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历经上午的开幕式、主会场主题报告与分论坛研讨，与会专家在下午继续开展紧张的分论坛研讨活动，各分会场均分两组进行。
第一会场
10月26日下午，第一会场举办“国家、社会与人的现代化（之三、之四）”分论坛，第一组由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白刚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臧峰宇教授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为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起步于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碰撞，以一场由先进思想指导的社会革命为现实根基，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题。因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深思其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并呈现中华文明的新气象，首先要把握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其对现代文明转型的期待。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斌教授以《理性国家的辩证想象：黑格尔国家观的创制逻辑与实践批判》为主题，提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运用逻辑学方法通过绝对精神先验地预设与构造了政治国家。中介逻辑的介入是黑格尔创制国家观的关键，通过引入“各等级要素”与“官僚政治”黑格尔机智地调和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二元紧张，但黑格尔国家观实质是主词与谓词、逻辑与历史以及中介作用本身的三重倒置，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试图用中介逻辑来掩盖同一性哲学背后的二元论问题之后，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了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与超越。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吕春颖教授以“‘政治国家本身的诡辩’与身份政治的破局”为题，指出身份政治不仅是政治极化、群体割裂等严重社会问题的成因之一，还暴露出政治国家在社会整合方面的困境。不同于主流的现代西方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政治解放不过是“政治国家本身的诡辩”，它无法解决政治国家治下的公民因不同身份而身陷不平等的现实。为了克服现代国家—社会平等诡辩，必须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晓雷讲师以“韦伯理性化的现代化思想审思”为题，指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是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的核心命题。我们需要区分这究竟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意义上的现代化，以及这是一种事实陈述还是价值判断。报告从宗教、经济、政治等方面陈述了韦伯的理性化的现代思想，并对这一过程予以审思。
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施娜讲师以“重新审视日本渠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上的影响——以李达为中心”为题进行报告。不同于学界“建党后俄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的普遍观点，她认为即使在建党后，日本渠道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她通过考察李达译介日语马克思主义论著的情况，并具体分析其《社会学大纲》与河上肇《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基础》间的关系，指出日本渠道与俄国渠道并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同时并存的关系。
第一会场第二组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臧峰宇教授主持。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禹规娥副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对进化论的认同与超越——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视角”为题，以达尔文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对目的论哲学的共同批判为切入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进化论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步性上的支持。此外，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社会性的易变性的强调，也使马克思主义超越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渐变的人性论。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恩至副教授以“发达资本主义的人口生产压抑批判”为题，从资本主义的人口生产压抑这个并非单纯物质经济压抑的模式出发，指出人口生产压抑源于经济生产和人口生产在生产关系层面的矛盾。报告提出，生产关系上的冲突基于社会化生产形式与个体家庭形式的对立。资本主义的人口生产压抑不是个别政策的调整所能克服的，必须诉诸于生产关系领域的结构性革新。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袁凌新教授以“功利主义实践哲学与现代化”为题，指出功利主义实践哲学诞生于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认可功利主义对个人自由发展的实践意识的肯定；另一方面指出功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资本逻辑合谋，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中国式现代化既接受功利主义和资本逻辑的动力因素，也需要规制它们的无序扩张。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叶甲斌助理教授报告《异化劳动、剥削与失业者阶级——现代化视域中的全民基本收入与工作》一文。叶甲斌助理教授以全民基本收入和工作的关系问题为切口，进入到学界对不同形式的剥削与失业者阶级的讨论。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及其支持者将工作视为一种资产和特权，通过全民基本收入进行分享，虽然体现出现代化过程中工人处境的历史变化，但全民基本收入的伦理正当性仍未得到有力支持。报告人最后指出，现代化的历史视角是正确评价全民基本收入与工作的基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薛俊强教授以“资本论辩证法的实践叙事方式及其方法论特质”为题，指出《资本论》所运用的辩证法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及其内在组成部分之间的构成方式，从思想上再现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总体。《资本论》的辩证法不只停留在逻辑形式上，而是依托辩证法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揭示。
第二会场
10月26日下午，第二会场举办“国家、社会与人的现代化（之五、之六）”分论坛，第一组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峰明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冯书生编审以“作为应用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定位与特征。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无法准确归入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主张道德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虽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元伦理学都讨论道德本身的意义和根据，但是后者主要围绕道德的概念展开，而前者主要关注道德的根源和功能。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来看待，一方面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面临的非道德论或道德相对主义的谴责，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应用伦理学的碎片化问题。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曲红梅教授以“我们如何共同面对风险”为题，探讨了人类在面对风险时的复杂立场：反世界主义立场关注共同体内部的安全，而世界主义立场则强调人类共同体中每个人都应被平等看待。她提到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可能为解决上述不同立场之间的冲突提供思路，但强调在我们共同面对风险的时候，国家和地域的差别虽然很明显，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天下”情怀，尊重每一个生命，平等的对待他人，从而能够“推己及人”，成就更美好的世界。
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万东副教授以“实践哲学的激情进路”为题，探讨了早期现代西方哲学中激情的重要性。现代哲学常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视为核心问题，这种看法扭曲了早期哲学的实践性，并使我们对激情这一哲学问题的敏感性降低。而早期现代哲学在知识获取过程中对情感的忽视，导致对社会背景与观念之间关系的忽略。赫希曼则指出，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感觉体验到17世纪对人性的深入探讨，激情成为建构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基础。重新关注激情可以丰富我们对早期现代思想的理解，并为当代哲学提供新的视角。
汕头大学文学院孙金峰讲师以“罗尔斯全球正义理论研究中的三个主题”为题，探讨了罗尔斯在全球正义理论中的观点及其争议。孙金峰老师指出，罗尔斯的理论在合宜社会方面主张容忍，但批评者认为其设定的条件过于宽松；在经济正义方面，罗尔斯未能将差异原则适用于全球背景的正义。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孙金峰老师提到，仍有学者为罗尔斯的理论辩护，强调其在全球正义讨论中的重要性。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阳副教授以“价值哲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现代化问题研究”为题，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现代化必要性。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被动跟进”到“主动探索”的转变，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现代化”阶段。随着经济与国际环境变化，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已有研究从局部角度提出风险防范策略，但仍缺少从“意识形态现代化”这一高度进行的深入探讨。他认为，价值哲学在此领域具有独特优势，能够为构建更加全面的意识形态现代化提供深刻的理论支持。
第二会场第二组由《哲学动态》编辑部冯书生研究员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方博副教授以“批判还是和解？——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哲学观”为题，就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于哲学及其核心理论任务的理解差异进行分析。方博副教授指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主要任务在于实现人与世界、个别与普遍的和解，并建立对世界的理性认识。马克思虽然借鉴了黑格尔哲学的形式，但他在康德的影响下赋予了哲学一项独特的任务，即通过哲学批判实现对世界的有效规范。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俊博副教授以“现代国家的生成性特征与国家中主体的实践性特征——论青年马克思的国家观”为题，就马克思国家建构方案的哲学史背景及其主要观点进行讨论。王俊博副教授认为，青年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先后受到黑格尔、鲍威尔和卢梭的影响，马克思在上述三种国家理论中回归了自然法传统国家生成论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强调“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这一弱版本现代国家方案，以及“去政治国家化”的国家这一强版本国家方案。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陆凯华副教授以“社会劳动的‘美的规律’：作为社会解放的范导性观念”为题，探讨了借助康德审美理论实现超越劳动异化的可能性。陆凯华副教授指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先后建立了异化劳动观和劳动解放观两种理解，为了实现从前者到后者的跨越，马克思提出“按照美的规律构造”这一命题，其内容与康德哲学的鉴赏性原则相符合。借助康德的理论工具，我们或许同样能在马克思处提出一种积极的社会劳动思想。
中山大学哲学系赖区平副教授以“力量的谱系与世界史图景：马克思、柄谷行人与中国古典思想的比对”为题，提出马克思、柄谷行人与中国古典文本都展现了人类文明史的独特视角，都强调了经济—器物在制度和德性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赖区平副教授基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说，指出生产方式与共同体范围的关系，以及经济基础结构对上层建筑的影响，试图说明经济—器物内部固有的德性与中华文明思想的内在关联。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凌菲霞副教授以“滕尼斯对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双重重构：以文化科学和实践哲学为框架”为题，说明滕尼斯如何以自身的文化科学和实践哲学概念框架分别将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重构成“生产力-生产关系-财产关系（私法）-政治（公法）-精神”的结构以及“普遍（低级）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制约着特殊（高级）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结构。滕尼斯的两种重构是彼此交织重叠且不乏张力的关系。
第三会场
10月26日下午，第三会场举办“实践哲学的经典与历史（之一、之二）”分论坛，第一组由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浩副教授主持。
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以“康德与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原则”为题，指出人类社会的古今之分在于构建社会的原则之分。古代社会原则包含目的论、善高于一切、责任与服从优先、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人之外的超越者和集体优先于个人。而康德对人类成员个体的自由的系统论证，构建起了现代性社会的四大原则，包括个体本位、个体在逻辑上与存在论上优先于共同体、权利优先于服从、主权在民。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小虎副教授以“形式显示视域中充实概念的现象学渊源和实践论面向”为题，指出充实概念其真正的指向是动感配合下的感知。感知活动乃是原初实践；认识活动不仅需要视觉，而且需要触觉等多种感觉，需要和事物打交道。如此就揭示出充实概念的现象学渊源和实践论面向，同时揭示出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实践论面向。
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王嘉新教授以“在实践中认知：反思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中的实践意向性”为题，指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主张实践行为相对于理论行为的优先性，批评康德—胡塞尔式的意识哲学中包含的认知主义导向。其论辩重心是此在生存论分析中的“寻视操劳”。寻视为操劳提供着非主题的前谓述知识，包含着无法消解的认识论要素。只有回到意识意向性的框架下，主体行动与认识的一致但却异质的一体关系才能从模糊的“操劳”概念中脱身，从而重新获得恰当的阐明。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梁燕晓副教授以“黑格尔主义的圣西门化——论甘斯对于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为题，指出马克思曾面临“政治转向难题”，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文中的“真正的民主制”与其导言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两种政治倾向“同时并峙”。而甘斯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德法联盟”特色，融合黑格尔主义、自由主义与圣西门主义，实现了黑格尔的圣西门化和圣西门的黑格尔化，成为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重要的中介。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系荣伟杰讲师以“对标康德：重估费尔巴哈的哲学史地位”为题，指出费尔巴哈哲学满足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全部要素。在“蓄水池”比喻的意义上，它对先前哲学的使命有自觉的承接，且带来了哲学范式革命的深远影响；在哲学史转向的意义上，费尔巴哈提出的“感性转向”对既往的哲学构成根本性颠倒，并在自我奠基的意义上构造了一个新的本原。
第三会场第二组由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刘宇教授主持。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李育书教授以“论亚当·斯密对政治契约论的批判及其局限”为题，指出斯密虽然在其政治学说中肯定了契约论的政治诉求，但批判了其基本立论。斯密对契约论的批判不仅弥补了契约论的历史缺陷，还开启了现代政治的情感内容，提出时代之问——自私的个体有无可能形成团结的共同体，理性追求有无可能兼容情感诉求。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阳副教授以“可能性、偶然性与潜能——马克思的谢林批判与恩格斯的谢林批判”为题，借助九鬼周造在《偶然性的问题》中搭建的三重构成性原理，阐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通过第一构成性原理，恩格斯批判了谢林对可能性、潜能的理解，但该视角是抽象和静态的。青年马克思则不仅试图将三重构成性原理作为整体来把握，还通过阐释“可能性—偶然性—不可能性”的关联，探索了“可能性—不可能性”以偶然性为“消逝的中介”而并存的维度。
南京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毛华威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人的世界与现实的幸福——以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为中心”，主张马克思一方面揭示出宗教提供的幸福只是幻觉的处境，而不是人们需要的真实的幸福，另一方面从现实的和实践的人的维度批判宗教，不仅说明了人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而且阐明了宗教的本质，唤起沉浸在宗教幻想中的人们关注现实的人的世界，并在现实的人的世界中创造和获得真实的幸福。
南开大学哲学院夏钊副教授以“现代化：基于偶然—必然的底层逻辑”为题，基于黑格尔的提示，认为作为现代化示例的资本主义本身就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应对偶然性的机制——偶然的必然化，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同时能在此基础上被当作是对偶然的必然化逻辑的突破、对以偶然—必然的关系为底层逻辑的现代化问题的深化探索。
第四会场
10月26日下午，第四分会场举办“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之一、之二）”分论坛，第一组由南开大学哲学院谢永康教授主持。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雷龙乾教授以“马克思世界观的实践哲学鼎足”为题，指出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根本前提之一是意识到“实践观哲学”的哲学观与通常所谓“世界观哲学”的哲学观有本质不同。马克思的深层实践哲学的根本性理论创新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从自由本体论到劳动价值论再到生产本体论，为唯物史观奠定实践本体论基础；其二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建构作为时代革命主体的实践观念，为剩余价值奠定实践的自由人本价值论基础；其三是鲜明推动哲学以“改变世界”为思想指向的哲学理论观革命，为整个马克思哲学理论的体系建设和思想发展树立实践论的真理观标杆。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钊教授以“从实践哲学到实践唯物主义：切什考夫斯基、赫斯与马克思”为题，指出切什考夫斯基通过重构黑格尔历史哲学，将未来纳入历史有机体中，从而把历史哲学转变为实践哲学。赫斯进一步将实践哲学的重心从认知未来转变为批判现代，并试图将黑格尔哲学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以达至唯一而完全的自由。而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哲学和实践哲学最终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当实践被注入物质力量，实践哲学也就转变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获得了新的命名，即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卢永欣教授以“行动哲学的未来向度——基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考察”为题，指出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内部存在差异甚至对立，但该学派整体思想倾向是一致的，依据赫斯等人的观点，可把这种思想倾向概括为“行动哲学”。行动哲学具有“未来性”这一重要特质，这一特质对马克思恩格斯构建实践哲学具有启示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崔琳菲讲师以“施蒂纳的‘唯一者’何以不是现代主体？——从两个基本判定原则入手”为题，指出新MEGA第Ⅰ部门第5卷编者给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对施蒂纳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判定，核心在于判定“唯一者”是否是现代主体。这一判定依据两个原则，“唯一者”出色地满足了原则一，却在“联盟”问题上暴露了原则二的匮乏，故而不应被视为现代主体。
山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淑娟讲师以“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表征理论的实践意蕴”为题，以实践唯物主义为视角，将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置于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的当代语境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研究脉络之中，概括了霍尔文化表征理论的主要内容，总结了霍尔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之处，探讨了霍尔文化表征理论的当代启示。
第四会场第二组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敬东教授主持。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建湘副教授以“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西耶斯因素”为题，强调青年马克思在历史主体理论、现代国家的起源和构建理论、关于创造者和创造物关系的辩证法等方面吸收了西耶斯的理论。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转变和发展中有着显著的西耶斯因素。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淑娟讲师以“从占有制到所有制与无产阶级概念的形成——以‘林木盗窃法问题’为例”为题，指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为贫民捡拾林木的权利进行辩护，但这种辩护在理论上并不成功。这不仅促使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而且促使他重新审视黑格尔法哲学。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健讲师以“历史视角的原则层次探微——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为题，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视角首先得益于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方法所展现的历史教诲。他通过历史视角开始了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研究，进而捕捉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过程。这使得历史范畴由视角到原则的升华得以可能，最终使得历史所蕴含的批判维度在唯物史观的浇灌中被全然释放。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张冠博士后以“国家优先还是社会优先？——论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化’思想”为题，探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两种主要观点：国家优先论与社会优先论。马克思提出了国家社会化思想，强调人民优先性，主张通过社会化方式推进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和解，并建构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孙子豪讲师以“世袭地产批判为何被视为批判的最高峰——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考察”为题，强调马克思的世袭地产批判绝非是一种外在批判，而是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和深刻洞见。从批判意图、批判内容与批判意义上看，世袭地产批判具有重要地位，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此时马克思批判的最高峰。
撰稿 | 潘宇昂、刘纪龙、穆明亮、胡尘虹、
张佳敏、邱瑞昆、顾笑颜、方晴岚
摄影 | 张梓航、刘天语、田雨荷、张佳敏、方晴岚
排版 | 刘天语
审核 | 韩立新、徐长福、洪凯源、王兴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