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昌邑市姜泊村的“五大功”家族，1938年日军入侵昌邑后，随全家移居北京定居。1950年，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毕业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1963年毕业，分配至北京市规划局工作，直至1994年退休。我的一生平平淡淡，不值一书，鉴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班长刘荀菁和张新生同学恳切力约，才敞开心扉讲讲我的故事。
作者回忆录《我的故事》
《姜慧嬚画集》
我的家族
据史料记载及家父姜言洤先生讲述，我的老家姜泊村因紧傍潍河，几乎连年遭受水灾。清朝嘉庆年间，姜氏十八世孙于顺、于孝兄弟因遭灾，所迫闯关东流落到船厂大孤榆树屯（今吉林省榆树市），靠走街串巷叫卖自制腿带为生。几年后便买下两间邻街房开设了城内的第一处杂货店，取名功成德。后略有积蓄，又开设了功成当（当铺）、聚成发烧锅，家族产业渐大，于顺于孝子侄濯、汶、浴、治、汾创立了功茂、功裕、功增、功盛、功泰字号，俗称“五大功”，成为榆树城首富。
道光二十四年（1844），濯长子德信（名树人）投银16500两，将吉林城财神庙胡同的敦成银号兑下，成立了功成玉钱庄（后称功成玉银行和功成银行），业务遍布大半个中国，成为全国著名的大钱庄之一。1945年日本投降时，全东北纯民族资本银行只剩下四大家，其中就有“五大功”家族的功成银行。
民国初年，“五大功”家族转入经营丝绸加工经营诸业，产业达到鼎盛时期。父亲常对我们讲，“五大功”家族事业的成功，靠的是艰苦奋斗、诚信经营、待客热情、服务周到，且不搞投机活动。
我祖父名其环，字象五，号潍清，为清末太学生，盐运使衔，诰授中仪大夫，先后掌印“五大功”泰和号（功泰号）掌柜、功成玉钱庄、功成玉银行和功成银行。他一生育有两个儿子，长子言泌就读于山东省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地——山东省济南师范学校，追随孙中山先生踏上民主革命之路，回老家宣传革命道理，兴办新式学堂、宣传剪辫子……惜因患病而英年早逝。祖父为了精心培养我父亲这位唯一的儿子，先后让他受教于前清举人、榜眼、翰林院大学士、国学大师等大咖、名流，使他通易经、识甲骨，诗书、字画、金石篆刻、文学艺术均有一定造诣；尤其在书法方面有很深的功力，1962年《北京日报》发表过他论书法的文章，书作多次在北京书法研究会、荣宝斋等处展出，隶书作品被历史博物馆收藏。晚年，父亲因患眼疾致双目失明而被迫搁笔。
姜言洤书法作品
父亲是“五大功”家族功成银行的末任董事长，郁文大学毕业，博学多才。他是一位民间收藏家，昌邑老家筑有书屋，收藏古书典籍、碑帖、名人书画、古玩近万件，惜在战乱中失散殆尽，令人痛惜。解放后，父亲将家藏的多件书画珍品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及历史博物馆。“文革”时期遭抄家，将仅存的两幅国宝级字画抄走。
父亲还是位兴办平民教育的慈善家，上世纪20年代末，私塾被禁后，与家兄言瀛、言溱合伙在自家院办起村里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姜泊崇德小学。学校实行男、女生分校，他自任副校长并亲自授课，附近乡村适龄儿童不论贫富均可免费入学，日军入侵昌邑后，学校被迫停办。
父亲平时待人和善、平易近人、乐善好施，在家乡赢得了极好的口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家都吃不饱，一天，父亲发现街道上一户人家生活困难，便将家里刚蒸出锅的一屉黑面卷子尽数送给了那位绝望的母亲和嗷嗷待哺的3个孩子。
父亲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小时候最爱听他给我们讲故事，忠孝仁义、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均以讲故事的形式讲给我们听，这对我们兄妹的成长有很大影响。譬如讲“狼来了”的故事，让我从小就不敢说谎，后来就不会说谎了，不管什么场合都说大实话，有时也会得罪人，尤其是得罪领导后自己还不知道。譬如讲“孔融让梨”的故事，教我处事礼让、不争不抢；还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等等，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父亲从不强迫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没逼我们像他那样学古文、练书画，认为应该让我们学习新思想、新文化，自由发展。我兄妹5人根据个人志趣爱好皆学业有成，大哥亦纯为山大老教授；二哥亦素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是我国第一代电影一级特技设计师；大姐慧文40年代毕业于北师大化学系，一生从事高中教育工作；弟弟亦绶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航天工业部）高工，科技处处长，是我国第一座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38人之一。父亲身教胜于言教，小时候我们经常为他磨墨，看他写字、画画、刻章，一起欣赏字画，长期的耳闻目染，影响到我们兄弟姊妹的一生，个个都爱好绘画、写字。
多梦的年代
初到北京，除了大哥得到在正规中学读书外，其余兄妹、堂兄妹均遵照祖父之命，在家塾学堂读书。我四、五岁时进学堂，每天坐一个上午实在是难熬，经常逃学，七岁祖父病逝那年（1943）我才进入正规学校学习。当时家境已经大不如前，主要依靠变卖家底勉强维持生计，居住的地方也从大宅院换成小院落，因经常搬家，我换了4个学校才读完了小学。
1950年，我考入北京市最好的女子中学之一——北师大女附中。学校教学注重文理并重，德智体全面发展。除了正规的课堂教学外，课外活动丰富多彩，不为学分、升学，完全出自兴趣自由结合，自出课题，自己动手。我先后参加生物、美术、数学、天文等小组活动，培养了对知识的广泛兴趣，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对未来充满了幻想。我深知学习机会十分难得，故加倍努力，数、理、化、生物等课成绩十分优秀，但文史科目成绩不甚理想，便把时间放在了攻读文科上，经过努力，得以直升高中，避免了按地区分配。
清华缘
1957年暑假，我被推荐参加北京市少年儿童夏令营，营址就设在清华园，可能是因为我画的生物标本图总是得A+，所以被分配在生物组，在清华园内树种、学嫁接、听讲座。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到看不到边际的清华园，宏伟的大礼堂，晚上睡在清华学堂的木地板上，感觉都很新鲜。夏令营吃的也好，每天都是四菜一汤，那是并没有想到5年后的我会成为清华园里的莘莘学子。
我在读初中时就得到美术教师的特别关照，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感谢这位美术老师，推荐我参加北京市少年宫美术组的活动，记得有方成、钟灵等知名大画家亲自为我们辅导绘画。之后，我因成绩优秀，得以参加了国际少年儿童画展，我画的一幅少年手捧展翅欲飞的和平鸽，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被选中参加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的“国际少年儿童画展”。
1953年美院附中刚建成，老师即保送我去美院附中读书，当时我一心想学工，认为只有学工才能建设祖国。老师告诉我说，清华大学有个建筑系，系主任是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梁思成先生的大名，但并不知道建筑系学什么，当时觉得离上大学还远着那，并未太在意。1953年暑假期间，我去长安大剧院聆听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教授的讲座，我的位子较高，能俯瞰到整个舞台，只见一位个子不高、清瘦儒雅的学者手持教杆，讲话平缓，指着大银幕上的图像讲解北京城市未来的风貌，我看到多是为层顶或是坡式大屋顶建筑，很像三里河的四部一会，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建筑学知识，认为北京未来的形象就在建筑师的笔下，作为一名建筑师真是神圣。
圆梦清华
到高三时，我的另一个志向是学医，后参观了北大、清华、北医之后，看到清华学子们在操场上出操时的那种朝气蓬勃，仿佛看到了他们报效国家的决心和力量，那种氛围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为之振奋不已，最后决定报考清华大学。可是，因为家境经济困难，能不能继续升学还是个未知数，为此，全家专门开会商议此事，二哥为了供我上学，决定放弃学业，提前参加工作，这才使我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考入了梁思成教授创建并任系主任的清华大学建筑系。
作者清华大学毕业照
1970年延安干部支边
建筑系专业学习高等数学，画法几何等学科，我一点也不感到费力，对制图、鸭嘴笔、小钢笔也不陌生，因在中学时就选修过，画画也有基础，所以学起来真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只是好景不长，读到大二第二学期时，反右斗争开始了，学校白天上课，晚上还要整夜写大字报，因长期休息不好，导致身体陷入极度疲劳状态，最后实在坚持不住病倒了，出现连续发烧不退，尤其夜间头痛难熬，只想撞墙，只好休学回家治疗。采用西医不行，改看中医，蜈蚣、蝎子、土鳖之类的毒物一通吃，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头居然不痛了。不久，祖国大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狂潮，我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情，积极投入到运动当中，在一次街道组织的挖河泥劳动后，我出了满身热汗，不料用冰凉刺骨的井水洗脸后引起了面瘫，一直未见好转，医生说我体质太差仍需要休息。我想学习比一切都重要，于是毅然决然地重新回到清华。为了补回耽误的学习时间，我除了加紧学习之外，其他活动很少参加，上体育课也只能参加打太极拳之类的活动。我的体质本来就差，加上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常常吃不饱，没多久身体便出现了浮肿，成了“糖豆干部”，校医建议我减少20%的课程，我想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的事，每天坚持学习，最终还是圆满完成学业。
清华6年，如今人、景、物历历在目，犹如昨日。记得大一时上建筑初步课，我正用小钢笔点点画草地，罗征启老师从我背后走来说：“想当一名合格的建筑师，首先要学会点点儿。”我当时一愣，心想难道画点点这么重要吗？原来以为是很随便的事，于是急忙重新审视自己用小钢笔斜角触纸面，点子大小不一，且不圆，这才意识到什么叫严谨、认真。又譬如说画渲染图，同学们八遍、十遍甚至几十遍的渲染，而我想不管染几遍，只要有效果就成，其结果是渲染次数多的效果就是好，无论做什么都不可以投机取巧。听王乃壮老师讲，外国有一位画家在雪中作画，画了很久，脚下的雪都融化了全然不知，画家的投入专注，至今记忆犹新。朱畅中老师讲，做学问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汪坦教授“少就是多”的精辟哲理，对我无论是设计、审美乃至生活，甚至在学习国画时的审美趋向，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清华孕育了我，感谢清华给了我立身之本，立业之本，清华老师把我领进了建筑事业的大门，推上了较高的平台，让我有了开阔的视野、扎实的专业基础，较高的艺术素养；树立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培养了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科学工作方法和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这些都让我受益终生。
在市规划局的日子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规划局工作。在一次劳动中，与我配合的同事因不慎失手，将一根剪短的钢丝弹入我眼中，致使右眼失明，这对我打击太大了，本来就患面瘫，如今又失去一只眼睛，命运对我如此不幸！一只眼睛视物没有了空间感和距离感，整个视野变小了，今后还能设计画图吗？出院的那天，我独自在天坛医院的院子里徘徊，想着想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痛哭至极。同事们都来看我，为我惋惜，并安慰鼓励我，给我温暖、给我力量。我想，我失去一只眼睛很不幸，但还有一只好眼睛，还能为人民、为国家工作，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会放下包袱，正视现实，勇敢乐观地面对未来，于是拿起笔对着镜子试着画速写自画像，感觉还行，于是对未来更有信心。
“文革”期间规划局撤销，我下放到六建东方红工地，1970年到延安带知青，在延安3年期间参加了延安市规划设计工作，与西北设计院的同志们完成了延安规划方案，并上报中央。1973年回到规划局，由于工作努力，连续被评为局先进工作者。80年代，北京市规划只有万分之一的北京市总图、五千分之一的规划图，用红、绿、蓝线作为管理上的依据；在管理方面的法规较少。为了做好管理工作，我除了完成既定的工作之外，抽时间在我负责的地区做了大量细致的调研，深入实地了解本地区的人、地、房、市政、商业、交通等基本状况，了解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熟悉总图的要求，在安排项目时做到心中有数，知道哪些是应该坚持的原则，哪些是通过项目安排可以解决的矛盾。并在即将建设的地块，做控制性的详规，提设计条件时更加有依据。
在延安时与下乡知识青年合影
在北京市规划局工作写照
在安排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项目时，原来批了两万平米的任务，市里、建委、局领导都已同意安排在公主坟广场西北角，但我考虑到，此地在北京市总图上是市级商业中心，须有一定的建筑规模，否则不但浪费用地，还影响商业中心的形成，于是我拟文上报局领导并转市领导，报告内容从总图要求到人流、交通、周围的购买力等情况做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建筑规模的建议，最终市里采纳了我的意见，扩大了建筑规模，由原来的两万平米扩大到10万平米，保住了这块商业用地。
钓鱼台国宾馆东南门与玉渊潭公园东门共用一条城市规划路，长期以来两家矛盾不断，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借钓鱼台国宾馆建南馆时，对这条路从北京市总图交通规划上做了充分分析，争得市领导和规划院的同意，批准撤销了这条规划路，调整了用地，使其各得其所，入口分开了，两家矛盾得到了彻底解决，此事还受到了张百发市长的表扬。
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首都建设蓬勃发展，给北京市规划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过去按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制定的北京总图中没有商务中心区，起初安排有关项目时相当分散，无据可依，比较被动，我处在建设一线，对此比较敏感，在收集国外资料信息的基础上，我写了《关于建立首都商务中心区的思考》一文，这是北京市第一篇有关这方面的论文，登载在1990年第三期《北京规划建设》上，并于同年3月8日被《北京日报》转载，主要内容是：一，商务中心的含义；二，北京建设商务中心区的条件；三，商务中心区的规模内容和形式；四，北京商务中心区的布局原则及规划设想。分析了前门、朝外商务区的区别及可行性，在95年修改北京规划总图时，CBD商务区就安排在朝外。
撰写《关于建立首都经济核心区的思考》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建设项目激增，像井喷一样遍地开花，由于当时没有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投资商的利益驱使下，建设用地、建筑高度、密度、景观等方面很容易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自己做控规，做城市设计。对即将开工建设的项目，如翠微小区的控规，中央电视台的用地布局，茂林小区等等做规划。并结合实践写了《学习城市设计理论 提高规划管理水平》的文章。发表在1991年第二期《北京规划建设》上，主要内容：一是对城市设计基本概念的认识；二是增强城市设计意识，做好规划管理工作；三是加强城市设计工作的意见。
按北京市规定，公务员1936年出生的1991年应退休。1991年我作为正处级公务员、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规划师列在退休之列，我局1962~1963级的大学生都没有退，只有我退了下来，局内外很多人都不解，其实这是国家政策。过两年又改为60岁，后来又改回来，领导还是挽留我，按国家规定只能延长两年，但我又留任了3年，主管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办公室的工作。我接手时，总工程师办公室室有的被调走，有的已退休，剩下两人还不安心。我首先安抚下面的同事，然后要求人事处和其他处调人，但调优秀的人才很难，经过我的争取，总工室扩充为6人，然后制定审图的各种制度标准，经过努力，提高了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同事们情绪安定，团结互助。两年时间由原来快要散摊子的处室，一跃被评为局先进处室。我退休时，总工室的同事及局里的领导为我开欢送会，后来每年总工室的同事聚会都请我参加，这是对我最大的奖励和安慰。
发挥余热
1994年退休后，我又在北京市设计公司和开发公司担任过总建筑师、总规划设计，参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合作的4个项目，都得了北京院年度设计评选一等奖、优秀奖。北京建筑设计院是个上千人的大设计院，人才济济，高手如云，我已有30年未做过设计，何以能获奖？我想，一是清华培养了我扎实的基本功；二是多年来审查过无数优秀设计，学到很多东西；三是接触建设单位，了解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与设计院高水平的合作。我做设计一般即当甲方又当乙方，从可行性研究到拟定设计任务书，再到具体设计一以贯之，容易实现。退休后10年，我做了自己喜欢的设计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68岁后，我不再工作，主要是打太极拳健身，画国画修身养性。我体会练太极拳，在开、合、收、放、虚实转换之间，促使体内气血运行，吐故纳新，吸天地之灵气，达到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目的。学习国画同样如此，我师从国画家陈硕石先生学习画国画几年，断断续续进步不大，但深深感到祖国文化瑰宝——中国画的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只怨起步太晚，只能在门外转转，初步体会中国画特有的笔墨纸砚之间的奥妙。
回忆过往，感恩当下，知足常乐。谢谢你们听我唠叨。古稀之年，愿同学们健康长寿，享受生活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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