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事变不仅是大明国运的转折点，也打破了本就脆弱的政治平衡，由此前的文武制衡发展为文官一家独大。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通过拥立皇帝，赢得战争使文官集团进一步崛起，英宗复位之后，为了压制文官，为了证明自身复位的合法性于是果断杀掉了于谦。
等于说，于谦是大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于谦的历史形象，使其成为民族精神内核的一部分。
在读明史的时候笔者惊奇地发现，有些人简直就是上天安排好力挽狂澜书写历史的人，比如于谦。
宣德五年（1430），明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决定派遣一批京官中的干才巡抚地方，当时，宣宗特意写了于谦的名字给吏部并破格将其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两省。
宣宗之所以重用于谦完全是基于于谦此前的精彩表现：在宣宗挫败汉王朱高煦的造反行动之后，于谦当面罗列高煦的罪状，不仅条理清晰，而且情绪拉满，得到了众人的点赞；在巡按江西的过程中，于谦平反了好几百件案件...
一个被皇帝关注的人被重用是迟早的事，所以，于谦被委以巡抚的重任就一点也不奇怪。
此后，于谦在地方一共做了十九年的巡抚（1430—1448），不仅作出了相当出彩的政绩，更是进一步锻炼了自身能力，成长为能挽狂澜、扶大厦的顶级精英。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调入京师，回任兵部左侍郎的职位。
为什么说于谦是被上天选中的人，因为次年大明就爆发了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事件，于谦正是挽救大明国运的那个人。这个时间点衔接得简直不要太丝滑。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大举入侵，脱脱不花攻辽东，阿剌知院攻宣府，也先亲自带兵围攻大同，参将吴浩战死，边境告急。
大明朝廷迅速反应，作出了英宗亲征的决定。请注意，英宗亲征固然是王振的怂恿，但这其实也是大明的传统。自成祖将国都北迁北平打造了天子守国门的模式之后，大明皇帝应对外患一般都会选择亲征，比如成祖、宣宗。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大明皇帝必须代代是英主，才能维持这种传统，但现实却是，自宣宗驾崩之后，大明皇帝的素质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根本不能维持这种传统，皇帝亲征可能还会是一种灾难。
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野、兵部左侍郎于谦为什么反对英宗亲征，原因就在这里。但自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接连去世之后，英宗已经将宦官王振作为了皇权代理人，对其言听计从，果断亲征。
明军这次出动了五十万人。说实话，在冷兵器时代，能够操盘大军团作战的人都必须得是精英中的精英，像王翦、韩信这种级别的人才能打好这张牌。此时的英宗不仅是庸主一枚，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明军中也没有军事水平过于出彩的人物，所以明军出征就已经注定了其悲剧。
果然，大同的战事很复杂，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等人和也先战于阳和（今山西阳高），明军全军覆没，宋瑛和朱冕战死，石亨逃归。英宗到了大同之后是连日风雨，加之军中发生了夜惊现象，于是又准备退兵。
可见，大明的卫所制在正统年间是一个转折点：正统之前，京军还能承担起对外用兵的重任；正统之后，京军是能力、实力双向滑坡。
再加上此时是不懂军事的英宗和王振领兵，明军的战斗力就更可想而知了。明军为什么会发生夜惊现象，原因就在于此。
明军撤兵之后就是悲剧连着悲剧，先是恭顺侯吴克忠战死于宣府，接着又是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在鹞儿岭全军覆没。由于王振没有让明军进入怀来县城据城守卫，导致明军在土木堡被也先的骑兵军团团歼。
此战，不仅京军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勋贵群体也有五十多人战死，更重要的是英宗也成了也先的俘虏。大明瞬间就是生死存亡的危局。
大明天子守国门、皇帝亲征模式的短板在这一战中暴露无遗。
遭遇毁灭性打击，帝国秩序迅速就处于混乱状态，为了避险，众人都主张迁都。此时，于谦果断站了出来否定了迁都之议并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保卫京师的重任。因为于谦明白一个道理，只要国都南迁，黄河以北肯定不会为大明所有，到时候，天下又将是南北朝的模式。
在于谦、胡濙、太监金英等人的坚持下，监国的郕王也下定决心坚守京师。
当时京师的现状是，兵不满十万，而且还都是老弱，人心惶惶。在于谦建议征调各地军卫部署分别镇守各要塞之后，京师官民的情绪才稍微稳定了下来。郕王在无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京师保卫战。
没办法，勋贵缺位，郕王也只能重用文官。
此时，朝堂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在群臣讨论追究宦官王振责任的时候，王振党羽马顺站出来依仗王振的余威为老大辩解，还当场斥责了众人，结果引起了公愤，给事中王竑抡起拳头就开揍，众人见状也加入其中，当时就将马顺打死在朝堂上，秩序大乱。
请注意，这绝对不是王竑个人对宦官马顺的不满，而是整个文官集团情绪的宣泄，是文官集团对皇帝以宦官为代理人的反击。
郕王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吓得发抖。
以此次事件为拐点，文官拿到了大明朝政的主导权。当然，皇帝也在其中看到了文官的坐大、不受控，这也为于谦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为了更好的指挥北京保卫战，挫败也先以皇帝要挟大明的阴谋，于谦和大臣们商议，推郕王为皇帝。九月份，郕王即皇帝位，是为景帝。
以推立郕王为帝，文官凭借拥立之功，地位进一步拔高。
为了应对瓦剌南下的危局，于谦作出了如下安排：命令守边诸将协力防守；紧急进行征兵并制造大量兵器；安排诸将分守九门，于城外结营；将城关的居民迁入城内以免被瓦剌杀掠；将通州的粮食运来作为军饷...
危难之际，于谦的一套组合拳瞬时就让朝廷看到了希望，景帝命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帅全军。
在一系列战术布置之外，于谦还做了部分人事安排，保荐一些能力出众的文官出任巡抚，景帝都一一听从。按照大明的传统，地方总兵、都指挥使、布政使是要接受巡抚领导的，文官大量出任地方巡抚是对地方权力的进一步渗透。
我们不是怀疑于谦的忠心，只是特殊时期的安排确实造成了文官权力的扩张。从成祖时代开始，大明就有文官参赞军务的传统，如今，文官的权力进一步得到扩张。这也是造成于谦此后悲剧的原因之一。
面对瓦剌大军突破紫荆关，入围京师的危局，于谦亲自率领石亨、范广、武兴等武将列阵德胜门外和也先决战。
由于百姓的命运和朝廷深度绑定，所以北京保卫战事实是明军和百姓合作共同抗敌的一场经典战役，而蒙古骑兵近战不力、不善攻城的短板也暴露了出来，在相持五天没有任何进展而大明的地方军又源源不断往京师汇聚的情况下，也先就不得不撤兵，于谦率领全城军民成功打赢了北京保卫战。
由于于谦身上的标签毕竟是文官，加上在勋贵缺位的情况下文官发挥了主要作用，所以文官在大明朝廷的地位就进一步水涨船高。
战后，于谦以军功加官少保（从一品），总督军务。
也就是说，勋贵战死政治失衡、文官拥立郕王为帝并打赢北京保卫战，使文官集团一朝崛起，一家独大。
此后，文官就成为了皇权的代理人：也先要将英宗送回来故意制造大明的内部矛盾，于谦同意，但却坚持景帝的皇位不动，景帝同意；于谦提出的所有建议，景帝基本上都采纳；景帝的所有重要决策，几乎都会征询于谦的意见...
文官崛起、于谦执掌朝政严重损害了武将、宦官的利益，甚至一些求官不得的文官也成为了于谦的敌人。这就导致，一旦景帝驾崩，这些人定会群而攻之，置于谦于死地。
最重要的是，于谦此人还非常清廉，这些人根本找不到把柄攻击于谦，只能暂时隐忍。
景泰八年（1457），景帝重病，卧床不起，武将石亨、宦官曹吉祥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立英宗复位。
等于是，武将和宦官为了夺回权力重新选择英宗为他们的代言人。
而英宗为了夺回皇权也就迎合了这帮人，在复位之后以谋逆之罪杀了于谦。当然，这也是为了给夺门之变正名，证明自己复位的合法性。
怎么说呢，英宗只有否定了文官、于谦的军功，才能为自己正名，从而驾驭朝堂。但更重要的是，英宗是以诛杀于谦、王文的方式来震慑整个文官群体，对文官一家独大的格局进行打击。同时被杀的还有于谦提拔的贵州巡抚蒋琳。
全是政治戏。
都说英宗军事很菜，可此人玩起政治来也足够老辣。在初步坐稳了皇位之后，英宗又将夺门之变的功臣清除出权力中枢：徐友贞充军云南、石亨下狱被杀、曹吉祥被灭族。
做完这些，英宗的皇权已经不受任何势力的制约。不得不服，明朝皇帝虽然不羁放荡，但政治手腕都足够毒辣。
等于说，英宗以诛杀于谦的方式沉重打击了崛起的文官集团，又通过诛杀石亨、曹吉祥摆脱了武将、宦官的束缚，在最大程度上集中了皇权。
但由于勋贵阶层在土木堡事变中遭遇重击，文官集团完成了对权力的大面积渗透，大明此后还是文官一家独大的格局，明朝中后期的历史本质上就是皇帝以宦官为打手和文官集团的长期博弈。
成化初年（1465），于谦儿子于冕写信向皇帝申冤，宪宗恢复了于谦的官位并派人祭奠：“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弘治二年（1489），孝宗谥于谦为忠愍，并建立祠堂，号为旌功。神宗时，又改谥号为忠肃。
大明朝廷终于为于谦恢复了名誉。
可这一切都是不同时期皇权的需要。可怜于谦奋斗一生最终还是走不出权力的围城。
最后就用于谦的诗词来结束本文吧：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对于有些人来说，肉体并不重要，精神才是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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