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病人的死亡，被82%的中国人羡慕

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方式，同样，大多数人也无法掌控自己的离世方式。因此，“好死还是赖活着？”这一问题常常成为关于死亡讨论中最为常见且难以解答的议题。

近日，上海40余岁的女性沙白因20年的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病情失控，最终选择在瑞士进行安乐死的消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有人对她的勇气和超然态度表示钦佩，甚至在了解她的故事后感同身受，潸然泪下。然而，也有人认为，SLE的十年生存率超过95%，沙白是因为放弃了规范治疗，导致并发症的出现，最终选择了安乐死，这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事件发酵一周后，“红斑狼疮”、“安乐死”等话题依然在各大平台上热度不减。

一个患者选择如何面对死亡，竟然能在互联网上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令人始料不及。当然，这也反映出当前社会对这类“非主流结局”的认知不足，导致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议。

在如此多的讨论之后，继续探讨沙白的个案似乎显得有些冗余。因此，本文将拉远视野，聊一聊医学中的死亡话题：除了自然离世或意外去世，在面对不治之症和持续的痛苦时，人们还能以哪种姿态走向死亡，以及医生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和定位。

安乐死 vs 医助自杀

在媒体的报道中，白沙远赴瑞士，在专业机构dignitas接收安乐死，最终与世界告别。但很快，有专业平台发文指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euthanasia）”，而是“医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

安乐死，有时也称为“主动安乐死”，是指医生直接介入终止病人生命的行为，如注射致命剂量的药物。这一措施通常是针对那些遭受极端痛苦且无法通过医疗手段缓解或治愈的病人，目的是让他们以尊严的方式结束生命。

相较之下，医助自杀（或“医疗协助自杀”）指的是医生提供结束生命的手段（如致命剂量的药物），但最终的执行者是病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医生的角色仅限于协助，而最终的行动由病人自行完成。

从本质上讲，这两种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行动的执行者。虽然两者都涉及医生的参与，但在安乐死中，医生直接执行致命行动；在医助自杀中，病人自行执行。

白沙前往的瑞士机构dignitas，在国内媒体的报道中为“安乐死机构”，但根据机构的介绍：Dignitas将为客户提供一种致命、起效快且完全无痛的巴比妥类药物，溶解在普通饮用水中由客户服用。客户将在几分钟内入睡，随后在睡眠中平和且无痛地过渡到死亡。药物的处方将有瑞士的医生开具。

因此严格来说，这个机构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而是“医助自杀”。因为即使是医生，也只能提供药物或工具，无论是服药或是注射，病人都不能假手他人，需要自己执行最后步骤，也就是按下“死亡按钮”。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普遍对医助自杀和安乐死抱有谨慎态度，在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医助自杀和主动安乐死都是违法行为。

例如，2019年，45岁的日本医生大久保良一私下为一名渐冻症患者实施了安乐死，仅用时约15分钟（The Japan Times，2024）。大久保良一声称，该患者因病情恶化，丧失了生存意志，而自己的行为是“满足患者的愿望”。由于日本法律不支持安乐死，他最终因“受嘱托杀人罪”于今年3月被判处18年监禁。

目前，仅有瑞士、芬兰、美国的部分州等国家立法承认医助自杀合法。对于主动安乐死，仅有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卢森堡等国家承认合法。

法律尚不支持 “尊严死”

人们往往无法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但大多数人仍渴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有尊严”地离开。

相较于在重病折磨下无助地日渐衰弱，很多人梦想能通过服用药物，在没有痛苦和烦恼的睡梦中平静离世。然而，这种想象其实涉及安乐死或医助自杀，并不符合所谓的“尊严死（death with dignity）”的本质。

从广泛的社会共识来看，与安乐死或医助自杀这种加速死亡的方式不同，尊严死是自然死亡的一种。尊严死常在患者处于疾病晚期，医生在家属同意下放弃积极抢救或停用生命支持设备，使患者能在不延长病痛的情况下自然离世。

从实践角度而言，尊严死允许医生提供帮助终止生命的手段，但不涉及医生直接行动终结生命，这一点与安乐死或医助自杀有本质的不同。在绝大多数国家，后者如果由医生直接执行，可能构成谋杀罪。

尊严死通常适用于那些已失去自我意识，且无治愈希望的患者。而对于仍有意识但选择放弃治疗的患者，尊严死往往涉及安宁疗护。这也意味着死亡是在疾病的推动下缓慢且自然地到来，而不是完全无痛的过程。

2021年，国家卫健委在一份提案答复中称，“通过‘生前预嘱’等方式实施安宁疗护，解决一些疾病终末期患者生存质量低、国家和个人医疗费用负担重等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赞同。”

此外，尊严死在我国群众中，也拥有深厚的民意基础。数据显示，针对这一议题，有82.82%的网民表示赞成，仅有4.31%的网民持明确反对意见（南方都市报，2021）。

即便官方和民间对尊严死持积极态度，这一模式在法律、医学和社会伦理学界依然引发激烈争议，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中国城市报，2022）。

例如，一个患者在年轻时表示未来希望尊严死，但当其年老因疾病丧失表达能力时，如何判断其当时的决定是否仍有效？

患者意愿与家属意愿的冲突处理也是一个敏感问题。表面上看似应以患者意见为准，但现实中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往往已无表达能力。如果家属有保持患者存活的强烈意愿，即使患者曾明确表示希望尊严死，实际决策权往往仍在家属手中。

同时，尊严死的实际操作涉及医护人员的重大责任。在医疗体系中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患者，无论患者还是家属的决定如何，最终都需由医护人员来执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重大的责任和压力。

直至今日，在我国大陆范围，尊严死仍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支持。

救死和助死，医生怎么看？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也是本能。面对“求死”的病人，医生又该如何选择？

2017年，一项名为“你如何看待安乐死？”的调查上线。短短3天内，调查后台收到了695份有效投票。这些投票全部来自经过严格认证的医疗健康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医学生、护士、药师等。

调查结果显示，有90.5%的医务工作者对安乐死表示支持，9.5%的医务工作者不支持安乐死。

此外，有43.6%的医务工作者曾在日常工作中，遇到过患者或者家属向自己表达过希望安乐死的意愿。

对于安乐死是否应该在中国合法化，66.3%的医务工作者表示应该合法化，5.8%的觉得不应该合法化，剩下的27.9%无法作出决定。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的医务工作者对安乐死是支持与理解的。

事实上，肩负“救死”使命的医生，在目睹了太多病痛和挣扎后，可能更能理解患者。在白沙事件发生后，一位上海的医生指出，“各位不要忘了，患者有拒绝治疗的权力。”

“我一直特别不赞同的，是第一决策人很多时候不是患者本人，而一定是近亲，一个人想活想死但不能做主有多恐怖？”

宁波鄞州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护士长王艳芳在工作中，曾遇到这样一起悲剧：一位经济拮据的丈夫，不顾医生建议，坚持将身患血癌、几乎无救治希望的妻子送进ICU。妻子经历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气管切开及肾脏替代治疗等多项高强度干预，花费十几万元，却只将生命维持了一周多。当噩耗传来时，丈夫一声倒地，医生紧急抢救（上观新闻，2022）。

王艳芳感叹道：“有人说他对老婆很好，也有人说他太轴，但我们都不知道，他妻子自己怎么想？愿不愿意遭受这些痛苦？”

当然，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在面对安乐死和尊严死的议题时，医生常常陷入伦理与情感的双重纠葛中。例如，如何在危急关头迅速获取病人的生前预嘱？是否必须等待委托人主动提供相关资料？而若委托人不主动出示，生前遗嘱是否最终会流于形式？

此外，在允许病人放弃治疗的情况下，如何在医生、病人及其家属之间划定权利行使的界限，同时平衡尊重病人的选择权与防止过度医疗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更加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安乐死、医助死亡、尊严死尚未获得法律明确支持之前，许多问题依然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然而，随着对这一议题的深入讨论，我们不仅能够窥见社会正对的死亡多重维度建立理解，还能清晰地看到医生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