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生，最怕遇出诊时上什么事？
洪山区的一家公立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表示，最害怕的就是患者突然拿出手机（楚天都市报，2018）。几年前，一位患者因头痛求诊，却在初诊时就强烈要求直接开具止疼药。医生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坚持必须先做检查，以明确病因，避免误诊误治的严重后果。
然而，这位患者却偷偷录音并截取了几句对话片段，随后投诉医生：“不检查就不给开药”。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放射科的一个医生也遭遇了类似的尴尬。一次，当一位患者因为等待诊断结果时间过长，竟悄悄走到阅片室门口，偷拍里面的医生，并质疑医生玩手机导致检查结果迟迟出不来。
实际上，医生的工作非常饱和，而许多工作都是依赖科室工作群，所谓“玩手机”，也只是在工作群沟通多学科会诊的事情。
偷拍和被偷拍，往往两败俱伤
自2006年南京彭宇案以来，类似的讹诈搀扶案件频频曝光，甚至让人们在遇到摔倒的老人时，也不敢轻易上前搀扶。彭宇案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由此，“老人摔倒后，旁观者先掏出手机录像，然后才伸出援手”的做法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而录音录像成了普遍的自我保护手段。在这样的环境下，当手机镜头对准某人时，他们往往被贴上了“不被信任”的标签。
随着医患矛盾日益激化，医生在问诊时被录音录像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
在丁香园一项涵盖 2700 名医护人员的问卷调查中，高达 86.3% 的医生都有过被患者拍摄录音的经历（福建卫生报，2021）。
面对手机镜头，超过七成的医护人员会明确拒绝患者的偷拍行为，11.4%的医护选择忽略，仅有7.7%的医护接受被录制。
每一次偷拍，都是对医护专业性的质疑，也折射出难以言说的不尊重。
这种行为不仅挫伤了医生的职业热情，降低了诊疗效率，还可能直接干扰正常的医疗流程。更严重的是，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患者可能通过剪辑和曲解录音录像内容，制造舆论压力，甚至使医生遭受不当的网络暴力。
对患者而言，他们投射出的不信任可能最终反噬自己。这种环境下，医生不得不在临床决策时留有余地，以防万一，而这种防御性医疗可能未必是患者最佳的选择。
谁给偷拍者的勇气？
患者偷拍医生，尽管理由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仅有两种：无知与无畏。
一些患者偷拍医生，原因可能是简单地记录住院日常，“打卡留念”，或者是为了详细记录沟通内容，以免日后忘记。更有甚者，为了防备可能的医疗事故，不仅录下整个就诊过程，甚至包括医生的面貌和姓名，作为潜在维权的“证据”。
这种偷拍行为不仅“理直气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2019年，山西省卫健委在其官网发布通知，鼓励患者采取“随手拍、及时拍”等举报投诉方式，监督医生们的医疗行为（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
这一政策与近年来鼓励投诉的趋势不谋而合。尽管目的是规范医疗行为，但直接鼓励偷拍的做法无疑将医生推向了与患者的对立面，令人心寒。
事实上，从法律层面而言，为了保护医生的个人隐私、人格尊严及信息安全，有相关条款支持医生拒绝患者的拍摄行为。
毕竟，医生不是公众人物，患者也非新闻媒体。个人的肖像、影像及声音等属于个人隐私，未经同意的拍摄行为构成对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这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一起案例更是凸显了这一点。
2022年4月12日，一名患者在接受甲状腺B超检查时偷拍，医生发现后劝阻未果，决定中止检查。患者不服，将医生告上法庭，指责医生侵犯了其知情权。然而，根据相关条款，法院最终驳回了患者的诉求，并判决诉讼费用由患者承担（健康报，2024）。
这一判决向社会明确表明，医院内部不是偷拍的自由区域；基于先入为主的不信任，更不能成为侵犯医生权益的借口。
暗角依旧
虽然法律赋予了医生拒绝患者摄像和录音的权力，但在实践中，当患者初次拿起手机，法律的制约并不立即生效。尤其是录音的合法性，相比偷拍，法律界定更显模糊。
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的李海夫律师指出，在医院这一公共场所，患者为自我保护或预防医患纠纷而进行录音，并不直接构成对医生权益的侵犯。即便是秘密录音，法庭也可能将其接受作为证据。
然而，要使录音成为法庭判决的依据，必须满足两大法律条件：
首先，录音来源必须合法，双方的对话应当是自由且真实的意思表达，并且录音的使用目的必须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或查明事实真相。
其次，录音内容需清晰、真实、未经篡改，涉及人物身份须明确，并需其他证据支撑。
这意味着，虽然患者偷录行为在道德层面常遭质疑，法律上却不易直接认定其为非法。
在医疗界，透明度和尊重并行不悖。但当录音设备和摄像头介入医生与患者的互动时，事态即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邓利强强调，虽然医生有责任向患者及其家属明确解释病情，但在录像或录音的监控之下，这一行为往往给医生带来沉重的压力，严重影响其医疗决策（河北省卫生厅，2016）。这种做法至少可以被视为对医生职业尊严的不尊重。
医生的首要使命是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而为了追求暴利，将患者的病痛乃至生命置于脑后的“老鼠屎“，屈指可数。
邓利强表示，针对类似情况，“我给医生的建议是，患者不收起摄像设备，就拒绝与其讨论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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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医生-李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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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医生-周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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