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 | 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中日哲学论坛第七期

会议进程

12日上午的前半场会议由日本立教大学经济学部佐佐木隆治教授主持。

会议第一场，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清华大学伟伦特聘访问教授平子友长做了题为“A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的概念史》）的英语报告。

平子友长教授在报告中深入探讨了“市民社会”这一关键性概念的历史演变与意义变迁，“市民社会”源于“societas civilis”，是对古希腊城邦“politike koinonia”的拉丁语翻译，在古希腊，它代表国家共同体中的政治参与和伦理追求；而在近代，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形成，其内涵逐渐转向经济社会领域，特别是与市场经济和市民阶级相关联。康德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区分了作为政治社会的市民社会与作为经济社会的市民社会，并强调了理性的公开运用和世界市民社会的重要性。然而，真正使“市民社会”概念发生革命性转变的是黑格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概念，将“市民社会”从政治领域推向了经济领域，形成了与古典“市民社会”截然不同的理解。黑格尔的这一变革性理论，不仅揭示了西欧近代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也为后续学者如马克思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将其纯化为一个经济领域的概念。这一变革导致“市民社会”概念在翻译和解读上产生了混乱，尤其是在日本社会科学界，存在着将“civil society”与“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等同视之的错误，这种混淆不仅导致了概念的混乱，也阻碍了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深入理解。因此，平子友长教授强调，在研究和运用“市民社会”概念时，必须明确其历史背景和具体语境，以避免误读和误导。

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对平子友长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张双利教授高度赞扬了平子友长教授对黑格尔、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解析，并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黑格尔如何尝试将古代古典维度融入其市民社会概念中；第二，马克思在自由王国理论中似乎忽略了某些古典维度，如何看待这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第三，在霍布斯的市民社会概念中，最终构建的是一个现代国家，这个国家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市民通过自由参与来支撑共同体生活，而是主权者与国家公民之间的服从关系。然而，康德的情况恰好相反。康德的市民社会概念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公共舆论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前景，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概念之间如何理解和连接，也是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会议第二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双利教授做了题为“Rethinking the Hegel-Marx Problem”（《重思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英语报告。

张双利教授从问题的背景入手，指出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的多重内涵的不断展开和持续深化，对现代复杂社会的内在矛盾本性的认识再度成为实践哲学的重要主题。在此处境之下，重思黑格尔和马克思对现代文明之根本难题的思考，既能帮助我们真正深入到现代复杂社会内在结构的层次来理解危机的根源和后果，也能够支撑我们进一步思考回应此根本难题的可能方案和关键要素。报告详细剖析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自相矛盾本质的批判。黑格尔洞见到，市民社会的发展蕴含着内在的问题与矛盾，一旦被充分发展，它就会导致共同体与个体的一并毁灭。法律和劳动分工为个体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却产生了特殊的自我与普遍的社会关系之间原则性的对立，而马克思在黑格尔基础上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自毁倾向的深刻分析，特别是他如何改变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将其发展为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概念，并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权力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毁灭的倾向。张双利教授强调，黑格尔和马克思虽然看似提出了相互对立的解决方案，但在当代背景下，我们可以尝试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马克思—黑格尔主义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既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新的结构性关系，也重视反思性政治意识对国家的重要性。通过这样的结合，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结构转型的原因，以及当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并探索摆脱危机的可能途径。

日本驹泽大学明石英人教授对张双利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明石英人教授高度赞同张双利教授的论点，认为报告对社会本质、马克思理论、资本主义危机以及自然生产计划的探讨非常深刻。同时，明石英人教授就民主的先决条件、国家发展趋势等话题提出了疑问，并特别询问了张双利教授对于现代社会基本结构（如合同关系或财产关系）的看法。

张双利教授针对明石英人教授的评议进行了回应，指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同社会制度是私有制的一种概括或决定因素，但这一因素并非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而是众多决定因素中的一个。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私有制及其相关的社会结构可能具有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的位置。在这种缺乏私有制结构性变革的情况下，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趋向于出现分裂成两个对立集团的倾向。因此，尽管私有制只是众多决定因素中的一个，但它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可能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

12日上午的后半场会议由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主持。

会议第三场，日本立教大学经济学部佐佐木隆治教授做了题为“State Power and Rentier Capitalism”（《国家权力与食利资本主义》）的英语报告。

佐佐木隆治教授指出，学界普遍注意到，当前资本主义已经从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转向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以垄断土地、基础设施、知识产权等不可再生产资源为基础的食利资本主义；这似乎超出了马克思以工业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佐佐木隆治教授提议将《资本论》理解为一个“经济形式决定”的体系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尤其要关注第 3 卷中关于各种收入形式的讨论。马克思在其中已经注意到，利息、租金等收入形式原本只是剩余价值的分配，从属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在资本主义快速扩张期结束后，资本积累停滞、市场扩张困难，同时物化现象加深，这些次要的收入形式会逐步独立于剩余价值的产生。租金是通过垄断本身难以生产的生产资料而获得的固定了的超额利润，因此原则上不仅适用于地租，也适用于当前以网络平台为基础的新经济形式。报告同时指出，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扮演着调解者的角色，还通过法律和制度促进了对“共有物”（common）的圈占，使得稀缺资源私有化、垄断加剧。报告最后指出，食利资本主义的兴起是资本主义陷入僵局的体现，它一方面威胁了“市场是最有效的商品配置系统”这一信条，另一方面危及了诸如土地等不可再生的共有物；这应该促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以及替代方案的必要性。

南京大学哲学系康加恩副教授对佐佐木隆治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康加恩副教授指出佐佐木隆治教授的报告非常有现实感，并提出了三个问题供进一步讨论：第一，报告认为现代社会中存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相分离的现象，然而任何经济活动实际上都伴随着政治判断和价值评估，这种分离是否真的可能。第二，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有结构性差异，就此来说，“技术封建主义”这个概念能否成立。第三，报告对当代资本主义形态的新阐释如何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史观结合起来。

佐佐木隆治教授针对康加恩副教授的评议一一作出回应，针对第一个问题，佐佐木隆治教授认为尽管国家干预非常重要，但他想更多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在物化和圈占中的力量。针对第二个问题，佐佐木隆治教授表示他本人对Durand 的技术封建主义概念也有所保留，认为它忽视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针对第三个问题，佐佐木隆治教授承认这个问题有待结合《资本论》第 1 卷中的相关内容做进一步处理。在自由讨论环节，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补充道，佐佐木隆治教授的报告区分了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当前的食利资本主义，但在这两种形态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金融资本主义，是否可以将其纳入资本主义诸形态演变的整体叙述中，以更清晰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针对这一补充，佐佐木隆治教授赞同张双利教授的提议，强调工业资本积累停滞与物化加强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转型，而 2007–2008年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使得政策干预变得尤为重要。

会议第四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代月教授做了题为“How Does the State Realize Subjective Freedom? Hegel’s Project and Marx’s Critique”（《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中的自然及马克思的批判》）的英语报告。

王代月教授指出，黑格尔认为理性国家能克服自然的必然性，同时又将带有自然性的因素（如世袭君主、土地贵族，以及国家间的战争状态）引入国家，这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批评。王代月教授认为，这些批评错失了黑格尔的要点。黑格尔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观察研究，认识到虽然近代市民社会为主观自由提供了舞台，但其中个体的交往以物象为中介，最终使个体陷入必然性的强制——贫富差距扩大催生贱民情绪，近代工业为了价值而非使用价值而生产。他因此认为国家必须免于市民社会中偶然性与任性的影响，才能真正保障主观自由的实现；为了这一点，国家应当有一位不受群众喜恶影响的世袭君主和一群有世袭土地、不需要为生活操心的贵族，同时国家会为了自己的特殊福祉发动战争，避免长久和平使各国市民沉溺于追求私人利益。马克思高度肯定黑格尔的问题意识以及理论前瞻性，但否认诉诸自然因素能解决近代市民社会的困难，通过“化身”“主谓颠倒”和“逻辑矛盾”等论证其失败之处，提出应当代之以“真正的民主制”。

日本一桥大学平子友长教授对王代月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平子友长教授概述了报告的主要内容，指出“自然”这一因素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不同阶段反复出现，始终是黑格尔难以克服的难题，而马克思通过集中研究法国大革命史，认识到国家的缺陷源于市民社会的缺陷。王代月教授报告结尾处对未来共同体提出了乐观的展望，但平子友长教授指出，注意到近代社会缺陷的人，也必定会注意到要克服这些缺陷会有多么困难，尤其是考虑到现代科技与生产力在根本上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塑造和限制，因此对问题起源的分析只是起点而非终点。王代月教授赞同平子友长教授的建议，表示马克思克服市民社会缺陷的具体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2日下午的前半场会议由驹泽大学经济学部明石英人教授主持。

会议第五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康加恩副教授做了题为“Young Marx and the Wood Theft Debates in Prussian Rhineland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青年马克思与19世纪初普鲁士莱茵省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的英语报告。

康加恩副教授指出，大多数评论者倾向于直接接受马克思对普鲁士王国法律情况的叙述，而没有批判地去审视真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论述的核心是林木盗窃法伤害了普鲁士王国农民以森林习俗为基础的习惯权，可这个假设在史料上是错误的。首先，林木盗窃法不仅没有伤害农民的习惯权，反而为它提供了合法性以及公权力的监督框架；而且，1841年的法案借鉴了1821年的早期法案，并不是全新的法案，1841年法案的核心就是森林习俗问题；最重要的是，林木盗窃法并没有即时通过，而是到1852年——11年后，才真正通过并且生效。不过即使存在这些法律事实问题，但马克思在其中看到了社会制度与阶级的相关性，并且完成了对民主制度的解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法律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统治工具的局限性的讨论仍然是有意义的。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代月教授对康加恩副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王代月教授概括了报告的主要内容，并提出四个问题：第一，马克思此时如果基于习俗支持林木捡拾，那么他此时是否支持财产私有权；第二，普鲁士立法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历史法学派的，而马克思此时也部分地接受了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那么是否会有这么巨大的差异；第三，马克思此时捍卫的主要是农民的习惯权，马克思与农民的联系是否可以延伸到50年代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马克思此时对法律和财产权批判的有效性为何能够不受到经验材料的错误的影响。

康加恩副教授针对王代月教授的评议作出回应，康加恩副教授指出，马克思此时支持，但也不支持：在他关于犹太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讨论了人的解放，却没有讨论人作为自我的解放，其中有巨大的不同——尤其地，1841年法案是一个法律问题，马克思必须作出具体的判断，即对农民的判断是否是不公正的。其次，普鲁士王国的历史主义者喜欢回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权威为时下的法律制度辩护，但事实上马克思不会这样做，只需要看一看现实，就会发现将捡拾林木视为盗窃的说法是错误的；之后，马克思虽然转型或者说成为了成熟的工人运动者，尤其是在国际工人协会，但他有时也讨论农民问题，因此联系是可能存在的。最后，马克思最敏锐和精彩的判断就是林木盗窃法在制造犯罪，法律通过改变私有财产的定义的方式来保护特定的利益，并且正是法律的定义产生了大量的罪犯。尽管马克思的某些假设并不准确，但对于法律和犯罪的辩证关系的判断则确实是正确的，后期的马克思也继承了将法律以及权力都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念。

会议第六场，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浩长聘副教授做了题为“Why Society mus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tate: The Letter and Spirit of Hegel’s Critique of Rousseau”（《社会为什么必须与国家相分离——黑格尔卢梭批判的字母和精神》）的英语报告。

陈浩副教授指出，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关于卢梭未能区分“公意”（general will）和“众意”（will of all）的著名批评，一向被认为是对卢梭的误读，有言过其实之嫌。不过，鉴于卢梭式“公意”的核心特质在于以普遍利益和共同善为希求对象，这势必要求与之相应的意志主体不能仅仅表现为中性的希求能力（willing），而且应当具备规范性的认知维度（knowing），只能这样同时包含希求能力和认知能力的意志主体，才能必然认识并希求普遍利益和共同善，黑格尔正是据此构想了自身的“普遍意志”（universal will）概念。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意志主体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规范性认知维度？黑格尔认为，意志的这种规范性维度只能是内生的，只有经由市民社会对“市民”的陶冶逐步发展而来（市民美德），而不能像卢梭的国家对待“公民”那样，借助签订契约或外在教化，直接获得一种外铄的规范性（公民美德）。据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论，黑格尔和卢梭的真正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化陶冶领域，不仅必须存在于国家之外，而且构成了国家的基础。

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柏崎正宪讲师对陈浩副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柏崎正宪老师同意报告中黑格尔对卢梭的批判的部分，但对于后续提出了问题：除了市民社会概念的不同之外，黑格尔相比于卢梭是否存在更底层的逻辑差异。卢梭是一种启蒙运动的二分法，自然状态与政治国家，而且在《爱弥儿》中所建立的是教育理论而非政治学说；而对于黑格尔来说则是三分法，原始社会、市民社会和国家，黑格尔并没有涉及公共权力提供的教育，而是关于市民社会本身具有的陶冶功能，每个人之间的相互需要作为陶冶机制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与卢梭的区别主要在于自然状态的理解上。

陈浩副教授针对柏崎正宪老师的评议作出回应，黑格尔与卢梭在市民教育的观点上是部分类似的，但卢梭将其过多地置于道德基础上，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我们感受不到这种基于道德基础的教育，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卢梭要求的是公民教育，而黑格尔想要建立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市民社会基础上的陶冶，也和《爱弥儿》在教育上的目的不同，不是让其成为一个好人，而是成为市民。在随后的自由讨论环节中，日本岛根县立大学李晓东教授补充，在卢梭的学说中，同情心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基于同情心人们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体系，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则缺乏了这种考虑。陈浩副教授对此也进行了回应，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状态确实更多地类似霍布斯而非卢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斗争而不是伦理关系。这是由于黑格尔的政治设计是基于市民社会，而且国家被设计为普遍意志，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政治建构还是现实问题中同情心应该是退位的。

12日下午的后半场会议由岛根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李晓东教授主持。

会议第七场，日本福祉大学社会福祉学部片山善博教授做了题为“Überprüfung der grundlegengen Konzepte des sozialen Wohls: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社会福利的基本概念再探究——基于黑格尔法哲学的视角》）的英语报告。

片山善博教授指出，界定社会福利的基本概念（人权、人格、正义等）十分重要，关乎社会福利理论的建构。其中，对“人格”概念的理解具有基础性意义。黑格尔通过将“人格”扩展为身体、生命以及伦理存在，提出了能够包括基于人格的法、道德、伦理共同体的理论框架。黑格尔认为人格是抽象的、形式化的对人的理解方式，超越了这种抽象性、形式性，是人具体的生活方式。片山善博教授最后提出，黑格尔的法哲学为现代社会福利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在人格论、劳动观和市民社会的理解方面。黑格尔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福利的基本概念，并为现代社会福利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韩立新教授对片山善博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韩立新教授指出，片山善博教授实际上用黑格尔的理论研究了福祉理论如人格、生命的概念，具有很大启发性。但针对片山善博教授提出的：以康德的人格概念为基础的缺点，即以理性能力、自我规范能力为基础的人格概念为标准会使得一部分人被排除在“人”的概念之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即黑格尔法哲学第190节，对讨论的主体进行一个说明：在市民社会中，人第一次成为Mensch，这里是包含了所有关系的人。社会福祉究竟是以抽象法中的人格为对象，还是以伦理篇市民社会中的人Mensch为对象？如果以后者为对象，那么就没必要修改康德的人格概念，扩张这个概念不利于主体承担自我的道德责任。

片山善博教授针对韩立新教授的评议作出如下回应，人格现实化的时候与社会关系不可分割，而单独抽象的人格是不成立的。这同时与生命伦理学相关，如果不把人格概念扩张到与他人关系上，就无法解决生命伦理的问题。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哈曼教授则提出，片山教授是否过于强调身体因素，是否是走的过远了。这样的弊端可能会扩展到不同肤色乃至一切生物。

会议第八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孙子豪讲师做了题为“Exploring the Realisation of Abstract Property Right: Marx and Hegel”（《抽象财产权的现实化之思：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英语报告。

孙子豪老师指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不仅探讨了兼容个人自由和主体间承认的抽象财产权理论，还关注抽象财产权的现实化。为此，他提出了财产权的市民化、弱政治化和强政治化等方案。而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抽象财产权的理论构想，认同黑格尔将抽象财产权现实化的思考方向；但马克思又批判了黑格尔关于抽象财产权现实化的具体方案，特别对其中的强政治化方案颇为不满。孙子豪老师指出，这一过程对马克思思想转向以及思索抽象财产权现实化的真正出路打下了基础。

日本立教大学佐佐木隆治教授对孙子豪老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首先，佐佐木隆治教授高度评价了孙子豪老师以财产权为核心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阐释，认为这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而后，佐佐木隆治教授提出了几点问题。第一，尽管马克思在一定承接了黑格尔关于财产权的理念，但为何这打下了财产权真正现实化的基础。第二，1843年的马克思正处于和蒲鲁东的争论之中，尤其是对财产权的争论，后者所提出“财产权就是盗窃”的观点与报告所谈论的主题是否有关系。第三，报告认为相互承认需要财产权的协调和中介，但佐佐木隆治教授认为财产权需要被相互承认所中介。

孙子豪老师针对佐佐木隆治教授的评议一一作出回应。第一，马克思虽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忽视了财产权弱政治化方案，但在后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则意识到了这一方案的积极意义。另外，此时马克思对财产权强政治化的方案的拒斥也对他后来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的理论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打下了基础。第二，马克思在1843年谈到了蒲鲁东，提到了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这一著作，且那时的马克思也关注林木盗窃问题，他对蒲鲁东的“财产权就是盗窃”的看法是熟悉的。第三，关于财产权与相互承认的问题，马克思在后来的《穆勒评注》中有对此的详细论述。在随后的自由讨论环节，一桥大学平子友长教授认为私有财产与财产权是两个有差异的范畴，孙子豪老师在论述中似乎没有仔细区分。孙子豪老师回复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主要批判的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因而马克思主要还是在财产权的范围内加以考察。

13日上午的前半场会议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康加恩主持。

会议第一场，日本驹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明石英人做了题为“Ancien Régime and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State Power and Wealth as Spiritual Entities”（《旧制度与〈精神现象学〉——作为精神实体的国家权力与财富》）的英语报告。

明石英人教授指出，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绝对君主制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分离的理论出发点，而这一时期卢梭等思想家对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讨论更是备受关注。在《精神现象学》理性章C 第a 小节中对“事情本身”的论述中，黑格尔提出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相互渗透”这一观点，实际上在他后来对卢梭的批判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以1760年前后绝对君主制确立进程中的法国为背景，对诸特权交织的法国社会中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也进行了讽刺性的描绘，二者是存在关联的。残存在旧制度时期的“人格的统治”以流动的社会状况中活跃的“阿谀的语言”为催化，借助与财富的相互关系而确立。这是布尔乔亚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性得以形成的前提，而黑格尔则在《精神现象学》精神章中则以概念化的形式刻画了这一过程，成功提取了“人格统治”中包含的“分裂了的意识”和“反抗”等环节。从这个意义上看，黑格尔把握了法国近代社会形态的原初样貌及其历史意义。明石英人教授认为，旧制度中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独特关系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摧毁，布尔乔亚国家以形式上的人民平等与自由的致富剥削活动为基础，并在获得法律制度等外在辅助之下得以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黄钰洲副教授对明石英人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黄钰洲副教授指出，明石英人教授试图通过呈现《精神现象学》和《拉摩的侄儿》之间的关系，描绘 18 世纪法国的社会变迁以及绝对君主制的形成过程。但是如果过多地从历史性阐述的视角理解《精神现象学》的文本，可能会错失“对意识形态自身的必然运动的纯粹旁观”这一焦点。另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做的实际上是对《拉摩的侄儿》进行调用，而非对其进行哲学性转写。如果试图借助《拉摩的侄儿》对两节都进行非常全面的解释，会带来沉重的解释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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