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及主会场
2024年10月26日—27日，由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办，西北大学实践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华侨大学生活哲学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实践哲学传统与创新研究中心协办的2024实践哲学年会“现代化：国家·社会·人”在清华大学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肯特大学、一桥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华侨大学、清华大学等56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128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报告论文116篇（含学生报告13篇），吸引了包括《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道德与文明》《求是学刊》《学术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内的6家期刊和媒体的驻会观察与报道。
26日上午，开幕式由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主持。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唐文明教授在致辞中首先表达了对与会嘉宾的欢迎，其次从“打通中西马”的角度，论述了本次实践哲学年会的重要性，还以周辅成先生、贺麟先生、张申府先生等清华大学哲学系先贤的研究传统为例，阐明了“打通中西马”式的融合汇通的哲学视域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徐长福教授在致辞中感谢了作为本次会议主办方和协办方的兄弟高校。他阐述了对曾在清华大学与中山大学均工作过的陈寅恪教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的理解，及其与实践哲学年会的“求必要之同，存充分之异”主旨精神间的共通之处。关于本次年会的主题“现代化：国家·社会·人”，徐长福教授认为，现代化虽有时空差异，但其值得追求的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变革国家、发展社会来实现每一个人的身心自由。他认为实践哲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实践的真相、探寻实践的真理，并表达了对本次年会的期盼。
开幕式后，来自国内外高校的四位专家围绕“现代化：国家·社会·人”分别作大会主题报告，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李萍教授主持。
大会主题报告第一场，肯特大学哲学系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教授以“列宁和黑格尔”为题，指出作为曾经的黑格尔反对者——列宁在深入研究黑格尔后却惊讶地发现黑格尔清晰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有人认为这使列宁的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塞耶斯教授认为，二者都有一定依据。虽然此时列宁的哲学思想没有重大突破，但对黑格尔的研究却加深了他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解，使他更好地掌握这些思想的哲学基础。
大会主题报告第二场，南开大学哲学院王南湜教授以“‘类哲学’的追问：从马克思到孟荀之间”为题，深入探讨了高清海先生提出的“类哲学”理论纲领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远影响。高清海先生强调了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三项原则。在当前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王南湜教授认为高清海先生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王南湜教授沿着高清海先生指引的方向，探索“类哲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追溯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以及马克思哲学阐释史上的法国唯物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之争，最终指向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人类学转向所引发的问题。
大会主题报告第三场，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教授、清华大学伟伦教授平子友长以“市民社会的概念史”为题，探讨“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在日本社会科学中的接受与误解。平子友长教授指出 “市民社会”起源于拉丁语“societas civilis”，最初描述的是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社会，而非现代概念。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建立在批判性继承古典时代学术文化的基础上，许多基本概念源自古典时代。日本学者由于对西方古典语言理解不足，误读了这些概念。平子友长教授强调黑格尔法哲学中提出的“市民社会”概念与“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societas civilis完全不同，而日本学者错误地将德语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等同于英语的civil society，导致了混乱的状况。平子友长教授指出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文献时，必须考虑不同语言间词义的差异，以避免误解。
大会主题报告第四场，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以“论康德的先验哲学与形而上学”为题，指出先验哲学和形而上学既是康德哲学中的核心词语，也是用来指代康德的哲学体系的词语，因此对它们的分疏和界定就承带对整个体系的阐释和规定。报告在从整体理解康德哲学的背景下，通过对照和比较先验哲学和形而上学在康德哲学中的几种不同意义，以此追溯其元方法，亦即其元理论。
10月26日上午，在主会场主题报告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依照会议议程，在分会场举行四场分论坛研讨。
第一会场
10 月 26 日上午，第一会场举办“国家、社会与人的现代化（之一）”分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段忠桥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李萍教授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与哲学洞见”为题，指出历史的车轮从新时期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纪念邓小平，特别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改革开放，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历史征程的初心、艰难探索及其精神本质，具有重大意义。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峰明教授代表其合作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陈耿诗，以“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何以是市民社会？”为题，指出市民社会是基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市民是孤立而利己的个人。费尔巴哈“感性直观”中的人也是孤立而利己的个人，所以其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人类社会或人的社会理解人，超越孤立而利己的个人，在人类或人的高度理解社会，其立脚点因而是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
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马文保教授代表其合作者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王琴，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为题，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切入点，强调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建立和变革主客体的活动。马克思实践观的确立，意味着哲学理解现实的方式的变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理解的现实的变革。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马克思理解一切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任何思想的前提和基础。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秀芹教授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为题，指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生态治理失衡，必须构建和完善行之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性尝试，既能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生态保障，也能为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推动构建地球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二会场
10 月 26 日上午，第二会场举办“国家、社会与人的现代化（之二）”分论坛，由《求是学刊》编辑部付洪泉研究员主持。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郑永流教授以“实践对法律的规范性的续造”为题，探讨了法律规范性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郑永流教授首先分析了法律规范性的核心问题和特点，指出实践是法律规范最终得以生存与应用的场所。他强调法律必须经过解释才能适用，并且在具体情境中，法律与非法律要素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新的规范性。法律的生成性体现在从文本到适用的转变。“本体”仅存在于具体情境中，为法律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程广云教授以“马克思社会国家学说的视域融合与范式转换”为题，探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多维视角。他指出，尽管学界通常依赖于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关于马克思及其国家学说的研究却往往局限于单一视域。他强调马克思在法哲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等多个范式中进行研究，尤其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市民社会的基础问题。这一研究转向不仅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也为国家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表明马克思已准备开展实证科学的研究，推动了学术思维的变革。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以“应急伦理治理：叫停研发AGI等暴利创新是当务之急”为题，深入探讨高风险创新对社会的潜在威胁。尽管人工智能（AI）发展迅速，超过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AGI）却可能带来严重的伦理和风险问题。AGI不仅是新工具，更是新物种，其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观点是误导性的。为了应对暴利创新的负面影响，他提出应急伦理治理和应急风险治理的紧迫性，建议实施底线思维和生命至上的伦理准则，采取安全问题一票否决等措施；呼吁立即行动，以防科技伦理失灵带来的严重后果。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谭群玉教授以“教育与马克思民主现代化思想形成”为题，探讨教育在马克思民主现代化思想形成中的潜移默化影响。她指出，广义的教育，包括环境、家庭、宗教、学校、团体、职业、社会及个人教育等，均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起重要作用。她阐述了马克思思想不断深化的过程，即从“民主共和国”到“社会共和”再到“人民共和”。尽管马克思的民主现代化理想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当时未能完全实现，但其理论的价值依然影响深远。
第三会场
10 月 26 日上午，第三会场举办“纪念康德诞辰 300 周年”分论坛，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主持。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敬东教授以“普遍法治的国内公民制度与世界公民制度——康德论人类永久和平的基本条件”为题，指出康德的历史—政治理念追求永久和平，核心在于建立基于理性、自由和普遍法治的国际联盟，并提出了六项先决条件，阐明了确保人类永久和平的三项正式条款：国家权利、国际权利和人类普遍权利。尽管和平理想与战争现实存在冲突，但联合国等机构的建立可视为康德理念的实践探索。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清华教授以“贫困与归家”为题，指出通常意义上物质贫困往往伴随教育缺失与精神贫困，但在宗教和文学中也可能与精神富有相连。1945年，海德格尔在讲座《贫困 (Armut)》探讨贫困的双重含义，引用荷尔德林诗句“为了变得富有，我们已变得贫困”，强调关注精神并非忽视物质。海德格尔称“贫穷的本质在于一种存有之中。真正贫穷地存有（arm seyn）意味着：这样去存有，以至我们除了不急需的东西（das Unnötige）外什么都不缺乏。” 在这里包含着人真正的归家。
南开大学哲学院谢永康教授以“冲动与自由：阿多诺的后康德道德概念”为题，指出阿多诺的“否定的道德哲学”是辩证批判康德道德哲学的结果。阿多诺提出了一种新的绝对命令，其绝对性不依赖于形式性，而是由个别性的事物激发，并且基于身体性的痛苦获得。这种绝对命令是个体被迫意识到的，有其自身的确定性，因此也区别于道德相对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严教授以“康德二律背反辩证法与启蒙辩证法”为题，指出《启蒙辩证法》展现了启蒙理性的多种悖反，带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二律背反辩证法的影子。这些悖反将启蒙的结果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现了出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比康德和萨德，展现了康德道德学说中善恶颠倒的悖反之可能。
第四会场
10 月 26 日上午，第四会场举办“纪念列宁逝世100周年（之一）”分论坛，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学功教授主持。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以“重读列宁的《怎么办？》——基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为题，指出列宁不仅辨析了第二国际内马克思主义派和修正主义派的争论，还提出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及其关系、建立革命家的组织等问题。列宁批判了自发论在革命运动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说明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革命的运动，论证了自觉性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因而是工人运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革命家的组织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载体、政治载体和文化载体，承担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思想使命、政治使命和新文化培育的使命。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张百春教授以“霍鲁日论精神实践”为题，指出霍鲁日用现象学方法重建了东正教灵修传统—静修主义（Исихазм）的人学。霍鲁日总结出一般的宗教灵修的六大特征：整体论的自我修炼；宗教灵修的道路具有阶梯式的上升特征；和欲望斗争（属灵的争战）是灵修初级阶段的主要内容；修行需要的动力（本体论发动机）；灵修的终极目的不在此岸世界；宗教灵修过程需要外在能的帮助。借助于六大特征，我们可以区别宗教灵修与非宗教灵修，也可以对任何一种宗教的灵修进行学术（人学）的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哲学研究室主任巴甫洛夫研究员以“列宁实践哲学的现实意义”为题，指出虽然列宁不再是俄罗斯人文科学关注的对象，但是他仍然是西方左翼理论家的重要研究对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的研究经历了从狂热到否定，再回归列宁的思想的过程。他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的研究，并特别介绍了齐泽克，认为他不仅恢复了列宁思想的研究，而且论证了列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核心地位。在这一基础上，巴甫洛夫教授指出列宁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联结点，而且确保了这个松散流派的统一性。
中山大学哲学系汉伊理研究员以“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演变：列宁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的遗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为题，指出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列宁的意识形态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治理模式。与此相反，中国则保留了列宁主义原则并对其做了调整，并把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融入其中。他对比上述情况，并揭示列宁主义思想在当代全球政治中的广泛影响，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混合政治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展望了列宁主义在未来世界中的前景。
撰稿 | 潘宇昂、刘纪龙、穆明亮、胡尘虹、
张佳敏、邱瑞昆、顾笑颜、方晴岚
摄影 | 张梓航、刘天语、田雨荷、张佳敏、方晴岚
排版 | 刘天语
审核 | 韩立新、徐长福、洪凯源、王兴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