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7日上午，实践哲学年会继续举行分论坛讨论，各会场均分两组进行。
第一会场
10月27日上午，第一会场举行“国家、社会与人的现代化（之七、之八）”分论坛，第一组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谭群玉教授主持。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吕进教授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实践的主体性思考”为题，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主体性构建与文化实践相统一的关系，指出“两个结合”是文化实践主体性建设的指导原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文化实践主体性建设的实践导向。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郑伟教授以“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现代性新模式及其特征”为题，首先指出了中国式现代性的设定与泛西方现代性的不同之处，随后展开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语境下进程的阐述，强调了对现代性内生问题的解决。郑伟教授提出，中国式现代性新模式对整个现代世界具有重要启发性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蔺庆春讲师以“中国式现代化中‘人’的理解原则”为题，从西方哲学“个人”概念的主体地位出发，先后论述了马克思受到黑格尔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在积极层面的启示，以及马克思在现实维度上对个人观的变革。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马克思“现实的诸个人”全面发展的主张不谋而合，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王兴赛副教授以“从现代社会转型视角重审1920年代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为题，强调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围绕社会主义展开的场论战也可以看作是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争论，它也决定了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这场争论中，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最具代表性的可概括为英国道路、德国道路、俄国道路等，张东荪（1886—1973年）、张君劢（1887—1969年）和周恩来（1898—1976年）是这些不同道路主张的代表。对相关历史和思想的发掘有助于我们思考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哲学问题。
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兴升讲师以“纺织业：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中国现代化转型问题的产业视角”为题，论述了棉纺织业在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杨兴升老师以棉纺织业作为传统中国现代化转型问题的切入点，强调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在全球新纪元产业链的起点上所占据的工业化位置。
第一会场第二组由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昕桐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英讲师以“实体生产逻辑与真正的经济内涵式发展”为题，主张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内涵式发展概念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有着相同内核。资本主义与以往的生产方式相比，在经济内涵式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其内在局限又使这种内涵式发展无法彻底贯彻下去。与资本主义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实现了立足于实体生产逻辑的真正的内涵式发展，从而实现真正的创新和彰显人民的主体地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东波讲师以“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马克思辩证法的生成——从扬弃‘思辨方法的各环节’说起”为题，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密切关联。黑格尔辩证法包括开端、进展和目的三个基本环节，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开端的现象学式还原、进展的现实颠倒、历史的人学改造。报告强调，考察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有助于深入理解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翾讲师以“费尔巴哈感性哲学对马克思实践生存论的开启”为题，强调费尔巴哈主张哲学应当直面现实世界，建立一种感性哲学，但这种感性哲学并没有对现实的人与现实生活进行历史的揭示，这也使得其实践能力大打折扣。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正是受到了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影响，将“感性第一性”原则扩充为感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之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它面向现实生活，而且还体现在它对现存世界的强烈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第二会场
10月27日上午，第二会场举行“纪念高清海逝世20周年（之一、之二）”分论坛，第一组由南开大学哲学院王南湜教授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海平教授以“警惕‘类人’与造就更好的人类——高清海类哲学未完成的一个‘响应’”为题，分析了类哲学与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之间交流的可能性。田海平教授指出，AI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在伦理学上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在“类人时代”，作为行动者的AI能否造就更好的人类和人类生活、应当被如何统摄至现有的人类秩序之中。这种问题关切呼唤对类哲学的重新建构和再次利用，基于类哲学建立一套新伦理学体系。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王福生教授以“类哲学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题，对高清海先生的类哲学思想之世界史意义进行了分析。王福生教授指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旨在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高清海先生的类哲学正具备这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提供了理论基础。类哲学通过对人的双重本性和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身关系的深入理解，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联合以及“人化人”的重要性。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代月教授以“对《巴黎手稿》‘笔记本Ⅲ’中个体与类的关系再思考”为题，在重新理解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强调其感性和关系面向的基础上，解读了《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王代月教授强调，马克思的思想在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Ⅲ之间存在变化，后者以费尔巴哈为中介、论述了感性个人何以能够不断对象化自身而现实生成类的能力，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先声。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园讲师以“费尔巴哈‘类’概念的再解读——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新视角”为题，探讨费尔巴哈类哲学之于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影响。田园老师认为，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借用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同时指涉人的本质属性和个体集合的双重含义。马克思前期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但在《巴黎手稿》时期，他提出了社会概念，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广州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周宏胤讲师以“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科学观的双重超越”为题，强调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周宏胤老师认为，马克思的科学观受到英法旧唯物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他不仅提出历史科学概念，批判性地继承与超越这两大传统，还提供了丰富的方法论资源，这有助于理解当下中国的现实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第二会场第二组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海平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以“高清海哲学的三种主体和两类逻辑”为题，从高清海晚期代表作入手，集中探讨了高清海哲学的三种主体和两类逻辑。所谓三种主体，指的是在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得到探讨的个体(个人)、类(人类)、族群(中华民族)。三种主体并不服从同一划分标准。所谓两类逻辑，指的是源于马克思思想的辩证性的历史逻辑和晚近较为流行的比较性的空间逻辑。前者阐述包含个人发展的类哲学，后者阐述中华民族之独、中国之异。这两类逻辑同属于高清海哲学，意味着高清海哲学的某种值得重视的不融贯性。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白刚教授以“作为儒者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清海先生的‘人格形象’和‘哲学气象’”为题，强调高清海先生作为我国当代最著名和最具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骨子里既具备中国优秀传统知识分子的“大气、正气和勇气”，也具备马克思大无畏的批判精神。从“为人治学”角度来说，高清海先生符合孔子“士不可不弘毅……仁以为己任”和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融为一体而充满了“智慧的慈祥”的形象。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韩志伟教授以“高清海哲学思想中‘类’和‘种’的术语英译研究”为题，指出高清海哲学基础的“类”和“种”的概念集众家之长，又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用汉语表达了中国人特有的思考和对策。为了尽早确立起对这组关键术语规范而合理的译文，韩志伟教授立足于高清海哲学思想本身，从“类”的主动性和“种”的被动性、“类”的进行性和“种”的完成性、“类”和“种”以空间性关照时间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类”和“种”英译的策略，力图让高清海哲学以英语的形式彰显活力。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怀珠讲师以“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合成力量——‘类哲学’双重生命论的原初语境”为题，主张在作为雇佣劳动的经济交往形式之中，人的肉体生命经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中介而成为人的种生命。社会性的种生命将来自人的有机力量与来自自然的无机力量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作为人工器官的社会合成力量。在“做人”的辛苦活动中，诸多社会合成力量在一个人身上杂交，从而获得了个体性的存在，使人成为社会合成力量的化身，使得个人的生命联结了社会、自然、宇宙，创生出个性化的“类生命”。
第三会场
10月27日上午，第三会场第一组举行“国家、社会与人的现代化（之九）”分论坛，由陕西师范大学哲学院雷龙乾教授主持。
四川大学哲学系长余玥教授以“历史语境中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哲学中实践与艺术之关联”为题，认为学界聚焦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主观与客观的双重评价，但黑格尔哲学的复杂性却鲜少引起关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常被视为历史研究的障碍或形而上学的混合物，被马克思等思想家批评并抛弃。但拓宽视野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于理解现代“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变得至关重要，它涉及自由存在者共同体如何在现实世界中理解自身行动及其影响。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贵贤副教授以“发展还是背离：耶吉告别马克思‘异化论’的尝试”为题，指出耶吉《异化》的出版，极大地改观了人们对异化论的“刻板印象”，因而也被霍耐特评价为“重新恢复了内容丰富的异化概念及其批判路径”。王贵贤副教授细致地探讨了耶吉如何发展异化论、以及其与马克思的异化论之间的关系。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覃万历讲师以“人格概念与马克思的社会伦理学”为题，探讨了马克思如何基于人格概念构建其社会伦理学。覃万历老师指出，人格概念在哲学史上具有伦理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洛克和黑格尔等哲学家将其综合为伦理主体和伦理实体。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人格概念进行了反思，强调社会性意义及其优先性，并形成了一种重视社会结构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伦理学。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婷婷助理教授以“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之命运——阿伦特论历史与个人”为题，探讨了阿伦特关于现代历史中个人尊严和自由的问题。报告指出，阿伦特认为现代历史叙事是一种过程历史和目的历史，个体被消解在其中毫无尊严和自由。她汲取古希腊的事件史观，强调了个体在公共领域自由言说和行动的意义，这种言说和行动既在他人的在场中展示了个人独特性，又可从他人的判断和记录中得到肯定和尊重。这是一种行动者和旁观者共同创造的个人尊严和自由，对于跳出现代历史叙事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王赛讲师以“‘精神即历史’与让·伊波利特的人类学焦虑”为题，分析了战后初期伊波利特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探讨。王赛老师指出，伊波利特将浪漫派的“生命”概念视为黑格尔哲学的起点，并追溯了黑格尔的思想发展，最终得出“精神即历史”的结论。伊波利特继承科耶夫的“人类学”问题意识，将黑格尔的主体视为欲望的主体，但他对哲学人类学持怀疑态度。伊波利特强调精神与历史的同一性，同时认识到二者的本质差异，将历史视为绝对的否定性。
第二会场第二组举行“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之二）分论坛，由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马文保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文喜教授报告的主题是“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列宁”。针对齐泽克提出的“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列宁？”这一总问题，张文喜把它分成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跟面向未来的回到列宁密切相关：列宁是马克思的忠诚追随者吗？列宁哲学为什么要向政治哲学转向？什么是正确的？张文喜强调，非对等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不妥的。我们能够在最适宜的时空环境中认识到它们是真理，这就是列宁哲学要向政治哲学转向的涵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要通过列宁和毛泽东才能臻于完成。研究列宁政治哲学必然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正确的道路？这实际上是道路的选择问题。对什么是正确的回答从根本上受哲学中的党性驱使。我们要学会透过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它们的阶级的利益，我们要学会避免成为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夏银平教授发言的主题是：拉尔斯·利赫《重新发现列宁：回到＜怎么办？＞》的批判性解读。她指出，拉尔斯·利赫是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与以往西方“列宁学”研究不同的是，L.利赫倾向以“肯定性”的方式来重新评价列宁的理论，《重新发现列宁：回到＜怎么办？＞》就是L.利赫聚焦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进行再评价的典型著作，他在其中对《怎么办？》的西方所谓的教科书地位发出挑战，不遗余力地批驳了长期以来占主导的标准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思考。他认为关于“自发性”的阐述表现了列宁对俄国革命形势的自信，灌输理论表现了列宁对意识传播速度和力量的自信，关于组织的建议表现了列宁对维持地下组织生存，以及开展大规模地下运动的自信。然而，以上这些理论内容并不是列宁做出的开创性创新，出现在《怎么办？》两个“广为诟病的段落”的“自发性”借助了经济派的词汇，而“意识灌输”和组织计划深受考茨基和欧洲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影响，于是L.利赫给列宁冠以“俄国爱尔福特分子”的形象，并澄清了西方的“教科书解释”加诸《怎么办？》文本的意义。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陶洳薇代表合作者宋朝龙教授以“列宁金融资本批判理论的科学逻辑及其当代价值”为题，探讨了列宁如何将辩证法应用于金融资本批判，由此他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内在矛盾和替代道路。陶洳薇指出，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在向帝国主义转化中得到巩固，而帝国主义的危机为社会主义实现创造了条件。列宁的理论对于理解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当代金融资本的批判仍具有重要价值。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辛海风讲师以“民主原则与集中策略：罗莎·罗森堡和列宁的三次交锋”为题，分析了二十世纪初列宁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问题上的三次理论交锋。这些交锋涉及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党内斗争和资产阶级民主权利问题，展现了民主原则与集中策略之间的矛盾激化与解决，以及革命运动中两种主体视角的对立与交融。
第四会场
10月27日上午，第四会场第一组举行“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基础理论”分论坛，由西安外事学院国学系张丰乾教授主持。
南开大学哲学院阎孟伟教授以“‘实践场域’论纲”为题，强调“实践场域”这一概念受布迪厄启发，但与布迪厄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概念特指由与某种实践活动相关的各方面因素所构成的一个实践活动场所或空间。这些因素可能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它们综合地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实践场合中，共同对实践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实践场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实践领域，而是支配和影响实践活动的各种因素的总和。
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刘宇教授以“从‘本体之事’到‘实践之事’——论人类实践的叙事性结构”为题，强调“事本体论”是事对于人与世界的奠基性关系，但尚未进入对事之内在结构的分析，因此需要将“本体之事”转化为“实践之事”。“事”中的行动和事件显现为时间性的、内在关联的意义整体，呈现为一种叙事性的结构，此之为“实践叙事”。当“事”的展开呈现为叙事性的结构，在此基础上更易于把握“事”作为本原性活动的意义。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守奎教授以“‘纯粹的实践哲学’及其内在悖论”为题，指出以德法为代表的欧陆哲学的倾向于“思辨的实践哲学”取向，英美哲学则倾向于“分析的和实证的实践哲学”取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上述两种实践哲学不同，又与它们保持着某种联系。当代中国的实践哲学表明，任何企图把马克思的思想打造成一种“纯粹的实践哲学”样式的努力，都将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昕桐教授发言的主题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经验完整性意蕴”。她指出，亚里士多德最早开启了实践哲学的研究，并确立了其以善为核心的硬核和以伦理学、政治学为辅助假说的道德保护带。之后，实践哲学被不断地重构。譬如培根的技术-实践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实践哲学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实践哲学等等。他们的重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合理性，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马克思对实践哲学的重建具有进步意义。他的劳动-实践哲学回归生活意义的人的存在，通过辩证法表现实践理性的运作，确立了关于人自身存在和行为意义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实现了对技术-实践和道德-实践的和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李涛副教授以“历史哲学中的变与止：目的论历史观与生生历史观”为题，指出西方的历史哲学建立在运动与成全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以目的论框架对历史变化做出本原性的哲学说明。亚里士多德的人事活动和黑格尔的四阶段世界历史都有其目的论框架，他们的历史哲学都是在变与止之中建立的。而生生历史观缺少一个既非静止又非运动的止于至善。如果不澄清作为万变与不变的道的超越性，很容易陷入历史无常论，让人怀疑其历史哲学是否能成立。
第四会场第二组举行“实践哲学的经典与历史（之三）”分论坛，由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刘宇教授主持。
西安外事学院国学系张丰乾教授以“孔颖达对‘不朽’与‘恒’的经学诠释与笃定实践”为题，指出孔颖达所主持的《五经正义》是中国传统经典文献与学术思想的一次极为关键的传承、整理、注疏和阐发。孔颖达在左丘明、郑玄、王弼等人的基础上，对于《左传》中的“不朽”和《周易》等经典中的“恒”做出了系统深入的诠释。孔颖达劝谏唐太宗秉持谦德，在行为实践中不避繁难，不畏权势，也体现了对于“不朽”和“恒”的笃定追求。
上饶师范学院法商学院黄晓荣老师以“‘圣学全在躬行’——实学视域下高攀龙的实践观”为题，指出“实践”是儒家传统思想中重要范畴。“实践”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尚书》的知行说，直到宋代，“实践”范畴由朱熹首次提出。晚明时期，高攀龙阐述了“反躬实践”“实践之功”“实知实践”“躬行实践”“真修实践”和“静思实践”，拓展了儒家实践观的内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发展与完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蓉老师以“‘宽恕’问题哲学研究的新进展”为题，指出宽恕作为对伤害行为的回应，在哲学界存在明显分歧。西方学界主要有情绪主义、语言主义和美德主义三种解释宽恕的观点。倡导者如阿伦特、图图和纳斯鲍姆认为宽恕能补救行动后果、修复人际关系，促进政治和解与社会和谐。反对者如利科和尼采则指出宽恕可能牺牲正义，甚至可能是弱者的表现。宽恕的主张充满争议，实践艰难，但它作为道德理想，基于爱的原则，有利于良好生活的建构。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张超博士后以“不稳定性概念的多维谱系——理论视角与实践观照”为题，认为在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不稳定性”成为描述当代工作与生活状况的核心概念。该概念源于法国家庭社会学，现扩展至工作、生活及社会变迁等领域。中国劳动群体面临的不稳定状态并非全新现象，但整体经济与社会却呈现为稳定状态。她认为，多维度剖析不稳定性概念对理解当代不稳定工作与生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撰稿 | 潘宇昂、刘纪龙、穆明亮、胡尘虹、
张佳敏、邱瑞昆、顾笑颜、方晴岚
摄影 | 张梓航、刘天语、田雨荷、张佳敏、方晴岚
排版 | 刘天语
审核 | 韩立新、徐长福、洪凯源、王兴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