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呐喊自序》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可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他们的国民性分析，不仅是片面的，还是贬意的或非难的。”
——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还要再度提出，中国国民性出了什么问题？好像真的存在有答案似的。……（这）是一个语言权力的问题。……（但是鲁迅）在叙述中注入了（中国叙事人）的主体意识，使作品深刻地超越了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理论。
——刘禾《跨语际实践》（译自英文）
“国民性”的概念有多种理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论出于什么目的，使用“国民性”概念可以和“国民劣根性”概念相混同。鲁迅虽未具体提到“国民性”三个字，但其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之意涵却早已跃然纸上，最典型的要数“铁屋子”和“吃人”（《狂人日记》）两例。长久以来，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被捧上神坛，其国民性批判思想亦成“金刚不坏之身”，在十年“文革”中仍然屹立不倒，甚至连带着提出国民性理论的西方思想家关于中国的其他看法也在“文革”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然而，在后殖民主义思潮引领下，大量先前公认为“理所当然”的理论背后被挖掘出了殖民主义的影响，国民性理论便是典型代表。自本世纪初开始，关于该理论的争议和鲁迅个人在大量国民中的伟岸形象（这个“大量”是否代表“大多数”并不确定）以及鲁迅作品在民间引起的广泛共鸣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从学界延伸到社会。这种张力一个典型的表现形式便是语文教材课文选录之争——教材出版方删减鲁迅作品在民间总会引起强烈的反对。当然从结果来看，近些年关于国民性的讨论早已偃旗息鼓，国民性理论被作为殖民主义思想而打入另册，而部分鲁迅的作品也被打上“阴暗”、“偏激”的标签逐渐淡出学校教育[1]。然而，即使必须承认国民性理论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对这种理论的全面的、人格否定式的打压也是不公平的。
[1] 作者本人不赞成对文学作品的过度解读，也不赞成对文学作品单一化的“标准”解读，更不赞成将过度解读作为标准理解。就作者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有限的接触来看，虽然以小见大的手法非常广泛，但是“小”背后的“大”不可能只有一种理解。
国民性理论的西方渊源
国民性分为优根性和劣根性，国民优根则国存，国民劣根则国亡。从对国民性概念如此粗浅的初步认识中可知，国民性的概念创立应当是进化论运用在社会领域的产物，其起源应当不早于18世纪中叶达尔文和华莱士提出进化理论。早在《物种起源》出版的七年前，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就提出了“适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的概念并应用于人类。而其在1873年的著作《社会学》中论证社会学研究需要排除爱国造成的偏见时，更是举了这样的例子：
如果问北美印第安人对白人在其土地上的传播有何感想，……显然，这种从中立角度看属于向高等生命迈进的过程，从这个（印第安）国家的角度来看完全是邪恶的。
我们很惊讶（在塔希提人中）地发现了许多高于我们这些文明的访客的特质。
——斯宾塞《社会学》
虽然斯宾塞并未明确提到国民性的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在英文文献中并没有固定的表述方法），其主旨可简要归纳为：
1.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nation)而言，存在一些性质(注意是生物领域的trait，而不仅仅是性格/character)能够代表国民[2]的总体。
2. 上述性质在国家之间存在高等和低等之分。
3. 具有更多高等性质的国家取代具有更多低等性质的国家是自然的，甚至是理所应当的。
同时注意到：
4. 即使强调了要排除爱国造成的偏见，白人仍然假定其相比其他种族更为高等。
于是也印证了：
5. 从白人的主观角度，其取代其他种族的民族国家是自然或应然的。
[2] 本文中所有的“国民”、“国家”概念均指向民族国家(nation)，而非政治上的国家(country)。
换言之，进化论在人类领域的应用事实上成为了殖民国家论证其优越性和其殖民扩张行为正当性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用以论证白人高等性的上述性质从不局限于性格，也包括生物属性。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中叶期间，人类比较解剖学和人类比较遗传学相继大行其道，为上述国民特质的框架提供了（非科学的）理论支撑，例如赫胥黎(Thomas Huxley)在1865年就如此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
没有一个了解事实的正常人会认为黑人[3]的平均水平等于乃至优于白人。那么，如果我们这些下颌前突的表亲和我们这些大脑更大、四肢更小的对手（公平）竞争，前者在（当今社会）比拼思维而非打斗[4]的竞争中胜出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解放黑奴会让这些尚能温饱的奴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赫胥黎《解放——黑人与白人》(1865)
[3] 除非另有标注，所有引文中的“黑人”表述对应的英文单词均为n***o。
[4] 原文为bites，译者认为是一种所谓“物理攻击”的形象表述。
图1：大猩猩和智人头骨对比图。1号即所谓下颌前突(prognathism).
上述解剖学理论被证伪后，关于人类遗传物质的区别为种族主义提供了新的论据：
图2：Rh-C抗原基因在全球人口中的分布
在19世纪下半叶的白人语境中，针对其他种族（尤其是黑人）的“国民特质”研究一般以生物特质为主，主要原因可能是对黑人社会缺乏了解，因此和平常在中国语境下理解的国民性概念相去甚远。相反，在同时期的一批长期驻扎中国、接触中国民众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民的研究则集中在中国人的行为风格、个性特征等领域，也产生了诸如《中国人个性》的一批在西方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著作。与此平行地，欧洲殖民者也对其自身文化（以及其殖民竞争对手的文化）对其高速发展的作用有所研究，产生了诸如“社会程度”的概念，但是相关的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例如：
野蛮、偏执、社会程度较低的民族，例如苏格兰人和瑞典人，是不能维持新教这种具有纯洁美德的宗教的；而另一方面，虽然法国由于政治原因在宗教上相对落后，但是其社会程度较高，在敢于质疑、宽容等新教提倡的美德方面远胜于上述国家。
——巴克尔 (Henry Thomas Buckle) 《英国文明史》
据此可以初步断定，国民性理论是一种将西方的理论体系移植到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产物。虽然其具体内容是根据对东亚社会的深入理解填充的，但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国民性的理论体系都建立在上述1-3的框架之上，而该框架在产生之初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
东亚的国民性理论
中国的许多国民性批判家，如鲁迅、梁启超、邹容等人，大多都有旅日的经历，对此有两种不冲突的理解：
1. 日本在当时已经具备国民性理论体系，被上述学者传播到中国。
2. 上述学者对于日本社会的接触使之总结出决定中国社会落后的普遍性因素，即国民性。
日本的国民性理论
和西方殖民国家利用“国民特质”作为其殖民扩张的借口不同，明治维新以前发展上相对落后的日本引入国民性理论之目的则在于改变其落后地位。据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上述国民性概念会排除先天决定的生物属性，而限于后天可塑的行为模式。这一推断在以《明六杂志》为首的明治时期进步刊物中得到印证：
考我国向来之经历，质我国民之性质，工于袭踏、巧于模仿，而短于自出基轴。
——西周《以洋字书国语论》
政府如盛水之容器而人民如水，放入圆器则为圆，放入方器则为方。……戊辰以后，盛人民器物的形状虽然有了改善，但人民仍是旧时之人民、骄下媚上之人民、无学文盲之人民……故改政体，毋宁改人民之性质，使其愈善而去旧染，望其风貌日新月异。
——中村正直《论改造国民之性质》
目今欧美人才藩盛之缘由无他，多在于此自由气象之发达。亚细亚之风俗即君主压制之政治束缚了人民的才器。
——津田真道《人才论》
从中可以总结出日本明治初期国民性思想的几点特征：
1. 总结国民性的背景在于被殖民的地位唤起了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目的在于改变国民性，使其“日新月异”。
2. 国民性改造的目标以欧美为标杆，聚焦日本和欧美的差异，具有很强的本土化色彩。
3. 国民性的范围限于后天因素，但大于“国民性格”（即行为模式），也包括教育程度。同时，国民性中优根性的比重相比欧美显著降低，更侧重对本国国民劣根性的反思。
4. 日本国民性理论沿袭了部分欧洲的地理因素决定社会发展的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便是赫胥黎的热带国家物产丰富，导致国民懒惰的理论），是日本日后“脱亚入欧”的思想的基础。
5. 就改造国民性的方法上，存在着自下而上（先启蒙国民，带动体制进步）和自上而下（先改革君主制，新体制带动国民进步）的争论。
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迅速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即所谓全面“脱亚入欧”，上述国民性理论也同样被用于论证其侵略行为之正当性。甚至即使日本和其侵略的对象属同一种族，国民性理论也逐渐涵盖了生物因素。在国民性理论的目的根本变化过程中，福泽谕吉可谓“集大成者”：
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
——福泽谕吉《脱亚论》
支那人……若对自身蒙昧无知毫无认识，那就要将自家的臭气传到邻国，反对改革，以至妨碍文明开化的事业，此罪重不可恕。……要以文明之势力席卷四百余州，让四亿人民沐浴革新的阳光雨露，就必须做出决断，直冲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于文明之师面前。
——福泽谕吉《直冲北京可也》
（文章发表于1894年）
伴随着国民性理论之目的转变，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国民性的具体内容日渐空虚。在明治维新早期，针对日本的国民性批判具有明确的目标——愚昧、迷信、压制人欲的道德规则、缺乏独立精神、乃至重义轻财（这一点是否是国民劣根性值得商榷，但显然欧美高度的现实主义不同），促使日本全面转向现实主义的道德观；而到了殖民扩张时期，其对中国的国民性评价就从无知、奴性、麻木不仁逐渐退化为“野蛮”（相对于日本的“文明”）和全盘否定，而对朝鲜的国民性评价就几乎仅有“野蛮”二字。这样简单粗暴的观点在相关理论通过政治宣传从知识阶层渗透到普通民众的过程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也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殖民主义国家战略。同时注意到，该理论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其实仍然弥漫着自卑的情绪——例如上述“自家的臭气传到邻国”的理论，实质内容并非中国社会的发展滞后阻碍了日本，而是西方人评价日本时总不免包括相同人种的中朝两国，两国发展滞后影响了日本在西方视角的印象，或者说（从日本人角度）阻碍了其脱亚入欧被欧洲接纳的过程[5]。相应地，这种对欧美的自卑就需要从对中朝两国的极度蔑视和敌意中弥补。在这两种因素塑造了日本对华态度的背景下，一批中国学者东渡日本求学，这批学者对于日后中国的国民性理论发展乃至社会变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5] 例如支那朝鲜的政府仍在实行古老的专制，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无法律的国家……（《脱亚论》）
中国国民性理论探源
国民性理论于中国而言本质上是一个或直接从西方引进，或从欧洲经由日本引进的舶来品，但和日本一样也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早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被坚船利炮叩开大门之后，就已经有学者试图运用西方的国民性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应该是严复：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严复《论世变之亟》
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虽有圣人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上下同德，痛刮除而鼓舞之，终不足以有立。……吾辈一身即不足惜，如吾子孙及中国之人种何？
——严复《原强》
然而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上述理论终究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国民性改造产生广泛社会影响是在20世纪初，也就是大批中国学者留日以后。对比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性思想和日本明治初期的理论体系可以发现：
1. 国民性理论均建立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其目的均在于改变国民。
2. 国民性的范围均为教育水平和行为模式，均以劣根性为主。
3. 中日均沿袭了欧洲关于地理决定社会文化的认知，如中国环境特点催生小农经济，进而导致淡漠、麻木的文化。
然而注意到，中国学者旅日主要从20世纪初开始，彼时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敌意与日俱增，其国民性理论也逐渐转向欧美殖民国家的模式。因此，中国学者接受日本的国民性理论的方式似不如学生向教师求教一般简单，而可能和日本最初从欧美殖民者处接受国民性理论的过程更为相似，即中国学者：
1. 认识到日本社会的高度发展。
2. 从日本颇具殖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提炼出基本的框架，即国民总体性质的进步或落后决定了国家的进步，落后以至危亡。
3. 对比中国和日本国民的特质，在种种不同中发现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
而相比日本接触的殖民者已经处于高度发展的地位，中国学者接触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几十年内，迅速由殖民地国家发展为殖民国家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显然比西方国家高度发展的静态形象更具震撼力——
吾闻日本立国之原素，由人人抱有所谓‘大和魂’者，吾中国之士民，相安于不识不知之中，其灵魂之失丧也久矣。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既终，乃为楚言以招之曰：魂兮归来！
——《湖北学生界》第1期
然而，在国民性的具体内容上，相比日本的全面西化，中国学者提炼的国民性改造内容虽然主体和日本相近，但在某些方面甚至和日本截然相反，尤以公益与私利之关联为甚：
然则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如自由之制，在今日为至美，然移之于野蛮未开之群则为至恶；专制之治，在古代为至美，然移之于文明开化之群则为至恶，是其例证也）是故公德者，诸德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
——梁启超《新民说》
人生三宝者，一曰健康，二曰知识，三曰富有，乃道德之大本……
——西周《人世三宝说》
注意到当时不论是日本还是欧美的主流道德观念都以不同个人之间权利的平等性作为起点，因此梁氏以公德作为诸德之首明显体现出国民性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甚至有可能体现中日两国当时在民族性格上的根本差异——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日本国民性格上偏重集体主义，在封建礼教之压迫下，地位本就不高的个人满足在更大程度上被压制；而中国国民高度利己的性格则导致在封建礼教压迫下，所有个体都追求在一个扭曲的体制下获得最大利益，而无人愿意冒着牺牲的风险，打破该体制，为多数个体谋求远高于封建压迫下的利益。假设这种解释的确成立，则此处有如下推断：
1. 除了愚昧之外，一种代表国民总体的行为模式成为国民（劣根）性有两个条件：
a. 对该行为模式阻碍国家发展有合理解释
b. 能提出改造该行为模式后促进发展的合理机制
2. 改造行为模式的方向可以参照其他国家，但也可以另辟蹊径，自行摸索。
由于不存在一个先验的公式直接将国民的某些性格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上述的一切解释都只能基于对一国国民和其广泛社会、地理等因素的深入理解，提出社会一般人认为“合理”的解释。换言之，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在填充国民性理论的内容时都将是高度本土化的。然而，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仍然有两处潜在的殖民主义渗透的空间：首先是所谓“理想国民”的定义在国民性理论创立之初就牢牢掌握在殖民国家手里，这个毋须多言。另一处则是国民性批判的叙事框架似乎有意无意地附带了一个前提：
3. 一个国家批判自身国民性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发展落后。
在这个前提下，刘禾笔下80年代的中国作家在中国国民性格上“没问题也要找出毛病”的态度似乎就陷入了殖民主义的陷阱之中——即让被殖民国家及其国民自己给自己打上落后的标签，不自觉地抱着落后的心态，由此让殖民国家在话语权上占优。此处无意就80年代中国的国民素质和文学展开，单就这个殖民主义的陷阱来谈，其实仔细解构就能发现问题：
3a 一个国家在使用国民性批判之初是被殖民国家，其当时的发展相比于殖民国家落后。
3b 因此其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进行国民性批判，也以其仍然落后这些殖民国家为前提。（显然这个结论是推不出的）
或许上述逻辑谬误过于隐晦，以至绝大多数人看待国民性批判时都会陷入这种落后的心态。但与其说这种隐晦是反对国民性理论的依据，不如说这种隐晦更彰显了对国民性理论的后殖民化重构之必要性——毕竟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更大的危险在于忽略了审视本国国民的现实意义，这个危险正在肉眼可见地步步逼近，正如鲁迅所言：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
——鲁迅《马上支日记》
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鲁迅《热风》
这种传统的民族偏见和变态的“爱国主义”，置于国际竞争激烈的近代世界，特别是落后挨打的近代中国，显然是十分有害的。
——陈高原《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
后人其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