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广角】高原滨湖城市社区低碳生态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

基于高原滨湖城市的低碳生态发展需求，梳理现有低碳生态社区相关理论，选取可量化指标，构建包括道路交通、自然生态、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4个准则项、16个指标项的高原滨湖城市社区低碳生态评价体系，并以大理市主城区22个城市社区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评价其低碳生态情况，得出以下结果：22个社区整体呈现“核心—边缘”格局，9个低碳型或较低碳型社区均分布在核心街道(下关街道)，外围社区得分沿苍山路和人民北路递减且多为高碳型或较高碳型社区，这些社区与城市空间形态相契合；22个社区各项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街道朝向符合气候及滨湖地形特征；下关街道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且设施能源使用效率高，在有限用地条件下呈现出“服务－就业”双中心的特点。针对评价结果，提出倡导绿色低碳出行模式、优化生态空间格局、复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完善升级基础设施配置的策略，以期为高原滨湖城市社区的低碳生态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低碳生态目标导向；城市社区单元；评价体系；测度分析；大理市

[文章编号]1006-0022(2024)06-0053-09

[中图分类号]TU984.11⁺5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周峰越，仇同斌，程海帆，等．高原滨湖城市社区低碳生态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J]．规划师，2024(6)：53-61．

在气候变化的不断影响下，践行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全球共识。随着我国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转变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城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是研究碳减排最主要的地域单元之一，构建低碳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路径。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在城市发展低碳化转型研究中，社区作为城市最小尺度的社会/地理单元，其减碳控排问题逐渐成为相关研究的重点，其低碳化研究成为城市层面低碳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高原湖泊流域作为一类生态脆弱的特殊区域，受到湖泊气候和复杂地理环境的限制，其城市建设多集中于相对平坦的环湖坝区，高碳排放强度地区同样集中于此。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相对于平原地区，高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城镇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高原滨湖地区封闭单一的湖泊环境使其在生态保护、用地开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城市低碳建设等方面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实现其低碳生态发展对于脆弱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与城乡区域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　高原滨湖城市低碳生态社区建设及相关评价指标研究

社区可持续性研究源于近代公共卫生学对居住问题的重视。早期的研究发现，居住区密度、卫生设施、空气与水环境质量等是影响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引发了各国对人居环境的重视。1960年以来，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社区发展问题，如：英国格林尼治千禧村发展绿色交通，鼓励慢行与自行车出行；英国贝丁顿零能源社区通过混合规划居住与工作功能、设计节能建筑、打造可持续交通来实现低碳发展；美国西瓦诺社区发展绿色建筑，建立太阳能与雨水回收系统。国内部分建设实践，如中新天津生态城、江苏南河下社区及深圳新桥世居社区等提出了新能源使用、低碳出行、室内环境优化等措施。

低碳生态社区是以降低自然资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标，通过规划、建设和管理等综合资源管理手段，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社区。低碳生态社区的理论基础为邻里单元理论、人类聚居学理论、生态建筑学理论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其涵义包括低碳生态的交通组织体系、环境友好的社区规划等多方面内容。低碳生态社区的建设已成为目前学者关注的热点，社区层面的低碳生态建设将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国内外相关研究集中在城市及社区规划建设与片区碳排放的关系等方面，对社区建设要素的低碳生态特征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空间形态、土地利用、绿地布局、道路交通及公众参与等。①在空间形态方面，相关研究认为，紧凑的空间形态有助于减少居民的通勤距离与汽车使用频率，促进公交发展；城市密度是影响城市交通碳排放量的首要因素，空间结构、设施布局等同样影响城市的碳排放水平。②在土地利用方面，碳排放量与土地建设密度呈负相关，且土地混合利用有助于促进一定范围内的慢行出行。③在绿地布局方面，生态绿色空间的合理分布是促进城市空间布局低碳化转型的关键，有助于缓解热岛效应，保护自然用地并降低不透水面比例，提升土地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④在道路交通方面，公交出行率的提高在大幅降低交通系统化石能源消耗的同时，也会对居民健康和环境产生积极的协同作用。此外，相关研究发现街道朝向与地区主导风向的夹角对街道的风速有一定影响，进而影响城市热岛效应与社区微气候。

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已有研究多集中在低碳生态城市/社区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且逐步形成了“建筑单体—社区—城市”多层级的评价体系。美国提出了用以指导邻里开发的社区评估体系；德国针对可持续城区评估提出了评价标准，从绿色建筑、建设项目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展开评估。我国同样出台了诸多技术标准和地方指南，如《中国绿色低碳住区技术评估手册》《绿色住区标准》《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等；地方政府也制定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评价指标与建设导则，如《上海市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广东省低碳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编制指引》等。相关学者基于面板数据与能源统计数据，探讨了城市低碳生态评价指标，如Zhou等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并设定阈值来评价城市低碳生态建设的效果，包含能源与气候、交通、土地利用与城市形态等；An等提出了针对城市土地利用与道路交通的评价体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从低碳生态社区的空间特征与评价指标体系的关联性来看，针对关联性较弱的问题，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阐述案例地的地域性特征、研究区域选择及研究内容等。

首先，在研究区域选择上，集中在经济发达城市及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凭借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率先展开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尝试，基于“试点－扩散”的政策导向，以大城市为试点引导并激发城市低碳生态发展的内生动力，对中小城市的低碳生态探索研究较为不足，对特殊地理环境影响下的低碳生态发展的研究明显欠缺。

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现有研究集中于解决薄弱问题，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并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标准。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资源、能源循环使用等较细致的方面，注重推进公众参与、转变政府建设与民众生活观念等。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更加宏观，虽然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但是整体仍然处于发展探索阶段，欠缺系统的理论体系，对实际建设的指导有限。本研究聚焦于高原滨湖城市的自然地域、生态约束等差异性，参考目前国内外低碳生态社区评价标准与方法，从社区建设要素视角构建评价体系，探讨高原滨湖城市社区低碳生态建设空间特征及建设水平测度方法。

2　高原滨湖城市社区低碳生态评价体系的构建

2.1　高原滨湖城市社区低碳生态建设特征

高原滨湖城市是一种由高原山地环境与湖泊共同组成的人类聚居区域类型，兼具城镇发展特性与高原湖泊特性，具有生态功能脆弱、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复杂的特殊性。我国高原湖泊众多，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及蒙新高原，湖泊周边城市分布广泛。高原滨湖城市受到山水空间格局的限制，城市形态往往呈现出环湖分布、带状破碎的高原坝区特征，自然环境具有高生态价值与高脆弱性并存的特性，城市空间要素也呈现出相应的建设特点。①城镇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冲突严重。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冲突日益严重，带来了湖泊污染、生态功能受损等问题。②低碳交通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凸显。特殊的城市形态导致居民的通勤成本较高，急需完善路网结构与公交体系，促进城市要素的高效流通与慢行交通的发展。③土地利用呈现多样化集约趋势。高原坝区建设用地紧缺、土地开发成本高，混合集约的土地利用模式是高原滨湖城市发展建设的必然要求。④高原湖泊气候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湖泊周围具有典型的湖滨气候特点(如水陆风等)，具有灌溉调蓄、净化环境等功能，区域气候也对城市“五岛”效应(热岛效应、干岛效应、湿岛效应、雨岛效应和浑浊岛效应)产生重要影响。目前，低碳生态发展建设的相关研究仍集中在特大城市，对于特殊地理环境影响下的高原滨湖城市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2.2　构建原则

综合应用以下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有助于构建全面、科学、可行的城市社区低碳生态评价体系。①科学性原则确保了评价体系建设具有科学合理的价值，通过分析和评估各项指标的贡献，针对评价对象及评价目标形成明确的评价结果，为后续问题分析提供推动力。②系统性原则保证了评价过程的顺畅有序和评价模型的适应性，确保不同维度指标在逻辑上呈现清晰的秩序。③完整性原则强调评价体系应全面覆盖复杂的评价对象，并使其相互影响降到最低，同时通过层次性原则逐层分析评价目标，形成层次分明的指标集合，更好地实现社区低碳生态的评价目标。④可量化性和可操作性原则要求各项指标间具有可相互比较的一致性，同时确保数据的可获取性，提高整体评价指标体系的质量和适用性。⑤动态性与前瞻性原则保证了评价体系能随着评价对象及目标的动态变化做出调整，结合研究及新兴数据，指导下一步建设与管理。

2.3　指标选取与评价体系构建

目前，国内对于高原滨湖城市的低碳建设相关研究大多从生态保护视角出发，探究城市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高原滨湖地域环境的影响下，高原滨湖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视角、城市尺度，或从碳排放角度探究技术层面的提升手段，或借助面板数据从宏观层面测度城市区域发展水平，或基于顶层规划提出发展理念，或从主观层面分析现有问题并提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规划策略，欠缺城市社区建设层面的测度研究以及指导性的评价标准。

本研究着眼于高原滨湖城市的气候特点，探究特殊地理环境影响下城市社区的低碳生态建设水平。在可量化计算的社区空间特征的基础上，根据湖滨气候特点考量高原地区在有限用地条件下城市社区建设发展的特征，提出适应风环境的街道朝向指标及评估城市自然绿地建设质量的绿地边缘比指标等创新性指标，最终形成了包括道路交通、自然生态、土地利用与基础设施4个准则项、16个指标项的高原滨湖城市社区低碳生态评价体系(图1)。

(1)公交引领、路网契合。道路交通指标反映了市民出行方式与城市交通模式，因此本研究提出公交站点可达性、路网密度、公交线路网密度及街道朝向4个指标。公交引领是高原滨湖城市在脆弱的生态环境、有限的用地规模等条件下的必然选择。相较于平原城市易于扩张蔓延的建设特点，高原滨湖城市环湖分布、带状破碎的空间形态具有更多的限制，而完善的公交体系更有利于带动边缘地区的发展，疏解中心人口与资源，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结构。公交站点可达性与公交线路网密度直接体现了城市社区居民使用公交出行的便捷程度；路网密度从单位面积道路网尺度反映了社区街道可达性与居民慢行出行条件；街道朝向则是影响街道峡谷太阳能潜力的关键几何形态规划要素，关系到社区的节能减排。

(2)注重生态、提质增量。自然生态指标反映了城市生态空间的分布特征与建设质量，因此本研究提出人均绿地面积、绿地边缘比及绿地面积占比3个指标。生态空间作为城市用地中重要的碳汇用地，对降低城市碳排放、改善城市环境及提供生态服务等的意义重大。高原滨湖城市具有优越的山水生态资源，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应重点考量生态空间的建设质量与建设水平。绿地面积占比与人均绿地面积两个指标反映了社区公园绿地建设情况、与服务人群的关系及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代表碳汇用地的服务水平；绿地边缘比则反映了绿地空间分布的离散程度及其与城市界面交互的可能性，影响城市的设施能源使用效率与绿地碳汇效率。

(3)紧凑发展、功能混合。土地利用指标反映了城市社区功能对城市空间形态、交通模式、社区人口分布等产生的复杂影响。高原滨湖城市的城镇发展边界生态阻力较强，高质量集约发展、高效利用城镇建设用地是高原滨湖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提高人口密度、建筑密度与功能密度有助于降低城市单位面积用地的碳排放量，提高社区建设用地多样性与功能混合度可以降低社区居民的通勤成本，实现社区低碳生态发展。

(4)设施完善、职住平衡。基础设施指标反映了城市社区居民在教育、医疗、生活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可获取情况，其空间布局对其可达性和服务半径有着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着城市功能结构与居民出行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医疗设施可达性、教育设施可达性、生活服务设施可达性及设施能源使用效率4个指标。高原滨湖城市的带状空间形态特征对于基础设施的分布及跨区域通勤具有重要影响，评价重要基础设施的分布情况，合理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有助于提高城市服务效率、营造社区生活圈，实现短距离出行和出行方式的低碳引导，降低交通碳排放。

3　大理市主城区社区低碳生态评价实践

3.1　 研究区域选择

大理市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大理州”)中部，紧邻我国第七大淡水湖泊洱海，是我国典型的高原滨湖城市。大理州具有“九分山一分坝”、北温带至南亚热带气候兼具等特点，生物种类繁多，自然资源丰富，是全国核心生态区域。大理州主要山脉属于云岭山脉，整体呈现沟壑纵横、沃野棋布的地理特点。

大理市以低纬高原季风气候为主，体现出河谷热、坝区暖、山区凉、高山寒的立体气候特点。研究区域为大理市主城区内22个社区，涉及太和、下关和满江3街道，总面积为477.5 km²。研究区域位于洱海南岸，属于典型的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气候干湿分明且年温差较小，受到区域地形及气候影响，该区域常年存在大风天气。研究区域旅游业基础雄厚，已形成以苍山—洱海自然山水格局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产业，对地区发展起到主导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推进洱海高水平保护与流域高质量发展成为大理州乃至云南省的重要任务，推进大理市低碳生态社区的建设探索，对云贵高原的生态保护与湖泊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本研究借助专家打分法和熵值法计算指标的主客观权重，使用拉格朗日乘子优化法计算综合权重，依据大理市各项指标计算结果与专家打分结果，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表1)。

22个社区整体评价结果显示，受到建设年份及用地面积的影响，各个社区在公交、绿地、公共设施建设和用地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显著(图2)。基于此，使用自然断点法对评价结果进行划分，将22个社区划分为低碳型、较低碳型、一般型、较高碳型和高碳型等5种类型(图3)。结果得出：大理市主城区(包括太和街道、下关街道和满江街道)的社区低碳生态建设水平整体较低，且低碳型社区均分布在老城区(即下关街道)，从老城区呈带状环洱海扩展到边缘的区域为新建社区(即新区，包括太和街道和满江街道的社区)，整体呈现“核心—边缘”格局。各社区低碳生态建设得分主要在50～60分，均值为54.15分，大多为一般型及其以下社区，整体呈现出较低建设水平；得分处于第一、二层级(评价结果为低碳型或较低碳型)的社区共有9个，包含关平、泰安、花园等社区，并且均分布在下关街道。同时，得分处于第四、五层级(高碳型或较高碳型)的社区均分布在主城区外围，总体呈现出以泰安社区为核心，得分沿苍山路和人民北路向外围递减的“核心—边缘”格局，契合高原滨湖城市的空间形态特征。   

总体来看，大理市边缘社区低碳生态建设问题体现在：路网密度较低且以通过性道路为主，降低了居民慢行交通出行的意愿；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足，增加了居民跨区域的长距离出行；绿地系统服务效率低；人口热力呈现出“昼低夜高”的特点，形成通勤人流昼间由边缘向中心汇集、夜间返回的显著潮汐效应等问题。核心社区则存在路网结构与公交体系不匹配、绿地数量少等问题。

3.2　低碳生态评价结果

3.2.1　道路交通指标：老城区建设完善，整体“核心—边缘”格局凸显

根据道路交通指标评价结果(图4)，整体呈现出明显的“中心高、两翼低”的空间格局。下关街道中低碳型社区的公交站点可达性和公交线路网密度指标评价结果较好。花园、泰安等低碳型社区有一路、五路等10余条公交线路经过，设有泰安中路、快速货运站等8个公交站点。社区公交系统建设较为完善，优势明显。社区整体街道朝向受到滨湖地形的影响，与地区主导风向及滨湖地形特征相契合，有助于缓解城市热岛效应，降低设施能源使用效率。然而，部分低碳型社区的路网密度较低，如福文社区、西大街社区。

作为城市发展“两翼”的满江街道与太和街道，其内部社区道路交通各项指标与老城区存在较大差异，在主城区边缘形成了得分较低的连片区域，路网密度低、公交可达性差的特征较为突出。例如，部分边缘地区的高碳型社区功能单一，以政府办公、工业厂房以及城中村居住功能为主，界面封闭导致街道使用效率低且不利于低碳交通发展。

3.2.2　自然生态指标：新区优势突出，老城区质量较高

大理市绿地建设情况整体较好，但各社区间差距较大，呈现出“中间低、两翼高”的分布格局。大理市建成区2021年的公园绿地率为35.35%，22个社区的平均公园绿地面积占比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为7.00%、12.10 m²，相较《城市绿地规划标准》中规定的人均规划绿地标准高72.86%。但22个社区的人均绿地面积、绿地边缘比及绿地面积占比得分的标准差分别为21.97、14.42、20.73，体现出各社区间的绿地建设情况差距显著。见图5。

在人均绿地面积和绿地面积占比方面，新区两项指标均表现优异，人均绿地面积和绿地面积占比分别为96.11 m²、25.33%。新区的建设年代较近，自然环境较好，老城区的社区环境则普遍较差。这反映出大理市下关街道的社区人口密集且用地紧张，在公园绿地及其他生态建设方面需创新建设方法，以提升建设质量。

在绿地边缘比方面，各社区建设情况较为均衡，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平均绿地边缘比为11.21，标准差为3.30，评价得分大多集中在35～50分。得分高的社区均分布在老城区，反映出老城区在绿地总面积较低的情况下，绿地使用率较高。值得一提的是，天井社区的得分最低，但其在其他两项指标中的得分最高，表明其虽拥有较多的绿地空间但使用效率低，应加强街头绿地建设，提升绿地生态效能。

3.2.3　土地利用指标：5类社区各项指标差异明显

下关街道中低碳型社区的土地利用类指标多数得分较高，具有社区人口密度与功能密度双高的特点。满江街道与太和街道内高碳型和较高碳型社区则表现出用地规模较大、社区人口密度与功能密度较低的特征(图6)。社区人口密度与功能密度呈中心集聚趋势，二者均在老城区形成高值连片核心区，对应泰业广场、大理实验小学、州体育中学以及州人民医院等教育、医疗、生活服务设施点位。

老城区集中了大量的常住人口，吸引了各类功能的集聚。相对而言，太和街道与满江街道作为大理市建设扩展的主要方向，在发展过程中并未表现出足够的吸引力。社区建筑密度指标分布规律性不强，满江街道、太和街道和下关街道3大街道均存在得分高的社区，整体格局发展与大理市由西南向东南横向发展的脉络基本吻合。社区功能混合度表现出“两翼高、中心低”的空间格局，且满江街道的天井、经开区以及太和街道的榆华、万花和关迤社区的功能混合度分值较高，并明显高于下关街道的社区。这表明高人口密度、高城市功能密度的地区，其城市功能混合度往往较低，低功能密度的社区则更加均衡，这是老城区的餐饮、购物功能占比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城区社区所致。建设用地多样性得分高的社区主要分布在满江街道与下关街道的榆华路、人民南路两侧，呈现出沿路分布的空间特征。

3.2.4　基础设施指标：下关街道优势明显，整体使用效率差异显著

下关街道中低碳型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现状明显好于其他片区(图7)，教育、医疗及生活服务设施配套完善且使用率较高，发挥了公共服务中心的作用。在社区医疗设施可达性方面，除百乐社区外，下关街道的社区医疗设施可达性整体较好，表现出中心聚集特征，医疗设施可达性较差的社区则大多分布在城市边缘，如云岭、榆华等社区。在教育设施可达性方面，在教育资源分配政策指导下，大理市的教育设施可达性整体较好，可达性大于1的社区占到80%以上。在生活服务设施可达性方面，高值社区集中在下关街道，低碳型社区用地面积占比仅为12.49％，但集中了31.94％的生活服务设施点。较低碳型社区与一般型社区的生活服务设施可达性沿城市主干道如苍山路、榆华路等向外递减。高碳型社区则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如云岭、关迤等社区。

在设施能源使用效率方面，本研究选取工作日与休息日6月8—10日连续3天的变化值进行分析(图8)。社区人口热力值变化高值社区主要是分布在中心城区边缘的高碳型社区，如榆华、云岭等社区，昼夜人口集聚程度差异显著，反映出社区功能的组成存在问题。老城区的低碳型社区人口热力值变化较小，居民职住关系较为合理，整体设施能源使用效率较高。从热力值变化指向来看，下关街道各社区大多为白天人口流入、夜间人口流出，表现出更强的就业通勤人口集聚特征，承担了大理市主要的就业功能。下关街道既是大理市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中心，也是就业中心，“服务—就业”双中心的特点支持了相关研究的结论，也反映了高原滨湖城市片区带状空间形态的中心性特征。

3.3　城市社区低碳生态建设提升策略

高原滨湖城市的山水空间格局决定了其社区建设发展的显著特征，形成了整体破碎且环湖泊带状分布的城市空间形态以及特殊的气候特征，其核心社区在用地限制下，往往呈现出集高人口密度、高公共服务设施密度及高就业集聚性于一体的特征。在高原滨湖城市用地紧凑、生态脆弱、气候环境特殊、空间形态独特的发展条件下，基于以上研究分析，为促进高原滨湖城市社区的低碳生态建设，提出以下提升策略：

(1)倡导绿色低碳出行模式。高原滨湖城市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格局，应提升核心社区的公交站点可达性，在公交线路匹配路网结构等方面，加强街区空间渗透性，提高机动车通行效率；完善3大街道外围边缘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与公交体系建设，提升其与核心社区的互通衔接能力。核心社区道路交通系统建设应以“窄路密网”为核心理念，优化老城区社区路网结构，适度提高路网密度，以过街天桥及地下通道等方式畅通慢行系统，以更好地匹配现有的公交体系。边缘社区通过完善“主次支”道路体系，在通过性道路中穿插生活性道路，提高街道的安全性与可步行性，这也有利于优化社区功能布局。在公交站点布局与公交线路设置上，应合理扩大公交系统覆盖范围，促使跨片区公交廊道连接核心社区，这有助于向边缘社区疏解人口与资源。城市街道整体朝向应契合区域气候主导风向，对于部分有待提升的街道可通过设置导风板、种植行道树等方式调节区域气候，同时优化建筑朝向与社区空间布局，提高设施能源使用效率。

(2)优化生态空间格局。高原滨湖城市具有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在有限用地条件下，其建设应更加注重提升绿地系统的建设质量与优化空间布局，使绿地系统整体契合城市内部山水通廊，提升生态服务价值及碳汇效率；重点建设纵向山水城市蓝廊两侧带状的城市公园绿地，打通“山—城—水”3大功能区，将城市外围的山水风光引入城中，充分利用湖滨微气候，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在街区地块内部，在保证微气候调节生态服务功能的前提下，分散布局片区绿地以提升服务质量，实现社区空间“见缝插绿”，打造“300 m见绿、500 m见园”的高质量人居环境。在核心社区公园绿地的建设中，除采取传统建设方法，还应重点考虑更加高效立体的建设方法(如垂直绿化、屋顶绿化和空中绿化等)，以降低建筑能源消耗，提升城区环境质量，实现低碳生态发展。

(3)复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在高原滨湖城市紧凑有限的用地条件下，社区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建筑密度的提升、社区功能混合度的增加，有助于促进社区的经济、社会、生态的耦合提升，在一定范围内混合布局工作、居住功能，促进社区低碳生态发展。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以集约高效为核心理念的社区土地利用模式有助于完善社区功能建设与提升功能混合度，在一定范围内满足居民的居住、工作、游憩需求，实现片区职住平衡，形成以短距离出行为目标的生活理念。同时，发展以公交为主导的出行模式，完善片区公交系统末端站点，满足居民出行需求，减少长距离通勤及其带来的潮汐交通流，降低城市交通碳排放量。此外，高密度的开发模式有助于促进住宅套型的紧凑建设，降低单位居住用地的能源消耗。

(4)完善升级基础设施配置。在带状城市空间形态约束下，人口与基础设施集中在核心社区，呈现“服务—就业”双中心格局，应重点完善边缘社区的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设施，引导核心社区的城市功能要素向边缘社区疏解，形成次级公共服务中心，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一核”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造成核心社区人口密度过高，带来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的高度集聚，导致资源能源的浪费。完善高原滨湖城市边缘社区的教育、医疗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商业区、工业区周围的住宅及生活服务设施，促使中心城区人口及资源向外转移，有助于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与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并促进资源要素在城市内部的高效流动。同时，依据现状设施点沿交通主干道分布的发展格局，带动形成多核心片区间公共交通廊道，进一步发展大运量公交与站城一体的土地利用模式。

4　结束语

高原滨湖城市作为高生态价值与高生态脆弱性并存的人类聚居地区，呈现出城市空间形态带状破碎、用地开发建设成本高、生态阻力大以及具有特殊湖滨气候等特征，生态保护、用地开发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而社区层面的低碳生态建设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研究基于主客观分析，构建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高原滨湖城市社区低碳生态评价体系，包含4个准则项、16个指标项，有利于定量研究高原滨湖城市低碳生态建设现状，为其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对于高原湖泊城市及其相关城市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及案例实践价值。本研究结合高原滨湖城市的气候特征与建设用地开发限制，探讨了高原滨湖城市社区低碳生态各项指标的空间特征与建设特点(如“核心—边缘”格局、“服务—就业”双中心特点、城市边缘土地利用低效等)，并提出了完善边缘社区“主次支”道路体系、培育次级服务中心及疏解核心社区城市功能等相应的提升策略。同时，在评价体系中引入街道朝向、绿地边缘比及设施能源使用效率等指标，评估了城市社区建设与研究地域气候特征的关系，以及在有限用地条件下城市绿地建设情况和设施能源使用效率，以为高原滨湖城市空间形态与用地条件下的低碳生态社区建设提供参考。此外，本研究探讨了高原滨湖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路径，以社区建设层面的低碳生态发展带动城市层面的减碳降排，在我国生态保护修复、实现“双碳”目标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案例单一，未对云贵高原等地同类型的滨水地区城市社区进行扩展性的对照研究，以及欠缺对碳排放数据的精细化统计和实际减碳降排效果的验证。在后续研究中，可进一步补充实证案例并增加与现有社区评价体系的对比验证，扩大评价体系的适用范围。在指标精度与时效性方面应予以改进，提升评价结果的信度与效度。在评价体系中，可进一步引入详细的碳排放监测数据以及计算机仿真模拟以验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与各项改进举措的实际效果，如进一步探究城市建设与风环境等气候特征的适应性。

新媒体编辑：李木子

审读：邓倩

终审：刘芳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24年06期

《高原滨湖城市社区低碳生态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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