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医生的缺席，让560万人在地狱挣扎

在深圳市的一家三甲医院，麻醉医师王晓霖（化名）每天都必须做足心理准备，才能进入工作状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科室能像产房一样，集中了这么大规模的疼痛。”（医周刊，2021）

王晓霖主要负责为产妇提供无痛分娩，这意味着她需要整日守候在产房中。每当她步至产房门前，便能听到一阵阵钻心的喊叫声。那是十几个甚至二十个正在经历阵痛的产妇的声音，声声入耳，不绝于耳。

但根据医院规定，只有当产妇的宫口开至三指时，才能进行无痛分娩，以避免干扰正常的产程进展。在那之前，产妇们只能忍受那几乎撕裂身体的疼痛。

在这里，痛苦是具象的：“我见过无数次，产妇在打上无痛前痛得五官扭曲，面目全非。到了孩子顺利出生、她们脸上恢复平静之时，我完全认不出她是谁。”

这时，王晓霖常常希望自己能够给孕妇们都打上无痛，让她们安静地休息一下。在她看来，这份疼痛，并不是“理所应当“的。

比产妇更难受的人，是麻醉医师

中国社科院专家、社会学家李银河曾说，“产妇分娩是否痛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为产妇减轻痛苦，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也反映了一种生育文明。”

麻醉医师，则是托举这份“文明”的第一人。

为产妇减轻痛苦，主要需运用到无痛分娩技术，即一种名为“硬膜外分娩镇痛”的技术。麻醉医师在产妇的腰椎间隙精准地插入一根针，通过其输送麻醉剂到达硬膜外空间，阻断痛觉传递，从而显著减轻疼痛（虎嗅医疗组，2023）。

麻醉科医生还能通过药物调配，做到控制镇痛程度，将疼痛等级降到4级左右，类似牙痛，甚至一步降到0。目前，硬膜外阻滞镇痛还称不上完美，但整体而言能让产妇比较舒适地经历分娩的过程，或至少让她们在分娩前能得到充足休息。

自1847年，英国产科医生James Young Simpson首次利用乙醚为一位骨盆畸形的产妇进行了无痛分娩，这一技术在世界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美国分娩镇痛率达到85%，英国达到90%。但在中国，其普及率并不高——整体来看，只有约30%。

抵抗无痛分娩的最大阻力往往来自产妇家庭内部。

王晓霖最常听到且又令她颇感荒谬的话是：不痛怎么生小孩，舒舒服服地躺在那，哪来的力气把孩子生下来？

老一辈的家属因为自己没有无痛分娩，照样能生小孩，因此常持有“痛苦是生孩子必须承受的”的观念。而丈夫则会听从母亲的意见，进而“替”产妇拒绝无痛分娩的选项。

此外，还会有一些人会担心无痛分娩对婴儿有影响，或者担心产妇出现腰痛、神经损伤等副作用。更偏激的情况下，甚至有家属以为这是医院弄出来“骗钱的东西”。

根据医疗原则，孕妇的意愿是第一位的，如果孕妇需要，就应该为她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支持。因此，当孕妇和家属的意见产生分歧时，麻醉医生常常是出面交涉和进行科普的那个人。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产妇在家属的劝说下，选择“忍一忍”。可等宫口开大了，疼痛更加剧烈，她们会提出：一定要打、不管谁反对她都要打。

王晓霖说：“作为麻醉医生，我觉得她白受了两三个小时的疼痛，但产妇会认为，自己又坚持了两三个小时……挺让人心疼的。”

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

事实上，随着女性意识的提升以及无痛分娩的推广，近年来，主动选择无痛分娩的产妇数量大大提升。然而，要想全面提高无痛分娩的体验并普及此技术，最需要解决的还是麻醉医生人手不足的问题。

2018年，我国麻醉医生只有约8.5万人，相较于需求存在超过30万的缺口。但直至今日，麻醉医生总人数才增加了1.5万，增长极其缓慢。面对每年要完成的7000余万例麻醉手术，现有的麻醉医生根本无力应对。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麻醉科主治医生蒋政宇进入临床后，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金眼科，银外科，吃错药去麻醉科”（新周刊，2024）。

在传统观念里，麻醉医师是吃香且休闲的职业，是把病人“放倒了”就能跑出去歇着的人，不用查房也不用管床，医疗纠纷也会很少。

但在现实中，除了起早贪黑地跟手术，麻醉医生还承担了复苏急救、重症救治、无痛分娩等临床工作。手术不停，他们便需要时刻保持精神的高度紧张，丝毫不能松懈，只恨长不出三头六臂。

蒋政宇的一天往往是这样度过：每天7点半准时到达医院，紧锣密鼓地调配药物、调试器械后，立马投入一台接一台手术；午间休息自然是不存在的，吃饭需轮班，平均时间只有20分钟；患者苏醒后，还需陪伴病人直至安全苏醒，再把病人移交到术后恢复病房。最高纪录的一回，他一天做了8台手术，一直忙碌到晚上11点，直接睡在医院。

在手术数量、时间和时长都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忍受口渴、憋尿和饥饿，已成为每位麻醉医生入行初期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

在人手极为短缺的情况下，麻醉医生往往分身乏术，更难专职在产科待命。在早些年间，等到麻醉医生有空，产妇宫口开到五六指，甚至全开、已经生完的情况都很常见。

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情况更是捉襟见肘。据一位在地方医院工作的麻醉医师透露，科室仅有5名麻醉医生，其中一人还需负责夜间值班。自从无痛分娩推广以来，医院便指派了一名医生专职留守产房，这就意味着剩下的3名麻醉医生要应对日常全部的手术麻醉需求。在这种工作安排下，一旦有人缺席，几乎一半的手术麻醉任务就会受到影响。

近两年来，无痛分娩在一线城市和一些发展得比较好的二线城市的普及率大幅提高，情况才略有好转。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段怡表示，无痛分娩的响应率要达到100%，只要产妇要打、产科和麻醉科医生评估能打，就一定得打上（刻度Record，2022）。因此，医院会每天安排一个医生，当天不用上其他手术，而是拿着手机24小时待命。一旦产房有需要，就拿上穿刺包，去给产妇打无痛。偶有空闲，才能接手科内别的工作。

但即便如此，由于产妇产程一般很长，且需要麻醉医生24小时轮班，保证有充足的专业麻醉人员随时待命依旧困难。这也导致我国整体分娩镇痛普及率至今仍徘徊在30%，很难提升。

从幕后走到幕前

一直陪伴在产妇身边的王晓霖，承担着为生命“兜底”的使命，却从未觉得自己伟大。

她坦言，这个专业其实是自己瞎选的，“当时甚至不清楚麻醉学到底是什么。”

人们赞颂外科医生的妙手回春，却鲜少注意到那些在手术室内，用药物和仪器守护着患者安全的麻醉医师。尽管他们绝大多数是经过8-10年专业学习、培训和轮转的专科医生，绝非只会“打一针”的配角，但在现实中，他们往往只被脱口叫成“麻醉师”，而非“麻醉医生”。

可以说，麻醉医师在一个病人生病到治愈出院的过程中，存在感很低。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无痛分娩的出现和推广，实实在在地将这个长期隐身职业向前“推了一把”。

根据统计数据，2023年我国的新生儿人口数量为902万，出生率为6.39%（国家统计局网站，2024）。而相比之下，死亡人口为1110万，死亡率为7.87%。在老龄化趋势逐渐加重的背景下，加快推进无痛分娩，也是鼓励生育新政的一部分。

然而，无痛分娩的推广并非易事。除了前文提及的误解与观念的博弈，经济负担曾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自然分娩的医保报销比例本就不高，无痛分娩额外的2000元费用更是让许多家庭犹豫不决。但随着国家医保局的政策调整，无痛分娩在多个省份纳入医保，这一改变为产妇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医保局已于2022年7月公开宣布要指导地方将无痛分娩、辅助生殖等纳入医保。截至目前，江苏、北京、河北、上海、江西、山东、河南、贵州等地区已将无痛分娩纳入本地区医保支付范围。

面对人口下滑导致的产科寒冬，许多医院针对产妇更多层面的身心需求，积极推出分娩镇痛、导乐分娩等更加人性化的产科医疗服务，在细节服务上精益求精，更有温度，以争取服务资源。

段怡观察到，选择无痛分娩的产妇肉眼可见地变多了。“以前一个病房里，可能只有10%到20%的产妇要求打无痛，现在一个产妇打上无痛以后回到待产室，不仅不疼了，还能下地走动，其他几个产妇看了都争着要打。”

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下，无痛分娩市场犹如井喷般爆发，也使得麻醉医师的角色终于从幕后走向了幕前。

很多产妇用“救了我的命”这样夸张的表述，感谢麻醉医师给她们带来的幸福感。那些在椎间穿刺中经历多次尝试的产妇，更是对麻醉医师的坚持表示“谢谢没有放弃我”。麻醉医师的角色被越来越多人所看到。

但在现阶段，仅口头的认可还远远不够。

长期以来，麻醉科无论招生还是招聘都比其他科难许多，导致从业人员数量多年来难以提升。此外，由于工作量大、待遇低，麻醉科医生频繁离职，留守的人越做越疲惫，进入恶性循环。一项研究指出，麻醉医生的猝死率远高于患者的麻醉意外死亡率。

尽管距离行业整体情况迎来转折的那天可能还很远，但王晓霖、段怡和蒋政宇还是觉得这份工作值得。

在他们亲眼见证，甚至亲身参与了患者的疼痛之后，能够让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毫无后顾之忧，不用担心醒来的问题，不用担心手术后的疼痛，这些都是他们确认职业价值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