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让·德科克（Jean Decock）/1988
在不见游客影踪的普罗旺斯郊外，搭便车的背包客莫娜 结束了她的流浪生涯和崎岖人生，冻死在荒野。“冬天会让人感受到极致的孤独。”
也许世上并没有所谓的慷慨，只有正确的请求方式。莫娜的方式就像塔拉乌马拉印第安人一样骄傲，根据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说法，他们在乞讨时只以侧面对人。无论如何，傲慢、冷漠、尖酸刻薄的莫娜是不会乞讨的，“有烟吗？”人们根据自己的心情，天气，对方的长相、年龄或性别决定给还是不给——我们都经历过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带来的不适。 瓦尔达的这部作品既不是纪录片也不是宣传片，它传达 了我们生活中长期如影随形的一种存在主义隐忧，但也给观影者带来了难得的满足：沐浴在人性中，激荡着情感的暖流， 欣赏丰富的电影语言。这部影片在美国上映时被重新命名为 《流浪者》（The Vagabond）。影片的剪辑可谓杰出，是一个长短镜头组合成的万花筒。但就像列维 —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修补”（bricolage）概念一样，这部影片让 我们感知到故事更深层次的结构。这也是一部影片能够看起 来完全像即兴创作（或者就是即兴的），同时却能展现导演精 湛的掌控力和才华的秘密所在。 随着片头字幕的出现，我们看到一片葡萄园景色，远处山顶上点缀着两棵小松树。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早期的意大利作品，还是乔安娜·布鲁兹多维奇（Joanna Bruzdowicz）四重奏的改编版本？镜头慢慢推进，我们来到那个“受难地”。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影片的开头：一个简短、残酷、令 人不安的镜头，展示了沟渠中的一具尸体，暗示着一种难以理解的暴力——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女人被冻死了。所谓的自然死亡。
在沙地上小鸟足迹的画面中，我们听到瓦尔达的声音为影片拉开了序幕，似乎将这具躯体从冰川海洋中唤醒，赤裸且令人神往。莫娜的游荡和其他人的静止——夏季人群，安于一隅（大部分时候坐在电视机前）——形成了截然对立， 我们穿梭于两者中。莫娜最后时光的见证者们凝视着瓦尔达的镜头，讲述他们如何遇见她、她如何消失、她的离去如何困扰着他们、他们有多么后悔没有和她交谈。其中有些人见过她两三次，他们以碎片化闪回的方式回忆这些邂逅。
有些人话很多：卡车司机、机械工、贫民窟的皮条客、经理的妻子。他们身上透露出一种司空见惯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不信任、道德审判和恶意。另一些人的话比较少： 务农的人、突尼斯人、献血者、餐馆女招待、日历女郎。这些人都流露出担忧、钦佩、对自由的渴望，而这些渴望长久以来被父母或丈夫粉碎。简短的概述中间被淡入的黑屏分隔， 就像垂下的眼帘。有些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怀，比如流浪的犹太人大卫，他和莫娜依偎着取暖，还将自己储备的大麻给 她。有些人则更加精明，比如牧羊人哲学家，他谈论着自由、 孤独和回归大地——如果不是因为他那像羊一样沉默的守在 家中的妻子，这一切早已实现。
莫娜拒绝了他们的帮助。她质疑我们及那些人的生活方式、仁慈、存在的理由和婚姻。那些人中最良善的几位都在与莫娜的相遇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靠近、相互吸引、巧合， 瓦尔达通过两个有趣而感人的情节，演绎了这些旅行和巧遇的游戏，它们反复交错，最终引出了在尼姆火车站的相遇。约兰达·莫罗（Yolande Moreau）饰演了一位善良的比利时妇女，跟她的情人保罗在一起，玛尔特·雅尔奈（Marthe Jarnais）饰演了不起的莉迪姑妈。瓦尔达非常细致地刻画了年龄悬殊的女性之间这种温暖而充满关爱的友谊，这段友谊结束在无忧无虑的欢笑声中。玛莎·梅里尔娴熟地扮演了一位以拯救梧桐树为己任的植物学教授，她身边的年轻助手是一个狡猾的贪婪之徒，他想摆脱约兰达，赶走莉迪姑妈，霸占她那令人垂涎的公寓。
我们最终爱上了他们所有人，无论贫富、老少、移民还是充满善意的知识分子——因为瓦尔达充满爱意地描绘了他们。然而，正是在与他们所有人的对立中，莫娜选择了一条通向自由和绝对孤独的道路，她骄傲地坚持做一个局外人， 直到严寒刺骨的尽头。“对自由的每一次呼唤，都是直接向我们每个人发出的讯息！”拥有哲学硕士学位的牧羊人如是说。
莫娜是谁？西蒙娜·贝热龙（Simone Bergeron），拥有通识教育文凭——所有秘书和行政人员都有的文凭，她对此不屑一顾，她既没有家，也没有家人。这就是我们对她的全部了解。影片名字“Sans Toit ni Loi”来自古语“ni foi, ni loi”（无法无天），暗示无家可归必然导致道德败坏。莫娜的全部财产 用一个塑料袋就能装下，最终她也被装在塑料袋中，放在停尸间里。她喜欢孩子、空房子、摇滚乐和俏皮话。动物保护协会（SPCA）？她“该做的都做了”，至于梧桐树，她根本不在乎。她既觉得事不关己，也没有同情心，可能还有点懒惰， 或者就是根本没有爱心。她只想活下去。她是个谜，深不可测。但为了什么呢？无因的反叛，没有动机，没有欲望。
当然，莫娜会渴，会饿，会感到冷和害怕，但我们关注的是她那双指甲磨损的脏兮兮的手，手里拿着烟或三明治， 但很少用来工作。她表现出对水、面包和温暖的需求。她是通往萨特“自由之路”过程中断掉的鞋跟。她没有选择那个由门窗——木制的或玻璃的，敞开、紧闭或破损的——构成的世界，而是选择了户外、惨白的阳光和长途跋涉。因此，影片通过十五个抒情的跟镜头，在低沉而宁静的音轨伴奏下， 让我们感受到莫娜在孤独中的快乐。莫娜行走时的喜悦与瓦尔达拍摄中的喜悦如出一辙。
瓦尔达是谁？比起纳塔莉·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我觉得她更多让我想起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那种对生命的热爱，这份热爱在阳光下和风雨中惠及人、动物及植物等万物。瓦尔达让我们动用所有感官去感受现实。她的影片中总是有动物，还会有几个孩子，总能见到让人忍不住抚摸的狗、山羊、马和鸡。绿树成荫，还有大面积的蓝色，以至于整部影片成了蓝色电影。这位摄影师喜爱明信片，喜爱老旧的家庭相册，喜爱空无一人的镜头中事物的质感，喜爱食物的味道。她借莫娜和林木专家之口传递这种喜悦，但她也让机械工和那位善良的突尼斯人偶尔深沉的静默显得如此动人。
影片接近尾声时，开始显露出丑陋。是因为城市、火车站和无家可归者吗？是因为流浪汉成群结队的场面吗？是因 为毒品、酗酒和色情吗？还是有太多肮脏之物？影片最后的恐怖和暴力汇集在盛产葡萄酒的村庄里，装扮成树的男人们追逐着受害者，把酒渣往他们身上抹。莫娜大喊大叫，无法理解这种恶意粗鲁的游戏仪式。她精疲力竭，浑身是泥，回到了她的“萝卜小屋”，这是苦难的最后一站。她跌跌撞撞， 摔倒在地，绝望地啜泣着，等待死亡。
我们如何辨别一部杰作？在拍摄过程的满足中，镜头的喜悦战胜了拍摄对象的悲伤。你不禁看了又看，清楚知道拍摄对象的丰富性将不会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