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在烟台地区海阳县组织敌后武工队伍与日寇和伪军开展斗争。
他们的队伍，白天化装成老百姓给敌人修炮楼，晚上就组织起来去扒炮楼。
只有修房子的人才知道如何拆起来最快速。
如果你看过革命电影《地雷战》，里面的大部分情节都是来源于他们这支敌后武工队。
解放后，姥爷曾就职于山东省公安总队，这支部队后来被整编改制为山东省军区独立二师，姥爷在政治部担任主任，再后来这支部队大部分被改编为现在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东省总队。
这也就是后来在干休所，那帮司令员、军长、师长爷爷们称呼他“黄主任”的原因。
恰恰是因为长期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在妈妈和舅舅们的嘴里，姥爷是一个思路清晰、思维敏捷和口才极好的人：在整个师万人大会上做两小时政治动员报告，连草稿都不需要准备。
姥爷并不是我的亲生姥爷，实际上是我的姨姥爷。
因为妈妈是一名革命烈士遗孤，妈妈的亲生父亲在妈妈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牺牲了，一直安葬在栖霞烈士陵园。
妈妈的母亲，也在她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从此妈妈就变成了一名孤儿，后来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抚养下，在烈士子弟学校一直成长到高中毕业。
妈妈高中毕业后，姥爷和姥姥才通过组织关系找到她，并把她收养成自己的女儿，从此视如己出。
虽然不是亲生女儿，但姥爷和姥姥对妈妈极好，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们还要好。
据妈妈说：妈妈1968年参军后，因为搞护理工作需要给病人测量心率，自己买不起手表就要总是借老护士们的手表来工作。
姥爷知道后专门花了一百多块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让她用来工作，也不知道这块表现在还在不在了。
当年妈妈的婚事，姥爷一开始是极力反对的。
到了1975年以后，有了哥哥和我，姥姥有一次借出差的机会去探望妈妈，看到家里摆得出来的只有两张单人床拼起的大床和一张桌子，摇了摇头......
回去之后告诉了姥爷，姥爷马上通过邮局寄来300块钱，让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一旦有亲戚来可以去车站驮一下行李；买一台工农牌缝纫机可以给孩子缝缝补补；剩下的买了煤油炉、高压锅、婴儿车和零碎的生活用品。
自行车早就没了，但这台缝纫机还一直在妈妈的家里珍藏着。
我自小对姥爷的认识都是通过仅有的几张照片，一直到1982年小学二年级，姥爷因为身体不好提前离休住到了泰安的独立二师干休所身边没有子女照顾，于是把妈妈调到泰安的陆军第八十八医院工作，我才有机会和姥爷近距离相处了两年多。
那时的我，对姥爷的第一印象：这个白头发的老头儿.......还挺慈祥的。
经常在放了学回到家，看到姥爷坐在客厅，脚底下放着一个装满水的大铁桶，然后把融化好的铅水通过一个筛子滴到水桶里，凝结成铅粒供自己那把英制猎枪使用。
那段时间，我可没少吃姥爷从泰山上打回来的野鸡和野兔，吃着吃着就会被残留下的铅粒硌到牙。
如果那时候姥爷和姥姥知道有铅中毒这回事儿......可能会处理得更仔细些吧。
也不知道我小时候的”多动症“嫌疑，和这东西有没有关系，但哥哥也没少吃，而他小时候倒是蛮文静的。
后来有一次，三年级的我因为顽皮爬上了部队大礼堂房顶上的旗杆上，据说离地足有八九米，被警卫连的战士发现后火速通知了姥爷。
姥爷赶来之后，一边派了两个身手最敏捷的警卫战士从后面爬上来抓我，一面自己在下面很“和蔼”地跟我聊天：上面风景好不好呀？你这点劲儿能不能抓得牢啊？之类的......
一直到警卫连的战士像抓猴子一样把我从旗杆上擒获，我都不知道害怕这回事。
长大了之后再想起这情节，感觉这老头儿不是把当初对付敌人的手段用到了我身上么：派小股部队正面牵制火力、分散注意，派优势兵力迂回包抄、实施歼灭。
这个老头儿......有点“狡猾”。
提及最多的就是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总的结论就是告诉我：印度兵你看起来似乎很高大威猛，都留着大胡子很唬人，但实际对抗起来，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和印度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比大概是1：5，也就是一个人民子弟兵对付五个印度士兵，绰绰有余。
在我的印象里，姥爷似乎从来没有对我发过火，哪怕是当初把我从旗杆上逮下来，感谢完警卫连的战士们，对我也是一拉手：走吧，回家吧。
仅有的一次发火，还是在泰安岱宗坊牌坊马路西面干休所的时候。
那时候姥爷和姥姥住着干休所朝阳的五间大平房（客厅和卧室），北面是一整条连廊加上厨房和卫生间，外面是一个一亩地左右的院子，种满了各种果树和蔬菜。
有一次家里来了姥爷的战友，他们在客厅里聊天，我和哥哥在隔着一间卧室的第二间卧室床上打闹，可能是声音太吵了影响到了他们的交谈。
姥爷突然推开门，冲着我和哥哥很严肃地训斥了一句：怎么回事？大的没个大的样儿，小的没个小的样儿......
然后姥爷就拉上门走了。
把我和哥哥吓得半天都没敢再出一丁点儿动静。
姥爷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有一次家里来了亲戚，做了几个菜，主菜就是炖了一只自己养的鸡，因为来的亲戚里有两个孩子，姥爷和姥姥就把两只鸡腿率先夹给了他们。
以前的鸡腿我至少能分到一只的......于是这顿饭吃起来就没什么滋味了，吃了两口我就很不开心地放下筷子跑到院子里逮蛐蛐玩儿去了。
慈祥的姥姥发现不对，就来院子里问我为什么不在桌上吃饭了，我哼哼唧唧半天抱怨了一句：没什么好吃的，反正又吃不到鸡腿。
姥姥看到这个情况，笑着回去了，一会儿姥爷出来了，看到我还在逮蛐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你看啊，亲戚家的小朋友远道而来，是客人，咱们是主人，那是不是应该把好的东西让给客人先吃呢？
我低着头玩儿着手里的蛐蛐草，点点头：嗯......但是我也想吃鸡腿啊。
姥爷摸了摸我的小脑袋：那这样吧，下次我炖一只三条腿的鸡，除了给人家吃，你也能吃到鸡腿。
我抬起头想哭但又笑了：姥爷你骗人，哪有三条腿的鸡啊？
姥爷哈哈一笑：怎么样？可以回去吃饭了吧？
然后我乖乖地把小手放在姥爷宽厚又温暖的大手里，跟着他回去了......
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有一阵子特别想考警校当警察，爸妈劝了都没用。
暑假的时候去姥爷家，姥爷面色很凝重地跟我谈：和平年代，警察是一个最崇高最危险的行业，你有这种抱负很好，但你要充分考虑到家里人的担心，其实在很多行业都能够实现你的理想，你再综合考虑一下吧。
那个时候的我很错愕：曾经戎马一生、为革命流血牺牲都不皱一下眉头的姥爷，也会有自己的担心和牵挂......
姥爷这辈子，在很多方面对我的影响很深，甚至超过了我的父母，是因为工作之后我经常去探望姥爷，他通过一些往事给我讲过很多人生的道理，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点：
第一，做人一定要正直；第二，斗争必须要有策略和技巧。
具体是通过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姥爷当时作为政治部的干部，因为师里面有一名干部，对自己思想要求不严，对工作有自己的狭隘理解导致自由散漫长期不上班，还和组织闹对抗。
师政委很恼火，于是要求姥爷去这名干部的原籍和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调查他的革命工作历史，总的要求是搜集材料和证据最后要对他做出开除党籍和军籍的处理。
姥爷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这名干部在初期的革命工作中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只不过是因为后期的思想动态错误导致了行为不检点，但究其一生不至于背负这么沉重的处罚。
姥爷告诉我：
等我把所有工作做完回来，组织准备开处理讨论会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政委对这个同志成见颇深，所以早就定了调子。
但我确实觉得这个同志不至于要遭受开除双籍的处理。
所以开会的时候......形势就很微妙了。按照常理来说，涉及到军风军纪的问题，开会的时候一定是政委先发言的，但是如果政委一开始发言就定了调子，恐怕这个结局就很难更改了。
于是，我就冒着很大的风险，在政委刚开了场，我就找了个机会切入进去，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既然组织委托我去这位同志原籍和工作过的单位调查，我就先把调查的情况跟组织和领导们汇报一下......总体而言，这位同志虽然现在的表现很不好，但究其前半生的工作表现，还是曾经比较思想端正、工作认真，并且为革命工作也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和成绩，所以还是请组织和领导综合考虑，慎重决策。”
有了姥爷的“不正常”切入和列举的大量事实作为依据，最后组织决定对这名干部进行了类似“留党察看并提前退休”的处理结果。
我当时就对姥爷提出来：你这样一来，不就得罪领导了么？难道就没有后果么？难道你就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么？
姥爷当时微微一笑，抬眼凝视起远方，缓缓说道：怎么会不知道后果呢？顺着领导的意思办，肯定是不仅没有后果，可能还会得到赞许，但是.....
姥爷这时候转过头看着我：不仅是作为一名党员，就算是作为一个人，一定要正直，要从客观出发，不能仅仅因为要屈从于权势就沉默不言或者顺其意愿，领导做得对的地方要服从，领导做得不对的地方不能盲从，但同时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后来，经过对其它事的了解，我知道了姥爷正是因为这件事得罪了这位领导让人家心生嫉恨，后来人家又当了更大的领导......
再加上以前姥爷因为作为政工干部执行国家和部队的指示，担任军代表执行过去山东医学院的“支左”工作，后来总体定性改变......
但这件事，姥爷告诉我：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因为我秉承了一个正直的人之秉性和政治操守做事，绝不为权势的一己私愿屈从，否则......我们当初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干革命又是为了什么？
第二件事，是关于妈妈当年参军的事。
姥爷告诉我，你妈妈当年参军的事情也很曲折，当时全师一万多人，只给了四个干部子女可以参军当战士的指标，可想而知竞争是多么的激烈。
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就有很多干部提出来：我们全师这么多干部子女，都有参军卫国的愿望，这个孩子只是黄主任的一个养女，怎么能有资格和其他干部的亲生子女去竞争呢？
（姥爷虽然收养了妈妈，但一直让妈妈保留了自己亲生父亲的姓氏，目的是让妈妈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出身和血统。）
姥爷说：这个话人家一提出来，虽然咱们有十足的理由可以驳斥，但是只要是这个理由由咱们自己提出来，总免不了会有谋私的嫌疑，所以就算咱们理由正当无可非议，但做事必须要讲究策略和方法，不能闷着头硬干。
于是，姥爷就后来对政治处干部科的科长把实情和盘托出。
干部科的科长表示：这件事下次开会你不要发言，我来解释说明。
等到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有很多人又提出了这个意见，干部科科长等大家都陈述结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个孩子，是我们革命烈士的遗腹，本来就是我们部队的血脉，前期是因为组织上没有找到，依赖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抚养其长大，到了这个时候本应就是我们部队该接手回来的问题了。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同志都是当年经过流血牺牲的岁月走过来的，想想我们曾经失去的战友，难道这个孩子不应该是比我们自己的骨肉更加珍贵的么？现在老黄同志替我们完成我们之前没有完成的任务，不要说我们还有四个名额，哪怕只有一个，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还能找出比这个情况更特殊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还有人有意见，你们尽管发表。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姥爷对我总结：很多问题，不讲策略，失去了方式方法，纵然是对的也难免遭人非议。但只要讲究了方式方法，就算最终仍然有人心生非议，也放不到桌面上来。
后来我也经历了很多事，回顾起来，我的姥爷对我的人生最大的指导教育，仍然是这两点：第一要秉性正直，第二要讲策略方法。
所以有时候回想自己这半生：你也许会说我有时候不够“善良”，但你不能说我不够正直；你也许会说我有时候行事莽撞、直接不转弯，但我自己知道我已经尽我最大的认知可能去尽量讲究一点方式方法了，还没有到简单直接不做任何迂回的地步。
后来，再去看望姥爷的时候，当看到徐X厚反党集团的某些人违规违纪在青龙山上修建了一排又一排的别墅，和姥爷住的某军区干休所一墙之隔，抬眼便望......
我忍不住问姥爷：你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者，当年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工作不惜牺牲不惜流血，当看到后代子孙如此糟蹋党纪国法，难道......你们就不会觉得气愤与不值得么？
姥爷那时候依旧会把目光放在窗外的远方，若有所思地缓缓陈述：很多东西，兔子尾巴长不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果然......在姥爷还没离世，就看到那些曾经的腐败分子一个个伏法，那些违建的别墅一幢又一幢地被拆除，我相信姥爷的心里一定有自己的欣慰，但我从来再也没有问过他这些问题。
姥爷是一个特别多才的人，后来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批上交了陪伴了自己半辈子、无比心爱的猎枪，一门心思搞起了根雕和盆景。
自己扛着锄头上山，刨树根，回来煮树根，晾晒、雕刻、涂漆......作品获得过很多军区和地方的奖项。
后来年纪大了，搞不动了，把自己曾经心爱的所有的根雕和盆景分给了孩子们。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姥爷最后把他最得意、最心爱、获得过很多奖项的一个根雕作品给我了这个最小的外甥......
姥爷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晚年在干休所的院子里，干的最多的事是和老战友们一起打打门球、下下象棋。
我曾经见过无数的老干部在那个院子里，因为打球、下棋的某些细节气得摔杆而去、拂棋而走，只有姥爷和新疆军区曾经的副司令员于爷爷，始终都是只留下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整个院子里，久久都不散去......
每每这时，我再回想起姥爷这一生遭遇到的所有不平与磨难，拼博归拼搏、斗争归斗争，无论结果如何，最终他全都是一笑而过......
后来，每当我再开车经过干休所的门岗，不用打招呼，老一点的卫士看到都会对年轻战士说：给他抬杆，他是来看黄主任的。
一直到姥爷2019年离世，上至干休所的所长，下至炊事班的战士，每当和我谈论起姥爷都只有一句话：你们家这位老首长是我们所有人都很敬重的人，他是一位正直又开朗的人......
我想，这一点，姥爷也深深影响了我。
今天，姥爷离我们而去已经整整五年了，我一直都很想念他......
后记：
他人以诗书传家，扬儒雅气节；我辈以行伍袭世，铸忠烈品魄。
在姥爷离世五周年的祭日，谨以此文献给我最亲爱的姥爷，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忠诚的共和国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