唱响了那首不详之作《变革之风》。

前三句歌词,就写得够直白了:

我沿着莫斯科河
一直走到高尔基公园
听见变革之风



这里的变革之风,当然指的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旋律悠扬,歌声辽阔,却是苏联母亲最后的叹息

11天后,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最高领导人之物,放手让苏联原地解体。

而苏联有没有因此变得更好,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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