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元|散文 · 我要吃供应
文摘
文化
2024-08-16 00:00
山西
小时候,非常眼气我们家邻居吃供应,月底或月初,推着平板车就到粮站领供应,粗的细的红的白的黄的,还有豆油香油等等有七八样,既轻松又体面。当时我就想,我们家什么时候也能吃上供应。我和他们家男孩同龄,经常到他们家玩。在那个并不宽裕的岁月里,别人家吃粗糠吞野菜,但他们家有白面有大米,过年过节还有特殊供应,隔三差五炒肉的味道从窑洞里溢出,飘进了我家。大料味花椒味还有大蒜大葱味,尤其是醋喷肉的味道会引起我的过敏症,打喷嚏溢口水肚子叫,这种病无需医治,只要把口水使劲往肚子里咽,闭上眼睛屏住呼吸,极力清空大脑,短暂失意,三至五秒即可治愈。过后,我会带着质问口气问母亲,他们家为什么不用种地就能吃上白面大米和猪肉。母亲问我,天底下最苦的事是甚?我说,种地。母亲摇摇头说,是读书。人家年轻时候读书,睡三更起五更,辛辛苦苦十几年,考上了中专,一毕业就是国家的人,是国家的人,国家就会给他们吃供应。人家读的书比咱种的地多,人家肚子里的字比咱箱子里的粮多,是国家的人才,他不吃供应谁吃?我又问母亲,我能不能吃上供应?母亲用期待的眼睛盯着我,什么都没说,大概是希望我能吃上供应吧。有一次,和隔壁男孩跟着他父亲到粮站领供应,那时候的我特别邋遢。莫言的母亲说莫言小时候特别丑,小脸抹得花猫绿狗,唇上挂着两条黄鼻涕,吸溜时绿虫似的在鼻孔里蠕动着。小时候的我,大概就是那个模样。粮站的工作人员看到我这样子,连大门都不让我进去,生怕我进去把粮食污染了,俯身捡块石头或木棍连吓带诈,骂骂咧咧地把我们这些穷孩子像撵狗一样撵走。供应粮与农村粮之间巨大的差别,深深地刺激了,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让我产生了飞出大山,跳出农门,吃上供应的强烈愿望。这也许就是一种出人头地的想法吧,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事情的发展也是如此。我读小学四年级时转学到了县城,那年我十二岁,踏上了求学之路。转学的困难相当大,最大的阻力来自父母亲观念的陈旧,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我们都不是读书的料。用母亲的话说,祖祖辈辈都是欺负土坷垃的,几十代人加起来也不认识一斗字,想从“农耕世家”改成“书香门第”那是不可能的事。父亲说,城里无房无亲无故,连个落脚点都没有,往哪住?你年龄小连饭都不会做,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是的,这些现实问题像一堵堵冰冷的墙挡在他们面前,让父母亲无法翻越,我给他们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为此,他们百般阻挠不让我进城读书,但我一根筋似的,怎么说都不行,抱着父亲的腿不让他上班走。后来,父母亲觉我是真想到城里读书,也许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们。最终,父母亲做出了妥协。父母亲不让我转学,与我当时的学习成绩不好有关,三门课考不上五十分(语文\数学\常识)。那次考试,老师找到了家里,让母亲把我引回家,母亲给老师说了好多好话,老师说下次考试再考不及格就真不要了,母亲答应了。老师走后,母亲好好地把我数落一顿,那次母亲哭了,我也哭了。不过那时的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确实不好。老师哪有教师资格证?谁当老师村长说了算。村里真正有文化的人吸收不到教师队伍,不是村干部的孩子就是他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他们根本担当不起教师应有的责任,只是为了图个清闲挣点工分而已,谁考虑误人子弟的后果?后来我转到城里,环境变了,态度也特别端正,知道学习是为了什么。在城里读书不用割草喂兔喂猪,和城里的孩子们一样,一心只读圣贤书。进城后,让我看到了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差别,他们学习目的很明确,早早就知道了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道理。跟这些同学相跟在一起,可以说是良师益友,你不想进步都不行。我还成了班里的班干部,六一儿童节还评为“红花少年”“三好学生”。那时的我特别懂得进步,每天早上很早就去了学校,不是打扫环境区就是打扫教室卫生,收拾完开始背书预习,等到同学们来到学校时,已是窗明桌净,老师常常表扬我,一直坚持到小学毕业,到了初中高中也是如此。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乖孩子,深知自己的家庭,是一个没有雨伞的孩子。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高中毕业那年,正月初十午饭后,在村南发生了一场车祸,车祸的当事人就是我,一辆面包车差点吞噬了我的性命。经过一系列的抢救治疗,脑袋上缝了十三针,最终保住了性命,那年高考我榜上无名,我的人生第一次跌入了低谷,感觉自己就像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想冲出笼子却苦于找不到门,走投无路的我,好像被世界抛弃了一样,想出人头地的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更感无助。那时的我是孤独寂寞的,像生活在黑暗中眼前一团漆黑,看不到一丝亮光。当时,父母亲开了一个小饭馆,对于他们来说,没考上大学回家帮他们打理,正合他们心意,可他们哪里知道我的想法?三尺灶台怎能容得下意气风发的我。那时,如果没有车祸,我兴许能考个大专一类的院校,因为与我差不多的同学复习一年或两年最低都上了师专,何况当时我的成绩也不差。心比天高的我,绝不是为了苟且偷生地活下去,有饭吃有衣穿,结婚成家生子度过一生。在城里上学几年,接触过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他们的目标是要考北京的大学,上海的大学,到更远更好的城市发展。小学毕业那年,大姐去北京探望当兵的姐夫,我也随她而去,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我一个人常常独自坐地铁到天安门广场转悠,那次让我大开眼界,从此能吃上供应不再是我的终极目标,常常有一种想飞的感觉,飞得更高更远。只要有条件就想去外面看看,闯荡一番,不想复制粘贴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日子不好吗?实现父辈们曾经有过的梦想。报纸广播里常讲,广阔的农村大有作为,但对我来说看不到希望,改变靠天吃饭不是我所能,只有改变自己才是硬道理。最早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成为国家的人吃上国家的供应,那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要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没有变好,只是因为没有到最后,命运给我多少暴风雪,也就会还你多少个春天。自己告诉自己别气馁,咬牙坚持下去,你吃了多少苦未来就有多少福报,所有美好都风雨兼程在路上,风尘仆仆地向你奔来。在前进路上总有波折,前进的路注定不会是一条坦途,是谷底和山峰螺旋式的上升。经过与父母的斗争,我下了当兵的决心。我每一次的改变都要和父母亲斗争一番,越斗争思路越清晰,离开他们的欲望越强烈,他们的阻拦好像是一个加速器,更加速了我离开他们的速度,更坚定了离开他们的决心。父母亲的反对,也许是在保护我,不想让我吃那么苦受那么多罪吧,但我并不买账。当时的我,我已明白,一帆从不风顺,这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人生予我疼痛,但也给了我勇气和坚韧,只要自己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尚能控制范围之内,知道回头,即使失败了还有退路可走。老人们常说,人这一辈子吃多苦受多少罪,享多少福都是有定数的。1989年3月,春寒料峭,乍暖还寒。此刻,我荡漾着春风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没有出过远门的我,过汾河跨黄河穿八百里秦川和河西走廊,列车奔驰两天出了玉门关,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让我感觉到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孤独之感,同时还有一种“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壮志。向远处白雪皑皑的雪山望去,有人告诉我,那就是著名的祁连山山脉,天蓝得耀眼,雪白得炫目。一只老鹰和另一只老鹰,还有两三只,它们结伴在空中冲着浪,似乎是朝着列车而来,展开双翼像战机一样,随列车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继而又箭一般射向了天空,它们编队巡视着巍峨挺拔的祁连山。坐在车窗前,心潮澎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我也即将成为那飞翔的雄鹰。列车载着我把横卧着的祁连山抛在了后面,我看着它,它也瞅着我,一直把我送到了戈壁沙滩,我却把它无情地丢在了脑后,抛下的还有我的父母。走的那天早晨,母亲的眼睛肿得和核桃似的,脸灰蒙蒙的没有一点光泽,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显然是一晚上没有休息好。那时的她已近花甲之年,从内心讲她确实舍不得让我走,我出生最晚,离开她最早,每次回家都要翻箱倒柜,把她攒下的核桃瓜子红枣统统拿出来招待我,好像我是客人似的,小住几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她总怕冷落了我。父亲拉住我的手,用颤音说道:“非走不可?家里就没有你能干的事?”我忧心忡忡地瞅瞅他,什么也没说,猛然挣脱手,转身离去,像逃离似的头也没回上了公交车。转身那一刻,我听到父亲说:“走了就踏踏实实干,不要有任何牵挂,把自己照顾好。”我用袖口将溢出的泪水快速擦去,咬着牙蹬上了车。说实话我也不想把他们留在这山圪𫭼里,可又没办法。走还有可能闯出名堂,不走那就永远会困在这四面环山的小山村,走兴许光明一片,留下也许死路一条,仔细想想,不死则废。这一走就二十多年。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愧疚,走的时候和父母亲连句保重身体的话都没说,年轻气盛啊!走进了军营,我的心就安在了那里,不像有的新兵,因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不好好训练,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还有的受不了部队的约束弃营而去,我则坚信在军营是一所大学,是一个大熔炉,是一个大社会,只要在这里刻苦锻炼,不论吃多少苦,受多少罪都得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所收获,一定会有大收获。经常回味母亲的那句话:“不蒸馍馍也要蒸口气。”父亲也告诉我:“要好好做人,多干事少说话。”我倒有种不混出个样子决不回家的决心!两年以后,我考上了军校,成了国家的人,吃上了供应粮,圆了我儿时的梦。 王景元,山西祁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晋中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祁县作家协会理事。曾在新疆西藏戍边二十五载,上校军衔,大学学历。作品刊发于《阿克苏报》《晋中日报》《乡土文学》《天津散文》《郑州文学》等报刊杂志及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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