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途中，办公桌后的医生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在妒忌？”
我一愣，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同时怒火中烧，尽管我没有立马走人。
总之，一个小时后，医生给了我下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和一个联系方式，让我下周再去找她。
我没有再去，因为我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医生认为病人痛苦是因为妒忌加害者的“幸福生活”。
而且我的躯体化症状丝毫没有得到缓解。我依然视物不清、食欲不振、无法专注，以及几乎无间断地感到痛苦。
那就换一个医生。
这次，精神科的医生叫我慢慢讲，讲我的症状，讲我的心结。
听完，她说，与我经历相似的女孩还有很多，这样的事确实很让人痛苦，但我要学会自己走出来。
我问：“那您会怎么定义我的情况？”
医生压低声量说：“你还年轻，不要告诉别人。你这是双相，但我给你写抑郁就算了。”
我看过Stephen Fry的纪录片，知道双相的存在，但没想到会与自己扯上关系。
就诊之前，我确实以为自己顶多就是抑郁症。但得到诊断和药物，确实让我感到一丝轻松，也看到了一线希望。
开始吃药后，尽管痛苦依然存在，身体上的不适确实得到了缓解。
不久之后，我经历了一次惊恐发作。
我几乎是跪着打电话给医生，告诉她我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时候医院已接近下班，医生让我第二天过去一趟。
回到工位上，我觉得“第二天”实在太遥远，于是把药盒中的片状物如数吞下。
之后的画面虽然在记忆中是模糊一片，但我很清楚地知道，在睡了一觉之后，我趔趄地走向了信任的上司。
为了不吓到其他人，我还不忘把她叫到单独的房间，然后坦白我做过的事（这个举动被后来遇到的心理咨询师解读为体现了强烈的求生的欲望）。
之后就是被拉去洗胃。
橡胶管从鼻子伸进去，液体顺着管子流进来，这些我都知道，而且可能因为意识太模糊而完全不觉得痛苦。
清醒过后，我并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事，这次不行还有下次，总有一天我可以摆脱这一切。
可是医生叫我住院。
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告诉父母我的病情。一来当时我刚开始工作，没法承担住院的费用；二来住院需要陪床。
电话沟通后，爸妈在两个小时内就从别的城市赶到了我所在的省会，第二天就给我办了入院手续。
现在想起来，住院这段时间的见闻可以说十分能拓展视野。
比如说，我所在的封闭病区有一位患者大叔，经常在走廊上大声呼唤老婆的名字，或是跑到别人的病房里找老婆。
后来那位陪床的老婆告诉其他人，其实大叔早就忘了她，以为她是自己在医院遇到的一个女人。他想和她一起出去，和她结婚。
又比如，和我同病房的一位大姐，明明神智不清，却有一个合法丈夫和一个年幼的女儿。
而我呢，每天早睡早起，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没事就在走廊里散步，结果出院的时候轻了六斤。
在那所破旧的私立医院里，我做了无数检查，包括睡眠脑电图；试了好几种治疗方案，甚至接受了针灸；药也算是调到了比较合适的剂量。
只是在出院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像是失去了所有情感，确实不再计划自杀了，但也感觉不到快乐了。
之后的日子像是过得很快。
也确实不总是如意的。例如我的工作都做不长久，在呆得最久的工作单位只做了一年，还是因为又一次自杀危机被发现了而被辞退的。
同时我也发现，父母对我的耐心似乎正在被消耗。他们开始重新教育我要振作、要有毅力、要不怕困难、要相信自己。
有时我会怀疑自己根本就是被药物拖着，因为吃药而吃药。
我尝试过自主停药，但难忍的头痛和精神恍惚让我只坚持几天就放弃了。
父母知道后仿佛发现了我缺乏毅力的又一证据。
最近我又开始喝酒、抽烟、吃宵夜、喝饮料。不过这些说来也没什么营养。
那就言尽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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