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明教，并曾称臣于小明王韩林儿的宋政权，所以，人们自然会将大明的国号和明教进行关联。实际上，朱元璋在建立大明以后一直试图在抹去帝国和明教之间的关系，以“明”为国号，其实是对手下诸将、儒生、诸侯降将、老百姓感情和利益的同时照顾。
历史上国号的由来大体有三种:要么是其定都的地名，如公孙述的成家；要么以其爵位命名，如王莽的新朝就取自其在汉的爵位新都侯，还有唐国公李渊以“唐”为国号；要么以其最初起事之名为国号，比如秦汉。
当然，还有金国以其地有金矿为由以“金”为国号，还有忽必烈从《易经》“大哉乾元”句中取国号“元”。
但大明的国号却完全不是按照传统从爵位、定都的地名和起事时的称呼中截取。
宋龙凤七年（1361）正月，朱元璋被封为吴国公，龙凤十年（1364）正月，进封为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即皇帝位，以“明”为国号，建元洪武。
完全和此前的爵位、创业前后的地名、称呼无关。对于此，《明史》和《明实录》等官方著作也没有进行解释，只有太祖即位诏书中的一句:“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
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大明的国号和明教有关。
但朱元璋从龙凤十二年（1366）开始就极力撇清自己出身红巾军，还在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斥责“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妖言。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从汴梁回应天之后，还在李善长的请求下，明确禁止白莲教和明教，后期更是将其上升到律法的高度:“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朱元璋明确禁止明教，当然也不可能让国号和明教产生关联。
至于朱元璋为何要禁止明教则是因为，明教有弥勒三十次入世的说法，如果让明教继续存在，那么就给了某些反对明朝的人以理由，他们都可以称弥勒，为明王，取明而代之。
明显是给了造反者理论层面的依据。
就这，后来依然有人不断打着明教的旗号造反，比如:永乐年间，陕西人金刚奴和其党羽起事，田九成称后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宣德年间，山东文登县僧人明本诈称转轮王出世；英宗朝的“七佛祖师暴动”；宪宗朝乌罗人石全州称明王；嘉靖年间，李福达自称弥勒佛；天启二年（1622），山东白莲教教徒王好贤、徐鸿儒起事…
以宗教的名义造反贯穿了明朝历史的始终。
可见，朱元璋禁止明教是在维护大明王朝的合法性。
同时，朱元璋禁止明教也是为了维护浙东儒生的利益。以刘基、宋濂、叶琛为代表的儒生群体，其价值观和信仰不仅与明教毫不兼容，而且，这些人和小明王父子也没有任何关系。
元朝末年，这个群体曾是打击红巾军的主力就能说明问题。
至于他们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出身红巾军的朱元璋又是因为，元朝已经无力回天，地方豪绅需要寻找新的代理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拥有雄厚武力且能力在线的朱元璋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等于是，儒生群体选择朱元璋出于两个层面的考虑:为了维护千年来以儒教为理论支撑的礼仪、秩序、价值观、制度等；为了保护自身和家族利益。
而朱元璋也需要地方豪绅的支持以增强其实力，更需要这些儒家精英助力自己建立新的秩序，开创帝王之业。等于是，儒生和朱元璋之间是双向选择，互相需要。
既然朱元璋已经代表了儒生的利益，那么就必须迎合儒生们的心理期许，去明教化。当然，儒生的需求也是朱元璋的个人意志。小明王被杀就是儒生和朱元璋合作的结果。
但是呢，朱元璋手下诸将却有部分曾一度忠于小明王的势力，而且，还有徐寿辉天完国、陈友谅汉国的降将，这些人同样出自红巾军系统。
所以，朱元璋去明教化就必须得考虑这两拨人的感受，于是就只能以“明”为国号，一是表明自己继承了小明王的法统，一是宣示“明王”已经出世。
这样，旧势力的情绪就被安抚。同时，儒生们的情绪也被照顾到，因为“明”义为光明，分之则为日月，礼有祀“大明”，符合儒家的理论体系。
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朱元璋起自南方的新朝灭掉了北方的元朝，以火克水，以明制暗，也属于儒家的理论体系，所以，儒生们很自然就接受了“明”的国号。
那些曾经加入明教的百姓的心理也同时被照顾到了。
等于是，朱元璋以“明”为国号同时迎合了合股势力，大家都以为“明”的国号符合了自己内心所期待的意义。
太祖的精明由此可见。
至于明朝为什么将朱元璋称帝前一年的1367年称为吴元年则是因为，这一年，朱元璋很可能还是奉小明王龙凤政权的正朔。
既然其已经否定了明教，否定了小明王的宋政权，那么就太有必要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进行修改，于是就有了龙凤十三年为吴元年的说法。
一切都在抹除明政权的明教痕迹。
很可能，朱元璋以“明”为国号也是向外界证明，大明继承了大元的法统，因为“大明”同样出自《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朱元璋是顶尖的政治选手，他当然明白继承大元法统的意义：大明继承了大元的法统，也就有了占据元时所有领土的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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