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尽可崇高，行为应有底线。
从疫情后至今，空管系统出现了两次“展望”热。
之前是“四强空管”，现在是“高质量、新时代”。
在这些展望中寄托了空管系统中的人们对未来的诸多理想、希望与憧憬，也表达了行业今后努力的方向。
而在日益多元化的空管体系内，这些期望也不会是雷同的：
有人期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未来“中国空管世界第一”；
有人则希望中国空管在“全球化进程”中顺利的“与国际接轨”；
有人憧憬宏伟的赶超蓝图，盼望早日圆“空管强国”梦；
有人则呼吁回归理性，仔细思考如何跳出“安全”与“效率”之间的传统桎梏；
有人期待着我们圆了“空管强国梦”以后洋人也会“头朝下向我们学习”；
有人则希望我们的管制员在“自己人”手下能少受点气；
有人的“展望”胸怀整个空管系统，能放眼世界，拥有国际视野，以“空管强国”为己任；
有的凡夫俗子则只能“展望”自己能转岗到一个好部门，工作少受气，父母少担忧。
我们能判断哪一种“展望”在道义上更崇高、在实践中更可行么？
如果能，我们就不妨把那种据认为道义上最崇高、实践中最可行的“展望”作为“标准展望”，并取消不那么崇高或不那么可行的“展望”。
但如今你们大概都明白，这样一来，我们等于回到了那个焚书坑儒的时代，也就无“望”可展了。
今天的确有些管制员很浪漫，喜欢批评别人的展望道义上不够崇高。
也有些领导很现实，乐于指出别人的展望实践中不可行。
但平心而论，养尊处优者改革空管的理想固然可贵，拿话筒多挣钱养家糊口的希冀难道就可以非议？
未还清住房贷款的人们求“稳定”，制度制定中的人们想“发展”，我们又能说谁比谁更“崇高”呢？
另一方面，现在空管系统内很多人崇尚“科学”而鄙视“空想”，视“乌托邦”为万恶之源。
其实，如今人们已经知道，所谓科学，就是一系列逻辑化的“有益之假说”不断被有限案例所证伪、并为新的假说所取代的过程。
既然是“可以证伪的假说”，岂能避免“想”而不落“空”？
所以我认为乌托邦（这里只取广义，即“不能实现的理想”）首先是无法“告别”的。
因为人们不能事先判断什么可以实现、什么不能实现，然后只在“可以实现”的范围内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告别”了乌托邦，就不再有自由思想者。
其次，乌托邦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东西，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
尽善尽美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人们根本不想追求尽善尽美，又何来较善较美？以此对乌托邦的追求其实很可贵。
如果人们都“现实”到了不敢想入非非的地步，那倒糟了。
可为何现实中某种乌托邦的名义常常造成灾难？
道理很简单：因为强制。
任何理想无论它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空想”的还是“现实”的，作为一种思维活动都只能属于具体的思想者个人。
我可以为我所信的而献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么并强迫你为“我觉得你应该信”的东西而献身。
任何奉行强制原则的“展望”或理想都会面临如下悖论：如果理想能够成为强制他人的理由，则被强制者不仅无从判断强制者的“理想”是合理还是荒唐的，是可实现的还是空想的。
甚至也将无从判断强制者是否真有理想，从而为全无理想只为一己之私，滥行强制者迫害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创造了最佳条件。
因此，理想尽可崇高。
“何知天命，但尽人事”的精神在今天的空管系统应该是可贵的。
但行为需有底线，这底线就是不能滥行强制，乱发“号令”。
崇高者的权力也要有制约，平庸者的权利也要受保护。
有了这个底线，我们就可以尽善尽美而不必担心它会变成尽恶尽丑。
最后，我想说：思无涯，行有制。
思无涯就是要解放思想，行有制就是要持守底线。
尤其是管制员之思应无涯，领导之行应有制。
孔夫子说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他说的是“克己”而不是克人。克己复礼则善，克人复礼则伪，克人纵己而号称复礼，则假恶丑之尤也。
是故欲求真仁，必先制能克人之人。
最后我也讲几句展望的话吧：
一愿空管安全常态，绩效常丰；开心工作，幸福退休。
二愿空管遵守规章，不发号令；平等待人，公正对事。
前愿或为乌托邦，但求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倘无强制，乌托邦何害之有。
后愿肯定是底线，我想白猫也好黑猫也罢，若不守此，那个都大咎难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