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我们讲了因靖康之变意外上位的高宗赵构因惧怕丢了既有皇权而倾向求和，金人因看透了赵构心态而安排秦桧南归以宰朝政，致使主战忠良相继被残害革职的事情。可以说南宋众臣对秦桧“金人卧底”身份的质疑始于张邵那篇“昌邑晤金”的外事笔记，实锤于秦桧《北征纪实》中的自粉漏洞。
不错，秦桧谋职于金人帐下的史实，因“昌邑会晤”曝光朝野。而撕掉秦桧南归后“伪忠”外衣的依旧是一位昌邑人。他与秦桧站在了道德的两个顶端，一个是擅国卖国的第一奸相，一位是叱奸劾奸的直言首臣。他就是昌邑籍南宋名臣辛次膺！
南宋初立，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浦城，遏賊沖”（《宋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二）。未曾领军作战的辛次膺到达浦城后，带领百姓清除叛民焚余，重整损毁城垣。经与乡民了解叛乱起因，随后张榜帖文以止住谣言，安抚百姓情绪，并申明朝廷之意，择丁壮以守卫民舍。数月后，叛军余党攻破邻邑，浦城百姓再次惊恐。福建主帅建议辛次膺守城以待援军。辛次膺分析敌我形势以后，招募擅弩乡兵，出城伏于河侧，待叛军至，千箭齐发，叛军溃散。辛次膺率军追击，再次大获全胜。他惩治了为首五人，对其余叛军全部宽宥，浦城自此安定。
辛次膺以“与民一家，共商情势”的战略完成平叛，又以“刚柔并济，标本兼治”的方式安置好参与叛乱的乡民，然后以“清廉自律，透明行政”的风范重构了官民关系。三板斧下来让浦城形势焕然一新。他的施政理念引起了朝廷的重视，高宗召他入朝问话，辛次膺以“施政贵于务实，施令在于必行”回答，高宗听罢大为感慨，擢辛次膺为左正言（劝谏天子过失的谏官）。
回头审视，辛次膺治浦城，并非军事奇才之效，无非就是“公章不私用，自律加尊民。”如此，叛民归顺，良民爱城。执政心态正确远高于“管控手段高明”。
弹劾秦桧家族 遭遇恶意调岗
绍兴八年秋，秦桧又奏请高宗派大臣王伦出使金朝请和。辛次膺对王伦说：“宣和海上之约、靖康城下之盟，盟约手印未干，金人就发动南侵。这次请和定要辨识金人诈和而备侵之计啊。”辛次膺清醒地知道，金人议和不是为了缓兵备战就是为了索要财物，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各安一方，如此反复议和只能让南宋疆域越来越小，直至灭亡。为了阻止秦桧运作议和，辛次膺连续七次上疏，提醒“忘战必危”，希望高宗能提高警惕。
《宋史·紀事本末》载：“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幹，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陳，不報。”
面对国祚飘零的局面，秦桧家族显露出了“攫取田产，私通金营”的丑陋嘴脸。辛次膺愤而挺身，检举秦桧岳父的弟弟王仲薿曾在金人手下镇压百姓，罪不该赦；弹劾秦桧的妻兄抚州知州王唤违法侵占官田，将赋税据为己有；揭露秦桧的岳父王仲山为保子官位投降金国之龌龊行径。
秦桧获悉奏折内容，先奔往朝堂，后追到高宗寝宫，声泪俱下请求饶恕。高宗见状也动了恻隐之心，就将奏折留中不发。辛次膺奋而再次上疏，直指秦桧“追寝除命”，并直言，如果高宗屈从秦桧私欲，那么“国纲臣责”就如同废纸。辛次膺还表示，即便是皇亲贵胄违法乱纪，自己也有职责上奏弹劾，何况只是臣子姻亲呢？他直面天子，规劝高宗“奋干刚之威，戒蒙蔽之渐”。
《宋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二）载：“秦桧在政府，为其妻兄王仲薿（应为秦桧岳父之弟）叙两官。次膺劾仲薿奴事朱勔，投拜金酋，罪在不赦。又劾知抚州王唤违法佃官田，不输租。其父仲山，先知抚州，屈膝金人，唤继其后，何颜见吏民？唤，桧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论之曰：近臣奏二人，继闻追寝除命，是皆桧容私营救，陛下曲从其欲，国之纪纲，臣之责任，一切废格。借使贵连宫掖，亲如肺附，宠任非宜，臣亦得论之，而大臣之姻娅，乃不得绳之耶？望陛下奋乾刚之威，戒蒙蔽之渐。”
秦桧见辛次膺不甘罢休，于是以攻为守，诋毁辛次膺目无君上、危言耸听。患有恐金症的赵构早已把秦桧当成了金人派来的使者，他最没有底气的就是和秦桧决裂，辛次膺的奏疏也只能封于深阁。秦桧使出浑身解数，想弄点辛次膺“徇私枉法”的黑材料，以让他彻底在朝廷消失。无奈辛次膺的自律精神如钢铁般坚硬，不给任何人以微词机会。但是，秦桧还是借用手中的权利把辛次膺排挤到了地方任职。
时湖南境内盗贼泛滥，劫掠官民，秦桧匿贼乱不报，却奏遣辛次膺赴湘宰任。辛次膺陛辞时，高宗还安抚道“湖湘风物甚佳，且无盗贼。”辛次膺到任后方知贼势已难以节制，且府衙守军都被调走，也明白了这是秦桧为他准备的葬身之地。令朝野意外的是，文臣辛次膺再次上演了惊天逆袭。
《宋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二）载:“（辛次膺）单车趋茶陵，擒贼骁将戮之，募贼党毛义、龙麟等，赍榜谕以朝廷抽回戍将，务欲招安，宜亟降，待以不死。龙渊、李朝相继降，仍请料精锐，可得禁旅万余。次鹰笑曰：‘是皆吾民，正当弃兵甲，持锄耰，趣令复业。’奏茶陵为军。”
辛次膺作为一介书生，是如何平叛的呢？其实他就是借秦桧抽兵之实，玩了个“空营记”。他带上府衙仅存守卫深入敌营，趁匪军不备，斩杀匪首。匪军无将，内部自乱。他随即派人分发招降传单，并气定神闲地游说众卒：“你们看，朝廷把守军都调回去了，派我一个文官来招降，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朝廷不会惩罚你们！”朝官招降不带兵，叛民难析其中情。就这样投降了。辛次膺又说：“既然降了，就是我的乡民了，我负责各位的安全和耕权，大家都回家守着父母好好过日子吧。”于是，这些“州府首长的朋友”各自散去了，估计回家后还要和邻里吹上半年的牛吧，终究咱是“结识过地区首长的农民”。辛次膺再次施展了浦城降贼战略，又一次取得以寡博众的平乱胜利。秦桧获悉该次“非武平叛”后，悔不当初，脸都绿了。
矛盾生自“利益盘剥，民怨难诉”，而消弭于“透明行政，民权维护”。任何一位心系乡民冷暖而不是盘算着几年升迁的地方长官，都能建设好一方水土。
“议和”难阻疆土失 次膺罢官隐浮梁
不久，宋金和议的文书下达到湖南。辛次膺极陈其诈，略曰：“臣昨在谏列，尝数论金人变诈无常，愿陛下为宗社生灵深虑。近观邸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妄议和好，历诋大臣，除名远窜。已而得铨书槁，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称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怀奸固位，不恤国计，媕婀趋和，谬以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为便乎？‘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弃仇释怨，尽除前事，降万乘之尊，以求说于敌，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从陛下之志乎？”其所言“大臣怀奸固位，不恤国计”，直指秦桧党羽。奏疏抵朝，秦桧匿而不报。不久，果如辛次膺所料，金军再度南侵，和议形同虚文，高宗自取苦果。
这次和议失败后，秦桧的权势依旧未受损伤。辛次膺难抑奸臣当道之愤，罢官归隐于浮梁县。而恶行天下的秦桧见“天天找茬”的死对头罢官离朝，遂放开了心情，搜罗天下贤者，以重修史志，粉饰他的劣性。本已寄情田园的辛次膺，获悉抗金名将岳飞被以“莫须有”罪名罗织下狱后，又燃怒火，愤而上疏营救，痛斥秦桧卖国。秦桧顾忌辛次膺的天下名望，怕生是非，派人送信给辛次膺，只要他撤回奏章，就再次荐用，以保俸禄。辛次膺读罢，笑而不回。他看到了奸贼的胆怯，也坚守了自己“不以俸禄附奸党”的风骨。
秦桧收买文人著书立传，粉饰劣性之际，廉臣费枢也正在编著《廉吏传》，收列了后汉以来的廉吏事迹，以勉南渡群臣，并邀辛次膺为书作序。辛次膺在序文中感叹廉吏节操之难，暗喻当世奸臣之乱。《廉吏传》后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序文传世至今。
秦贬次膺荐 陆游仕运转
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进京参加锁厅考试（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的进士考试），被取为第一，因秦埙（秦桧的孙子）位居陆游名下，秦桧大怒，意欲降罪主考。翌年，陆游参加礼部考试，秦桧暗使主考官不得取录。
秦桧亡，辛次膺起知婺州，又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擢给事中。绍兴二十八年（1158）春，时年三十三岁的陆游书信自荐与给事中辛次膺，辛次膺早悉陆游的抗金情怀和被秦桧压制的遭遇，遂怜惜有加，举荐为宁德县主簿。陆游由此回归仕途。孝宗即位后，先后擢辛次膺任御史中丞、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辛次膺偶去拜见太上皇高宗，高宗憾曰：“后悔不能用卿于强健之时。”
辛次膺一生力主收复疆土，又屡遭奸臣算计。虽壮志渐消，却不甘山河尽失，于是留下了满怀惆怅的诗篇：
《留题使宅眉寿堂》
多病相如故倦游，
四年纡绂到三州。
君恩乞与归岩壑，
何啻将军得罢休。
乾道六年闰五月二十五日，一代廉臣辛次膺辞世，享年七十九岁。孝宗捧读遗疏，哀痛不已，特赠他为光禄大夫。
《宋史》赞曰:“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谔。仕宦五十年，无丝毫挂吏议。为政贵清静，先德化，所至人称其不烦……次膺力排群邪，无负言责，莅政不烦，居约有守。晚再立朝，謇谔尤着。南渡直言之臣，宜为首称焉。”
其实，刚入仕途的秦桧，曾主张过积极抗金，那会还算是热血青年。但彼时流行“榜下捉婿”，即发榜之日达官贵人们争相挑选登第士子为婿，以保女儿未来有个体面家庭。中第后的秦桧就这样被时任抚州知州王仲山（原名王仲岏为避宋钦宗讳改为王仲山）摘取。王仲山的父亲，也就是秦桧他老婆的爷爷王珪曾高居宰执16年，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大职责。王珪的混饭逻辑是上殿从不抒己见，只“待圣旨”；皇帝语毕不评正误，只“领圣旨”；退朝之后更不言它，惟言“已得旨”。时人称之“三旨相公”，以讽刺他“只知阿谀谄媚、不为国事担当”的求荣心机。神宗在位时他支持王安石新法，神宗去世后他又拥护太后恢复旧法，是典型的“不顾国家危情，只讨君主欢心”之人。王珪的长女嫁给了郓州教授李格非，生女李清照，无奈清照生母早逝，遂自幼跟随继母饱读诗书，文采斐然，并避开了传染王珪家族“处世哲学”的风险。王珪的四子王仲山，也就是李清照的四舅、秦桧的岳父，深得家父“明哲保身”之法，建炎三年（1129），金兵夺江南下，王仲山知抚州，未等兵至，早早开门恭候，以城“降拜”，令人汗颜。金人给他的“奖赏”就是让他的儿子王唤，也就是秦桧的内兄来权知州事。如此软骨之知州会留给女儿什么品行呢？秦桧又能沐得什么样的枕边风呢？可想而知！建炎三年(1129)，李清照南归过乌江，作《乌江》一首：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诗中尽显“不以成败论英雄，惟把气节照丹青”的悲壮情怀，对开门降金的舅舅和效力金帐的秦妹夫是莫大的讽刺。
秦桧与辛次膺有共同之处，就是都为绝世聪慧之人。两人都看透了金人的野心是侵吞宋土，明白金人议和的目的是战间喘息。也都看透了高宗赵构无暇顾及疆土被掠和子民流离，更忧虑的是如何保住眼下江山的支配权，以尽享的皇位之尊。
秦桧的做法是投君所好，力捧“天子英明”，以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背后却疯狂敛财，以图贪尽最后一杯羹；又与金人勾结，为家人留得后路。这种擅国却又窃国卖国之人，加速了南宋的瓦解。而赵构被秦桧扒光了衣服却浑然不觉，宁愿把这位卖国求荣的宰相视为“外交天才”。
辛次膺的做法是义正言辞，直面危急，力求把高宗从自我麻醉的美梦中唤醒，以筹良将，共御金贼。
而以鸵鸟心态混迹天子之位的赵构，泡在秦桧的谄媚温情中不肯醒来，甚至于害怕全方位维护“高宗正统”的秦桧离开；同时又希望力保国体的辛次膺一派挡住远处的刀光剑影，并祈祷不至于激怒秦桧“北方的朋友”另举宋庭。
如上种种，导致了辛次膺报国无门，惟避世自省。辛次膺站得更高，远高于高宗和秦桧，他关心的是民族福祉与国家安危，而不是皇权维护和宗族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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