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1917篇学习笔记

★来源：202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全部14篇评论文章

01   打造更多叫得响的品牌

金观平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更多叫得响的品牌。这为品牌建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品牌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打造更多叫得响的品牌，既有利于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又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还有利于带动更多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对品牌建设工作的顶层设计，扎实推进品牌的培育、创建、提升、推广，打造出一批知名度高、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的中国品牌，受到市场认可和消费者青睐。“中国造”闪耀世界舞台，去年我国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长9.3%；一批本土品牌闯出大市场，48个中国品牌进入“世界品牌500强”；新消费品牌持续火热，国货“潮品”用户规模达5.3亿人。中国品牌展示出的自信和活力，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底气，成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动实践。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品牌多而不精、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仍有待提高，品牌发展水平与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相比仍有差距。为此，要牢固树立品牌意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下大力气打造更多叫得响的品牌，加快建设品牌强国。

以过硬质量夯实根基。质量立得住，品牌才能叫得响。企业是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主体，要大力增强质量意识，坚持以质取胜、精益求精，将质量管理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提升产品标准和质量，用有口皆碑的产品和服务维护品牌形象，提升中国制造的美誉度。

以持续创新提升竞争力。创新是提升产品性能、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途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的过程中，应注重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加强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既要努力突破更多关键技术，又要持续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好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者需求，以创新赋能品牌发展壮大。

厚植品牌成长土壤。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密集推出政策举措，精准组织品牌推广宣传活动，为自主品牌搭建展示平台，促进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应继续在优化品牌发展环境、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促进资源聚集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品牌培育机制和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实施品牌创建战略，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提高品牌全生命周期管理运营能力；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品牌仿冒、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为品牌建设保驾护航。

品牌建设是一项长久的系统工程。唯有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尊重产业规律和市场规律，完善品牌培育机制、提升品牌文化内涵等，才能打造更多叫得响的品牌，以品牌建设助推质量强国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2   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金 轩

2014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汽车集团时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述，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坚定了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信心和决心，指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

背景情况

过去十年，是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化规模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从不足2万辆增加到约950万辆、占全球比重超过60%，国内市场占有率从不足0.1%增至31.6%，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我国最具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正在重塑全球汽车产业发展格局。

（一）依托产业链和技术优势形成了强大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避开了美日欧传统燃油车的优势领域，在电动汽车新赛道形成了技术和产业链领先优势。一是在电机、电控、电池等新能源汽车三大技术领域具有领先优势。近年来我国在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动、氢燃料等核心技术路径上均取得重大突破，动力电池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动力电池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60%，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四大主材的全球出货量占比超过70%。二是拥有新能源汽车制造完整产业链优势。在汽车制造基本工艺和底层技术方面积累丰富，新能源汽车产品类型多，汽车装备和零配件及相关产业服务齐全，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重要中心。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占汽车出口总量的24.5%，出口量同比增长77.6%。

（二）各类车企齐头并进推动产业跨越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形成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多元主体共生共栖的创新生态圈和产业生态圈。一是国有大型车企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国有车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国有车企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是我国汽车工业厚积薄发的根基，真正起到了产业链安全稳定的“压舱石”作用。二是民营车企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我国民营车企坚持以创新为引领，让创新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动力源泉。传统民营汽车制造企业发展时期相对长，技术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积累相对深厚；“造车新势力”企业以差异化定位吸引资本供应和目标市场需求支撑，推动传统汽车制造业模式创新，以大型科技公司“跨界”造车为代表的模式创新，引领汽车网联化发展趋势。三是外资车企发展模式。外资车企具有技术品牌优势，总体有利于市场竞争，有效促进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让外资企业共享我国发展成果，让国内外企业共同推动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充分体现了我国新能源汽车领域开放合作。

主要做法和成效

十年来，我国各类车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汽车产业发展方向、政策体系、战略路径、安全保障、全球视野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一）以实体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就要做汽车强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选择。十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培育出新能源汽车这一产业链长、涉及面广、带动性强、自主化程度高的高端制造业，为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各地结合实际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23年北京、深圳、重庆等15个城市全面启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以公共领域为突破口加快产业升级。

（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汽车产业发展之初，注重加强战略前瞻和科学规划指导，将新能源汽车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颁布实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实施了全面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体系，从生产端和需求端引导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之后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通过市场竞争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壮大。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各类发展模式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新能源汽车产业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真正“强起来”。

（三）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共生合作生态，企业创新意愿强烈，技术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锚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加大创新投入和人才培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比如，建成全世界最强的动力电池产业生态，动力电池产量全球第一，技术世界领先，在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铜箔铝箔等方面也都形成世界领先的产业基础。

（四）依托巨大国内市场塑造产业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以及消费升级趋势，极大拓展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塑造了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优势。巨大的国内市场还可以容纳企业创新试错成本，为行业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厚植土壤。历经我国激烈市场竞争洗礼，脱颖而出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多样的产品、丰富的服务、人性化的体验，在国际市场中拥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五）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数据安全能力和资源安全水平。比如，针对动力电池原材料、芯片、操作系统等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制约，我国积极补短板、锻长板，加强国际合作，优化区域布局，依托各类企业，构建安全可控，更具韧性、可持续性和跨界融合、战略互信的新型供应链体系。

（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速推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相关产业发展，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我国是世界体系的一员，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本身就是为世界作贡献。我国新能源汽车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全新选择，增进了全球汽车消费者福祉。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举措，为全球减碳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经验启示

十年来推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生动实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新时代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总结提炼其蕴含的规律性认识，可为相关行业创新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一）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的战略指引，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作为高端制造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坚持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依托产业链上下游推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充分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以绿色低碳智能产品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其高速发展正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结果。

（二）必须坚持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相结合，形成产业发展合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之所以获得巨大成绩，正是得益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推动产业市场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和标准制定等方面作用。通过政府和市场的紧密协作，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发展合力，加速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打造国企民企共生共栖产业生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得益于国企、民企良性竞合、协同发力的产业生态。坚持一手抓深化国企改革、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企业，一手抓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充分发挥国企行业完整产业链优势和民营企业创新优势，形成优势互补、融通发展的良好局面。

（四）必须坚持信息化工业化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低碳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体现，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广泛采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加快生产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实现了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同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加快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配套产业，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五）必须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重塑全球产业互促共赢新格局。我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推动新能源汽车技术、贸易和投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行业领域合规、标准的治理。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充分展示我国先进产品的魅力，为全球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促进形成互利共赢的格局。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

03   为粮食安全筑牢种业基石

李万祥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知产法庭公布数据显示，近5年来受理的植物新品种案件逐年递增。从相关案例看，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制度落实还要更严格，以激励种业创新。

种业市场发展与植物新品种权紧密相关。从1997年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到2022年新修订的种子法实施，我国的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累计申请量达76914件，累计授权量超3万件。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也已列入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还将持续提升。

但伴随种业市场的发展，侵权手段不断翻新。保护好种子，必须严打“假种子”“仿种子”，对套牌侵权、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重拳出击。按照新修改的种子法，生产经营假种子，将面临被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并按货值金额处以最高二十倍的罚款。去年，在最高法知产法庭审理的相关案件中，85%以上的案件为侵害植物新品种纠纷，品种权人胜诉率达90%。要进一步严格执行，打击各类种业侵权行为，保护品种权人和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保护好种子，还要“法尽其用”。通过综合运用植物新品种、专利、商业秘密等多种知识产权保护手段，保护育种成果，用足用好用活各类法律规则，依法适用连带赔偿或补充赔偿制度，提高违法成本，遏制侵权行为。实践中，应注意平衡好依法保护权利和促进成果转化的关系，促进实际应用和成果转化，合理分配有关利益，实现双方当事人共赢。

保护好种子，需一以贯之，形成合力。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覆盖领域广、涉及方面多。应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今年是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第4个年头，是实现阶段性任务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各方要加强协同配合，加速构建种业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全链条护航国家粮食安全。

04   支持生育重在解后顾之忧

王明昊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强化职工权益保障，鼓励用人单位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政策的出台旨在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需要看到，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一些对育龄妇女的就业歧视，如部分企业在招聘中对育龄女性设置隐性门槛、企业留用生育女性意愿不足等。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需从妇女就业权益保障和工作环境改善两方面入手，解决育龄家庭的后顾之忧。

应完善职工在孕产假、福利托育和生育再就业等方面的权益保障。要完善促进妇女就业政策，强化妇女就业支持。尽快完善反对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保障女性的合法就业权。同时通过鼓励企业开拓“亲职岗”“育儿岗”、开展免费就业技能培训、支持就业创业等方式保障生育女性稳岗就业。

还应努力为职工提供有益于平衡家庭和工作的职场环境。鼓励用工单位办托，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普惠、优质、多元托育服务。

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事关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要从大处着眼，更要落实好每一个细节，用有温度的政策举措呵护育龄职工生育意愿。

05   “欧佩克+”推迟增产提振油价

宋博奇

日前，以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欧佩克+”）成员国一致决定，将原定于12月份生效的石油增产计划推迟，以应对当前多变的全球市场环境。

“欧佩克+”原计划在12月份增产石油18万桶/日，作为逐步解除总计220万桶/日减产计划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需求不振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欧佩克+”决定将增产计划推迟，继续维持目前的产量水平。据悉，这一决定得到了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8个“欧佩克+”成员国的一致通过。“欧佩克+”作出这一决定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全球原油需求增长缓慢。国际能源署已连续第3个月下调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该组织发布的石油市场月报称，世界石油需求增长将大幅放缓，并表示充足的全球供应抵消了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如果不发生重大事故导致石油供应中断，国际油市在2025年将面临“大量过剩”。

二是非欧佩克石油供应增加。在供给端方面，利比亚增产、伊朗的增产计划以及美国的持续高产都对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美国页岩油产量不断上升，达到历史新高，使得供应压力不断加大。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美国原油产量已达到1350万桶/日，这一增长加剧了市场的供需紧张。“欧佩克+”深知，如果继续增产，将可能导致市场供应进一步过剩，油价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因此，推迟增产成为维护油价的必要措施。

三是市场情绪低迷。近期油价承压，市场对需求前景的普遍担忧影响了投资者的情绪。原油期货市场上多头情绪低迷，这种市场氛围使得“欧佩克+”在推迟增产的决策上变得更加谨慎，以避免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增加市场波动。

“欧佩克+”决定推迟增产后，国际油价随之上涨。在消息公告之后，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2.5%。分析普遍认为，该决定将为油价提供支撑，减少了市场对供给过剩的担忧。

然而，推迟增产并不意味着市场将完全摆脱供需失衡的风险。尽管“欧佩克+”的减产政策将持续到2025年，但非欧佩克国家的产量增长仍可能对石油市场造成冲击。此外，中东局势变化、美国未来的政策取向以及美联储降息节奏等因素都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形势和油价走势。

未来几个月，“欧佩克+”的决策将面临多重压力。分析指出，若美国经济在大选后出现波动，可能会抑制原油需求，从而影响市场行情。同时，市场对中国原油需求的预期有所改善。尤其是在航空燃油需求恢复的情况下，沙特等主要产油国对中国市场抱有较高的期望。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风险加剧、非欧佩克供应持续增长和市场情绪低迷等多重挑战，“欧佩克+”的未来策略选择将成为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

06   城乡融合拓展粮食提质增效空间

各地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投入，创新机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城乡、工农、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逐步提高现代化生活条件。

一边是蒸蒸日上的城市，一边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城乡差距扩大，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让农民无法安心种粮。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湖北要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上奋发有为。扛牢粮食生产责任，抓实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挖掘特色产业和多种经营潜力，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这再次为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粮食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各地应从城乡融合发展角度，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拓展粮食产业提质增效空间，不断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向城市流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种粮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落后，粮食产业链条短，农民种粮收益较低、增收难度大；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就业渠道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不仅会影响农民生活质量，还会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补上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

城乡融合发展可以促进人才、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城乡差距扩大，农村自然成为各类生产要素配置洼地，特别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虽然会释放出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源，有利于粮食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发展，但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农业兼业化问题日益突出也是不争的事实。城市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城乡融合发展，可以促进要素更多流向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发展，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有效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

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推动粮食产购储加销一体化发展，拓展粮食产业提质增效空间。城乡二元体制下，粮食生产与加工分离现象较为严重，农村只搞粮食生产，城市发展粮食加工业和服务业，导致农村一直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底端，粮食产业规模小、布局小、链条短、品质品牌水平低，粮食产业链各环节衔接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粮食产业整体效益不高；农民一直停留在收入分配金字塔底部，种粮收益低，增收致富困难。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各地可以立足县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科学布局粮食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等各环节，不断延伸和升级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立各类农业产业园，引导粮食加工业更多向主产区转移，打造城乡联动的产业集群，提高粮食就地就近加工转化能力，让农民能够摆脱卖粮难、效益低的困境。在产业链拓展和升级过程中，可以把更多产业链延伸环节留在农村，让农民参与更多产业链环节、分享更多增值收益，农民可以就地就近就业、就地致富。

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水平不高。这种不平衡发展导致城乡差距不断加大，不仅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让农民无法安心种粮。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进一步完善农村交通、水利、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让农民真正过上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好日子。

各地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投入，创新机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城乡、工农、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逐步提高现代化生活条件，让农民过上更加富裕美好的生活，这样就可以更加安心种粮、踏实种粮。

07   抢抓机遇培育中间品贸易优势

佴 澎 晏 碧

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中间品贸易持续保持增长态势。自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拓展中间品贸易”以来，到今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已悄然跃升为外贸的新增长点之一。

中间品贸易，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将原材料、零部件或半成品从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然后在进口国加工、组装、合成，最终再出口到第三个国家的贸易活动。以原材料、零部件等形式存在的各类中间品，本身并不用于最终消费，而是用于生产其他商品或服务，是“链”接全球产业链的关键上游投入。

巩固和拓展中间品贸易，是我国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项重点工作。一方面，有助于通过产业链、价值链黏性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分工，提高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巩固我国与第三国的供应链关联。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发挥其间接拉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联系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应对美西方“脱钩断链”威胁的有效举措，也成为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关键所在。

在这方面，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高效便捷的物流基础设施等独特优势。眼下，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货物贸易的占比已经超过一半，我国去年这一比重更是保持在61.1%的历史高位。无论是外贸“新三样”中的电动汽车零部件、锂电池电芯、光伏板铜带，还是支撑全球电子信息等尖端产业的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模组等，来自中国的高附加值中间品深度链接世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间品供应的稳定性和质量，影响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和最终产品市场表现。当下，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中间品贸易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机遇，进一步培育中间品贸易优势，助推我国企业向价值链更高端跃迁。

瞄准重点领域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中间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中间品贸易的发达程度和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密切相关，近年来，5G、半导体电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对中间品的更新换代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产业涉及的先进芯片、集成电路、活性药物成分等中间品，外贸潜力巨大。相关研发主体要瞄准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重点领域，与科研机构、链主企业联合攻关，加强前瞻性研究、引领性成果的突破与转化，推动专精特新制造业中间品出海。

建立健全供应链管理体系，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确保生产过程顺畅。要充分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加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着力培育一批“链主”企业，提升其供应链价值链掌控能力。特别是要利用好我国在亚洲区域供应链的中心地位，建立辐射范围更加广阔的枢纽节点，带动更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中间品贸易与投资网络，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持续加强多元化国际大物流通道建设，为中间品贸易提供基础支撑。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国际海运为主体，国际航空、中欧班列、国际寄递、国际道路运输为补充的国际物流服务体系。接下来，要继续完善超级铁路公路网，推动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建设，保障出口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进得来，便利内陆地区生产、出口中间品。

08   能源法出台影响几何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以下简称“能源法”），就能源领域基础性重大问题在法律层面作出规定。作为我国能源领域的基础性、统领性法律，能源法的出台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推动能源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为何要制定能源法？从完善能源法律体系看，此前我国已制定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多部单行能源法律法规，但一直缺乏一部纲领性的能源法；各能源单行法之间缺乏统一协调，容易产生冲突，也无法处理能源发展在方向性、战略性和整体性上的问题。出台能源法可填补我国能源领域基础性法律空白，完善能源法律体系，为能源行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从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看，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绿色低碳转型已成必然趋势。当前，我国能源发展面临消费量快速增加、保供压力持续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尚未到位、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有待提高、能源市场体系不够健全、科技创新存在短板等诸多问题和挑战。随着能源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过去主要依赖政策主导的行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法律稳预期、固根本，协调能源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合理配置相关权利义务。出台能源法可以适应能源发展新形势，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及时转化为法律法规，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以及加强能源市场监管的必然要求。

通过立法推动能源事业发展，也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加快了能源立法进程，旨在更好地管理和利用能源。能源的法治化管理促进了开发，保障了供应，抑制了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了能源转型，使许多国家逐步摆脱能源问题的困扰。

相较而言，我国能源法制定较为波折。21世纪第一个10年，由于能源消费规模急剧扩大，自给率迅速下降，供需矛盾突出，我国正式提出能源法立法计划，并于2007年向全社会公布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但此后长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双碳”目标提出后，我国再度加快能源立法进程，经历数次审议和修订后，能源法最终获得通过。

能源法正式出炉，意味着社会各界在能源问题上取得了重大共识。能源法此前“难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源转型虽大势明确但具体路径模糊。能源问题涉及品种众多，且贯穿开发、供应到利用的全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各类能源体量、作用和地位不同，涉及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公众各方利益。过去20年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方式和能源管理体制不断调整。这些变化增加了立法难度和时间成本。

“双碳”目标的确立，成为能源法出台的核心驱动力。随着各界对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共识不断增强，生产、消费、财税、科技等领域的能源转型配套政策不断完善，能源法立法条件空前成熟。用低碳能源逐步替代高碳能源的大势已不可逆转。

能源法出台将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筑牢能源安全底座。推动能源转型首先要兜住能源安全底线。能源法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实际，通过完善能源规划、能源储备和应急等制度，有助于提高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确保能源供应稳定性和可靠性。

另一方面，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能源法明确支持优先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合理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将促进能源结构优化，有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普遍共识。能源法出台是以法律形式对我国长期能源战略和政策导向的宣示。我国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通过制定能源法，明确各类主体权利义务关系，不仅有利于确保我国能源事业行驶在正确轨道上，还将为全球能源转型持续贡献中国经验。

09   再降外资战略投资门槛

□ 李华林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又迈出一大步。近日，商务部、证监会等6部门修订发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从认购对象、资产要求、投资方式等五方面进行优化，大幅降低外资进入门槛。

战略投资是特定外国投资者直接取得并中长期持有一家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早在2005年，我国公布实施《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为外资战略投资上市公司提供了制度保障。近20年来，外国投资者累计战略投资600多家上市公司，在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也要看到，相较A股市场5000多家的上市公司体量，当前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战略投资渠道引资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挥。此次新规聚焦堵点难点问题，在准入限制上做“减法”，在投资便利性上做“加法”，扩总量、提质量，让外资入市的门更大、路更宽。

外国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投资A股上市公司。新规首次允许外国自然人实施战略投资，打破了以往只有法人或其他组织才能参与的限制，为一些有实力、有意愿配置中国资产的外国个人投资者提供了投资机会，能够直接参与我国优质上市公司成长。同时，放宽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要求，一些规模较小但投资意愿强烈的外国资金有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进一步扩大了投资者范围，拓宽了投资资金来源。

投资方式更加灵活便利。新规进一步放宽制度约束，允许外国投资者以境外非上市公司股份作为支付对价、适当降低持股比例和持股锁定期要求等，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丰富多元的投资方式和支付选择，提升投资灵活性，有助于增强A股上市公司强磁力，鼓励外资放开手脚买入中国资产。

A股市场有望迎来更多耐心资本。外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上市公司，持股锁定期最少有12个月，属于典型的中长期资金。畅通其入市渠道，可助力A股涵养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风气，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同时，新规增加要约收购方式，未来A股上市公司可以股权为纽带与境外资本深度合作，通过引进境外成熟管理经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降门槛、引“活水”，既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现实需要，也契合当前境外投资者对买入中国资产的强烈诉求。自9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以来，A股市场交投升温，投资价值彰显，外资加码布局中国，看多、超配A股的声音不断。此时敞开大门，正是一场双向奔赴之举。

当然，对外开放不是简单的降低门槛，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在优化投资门槛设置的同时，新规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着力构建市场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确保外资投资稳定安全。积极引入“活水”，也要审慎过滤“污水”。

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一直是进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国际资本流向正悄然变化的当前，我国适时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引入和利用外资力度，彰显出中国市场开放的信心和智慧，对于促进A股市场投融资功能相协调、提升资本市场国际影响力等均具有重大意义。

10   保护传统村落需协同发力

蒋 波

近日，2024年江苏省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建设名单对外公布，昆山、东台、宝应、兴化4县（市）将探索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路径，实现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截至目前，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

传统村落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是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传统村落里的农事节气、宅院民居、乡风民俗、传统手工艺、农业景观等，寄托着绵长乡愁，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艺术、经济等多方面价值。但在现代化浪潮中，传统村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一些传统村落开始面临空心化，活态传承面临困境；一些地方对传统村落保护意识不强、改造提升缺乏特色，导致拆真建假、“千村一面”等现象出现。

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政策支撑、机制创新、资金支持、产业发展等领域协同发力，努力让传统村落焕发时代生机。

守护独特的文化价值是保护传统村落的核心要义。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过程中，既要注重保持其原始风貌和特色，护住各类文化遗产的“形”，还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守好优秀乡土文化的“魂”。各地应在尊重村落历史的基础上，全面梳理村落社会发展脉络，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在尽可能保持原有建筑风格和乡村风貌的同时，注重优秀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营造具有村落特色的文化氛围，从而守住村庄肌理、留下乡土特色、实现文化传承。

推动资源活化利用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各地可充分调动传统村落的丰富资源，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休闲旅游、休闲农业、文化创意等乡村文旅新业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例如，江苏昆山探索出“国有资本+集体资金+民营经济”经营模式，对传统村落闲置资产及资源进行统一租赁和运营，把不破坏村落原有肌理作为业态引入首要条件，培育精品业态，强化保护成果，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从“单个保护”到“串珠成链”是实现传统村落保护的进阶目标。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可以发挥资源集聚优势、减少重复投入，有利于系统性、整体性展示传统村落的丰富资源。各地应以系统思维，探索建立区域内传统村落资源一张图，打破总体分散、局部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突破单个传统村落规模小、内容单一、资源禀赋有限的短板，整体打造旅游、产业、文化等节点线路，促进传统村落之间协同互动、优势互补，带动整体发展。

11   丰富农民增收“工具箱”

李永松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千方百计拓宽增收渠道，农民收入增长成效显著。广大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质效，影响着全国推动共同富裕的进度。云南省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多措并举促农增收的实践，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推动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中，云南总结推广孟连县“334”、蒙自市“622”等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典型经验，让农民充分享受产业发展红利，通过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增收。实施“人人持证、技能致富”行动、“彩云雁归”农民工返乡创业计划等举措，提升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能力，让农民在充分就业中增加工资性收入，通过推动就业创业促增收。此外，云南持续加大财政投入，提升金融服务“三农”效能，通过强化政策落实促农增收。

不过，当前云南省的农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等指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加快促农增收势在必行。一是在加快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中增加经营性收入。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行动，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二是在不断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中拓展工资性收入。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出一批适应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的新职业，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等项目，全面提升农民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外出务工就业。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健全完善集体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益。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让广大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四是在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力度中保障转移性收入。加强公共财政强农惠农富农支持，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

（作者系云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研究员）

12   优化营商环境从履职尽责做起

夏先清 韩艳红

近日，一男子投资千万元建厂遭遇办证难引发关注。经初步核查，企业反映情况基本属实，有关责任人被调查和严肃问责，当地相关部门称将全力推进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办理工作。

近年来，各地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政府重点工作之一。但是相关政策是否真正落地实施，营商环境是否真正得到优化，企业有没有真正得到实惠，还需要认真检视。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这不仅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提振经营主体信心的重要举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但是，好的营商环境不能看政策出了多少、口号喊了多少，还要多听听企业的声音、问问企业的感受。

对此，要拓宽政企沟通渠道，尤其是相关部门和大量中小微企业的沟通渠道，建立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双向沟通的良好机制，广泛收集和听取企业意见，找到目前营商环境建设中的不足之处。结合案例，诊断分析，是相关基础设施不完善，还是相关人员业务能力水平有待提升？是地方部门与企业之间沟通不畅、效率不高，还是某些部门存在懒政情况？根据问题原因，出台有针对性的举措加以解决。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需要政策支持和贴心服务，更需要履职尽责。面对企业诉求，能办的要尽快办好，短时间内不能办好的要给个明确期限，确实不能办也要给个明确说法。企业在部分行政审批等事项上遇到“梗阻”，相关部门要帮着企业做好协调沟通工作，而不是以非属地责任、非部门职责等为由，敷衍塞责。否则，不仅伤了企业的信心，也会给当地营商环境抹黑。

把营商环境建设落到实处，除了贯彻执行好国家已经出台的相关方针政策外，还要结合地方实际，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制度，尤其是加大对职能部门履职尽责监督检查力度，发现涉及不当履职或存在失职渎职的情况，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简政放权，不断提升行政审批效率，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更加畅通无阻。

13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赵中源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大理论观点，既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和政治高度统一的辩证关系，又总结升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充分体现了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科学把握，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

党的领导要在中心工作中充分体现

纲举目张，执本末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利于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调动各方、形成合力，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基，上层建筑则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集中表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辩证关系蕴含着相互制约却又统一于一体的结构规定性。一方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生活与物质生产方式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揭示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首先抓住和抓好经济建设这个基础。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对国家一切政治经济生活有着决定性影响，其领导核心作用不可替代。因此，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和认识为什么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其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内在要求。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决定了作为国家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工作，必然包含在党的全面领导之列。其二，这是经济工作在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基础性地位使然。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安康的前提和基础，党在治国理政中必须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事实胜于雄辩。在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和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等一系列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始终保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定力与锐气，取得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好成绩，有力证明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围绕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擘画了一幅振奋人心的经济改革发展蓝图。按照相关部署，要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才能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聚焦于切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进一步明晰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逻辑进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蕴含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等科学的思维方法，既强调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又注重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更凸显共享发展的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前提是准确理解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关键要增强大局意识、战略意识，自觉将新发展理念落实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和具体行动之中。

第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涉及技术、管理、制度、文化等多方面的创新和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大力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进而催生发展新动能、厚植发展新优势。一方面，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科技创新平台，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创新优化科研管理与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吸引高端科技人才并保护和激励其创造热情与活力，不断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另一方面，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注重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第三，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注重前瞻性布局、系统性谋划，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举措落到实处，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牢牢掌握科技创新的自主权与发展主动权。

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把握和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也是制定正确决策和顺利推进事业发展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改革攻坚要有正确方法，坚持创新思维，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变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为认识和揭示了一定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价值追求，在发展理念、基本架构、运行方式、成效评价等方面，无不体现中国特色，没有现成经验可以照搬照抄。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方能深刻把握规律，推动中国经济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善于在总结经验中深化思想认识、在探索规律中打开工作局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治理智慧。新时代以来，在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下，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之所以能够顶住压力、保持活力，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并在应变局、育先机、开新局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这“五个必须”和“六个坚持”，都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新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具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不断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精彩篇章。

关键是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

经济工作既是一项极具技术与知识含量的专业性工作，也是一项涉及政治稳定和民生福祉的复合性工作。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关键所在。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是党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党领导人民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能力，体现在进行战略筹划、科学决策、组织管理、统筹协调、选人用人、组织动员等各环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对进一步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是增强改革发展决策的科学性。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要坚持宏观和微观、国内和国外、战略和战术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及时研判重大战略性问题，及早针对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题作出部署，并善于把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定具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明确改革任务和清单，明晰实施方案与步骤，不断提升改革发展实效。

二是提升领导干部的专业化能力。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干部。要按照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切实优化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一方面，注重培养选拔懂政治、懂经济、懂治理的领导干部。另一方面，全面提高领导干部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意识，并将普及经济常识和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结合起来，凝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识与合力。

三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优势与经验。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风险意识、权利意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建立健全有利于吸引、激励和留住人才的体制机制，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施重大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和集聚一大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高端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并更好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四是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抓基层打基础是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广大基层干部创造良好工作和成长环境，促进其提高发展经济能力、改革创新能力、依法办事能力、化解矛盾能力、带领群众能力。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促进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在经济建设一线发挥重要作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系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14   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王明姬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可见，把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畅通循环，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景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内在逻辑看，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有机结合，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

从战略需求看，加大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力度，是面对大国博弈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破解我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必须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从实践经验看，多地正通过多种方式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展开深入探索。一些部属高校聚焦基础研究，建立起以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重大平台为支撑的科技创新体系；一些地方院校聚焦应用研究，以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为突破口，有效解决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脱节问题；一些研究机构推动联合攻关，构建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应用示范于一体的跨学科跨单位跨地域融合创新团队。

当前，我国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体制机制不健全、不顺畅的问题依然存在。对国际高层次人才的吸引集聚能力有待提升，引进重点领域的急需紧缺人才面临挑战。此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有待加深，成果转化率仍需提高。研究显示，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较低，其中材料、能源、网络信息、农业等领域问题比较突出。究其原因，是人尽其才、各展其能的激励评价机制尚未形成，还需持续营造更有竞争力的科研生态。

以统筹推进一体改革为发力点，解决深层次矛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应明确思路，在制度架构、组织方式、评价体系等诸多领域打破藩篱、形成协同效应。

一是构建完善相关机制。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统筹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完善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竞争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并与我国人力资本、市场需求和产业体系及产业链优势相结合，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

二是着力提升整体效能。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教育体系，有的放矢培养产业急需短缺人才，为解决“卡脖子”难题培养更多高质量人才。提升科技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多方联动打造高水平创新平台，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撑、各类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和产业链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群，构建科学家敢干、资本敢投、企业敢闯的创新生态，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三是聚焦重点领域发力。着眼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贯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开展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学问题研究。聚焦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链驱动，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合作，完善收益分配机制。通过重大人才项目和专项人才计划等方式，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取得突出成绩且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深化人才评价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不断激发人才的潜力和活力。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人才战略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