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 | 谌莉文，赵芳贤，谢波：中国英语口译学习者语境构建能力验证分析

教育 2025-01-15 22:54 河南

摘要：语境构建已成为当下口译语境研究的共识，但对口译学习者语境构建能力的构念效度仍缺乏评估。本文对国内4所高校312名英语口译学习者开展交传测试和问卷调查，运用AMOS建模工具，验证分析语境构建能力的要素构成和运作机理及其对口译信息忠实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英语口译学习者语境构建能力与情景融入、文化沟通、语篇推理、心理调控4个潜在变量的在线运作有关，前者对后四者的作用力呈递增趋势；同时，语境构建能力与口译信息忠实度直接正相关，4个潜在变量通过语境构建能力间接作用于口译信息忠实度。分析表明，掌握语境资源并不能自动提升传译效果，教学培训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境资源获取能力，更应着力培养学生语境资源运用能力，重点强化其心理调控能力训练。

关键词：口译学习者；语境构建能力；构念效度；验证分析

1. 引言

2024年8月3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联合国安理会例行会议上与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展开正面交锋，伍德就中俄正常经贸往来大做文章，无端指责中国向俄出售武器。对此，耿爽回应，中国企业严格遵守世贸规则，呼吁美方停止无聊的指责游戏，并以Don’t bark up the wrong tree！收尾。补加的英文可谓妙语，但汉语受众很难心领神会，译员须迅速调动语境资源开展意义协商，克服突如其来的语言和文化冲突压力，激活习语文化（源自美国西部狩猎用语，后喻指攻击错了对象），结合世界时局、发言人立场及上下文语境，推断中方代表采用此语的意图，即正告美国无端甩锅中国是徒劳无益的。结合受众心理认知，可译成“无理取闹！”或“无稽之谈!”，立场鲜明、意义准确、情绪饱满的效果。该思维过程说明，为达到交际效果，口译中存在在线激活各类可及性资源进行意图推理和译语选择的语境构建经验认知（Baker 2006；Setton 2006；Fernández-Pérez & Toledano-Buendía 2018)。

无论在单语交际还是双语口译交际，语境构建都是交际者处理信息的普遍认知。为实现交际目的，交际者总是尽可能利用可及资源进行语境构建。Gumperz(1992：232)认为，语境线索不断推动和突显特定交际的话语理解，译员很善于利用这种资源互动开展工作；在Fernández-Pérez & Toledano-Buendía (2018：236)看来，语境就是交际参与者共同努力的成果，体现为特定时空要素互动的经验表征；Setton(1999：87)提出，译员（尤其是老手或受训学员）总在口译过程中有意识地构建语境，因为语境资源（如情景）是开展口译意义整合的最安全来源。不过，口译交际的不确定性、交际双方迥异的社会文化使口译语境构建过程尤为复杂（Mason 2006；Napier 2007)。

尽管语境构建能力在言语交际和认知研究中均被视为强有力的思维助力器，其在口笔译研究领域却鲜有突破（Baker 2006：322)。一方面，语境本身是解释的产物，很难划定边界（Holy 1999：50)；另一方面，语境是具有主动构建性的认知现象，其内在运作不易描写、内部构成难以界定（Akman & Bazzanella 2003；Baker 2006；李运兴2007；董燕萍等2013)。相关研究（Griffin 1995；Kim 2006；Diaz-Galaz 2011；刘和平2007；项霞、郑冰寒2015；谌莉文、李丹弟2020)已证实，译前积极准备并尽可能获取语境资源有助于提高译文准确性，说明较高语境构建能力至关重要，但目前仍缺乏口译学习者语境构建能力的评判依据，不清楚语境构建能力运作方式及其与信息忠实度之间的关系。不解决这些问题，就难以逾越译前准备与口译效果之间的操作鸿沟，也会削弱口译培训的效果。

本文基于Gumperz(1992)、Baker(2006)和Fernández-Pérez & Toledano-Buendía (2018)语境构建的观点，提出口译语境构建能力是译员综合运用语境资源进行选择性、策略性地动态构建语境的认知努力，主要以中国英语口译学员为调研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建模工具，验证分析口译学习者语境构建能力的构念效度、运作机制及其与信息忠实度的关系，为口译能力评估提供依据，以期提升口译教学与实践的效能。

2.理论背景

口译研究自进入学术殿堂，语境讨论一直稳居热点榜单（de Boe et al. 2021：4)，主要因为语境资源是译员在口译现场开展交际推理的重要依靠(Setton 1999：87)，同时，语境概念的复杂性、动态性（Baker 2006：336)值得深挖。在此介绍关涉口译语境资源和语境构建的主要观点及实证研究。

2.1 口译过程的语境资源

如Setton(1999：52)所言，语境资源是译员开展语境假设的最安全来源，口译过程中，译员总是尽可能获取包括交际情景在内的各类语境资源以开展语境假设，确保摄取意义和传达信息。

口译认知中，语境不是给定的客观环境，而是译员对交际情景和社会环境的参与（Dilley 2002：449)，表征交际参与者在特定情景中的动态构建(van Dijk 2001：18)，捕捉口译交际情景的种种细节，比如发言人的身势语可提供重要情景线索(Napier 2007：4)，由此辨析话语意义和推进口译思维。同时，原语语篇信息丰富，Baker(2006)认为，口笔译人员都善于借助语篇上下文线索理解原语、转换分析和重组信息。口译过程中，译员通过收听到的语篇信息，推理话语，主动预测话语趋势（谌莉文、王文斌2010)，这正是口译员特有的语境化思维加工（Fernández-Pérez & Toledano Buendía 2018)。此外，口译交际中，双语涉及的社会文化既是必要的语言外知识，也是重要的语境资源。Jones(2004)提出，口译信息传递受限于译语听众的社会文化语境，关涉翻译伦理意识。口译思维运作有赖于译员主体对交际参与者关系的预期，如双语涉及的文化、审美等（Lederer 1978；Lindstrom 1992)。再者，与口译交际双方相关的认知环境和心理语境（van Dijk 2001：258；Baker 2006)是口译交际有别于笔译交际的关键。Shea(1994：360)认为，亚洲面孔总让听者产生其携带亚洲口音的语境假设，由此帮助译员及时开展心理建设，启动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王德丽（1999)发现，认知主体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可促发译语语境与原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从而提高传译质量。

综上，口译中的语境主要涉及4类资源，即情景资源、语篇资源、社会文化和心理资源，译员以此为基础开展一系列语境假设，促进原语理解、短时记忆和译语重组。

2.2 口译过程的语境构建

关于语境的构建性，Gumperz (1992：230)提出了三个经典认识，即话语理解有赖于语境推理；认知操作基于语境假说；社会构建与话语有效互动。Van Dijk (2001：18)认为，语境绝非静态概念，而是动态构建，表现为较强的互动性和时限性，涉及交际中的情景、互动和推断(李捷、何自然 2014)。

口译过程中，译员总在精力分配和资源处理之间寻求平衡（Gile 1999)，语境构建好比基于推理和假设的话语理解机制，形成社会构建和互动表征(Fernández-Pérez & Toledano-Buendía 2018: 235)。首先，越了解交际情景，越容易建立关联性，就越容易达成有效口译（Bertone 2008：36)，现场可及的情景还能弥补即时性引起的加工困难(Setton 2006)。同时，译员总努力抓住原语提供的词语和逻辑信息等语篇线索进行推理和选择（王德丽 1999；Baker 2006)。由于兴趣、目的和权利各异，不同的人对同一现象会有不同的理解（Holy 1999：57)，因此，译员往往在目标语语境进行政治、文化、社会、美学、信仰等不同方面的语境协调（Lindstrom 1992；Dilley 2002)。不仅如此，语境还是一种心理构建（van Dijk 2001：18)，译员通过语境线索开展心理干预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状况（Shea 1994)。因此，不仅是在原语听辨，在译语的产出和接受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语境构建，以准确传达原语思想内容和发言人立场（Baker 2006)。

基于此，考察口译学员语境构建能力应把握四点：第一，能否结合情景资源感知、摄取意义；第二，能否利用语篇资源推理语义、回溯记忆和推进思维；第三，能否结合双语社会文化资源重组信息；第四，无论任何阶段的认知操作，能否结合心理语境资源调适心理，集中精力完成任务。

2.3 相关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聚焦两方面：口译过程是否涉及利用语境资源；语境构建是否促进口译能力发展。

口译过程是否涉及利用语境资源。Setton (1999：86-193)通过德-英、汉-英同声传译实验研究，证明口译过程中译员借助世界知识、交际情景、语篇线索、发言人表情、态度等多种资源开展语境假设。Lamberger-Felber (2009)和Diaz-Galaz (2011)先后证实，获取主题信息可帮助译员更加有效处理口译，提高口译交际能力；Diriker (2010)通过观察会议口译录像，将同声传译视作语境资源参与的认知行为，但其考察目标是译员标准而非语境，而且没有进一步描写语境运作方式。Napier (2007)的研究表明，手语译员利用停顿、点头、眼神等语境信息，提高听辨效率。

语境构建在口译能力发展中的作用。蔡小红(2001)、王斌华（2019)、穆雷等（2021)通过组间比较，证明口译能力发展与知识结构、听力能力等多因素相关。赵晨（2012)设计了一个自控步速实验，探讨针对不同英语水平学生的歧义词口译在线加工，发现语境强弱影响高水平学习者对歧义词次要意义的激活效果。董燕萍等（2013)测量了英汉双向交替传译的语言能力和心理能力，发现心理能力对口译质量至关重要。项霞、郑冰寒(2015)通过对60名学生译员交叉分组，发现双语社会文化、专业背景等不在场语境不仅能缩短隐喻处理时间，提高流利度，还可提高隐喻信息传译的准确性。谌莉文、李丹弟（2020)则证实了先备知识运作障碍对口译绩效的直接影响。

综上，口译语境的理论成果和实证探讨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足之处在于：第一，研究多集中于语境的结构性层面，关注点多为语境资源，而语境构建能力的表征方式尚不明晰。第二，语境构建机制的认知理据不足，语境构建能力与语境资源和口译效果之间的关系不清晰。第三，理论丰富但缺乏验证，多因素分析工具不足。鉴于此，本文对中国英语口译学生进行口译测试和问卷调查，通过建模验证分析，评估语境构建能力构念效度，以期厘清潜在变量的相互关系。

3.研究方法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AMOS建模工具，开展语境构建能力构念验证分析（CFA)，主要包括建立假设模型、评估构念效度、考察模型拟合等。

3.1 研究问题、研究假设、变量描写

3.1.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考察语境构建能力与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心理调控以及口译信息忠实度等潜在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具体回答以下问题：1)如何确认语境构建能力运作要素？2)如何评估语境构建能力与口译信息忠实度的关系？

3.1.2 研究假设

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语境构建能力反映译员主体运用语境资源开展原语听辨和信息重组的认知努力；在口译过程中，语境构建主要通过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和心理调控等方式融入口译思维推进；语境构建能力越强，口译信息忠实度越高。

3.1.3 变量描写

情景融入，指利用情景资源感知和摄取意义的语境运作，反映译员主动结合口译场景、交际者角色、风格、体态语等推测交际意图的认知努力。

语篇推理，指利用语篇资源推理语义、回溯记忆和推进思维的语境运作，反映译员主动利用主题信息、专业知识、上下文、逻辑信息等语篇线索所做的认知努力。

文化沟通，指结合双语社会文化资源重组信息的语境运作，反映译员主动结合双语政经环境、文化习俗、社会规约、审美图式和宗教禁忌等沟通文化的认知努力。

心理调控，指结合心理语境资源调控心理以提高应对力的语境运作，体现为利用情感认知、突发状况、焦虑情绪、减压提示、心理预期、受众反应等调节心理的努力。

信息忠实度，指完整、准确、连贯反映原语思想内容（Han et al. 2021)，属于内生潜在变量，通过信息点、信息意层、信息结构等信息单位进行量化，其中信息点以语义为单位（如实词、词组、意段或意群等）；信息意层以完整意义级层为单位（如条件关系中的条件）；信息结构以完整的意义结构、关系结构、事件结构、观点结构为单位（蔡小红 2007：26，42)。

语境构建能力通过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心理调控等内生潜在变量反映构念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与口译信息忠实度具有路径关联。

3.2 假设模型

基于理论论述，对潜在变量进行操作性描写，为方便图形运算，所有变量及其观测指标均附上字母缩写，表述如下：

情景融入（SIO)的观测指标包括利用交际场景、交际角色、风格、体态语进行语义感知，分别用SPI、SFI、CPI、CAI标注；语篇推理（DIO)的观测指标包括利用主题信息、专业知识、上下文提示和逻辑线索进行推理和记忆，分别用TKA、SKA、CTA、LRA标注。文化沟通（ICO)的观测指标包括结合交际双方政经环境、文化习俗、社会规约、审美方式、宗教禁忌等进行语境重构，分别用PEC、LEC、HUC、SNC、LHC标注；心理调控（MRO)的观测指标包括利用与当下口译场合相关的情感认知、突发状况、焦虑情绪、减压提示、心理预期、受众反应等调控心理，分别用APR、ADR、QRR、AXR、SRR、TFR标注。忠实度（FDI)构念的观测指标包括信息点、信息意层和信息结构，分别用INF、MEA、STR标注，共22个观测指标。

将所有变量放入AMOS软件，删除配适度不佳及残差不独立的题项CAI、LRA、SNC、LHC、APR、ADR，再重新评估16个观测指标，导出口译语境构建能力运作结构方程假设模型，见图1。

图1. 中国英语口译学员语境构建能力假设模型

图1显示语境构建能力与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和心理调控以及与信息忠实度关系的工作机理。其中，6个椭圆代表潜在变量，中央枢纽是语境构建能力；左侧纵列椭圆依次代表语境构建能力运作的4个构念：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和心理调控；右侧椭圆代表信息忠实度。方框代表观测指标，左侧13个纵列方框代表反映语境构建能力认知运作的4个潜在变量的观测指标，右侧3个纵列方框代表口译信息准确度的观测指标。

3.3 数据采集

采集所有潜在变量的数据。研究工具包括结构式问卷调查和交传测试，受试为华东4所高校英语专四以上且接受至少半年口译培训的学生，男生49人，女生278人，平均年龄23岁。问卷参照Angelelli(2001)的认知能力量表，并根据本研究目标设计，涉及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和心理调控调研，涵盖22类题项，删除问题样本（音频损坏或问卷缺失），获有效样本312份，满足潜在变量数量标准（Bollen 1989：205-229)。同期开展汉英交传，考察口译信息忠实度，材料取自国家领导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讲话。先开展小规模前测，确定6个含隐喻语段，测试结束后开始录音转写、标注和评分，评分指标参照蔡小红（2007：42)和Han et al.（2021)的标准。所有数据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Likert scale)衡量，基于样本观察值，合并建立数据库。

4.结果与讨论

验证分析步骤如下：评估观察变量是否属于特定构念的统计分析；评估潜在变量与测量变量的假设关系并检验信效度；开展配适度检验，模型拟合辨识。

4.1语境构建能力题项评估

根据统计结果，检定数据表现。为提高检定效度，首先对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和心理调控进行题项评估，判定不符标准题项（峰度值>7、偏态绝对值>2)，删除未达显著水平的数据。

对所有题项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高低分组鉴别力检定情况。结果显示，SPI、TKA、LRA、APR和ADR的F值鉴定均超过4，表示这5个潜在变量的高低分群变异数不相等，即不同质，显著性Sig(双尾）为0.000，且95%置信区间中差分的上下限值之间不存在数值0，达到显著相关。经检验，所测题项数据满足开展模型的检定要求。

根据同质性假设要求，随机变量应具有相同且有限的变异数，确保所有变量不违反标准数值，从而准确评估模型。数据采集涵盖不同高校学生，满足结构方程模型对样本的要求。样本的同质性检验是根据学生性别比较数据，输入SPSS软件程序检测。结果显示，Pearson卡方值（1.389)不显著，不拒绝虚无假设，证明两部分数据为同质，可合并分析。叙述性统计通过将样本数据和连续变量数据分别输入SPSS运行获得。整理样本数、平均数、标准差、变异值、偏态和峰度的统计数据，结果表明，假设模型拟定的观测指标符合开展统计分析的要求。

4.2 潜在变量信效度检验

首先，为验证语境构建能力的构念效度，本研究对潜在变量及其与测量变量的关联性进行模型正定。由于情景融入、语境推理、文化沟通和心理调控均为无法直接观察的认知变量，须根据其观测指标推论，以保证信效度。检验包括一阶和二阶构念分析。

接着，开展AMOS运算，将数据带入研究模型，对目标矩阵方程与数据模型适配，并针对影响模型拟合度情况修正模型。情景融入和语篇推理实行一阶修正，文化沟通和心理调控实行残差修正，避免观察变量残差共变而违反单一构念原则，并接受二阶修正。运行结果分别从结构方程图形导出。表1是语境构建能力组成构念的组合信度和平均变异萃取量结果。

表1.语境构建能力组成构念的组合信度 (CR)与平均变异萃取量(AVE)

结果显示,情景融入、语篇推理和文化沟通3 个构念的题项自由度均为3×4/2=6df,心理调控构念的题项自由度为4×5/2=6df。共估计4个变异数及2个因素负荷量，自由度等于估计参数，模型属于恰好辨识，符合理论上模型正定的要求。

数据显示,情景融入的组合信度为0.834，语篇推理为0.738,文化沟通为0.890，心理调控为 0. 824，说明以上构念符合 CR>0.7 的标准。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数据显示,情景融入(AVE= 0. 638)、文化沟通(AVE=0.729)、心理调控(AVE= 0. 542)的平均变异数萃取量均符合AVE>0.5的标准;语篇推理(AVR=0.488)的平均变异数萃取量接近0.5的标准值，基本符合收敛效度指标。再检测语境构建能力所涉的4个构念，其中情景融入、语篇推理和文化沟通的模型显示，一因素3个观察变量为饱和模式，是唯一解；心理调控模型显示，一因素4个测量变量为饱和模式，是唯一解，无配适度指标显示。结果表明，题项指标确认有效，情景融入等4个潜在变量具有合理性。

4.3 配适度检验

首先评定假设模型的所有构念指标，包括配适度指标测量和口译信息忠实度的指标评定；然后将所有数据带入模型，运行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Doll et al.（1994：453-461)的建议，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主要包括单因子CFA模型分析、三因子无相关CFA模型分析、三因子完全有相关CFA模型分析以及二阶CFA模型分析。由于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和心理调控4个构念已获得确认，模型配适度可作为要素检验的优化模型评价标准。语境构建能力二阶构念评定涉及以上构念的数据运行，结果见表2。

表2. 语境构建能力二阶验证因素模型配适度指标

表2显示了语境构建能力二阶验证因素模型配适度指标情况,其中配适度在卡方值/自由度 (x2 / df=1. 798)最低,而模型 3 与模型4 的配适度指标接近,表示其模型并无实际差别,因此,二阶语境构建能力构念符合理论模型要求。因素负荷量均超过0.7 且未超过0.95,残差均为正且表现显著,无违反估计。根据表2所示语境构建能力二阶验证因素模式数据,计算语境构建能力模型拟合度指标组合信度(CR)和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经计算, 组合信度和平均变异数萃取量分别为0.8353和 0. 6308,说明所测指标符合收敛效度标准,配适度在可接受范围。再看忠实度,该构念有3个观测指标,检验符合理论上模型正定要求。运行CFA后, 显示题项标准化系数均可接受,其中信息点、信息意层和信息结构的信度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组合信度（CR=0.7434)可以达标，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0.4926)为可接受。经检验，忠实度的所有观测指标为合理观测指标。

4.4 模型拟合评估

将检验后的数据带入统计模型，开展模型拟合运行，考察所有测量变量与潜在变量的关系（拟合优化模型见图2)。

图2.中国英语口译学员语境构建能力拟合模型

根据Doll et al.（1994)提出的模拟拟合判断依据，获得最优模型。

拟合结果显示，GFI、AGFI、CFI指标分别为0.945、0.925和0.979，均大于0.9的建议值；卡方自由度比为1.431，在建议值以内；平均近似误差均方根(0.038)符合建议值，数据和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说明口译学员的语境化能力可通过对语境资源的运用来描写。具体而言，语境化能力可以通过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心理调适4个潜在变量描写。模型拟合结果与问卷调研结果基本契合，学生普遍反映语境资源利用率低下的主要问题在情景融入(0.72)、语篇推理(0.74)、文化沟通(0.73)、心理调控(0.81)的数据表现获得验证，以上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72、0.74、0.73和0.81，其与语境构建能力的因素负荷量均满足模型指标优度（>0.7)要求，显著性不同，说明语境构建能力在口译过程的运作呈现区别性作用力。拟合结果显示，语境构建能力与口译忠实度的路径系数为0.52，说明语境构建能力对口译信息忠实度具有直接的中度偏高正向影响力。

经模型拟合，语境构建能力的运作方式、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语境构建能力对口译信息忠实度的影响等各类关键关系通过指标优度得到显化。

4.5 结果讨论

根据语境构建能力路径关系拟合结果，讨论语境构建能力在口译过程的运作机理以及语境构建能力对口译信息忠实度的影响机制。

4.5.1 语境构建能力要素构成及其运作机理

模型拟合结果表明，接受过口译培训的学生均能主动运用语境资源推理和预测，以提高认知处理效率。其中，情景融入排在4个潜在变量的末位，在参考值范围刚好达标。口译训练中，交际情景是开展语境构建运作的基本资源，其可及性相比其他资源更高，因为交际氛围、交际者身份、表情等情景因素最先进入译员感知，不断发生角色融入（Wadensjo 1998：59)，对口译情景的关注标志口译分析的正式启动（Baker 2006：328)，因此运作情景融入需要付出的认知努力最小。相较而言，语境构建能力对口译过程的语境运作的最显著影响是心理语境调控，这是因为语境构建是反映译员主体认知努力的动态构建，对口译过程中不可控因素的焦虑和担心往往需要学生付出更多认知努力来应对，语境构建能力越强，意味着译员主体更注重心理调控，口译思维理解和推进的认知处理就更顺利。这一发现印证了方梦之（2024：3)关于口笔译认知的观点，即译者受语言信号刺激即在头脑中进行一系列思维、现象等心理活动。该发现还补充了董燕萍等（2013：83)关于心理能力的看法，即心理能力对口译质量至关重要，但心理语境调控并非直接影响口译质量，从语境构建角度来说，语境构建能力越强，用在心理调控的认知努力越多，口译精力分配（Gile 1999)的平衡性越好，口译认知处理的效率越高。

社会文化沟通反映了口译在场语境与不在场语境的整合特性，尤其是针对中文惯用语、隐喻等语言现象，文化沟通提高语境构建加工效率。在此，双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语境（Lederer 1978；Gumperz 1992；Lindstrom 1992)的重要性获得验证，在语境构建能力的作用下，社会文化资源快速进入语境假设(Setton 2006)，尤其是处理诸如四字格等具有鲜明文化特色表达时（谌莉文、张鹭2023)，文化沟通尤为重要。文化沟通与语境构建能力的关系值居于情景融入与语篇推理之间，说明相较于语篇推理，学生更善于文化沟通运作。语境构建能力对语篇推理的影响仅次于心理调控，说明语篇推理需要学生付出更多努力。推理是重要的口译能力（Vandepitte 2001；Lamberger-Felber&Schneider2009)，但对于口译学生，推理并非易事，其前提是译员不仅须具备充足的知识和语言储备，还要能够迅速激活知识并开展推理预测。因此，口译学员都会尽可能做好译前准备，以顺利激活长时记忆，减少口译中的推理障碍。

总之，口译语境关涉言内、言外知识（Setton 1999：88)的共同作用，但不论哪种知识，都是语境构建能力运作的认知资源，其作用受到语境构建能力的影响，不过语境构建能力真正发挥作用，在于其对各类语境资源认知运作的综合协调。

4.5.2 语境构建能力对口译信息忠实度的影响机制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参数估计值判定表明，语境构建能力对口译信息忠实度具有直接的中度偏高正向影响力，说明语境构建能力越强，口译产出的信息忠实度越高，反之亦然。因此，为提高口译产出质量，尤其是信息忠实度，口译学员应重点培养语境构建能力，而不能仅满足于积累语境资源和各类知识。

同时，语境构建能力与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心理调控呈正相关，4个潜在变量通过语境化能力对口译信息准确度绩效产生间接作用力，这一发现补充了过去对语境构建的理论认识，即多关注语境的社会构建和互动性，但缺乏明确的绩效目标以及对其作用机制的验证（van Dijk 2001；Vandepitte 2001)，如Baker(2006：323)认为，译员对世界的心理预期会影响语言的产出，但是没有解答前者到底是如何影响产出的。

研究发现，口译过程中，语境构建能力涉及口译学员对交际情景、交际语篇、社会文化和心理语境资源的利用以及为此付出的认知努力，但这些知识结构不会自动影响口译信息忠实，只有认知主体具备语境构建能力，才会主动选择利用语境资源，激活各类语境运作方式在线协同，改善口译产出效果。该发现可解释先前口译背景知识功效的研究。Griffin(1995)、Diaz-Galaz(2011)、项霞、郑冰寒(2015)等发现，背景知识与口译译文产出准确性呈正相关。换言之，充足的背景知识储备有助于提高口译产出质量。对此，本研究认为，背景知识的功效在于参与语篇推理和预测，尤其是汉英口译中处理惯用语、隐喻等文化现象时，其作用更加显著，但知识储备能否改善口译质量，最终取决于译员的语境构建能力。

5.结语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建模工具，针对中国英语口译学员汉英口译实践，开展验证性分析，确认了语境构建能力要素构成，厘清了语境构建能力及其认知运作与口译信息忠实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口译学员语境构建能力体现为主动结合语境资源，进行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和心理调控的认知努力，且对各类语境运作具有不用程度的影响，其中对心理调控要素的影响尤为明显；第二，语境构建能力对口译忠实度具有中高度直接影响，情景融入、语篇推理、文化沟通和心理调控通过语境构建能力间接作用于口译忠实度。研究发现，学生针对语境构建运作的具体操作存在差异，获取语境资源并不能自动提高口译信息忠实度，其有效性取决于认知主体的语境构建能力。因此，口译教学与译者培训既要培养学生的语境资源获取能力，更应着力培养学生的语境资源运用能力，并重点强化学生的心理调控训练以提高学生的语境构建能力。

作者简介

谌莉文，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口译理论与教学、翻译能力。

谢波，浙江工商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计算。

介

赵芳贤，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质量评估。

文献来源：原载《外语教学》2025年第1期，第86-93页。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省略，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转发请注明文献来源。本文为PDF转写，请以期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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