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墨尔本大学城市中心与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莫纳什大学、迪肯大学及维多利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共同发布研究报告《城市中的虚假信息：综合应对手册》（Disinformation in the City: A Comprehensive Response Playbook）。报告强调，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形态，以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和影响力，给城市治理、社会稳定以及公众认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破坏社会信任，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报告旨在为城市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以及相关领域专家提供一套全面、系统的应对策略和实践指南。
城市虚假信息应对策略与实践
该手册采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一词，并意识到这一概念与其他类型的信息病理现象间存在交叉与重叠。虚假信息，系指蓄意制造的虚假内容，旨在伤害、误导或激发目标受众的情绪反应。此类信息有时亦被称为“假新闻”或宣传手段。虚假信息呈现形式多样，但往往具备某些关键特征，了解这些特征对于识别与应对至关重要。① 意识形态偏见：受众往往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意识形态——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其他方面——相吻合的信息。正因如此，虚假信息往往以契合目标受众意识形态框架的特征来吸引其注意。② 部落主义：部落主义常以“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形式显现，其中目标受众被视为受到外群体威胁的“无辜”或“受害”的“我们”群体的一员。③ 情绪化操控：虚假信息利用高度情绪化的言辞或图像，旨在触发受众的本能反应，通常是愤怒、恐惧或自我肯定的错觉。④ 难以验证的断言：虚假或误导性内容中提出的特定主张，其真实性往往难以让公众自行查证核实。 ⑤ 耸人听闻的标题：虚假信息传播活动频繁采用引人注目的、煽动性的、制造恐慌效应的标题，以此作为吸引点击的噱头。需与虚假信息区分的是“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后者指的是无意识地持有或分享虚假或误导性信息，通常源于无意识的偏见或意外。这意味着，无辜且出于善意的人们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虚假、有害信息的持有者或传播者。而虚假信息的创造与传播，则始终伴随着明确的目的性。技术的兴起降低了虚假信息的生成成本。社交媒体的高普及率与人工智能（AI）的兴起，意味着制造与传播虚假信息的门槛降低至前所未有的程度，且成本更为低廉。过去需要精湛手工技艺才能完成的图像与视频制作，如今几乎人人皆可通过普及度极高的应用程序轻松搞定。在城市环境中，传播与使用虚假信息的主体各异，包括有组织的团体、个人及民选代表等，其关注领域亦不尽相同。此外，还涉及境外势力及跨国行动组织等复杂因素。虚假信息的传播渠道：社交媒体平台。虚假信息的传播途径多样，既有面对面的交流，也有传统媒体的介入，但最主要的渠道仍是社交媒体平台，其中部分平台甚至通过设计推荐算法间接助长了其传播。任何人，无论身份如何，均可随时编造虚假信息，这背后往往隐藏着政治或经济利益，二者并非孤立存在，政治动机的虚假信息有时也依赖于经济动机的创作者所构建的生态系统。政治动机的虚假信息：分化社会意见。政治动机的创作者旨在通过虚假信息动员目标受众，激发其对特定观点或行动的支持，这往往导致社会意见的分化。尤其是在城市背景下，政治虚假信息常试图引导民众投票选择特定候选人或参与地方乃至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此类虚假信息乃为追求政治或战略目标而精心策划，针对特定受众或群体。在高度互联的全球化时代，其源头可能远离城市，却能引发深远的地方性影响。除国内因素外，外国势力亦利用虚假信息操控当地情绪与行为，针对特定群体实施影响。经济动机的虚假信息：谋取经济利益。经济动机的创作者则通过制作虚假内容以谋取经济利益，其收益主要源自虚假信息载体（如网站、博客、在线媒体）中的广告展示。点击诱饵成为吸引网络流量、提升广告收入的常用手段。有时，创作者会声称内容为讽刺性质，但这往往难以被观众快速辨识，尤其是当虚假信息触及潜在信仰时。
城市运作的直接威胁：虚假信息所触发的抗议与暴力事件。虚假信息以多样化的形式渗透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但不限于具有偏见的媒体报道、煽动性的抗议活动、传单与海报的泛滥传播、对官方指令的抵制，乃至基础设施的破坏与社区内部的暴力冲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虚假信息所触发的抗议与暴力事件对城市运作构成了直接威胁。这类事件不仅延迟了重要决策的出台，还阻碍了城市管理会议的理性对话的展开。诚然，并非所有城市的抗议与骚乱均可归咎于虚假信息，但其作为催化剂的角色却不容忽视，它在许多城市中直接引发了抗议浪潮与暴力行为。![]()
目前城市打击虚假信息未形成规模。虚假信息已成为当今城市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作为与虚假信息作战的前沿阵地，城市有责任也有机会成为打击虚假信息的先锋。然而，尽管部分城市领导者已经采取行动，很多城市仍缺乏全局视野，忽视了居民参与和决策透明度等关键要素，未能系统化地规划这项工作。为有效应对虚假信息，城市需要采取一系列连贯的措施，涵盖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干预以及事后的恢复。事前阶段：掌握社区居民情绪变化、社交媒体分析、绘制造谣者景观图、建立顾问团队。包括预防和早期发现，这涉及建立社区外展项目，以触及那些未与市政府直接沟通的社区，了解这些社区内居民情绪变化，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此外，社交媒体分析对于识别与城市倡议相关的虚假信息至关重要，通过标记特定内容、术语和行为来预测问题。绘制造谣者景观图也有助于识别惯犯和常见策略，从而预先防范未来的虚假信息活动。建立顾问团队，确保网络覆盖不同社区和部门，并在关键事件之前增加信息传递的频率，这些都是有效的预防措施。
事中干预阶段：提高市民批判性思维、使用幽默、填补信息真空。在虚假信息传播期间，城市需要提高市民批判性素养，通过教育项目和基于游戏的平台来增强市民对虚假信息的辨别能力。使用幽默可以作为处理棘手话题的有效工具，但需要谨慎使用，以免在危机时期产生负面影响。填补信息真空同样重要，通过提供清晰、全面的真实信息来防止混乱信息的传播。事后阶段的重点在于恢复：包括对造谣者的去平台化，即限制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支持受影响的社区，提供心理安全空间和服务，以及公开支持目标群体，表明城市不支持有害叙述。使用可靠数据和“粘性事实”来反驳虚假信息，并提供反叙事，通过讲故事和个性化内容来让受众情感上参与，从而更有效地抵制虚假信息的后续影响。
通过上述措施，城市可以在虚假信息的各个阶段采取行动，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防线，保护社区不受虚假信息的危害。4.1 建立信任
建立可信机构、可信的人、受信任的信息、可信赖的地方。建立信任的关键领域包括可信的机构（如政府机构、媒体和其他具有可信度的信息源）、信任的人（培养具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个人或群体作为信息传播的关键节点）、受信任的信息（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以消除混淆和误解）以及值得信赖的地方（在社区层面通过地方活动和交流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信任感）。典型案例：中东媒体指责瑞典社会服务机构绑架穆斯林儿童攻：在2022年初的几个月里，瑞典各大城市遭遇了一场疑似外国势力介入的虚假信息传播浪潮。中东的社交媒体影响者和新闻网站指责瑞典的社会服务机构绑架穆斯林儿童，并声称“这些儿童被安置在非穆斯林家庭中，被迫食用猪肉和酒精饮料”。这场运动巧妙地利用了穆斯林群体与瑞典国家机构之间既有的不信任情绪，成功煽动了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及哥德堡等瑞典主要城市的抗议活动。防：为应对此危机，瑞典某城市迅速启动了一项多层次的虚假信息反击行动，其核心举措之一便是该市社会服务部门与深受信赖的社区组织（如当地的清真寺）建立合作机制。这一策略不仅有效遏制了虚假信息的扩散，还逐步恢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此外，展示政府施政能力、政策一致性和透明度，以及在关键领域认识、联系和建立信任关系，是促进信任的有效方法。4.2 建设社区
构建共同愿景是建设社区的重要力量。为降低社区对虚假信息的敏感度，并有效缓解社会断层线对城市的负面影响，城市需要在社区内搭建桥梁，解决导致分裂的问题，如阶层歧视。创建一个共同愿景，让所有群体感到被倾听和认可，是社区建设的一个强大驱动力。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可以将社区叙事的各个方面编织在一起，让人们感受到作为团结社区一部分的好处。为了实现这一点，可以通过诸如城市补助金等机制，要求参与者展示其活动如何符合既定的社会期望，抵制虚假信息，以及保护社区进程的方式，以此来加强社区的集体愿景。2020年，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不幸被一名白人警察杀害，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市，激进分子推倒了奴隶贩子爱德华·科尔斯顿的雕像，这一事件使当地局势极为紧张。在雕像被推倒之前，布里斯托尔市的领导层已经与市民及合作伙伴组建了一个致力于“城市遗产”的工作组。然而，雕像的倒塌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促使“我们是布里斯托尔历史委员会”的成立。城市规划、历史遗留问题同样是社会断层线。最后，城市需要提供结构化和偶发的机会，让不同群体走到一起，克服空间、时间和社会上的隔离。城市规划可以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设计交通路线、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布局来促进人们在物理空间上的相遇。此外，城市还需了解当前的紧张点、历史遗留问题和社区权力关系，持续监测和评估虚假信息利用的社会断层线，以便更好地预测和应对未来的虚假信息运动。4.3 沟通与倾听
建立健全的信息共享网络。沟通与倾听在城市应对虚假信息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城市需要具备快速识别虚假信息、评估其影响，并制定相应沟通策略的能力。为此，城市应建立健全的信息共享网络，倾听社区声音，了解虚假信息的叙述，并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以确保在关键时刻能接触到目标受众。在实践中，城市可以通过增加社交媒体使用、语言多样化等方式扩大沟通覆盖面，同时也可以限制某些平台上的活动以避免反作用，并调整沟通内容以避免两极分化。沟通需透明、准确，多种方式触达广泛受众。保持沟通的透明和准确性同样重要，因为诚实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城市应通过多种渠道分享信息，并考虑使用非传统的社交媒体平台来触及更多受众。使用积极的语言框架可以帮助消除“犬儒主义”，促进社会凝聚力。此外，根据不同社区的特点定制沟通方式也是必要的，以确保信息能被正确接收和理解。4.4 协作
协作是应对虚假信息不可或缺的强大工具。城市可以通过共享想法、经验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一复杂而多方面的挑战。多城市协作。多城市合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是有效的应对策略。国内多城市合作得益于共同的立法、文化和政治背景，有助于确定共同问题和共享资源。国际多城市合作则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背景和框架，有助于打破地方上相互验证的“良好做法泡沫”，拓宽城市创新的视野。国际网络还可以将国际实践的多样性和合法性引入拟议的行动，并通过其庞大的国际专业知识网络召集合作伙伴，为解决方案提供信息。多部门协作。多部门协作也是应对虚假信息的关键。城市可以作为多部门召集人，将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汇聚起来，共同解决问题。多部门“智囊团”可以在危机时期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地方新闻媒体、公民社会、学术界、科技公司、教育部门等都是城市应对虚假信息的重要合作伙伴。多层次协作。多层次协作对于整合不同层级政府的资源和能力至关重要。城市拥有本地知识和解决本地问题的能力，而国家和省级政府则拥有更高级别的复杂信息、先进的技术和专业人员。多层次协作有助于确保信息和资源的有效流动，共同应对虚假信息带来的挑战。
虚假信息的传播以分裂性为动力，并以“病毒式”模式迅速扩散。因此，应对虚假信息的措施必须超越党派偏见，以确保其有效性。本手册的目的并非旨在改变信仰或削弱表达不同意见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这些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对虚假信息的挑战，为城市“迈向”新现实提供了机遇。对于城市和地方政府而言，这激发了对现有结构的反思和重新构想，以促进信任的建立、社区的凝聚、沟通与倾听的加强，并在多层次、跨城市和跨部门的虚假信息应对中实现合作。
参考文献：
https://www.unimelb.edu.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6/5060724/Disinformation-in-the-City-Reponse-Playbook_compressed-1.pdf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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