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阿潑
《聽海湧》影集創作團隊，左起為製作人林佳儒、導演孫介珩、編劇蔡雨氛。（攝影／鄭宇辰）
「你閉上眼睛，專心聽海湧的聲音，是不是跟故鄉海膽洞的海湧一模一樣？所以每一次只要聽海湧聲，你就會回到故鄉，你就不會害怕了。」在迷你劇集《聽海湧》中，一名台籍戰俘監視員以這段話來安慰身處婆羅洲的同鄉。海湧（hái-íng），是台語「海浪」的意思。
《聽海湧》是台灣首部二戰懸疑劇集。2024年8月，二戰終戰79週年，一群影視創作者揉合真實歷史事件與人性掙扎，藉戲劇展示一段鮮為人知的戰爭過往──二戰期間，眾多台灣青年受日本殖民政府徵召到婆羅洲擔任看管同盟國戰俘的監視員，卻在日本戰敗前夕捲入冷血殘虐的屠殺暴行。戰後，他們被送上國際軍事法庭，遭盟軍檢察官指控虐待戰俘有罪。
因為戰爭遠赴他鄉的台灣人，捱過戰爭，盼著可以回家，但仍然卻在陌生的島，等著盟軍的判決。能不能回家，由他們決定⋯⋯。
「80年前，這些台灣子弟在不知道終點的情況下，被帶到熱帶叢林裡，可以想像包圍他們的陌生孤寂感受，會有多強烈。唯一的寄託，可能只有海。」
《聽海湧》導演孫介珩如此解釋劇名的意象。他為了這齣戲前往婆羅洲田野調查，發現這座島跟台灣的文化、語言差異甚大，尤其熱帶雨林的植被，更是台灣人未曾看過的「野」。
「我想，當時那些台灣人在婆羅洲營區隱隱聽到樹縫間傳來的海浪聲，跟劇中人物在高雄家鄉海灘聽到的聲音是相像的，」孫介珩認為，海是連在一起的，人到了陌生的異地，海浪聲可能就成為他唯一的念想。而那些在戰時孤絕於異鄉的台灣人，求的是生存，想的是回家。
儘管解嚴至今，與台籍日本兵有關的研究、創作與紀錄片已有累積，但以台籍戰俘監視員為主角，進而觸及戰後審判為題材的影劇作品，仍是付之闕如。《聽海湧》創作團隊，補足了這個缺口──他們循著戰俘監視員的經歷，探索這群人在虐待戰俘、屠殺事件中的協力者作為，並透過戰後盟軍對台籍戰犯的審判，論證台灣人在戰爭時期的處境，乃至其於敗戰、勝戰國之間的身分轉換的命運。換句話說，《聽海湧》是以影劇形式回望歷史，從而再現那些因戰爭而生的是非論證，也對所謂的真相與正義提問。
既然是歷史，故事的創作便夾雜著真實人物的經歷。對《聽海湧》創作團隊來說，最主要的參考人物，便是一度被戰爭法庭判決死刑，歷經轉折，「活著回來」訴說一切的古晉戰俘營監視員：柯景星。
那些跟著旭日軍旗的12萬台籍軍屬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總督府應日本軍方要求，徵召20萬台灣人參戰──他們有些成為「日本兵」，更多人則以非正規軍身分受僱，協助戰爭、付出勞力。
柯景星家住彰化和美，父親是佃農，為了改善家裡經濟，見皇民奉公會徵召「戰俘監視員」便去報名。這時1942年，他才22歲。
日本當時正攻占西太平洋地區，一路擄獲超過35萬名盟軍士兵。因受《日內瓦公約》限制不得殺害戰俘，日軍只能將他們分別關押在亞洲共104座「俘虜收容所」，並強迫戰俘勞動、興建營舍、機場等軍用設施。而戰俘監視員，便是負責看管這些戰俘的「軍屬」──意指在戰爭中從事非戰鬥並輔助軍隊工作者。據統計，二戰期間的台籍軍屬約有12萬人。
雖然「軍屬」非屬正規軍人，仍得服從軍隊的階級制度，時而得接受上級的巴掌或責打，也不得不聽命去毆打、虐待戰俘。在北婆羅洲古晉戰俘營擔任「戰俘長」的柯景星，就時常陷入服從指令與同情戰俘的兩難矛盾。
儘管柯景星以「違反國際公約」提出異議，但上級杉田鶴雄仍執意為之，甚至持槍脅迫這些既不是軍人、也不曾殺人的台籍戰俘監視員，動手殺死眼前捱過飢餓、行軍而倖存的46名盟軍俘虜。
迫於命令，柯景星閉上雙眼扣下扳機。即使這些手無寸鐵的虛弱戰俘不斷哀求，也無法為自己換取一條生路。事後，戰俘的屍體被掩埋，營區的相關資料與證據悉數被銷毀。
據統計，在太平洋戰場上，日軍關押的35萬名盟軍戰俘中，死亡率高達27%，竟比起盟軍在德國與義大利戰俘營的死亡率高出7倍之多。
在皇軍令下屠殺戰俘的監視員，身分一夕倒轉
1945年底，戰爭結束3個月後，一直躲在婆羅洲叢林的殘存日軍，知曉日本敗戰而出面投降。柯景星與同袍的身分也一夕倒轉，從「戰俘監視員」變成「戰俘」，並被盟軍羈押在今日的馬來西亞納閩島（Labuan）。這些日軍戰俘不僅要面對盟軍的報復性毆打，更必須接受盟軍軍事法庭的審判。
盟軍將戰犯分成A、B、C 三個等級。A級戰犯是戰爭發動者，如日本前總理大臣東條英機，是以「破壞和平罪」起訴，遠東區審判在東京舉行；B、C級戰犯指的是在戰爭中施加暴行的指揮官或士兵，以「傳統戰爭罪」或「違反人道罪」起訴，由同盟國各自設立的軍事法庭審理。而在婆羅洲戰俘營工作的柯景星，即屬C級戰犯，由澳洲軍事法庭負責起訴與審判。
在澳洲的戰犯審判檔案中，以日本姓名「河村輝星」受審的柯景星，最初被判死刑。經上訴再審，因杉田鶴雄改口坦承是自己下令殺害戰俘，柯景星才保住性命、改判10年有期徒刑。
儘管在盟軍審判時，柯景星知道台灣已經「易主」被中華民國接收，自己也在獄中努力學習「國語」，但直到1953年獲釋返鄉，才真正感受到「國家」早換了一個樣──他從一個「為國征戰」的日本人，淪成身分敏感的「敵國共犯」，此後數十年更持續生活在中華民國情治機關的騷擾與監控之下。
直到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後，這些近半個世紀失語的台籍日本兵，及其隱沒在歷史迷霧中的身影，才因為研究者的訪問挖掘，得以在當代社會中浮現輪廓並見清晰。柯景星的故事也經許多研究者、作家傳述，就連龍應台也在著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提了幾筆──戰爭末期，這位台籍監視員見中華民國駐北婆羅洲領事卓還來的夫人趙世平，在戰俘營的惡劣環境中獨自撫育兩個幼孩，心生不忍，於是省下自己的配給，用香菸換取雞蛋，暗自救濟牢裡的趙世平母子。
趙世平深懷感謝，要求後代務必要報恩。因此，當卓還來的姪女從書中讀到柯景星的事蹟，確認他是自家恩人時，立刻從美國飛越太平洋，親自到彰化拜訪這位90歲的長者。此時是2010年1月，3個月後，柯景星便與世長辭，那場戰爭與那個世代，也隨著他的最後一口呼吸一同逝去。
老照片拍下的瞬間，就從日本人變成了中華民國人
時代幾經更迭，但「歷史」還是以特定形貌傳遞。《聽海湧》編導團隊最初的發想，源於戰後幾個世代國民教育、歷史課本中必載的一節──1945年10月2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在「台北市公會館」接受台灣日軍投降。
台北公會館原為紀念昭和天皇登基而建，但二戰結束後，這座建築卻成為帝國在台灣殖民地的落日之地，紀念對象也被挪移成中華民國的「國父」，並更名為「中山堂」。
2018年影視創作者孫介珩與蔡雨氛等人，在中山堂參加台北電影節舉辦的VR工作坊，焦慮著不知道該以何為題交出VR企劃時，掛吊在天花板上的水晶燈，給了孫介珩靈感──他想起歷史課本上那張受降典禮的照片。
「在那場受降典禮中，除了台上的雙方代表外，旁邊還有很多黑壓壓的圍觀群眾，很模糊，應該是台灣人吧？這一天之後，他們就從日本人變成中國人，不知道他們當時作何感想？」孫介珩及其夥伴便以受降典禮為背景，發想了一個日軍在受降典禮前一天密謀炸毀會場的故事，而這個名為《在投降的前一天爆炸》的企劃，當年也在電影節得到不少肯定。
孫介珩在影視界的資歷尚淺，過去拍片的成本皆不到10萬元。直到他以海上漁工喋血案為背景，在2019年完成社會寫實劇《第一鮪》後，才終於有機會體驗一部編制充分且規格整齊的故事作品。這個經驗對孫介珩是一個好的開始，不免對於下部作品興致勃勃，但，應該拍什麼故事？
編劇蔡雨氛想起當年在中山堂發想的那個「帥東西」──那是個有歷史、陰謀、衝突與大時代場景的「帥故事」。
於是，她開始尋找二戰資料，並從《終戰那一天》這本非虛構作品中，知道「台籍戰俘監視員」的存在，之後循線閱讀了文史作家李展平以戰俘營為主題的《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
「讀著讀著，我心裡浮現了一個畫面：台灣人在戰爭時面對日本軍官，戰爭結束後，在同一個場域，隨著一陣天旋地轉，他們卻面對著一群澳洲檢察官。」蔡雨氛嘗試將柯景星與中華民國駐北婆羅洲領事夫人的互動，改編成短片劇本：主角以菸換取雞蛋，暗自幫助這位獨自撫育嬰孩的母親，故事最後則以法庭審判作為收尾。只是在這個短片劇本中，主角結局與柯景星本人境遇相反──判決沒有被改變，仍是死刑。短片主角最終客死異鄉。「簡單地說，就是好心沒好報。」蔡雨氛下了個結論。
而後，他們再將這個以台籍戰俘監視員、領事夫人和戰犯審判為軸故事，改編擴寫成以迷你劇集：《聽海湧》。
《聽海湧》不僅改編柯景星的故事，還融合了北婆羅洲戰俘營的歷史素材。片中的主要台籍戰俘監視員角色，也從柯景星的原型角色「阿遠」（新海志遠），擴展為榮輝（新海輝）和德仔（新海木德）三人。人物的增加既豐富故事設定，也更能重現歷史紀錄中台人在戰俘營內的作為、審判結果的多樣性，以及身為「台籍日本人」參戰不同理念與複雜動機。
「坦白說，當時在那邊（婆羅洲戰俘營）的台灣人，不全都像柯景星那樣會幫助戰俘，大多數時候他們只是執行自己的任務，或者暴力對待戰俘，不管這是主動還是被動。」
蔡雨氛認為，透過劇集形式呈現，可以有較長篇幅的空間來展現當時台籍日本兵的多種態度，而不僅僅只有像柯景星這樣的正面形象。不過，在劇本撰寫過程中，蔡雨氛仍然毫無懸念地將善意對待領事夫人的阿遠，定位為「我的主角」。
「在戰爭底下，阿遠一直在人性與身分之間掙扎。他可以同情領事太太的處境，但也必須服從命令。整個故事都在探討他應該當一個好軍人，還是當一個好人？」
蔡雨氛感嘆，只是每當阿遠想要行善時，其他台籍日本兵總會「勸阻」他，或者遇到其他命運的阻礙。
孫介珩則認為：「阿遠最像當時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台灣長輩。」因為這類人的選擇往往不是基於信念或價值觀，而是在極端的情況下被迫一秒內做出決定；這個決定可能讓他後悔，其結果可能有好有壞，但即便下次選擇了不同的路，他仍可能會後悔，「我覺得阿遠這個角色更貼近觀眾或我們自己的想像。」
盟軍審判時，他們卻落入三不管地帶、只是C級戰犯的台籍被告
《聽海湧》與其他觸及台籍日本兵、台灣與太平洋戰爭關係的電影、戲劇與文學創作不同之處，在於它不僅清楚呈現台籍戰俘監視員處於殖民宗主國（日本）與敵國（盟軍）、侵略者和被侵略地位之間的兩難，還深刻描繪了台籍日本兵在國族認同與戰爭人性上的掙扎，且具體展現了戰後對日軍戰犯的「審判」細節──相較於紐倫堡大審、東京審判成為重要歷史場景及轉型正義焦點，戰敗國一般戰犯的審判過程幾乎不被世界看見，更罕有深入討論的機會。
二戰結束後，亞太地區的審判由7個同盟國自行立法，在亞洲53處進行。由於關押在婆羅洲的戰俘多為澳洲、英國與印尼籍，審判才由澳洲軍事法庭負責。
審判中，各國起訴的日軍戰犯共有5,707人，包含190名台灣人被判為B／C級戰犯，其中21人因違反「戰爭罪」與「反人類罪」被處以死刑。而被澳洲軍法法庭判刑的台灣人有95名，其中7人遭判死刑──這是各盟國審判結果最高的數字，也意味著澳洲軍事法庭對於台籍戰犯最為嚴厲。
儘管柯景星最終因日方辯護律師盡責上訴且上級認罪，從死刑減為10年徒刑，但並非所有人都如此「幸運」──根據當時日本律師的回憶錄，由於日軍被起訴為戰犯的人數龐大，日方辯護團根本無力理解台籍被告的處境；部分經歷者也提及，日方辯護人態度消極，甚至在替台灣人辯護時不發一語。由此可知日方雖負有義務為台籍戰犯辯護，卻未將台灣人視為自己的「同胞」。
根據《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作者李展平的口述紀錄，日本軍官時常將責任推到階級較低的監視員身上，聲稱「不記得命令部下虐待俘虜」或「虐待俘虜是因台灣人生性殘酷野蠻所致」；當時還有一句順口溜「用巴掌判5年、用拳頭判10年」，甚至有人奉命對戰俘摑耳光以防他們偷懶，而被判處15年重刑。
此外，不論移送、羈押或是審判，這些被告也經常遭到盟軍的報復痛毆或不公平對待；儘管澳洲軍方當時宣稱「這是一場公平且正義的戰爭審判」，但就連澳洲研究者都認為，盟軍審判過程簡略且粗糙，法庭環境所瀰漫的復仇氛圍更影響了判決的公正性。
因此，《聽海湧》在劇情設計上特意以「阿遠一人承擔屠殺戰俘的全部罪責」為懸疑起點，除了展開解謎事實真相的故事鋪排，也呈現當時澳洲軍事法庭審判中的諸多爭議──包括檢方不問真相只想找人究責，辯方為了替日籍軍人脫罪而欺騙、沉默，以及法官速審速決的草率態度。
那麼，中華民國是否就站在台灣被告這邊呢？儘管在審判期間，陳儀在台灣受降，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管，但因中華民國政府還必須審理中國戰場上的台籍戰犯，對於協助其他地區的台籍被告態度消極，更不可能對他們所遭到的冤假錯判提出異議。再者，就算中華民國單方面宣布「台灣人已全體轉籍為中華民國人」，但因為戰時的台灣人就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急欲追究戰犯責任的同盟國亦不同意這種宣稱。
於是，《聽海湧》也特別以故事還原這段歷史矛盾：儘管劇中以證人身分參與審判的中華民國領事已收到蔣介石的來函，很清楚台灣人已成為中華民國國民，但在「台灣戰犯是否應該視為戰勝國一方」的辯論中，他仍踩定反對立場──因為這些台籍監視員，確實犯下了難以迴避的戰爭罪行。孫介珩忍不住感慨：
「站在被告席的台灣人，夾在各方勢力之中，卻又無所依靠，成為了時代裡的悲劇。」
「我只看了這份檔案，卻無法確定他到底有沒有殺人」
為了確認審判的歷史細節，《聽海湧》的編導們不僅研究了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藍適齊、中央研究院台灣史所研究員鍾淑敏等人的學術著作，閱讀了澳洲官方保留的歷史檔案，並從日本戰犯辯護律師的回憶錄中，交叉比對並感受到當時台籍被告的無奈困境。
針對二戰時期海外台灣人及戰爭審判做過許多研究的藍適齊，是劇組請益的對象。藍適齊向編導們表示，澳洲軍事法庭在程序上都有做到完善，因此，從檔案上找不到破綻，但發生在法庭上的細節，卻是檔案中看不出來的──例如，語言。
孫介珩轉述專家意見解釋，有些人提到法庭上沒有通譯，所以無法替自己辯駁；就算法庭上配有通譯，但我們無法得知母語是英語的通譯，日語程度會到哪裡？而受審的台灣人日語表達能力又是如何？在語言的多次轉換之下，能從台灣人這邊得到多少事實真相？文件都以英文打字，台灣人真的看得懂嗎？「這些都不會記錄在檔案裡。」
「你可能說了很多，但這些答辯都在短時間內完成，沒有多方求證，」孫介珩表示，學者們在回顧這些檔案時，發現了不少足以影響審判結果的瑕庛，許多判決更因果矛盾、甚至標準不一。「當然，我們在戲中已盡可能讓審判程序看起來相對公正與客觀，也沒有刻意放大翻譯錯誤或法官判決潦草等問題，」他站在對方的立場解釋道，當下的澳洲軍事法庭很難抽離要讓被告罪有應得的情緒，畢竟能為死去的盟軍同袍復仇，本身就被視為正義。
蔡雨氛以另一個台籍戰犯李琳彩為例，對戰後審判發出質問──和柯景星相反，日本名為「鈴木三郎」的李琳彩，一審被判處12年徒刑，後來卻改判死刑。但李琳彩的真正死因卻眾說紛紜，有人說他是畏罪越獄才被射殺。為此，蔡雨氛不斷搜找澳洲官方檔案，但愈讀疑竇愈多，對於真相與善惡的懷疑更發沉重。
「身為這些台籍日本兵或軍屬的後代，往往會以『他們是好人』的本位立場來看這段歷史。但是讀了這些檔案，我常會不忍心繼續看下去，也會想：我們的長輩們，真的做過這樣的事嗎？」蔡雨氛感慨道。
她在閱讀檔案後，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法庭都是在被害人陳述後，才開始找證人，「而且，他們幾乎不會採信日方證人的說法。」
例如，李琳彩的日文姓氏是「鈴木」（Suzuki），但姓氏為Suzuki的日本兵很多，其中一些Suzuki早已身亡。蔡雨氛在檔案中看到，即使李琳彩不斷強調這個Suzuki不是自己，也不管他如何努力找證人為清白作證，澳洲軍事法庭卻堅持否定李琳彩與日籍證人的說法，始終只願相信己方證人，最後乾脆關閉法庭，不再給李琳彩平反的機會。
「我只看了這份檔案，無法確定他到底有沒有殺人，但我的心情很複雜，就像看了當代許多無法證明自己無罪的冤案後的那種感覺，」蔡雨氛表示，她只能透過劇本傳達自己梗在心中的感受。
在完成《聽海湧》的編劇後，蔡雨氛很長一段時間感到消沉、提不起勁，此時孫介珩特別提醒她：有沒有看完英國駐北婆羅洲農林長官夫人安格妮斯・凱斯（Agnes Newton Keith），被囚禁在古晉戰俘營裡的回憶錄《萬劫歸來》（Three Came Home）？
「書的最後一頁，提到了一名高個子的台灣人，作者稱所有戰俘都記得他，這個台灣人只要找到機會，就會想辦法把鞋子、糖果送給戰俘營裡的小朋友⋯⋯」講到一半，蔡雨氛突然眼眶一紅，叫了聲「我要哭了」便流下眼淚，直待心情稍微平靜，才哽咽把話說完。
「他沒有名字，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沒有名字。但戰爭結束，這個作者進了日軍戰俘營，她給這個台灣人一張紙條，紙條上面寫著這個台灣人做過的好事、善良的事，要他在接受審判的時候使用。」
「其實在戰時的戰俘營裡，也有很多善良的台灣人，只是他們沒有被記下來，」蔡雨氛認為，凱斯夫人的紙條記述讓自己得到了某種「救贖」，也為她在《聽海湧》的編劇工作畫下了一個好的句點。儘管在這個劇本中，她並沒有特別讓所有台灣人都顯得「善良」：
「不少台灣人在當時確實很壞、做了不好的事，我在寫的時候無法否定這個事實，否則就過於美化了。但我希望能展現暴行出現的理由。」
作為導演的孫介珩也在一旁補充：檔案中的這些台灣人就是被判刑了，不能因為覺得他們「可憐」，就在戲劇中放他們一馬。他強調，姑且不論澳軍有沒有報復的成分，當時的結果就是依據國際法、經由審判認定這些台灣人是「罪有應得」，「但至少戲劇能讓觀眾知道在這個死刑、這個審判之前，可能發生了什麼事。」
孫介珩表示，即使現在所有人都能接受或理解「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極端的惡」，但是藉著戲劇可以呈現當時的人們所做的決定，儘管這些決定在當代觀眾眼裡可能被視為善良的或邪惡的，當然也有錯與對的評判：「《聽海湧》想要傳達的就是：台灣的歷史就是這麼複雜，而我們祖輩經歷過的事情，更是充滿了複雜性。」
藉由演戲，演員們也與自己的家國歷史重新連線與和解
日本人的後代，面對這段歷史的感受也很複雜。
《聽海湧》製作人林佳儒分享了一位日籍反派角色的故事──這位演員的角色在劇中殘暴萬分，最後被判死刑。編導給了他一段行刑前夕、模擬赴死的戲分，包含他步上絞刑台的特寫。但討論劇本時，卻有工作人員質疑這個角色這麼壞，憑什麼只有他有屬於自己的赴死鏡頭。
「每個人都有他生命的開始和結束，」林佳儒認為，每個人都是完整的，都有自己的結局，即使劇組沒有拍出來，不代表不重要，「這讓我感到非常殘酷，所有人在那個時代就像被海浪沖走一樣消失了。將心比心，沒有人願意成為那樣就消失的人。」
導演孫介珩會請演員們寫「角色小傳」，讓日籍演員在演繹片中的「無端暴力」時，設定可能的背景跟原因，例如他會這麼說：「你是個在漁村長大的孩子，跟父親出海捕魚會面對惡劣環境，耐性被磨得很低，因為擔心沒有收成⋯⋯。」協助演員建立脈絡，理解自己為什麼會對台灣人跟戰俘如此不耐煩。
「這些日籍演員所認識的、能分享的戰爭經驗，多是城市遭到空襲，家裡有人被動員去軍工廠等等，」孫介珩解釋，就算給他們看影片或證據，也無法解決他們內心的認知焦慮，「就像我們也難以面對台灣人虐待戰俘這件事。」
孫介珩也曾詢問飾演日本軍官的演員，演這樣的戲，會不會有國族或自尊上的傷害？對方回應，自己扮演的角色，得在軍事法庭上反駁澳洲人對日本發起戰爭的控訴﹕「西方殖民者的掠奪才是衝突根源！」他認為這段台詞已經給了日本人解釋的機會，「戰爭就是這麼無奈。」 至於那位模擬自己走上絞刑台的日本演員，戲後則是不斷發抖，痛哭到無法自已。「即使事前做很多功課⋯⋯，不，正是因為事前做很多功課，所以演員把這個角色跟自己的生命綁在一起了，對戲劇來說當然是好事，因為觀眾看到的是更真切、更直接的東西，」孫介珩說，但對演員來說，可能是一件會放在心裡很沉、很久，要隨著時間過去慢慢消失的情緒。
因為敘事角度，也因為自己就是台灣人，蔡雨氛承認在台籍監視員的角色上花了不少篇幅，試著鋪陳這些人的動機背景，相比之下日本人角色就顯得單薄。不過，深受日劇影響的她，設計了一個帶著滿腔熱血，對實踐正義也有自己想法的角色──日本辯護團助理律師渡邊直人。這個角色會在日方律師消極時大力抗議，也是第一個對「阿遠獨自殺死所有戰俘」提出質疑，並堅持說服阿遠提出上訴的角色。
「我不懂，戰爭的時候大家比拳頭比武力，現在戰爭結束了，我們改用法律在法庭裡解決紛爭，但卻沒有人想釐清真相，只拯救比較有機會脫罪的人。」這個年輕律師不由得發問：「這樣仇恨真的能結束嗎？戰爭真的能結束嗎？」
藉著這個年輕律師角色的質問，蔡雨氛終於能將自己對審判公平性與歷史真相釐清的期待傳達出去。她說，台灣民主化後，有一群台籍日本兵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但由於他們戰後國籍轉換，加上國民黨政府不願向日本求償，這個訴求始終無法實現。
「當時日本人沒有理會他們。大家都知道，日本一直沒有真誠面對他們在戰爭時期的負面行為，」蔡雨氛認為，要是當年在審判現場有像渡邊直人這樣的人物，要求眾人面對真相，就像德國面對納粹罪行那樣，「這也算是一種轉型正義吧。」
79年前，我們的先祖在戰場廝殺；現在，我們用演出面對過去
「戰爭就是不同國族立場的極致化，」有歷史學和國際政治學位的孫介珩感嘆，二次大戰，是美國丟兩顆原子彈、以暴力方式終結的，但情緒並沒有因此中止，以至於戰後世界仍處於「恨死你們」的對立，卻無法面對最初爭執的起因，「當時的審判也是戰爭的延續，沒有公平的、真正的面對真相，仇恨就不會結束。」
釐清歷史真相，重新校正歷史認識路徑，始終是戰後世代的功課。今年在影視界，先有出生於馬來西亞的電影導演廖克發以紀錄片《由島至島》呈現二戰時期台灣人（兵）在東南亞的加害作為，質問台灣人的沉默，嘗試替戰時台灣人究竟處於被害者或加害者一方，進行辯證；後有《聽海湧》探究台籍戰俘監視員的經驗。
「看完《由島至島》，你可能會想說戰時台灣人沒有這麼好，但看完《聽海湧》，觀眾可能感覺到更複雜，會去想到底要怎麼去面對這些過去？」孫介珩表示自己也沒有答案。
《聽海湧》的組成團隊也很複雜，除了有日籍演員，台灣的製作團隊也是出生背景各異。導演孫介珩在台北眷村長大，是外省第三代，祖父是中華民國空軍，在「抗戰時期」曾與日軍交手；一起接受訪談的《聽海湧》的編劇蔡雨氛和製作人林佳儒的父母則生長在嘉南地區，祖輩都經歷過日治時期，至今仍會說日語。
「大家現在這樣坐在一起接受訪問，但我們的祖輩可能相互打仗，是彼此的敵人。」孫介珩認為，台灣的複雜故事，是當代的我們必須面對與耐心消化的課題，但比起一心只想要「解決」這些歷史積累、拿出一個統一解答，台灣人該用什麼姿態來面對時代的質問與和解，可能更為重要。
儘管此戲前兩集已在台北電影節放映，也公開首映，獲得不少好評，但許多民眾仍在未看過戲的情況下，留下立場各異的意見。
孫介珩認為，《聽海湧》的角色與歷史們不一定能夠回答台灣人的掙扎與懊惱，但至少我們還能用故事向歷史提問，就算戰爭早已遠去，我們仍有責任知道那些「時代海湧」要我們記得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