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芬
1971年出生，浙江舟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2008年卷丛书入选者，曾获2010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2012年《作品》文学奖，2023年“储吉旺文学奖”主奖；2002年开始写作，已在《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期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120多万字，出版小说集《披肩》《追鱼》，长篇小说《离觞》《海上繁花》。
2024-6《收获》
中篇小说《浪淘沙》（杨怡芬）
曾被潜规则的女公务员小葵，在床照曝光后被迫辞职并离婚。疾风骤雨下，她躲回老家疗伤，不料偶遇昔日发小田雷，出任他刚收购的海产公司的法人。小葵原以为自己重新开启新生活，却不知这家公司成了田雷不断扩张的事业版图的提款机。巨额债务压垮了田雷，危机时刻，有人力挽狂澜，出手收购了小葵的公司，纠缠着爱情、权力和不明目的，新的转机开始了……
《收获》书评·257
创伤与自愈
——评杨怡芬《浪淘沙》
夏雪飞
初见小说名《浪淘沙》，感觉不那么“杨怡芬”了，她此前的小说，大多如涓涓细流，即便是以“地狱航船”里斯本丸号为蓝本的战争题材小说，也冠以《海上繁花》这样的题名，是对舟山渔民美好人性的颂扬，重点落在了对和平的渴望上。这次她的《浪淘沙》，看题目，以为她是要写出宏观的大气势，然而细细读来，她还是那个熨帖着生活本味的作家，《浪淘沙》，写的是“沙”而非大浪，再往细里说，是大浪中的人创伤与自愈的故事，于是，这又是“杨怡芬”了。
《浪淘沙》是作者“改革开放系列”中的一篇，系列共包括四篇中篇小说，都以出生、成长于舟山的女子小葵为主人公，其中有三篇已经发表：《银河之眼》2022年发表于《文学港》，写少女时代的小葵；《鱼尾纹》2017年发表于《花城》，写工作以后嫁为人妇的小葵；《与海豚同游》2024年发表于《芙蓉》，写成为女企业家后的小葵。这次发表于2024年第6期《收获》的《浪淘沙》，从时间节点来看，是《与海豚同游》的前传，写小葵从公务员岗位上辞职到成为女企业家的过程。小说的场景更替，依然是在作者熟悉的舟山兜兜转转，这是一个神奇的场域，为海洋所封闭，却也迎接着四方的来客，也正是舟山这一独特的能量场，成就了杨怡芬小说中于世俗中见传奇，于无声中听惊雷的特别况味。
一
为女性作传，是杨怡芬一以贯之的写作对象，也是杨怡芬写作态度的最佳注脚。《浪淘沙》中的小葵，原本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家庭幸福，生活稳定而美满，然而由于受到局长的牵连，她不得不与丈夫离婚，儿子跟着前夫离开了舟山。碍于面子，她也不得不从原单位辞职。受牵连的原因，是一张“床照”。五年前，小葵参加了单位的一个副科级职位的竞争，为了能够顺利击败对手，她成了局长的情人，不知局长有没有尽力为她斡旋，最后她在竞争中还是败北。这段经历成为了一颗地雷，在五年后被引爆了，即将退休的局长被举报，“床照”是举报材料之一，小葵与局长的那段过往也随之浮出海面。这是小说的开始，也是小葵走向女企业家的第一步。
“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些字眼在近些年的大众传媒中被反复炒作，呈现出狂欢的姿态。在大众的狂欢化叙事中，权力被极大地妖魔化，高高在上地俯瞰藐视甚至是蹂躏大众，大众的反抗则是将权力再度编撰、改写，使其在妖魔化和本质化的道路上一去不返。尤其是“权色交易”，除了权力之外，还因为对女性身体、性别的窥探引爆了大众的神经，长期占据了众多新媒体的热搜榜。小葵和局长的故事，是典型的“权色交易”，小葵相貌不俗，局长大权在握，加上副科级的职位这条导火索，二人水到渠成。“权色交易”叙事纠缠着女性身体、权力与意识形态倡导的反腐，向权力投降的女性身体被想象为淫荡的和被压迫的，男性（权力）/压迫者与女性/被压迫者似乎天然地牵连着，形成了大众想象的基调以及兴奋点。然而，与这种两分法叙事截然不同的是，在《浪淘沙》中，小葵和局长的故事并非在压迫和被压迫的框架下建构，而是强调了合谋，也正是因为对这种“合谋”的自知与反省，小葵才走出了从创伤中自愈的第一步。《浪淘沙》的开篇，小葵在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词，其中之一是“照片”，也就是她和局长的“床照”。这个词被“写了好几遍，被加粗得很醒目。”这一写下词语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确认和反省的过程。在这个隐藏在权力之后的实则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小葵并未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压迫者，并未通过赋予自己一个“被压迫者”的身份而获得豁免权，相反，她甚至回忆/反思了“床照”的起因：
“起因确实是因为一摞照片，摄于2004年的朱家尖海滨酒店——那家酒店，躺在床上就能看日出。我约我的局长在那里见面。为什么要约他在那里见面？不知道，我就是想着能在床上看日出，就选了那里。床上？对的，就是床上。”
小葵清醒地意识到，主动者是她自己，她对事情的始末始终是自省的：主动约局长去酒店、为了欣赏日出，选择靠窗的位置，因此被人拍下了“床照”。作者对二人的关系作了模糊化的处理，并未将二人定格在纯粹的权色交易中，除了权力之外，小葵与局长的关系还夹杂着女性对于男性身体、以及个人情感需求的渴望，小葵的这些“观自身”之举无疑带有着强烈的自省意识。瑞士哲学家耿宁有言：“惟有通过对自己或他人的体验的反思，我们才获得对我们的经验的主体性的认识。”[1]反思，或者说反省，在东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学派通过“三省吾身”来进行道德实践；佛教强调“观心”；古希腊哲学中强调“自知”，其目的都是通过反省自身而实现对存在、对主体性的确认。从这一角度看，《浪淘沙》甫一开始，杨怡芬就为小葵设定以自省达至自愈的路径，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局长的过往其实是“向权力投降”，也是某些情感的需求。这样的自省意识在后文中也得到展现：小葵与朱见鹤恋爱之后，她向朱见鹤坦诚自己与局长的一段过往，二人的反应颇值得玩味：
“小葵也说了她被离婚的理由，差不多和对姆妈说的一样，朱见鹤怒道：‘是在年会上发生的事吧？就是有这样的老男人的！我们前面那个老总就专挑这个时节把大家都带出去开个宾馆，他好对有些姿色的人妻下手。这种时候大家都喝点酒的，后来连想斥责他都难说出口……’小葵本想说不是这样的，局长那时候不是老男人，她自己也有责任。可她到底没说出口，因为羞愧而落下的泪水，让她更觉得羞愧。”
在朱见鹤的表述中，朱见鹤将局长形塑成“老男人”，“年会”“喝了点酒”这些关键词与其说是朱见鹤对小葵的宽容，更不如说是朱见鹤说服自身的过程，这里无疑包含了男性对于女性的道德期待，在朱见鹤那里，惟有在“权色交易”中的“被压迫者”，才有机会获得再次出发的许可。朱见鹤的言行其实契合着近年甚嚣尘上对“完美受害者”的期待。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某一方进行完美化的塑造，对于“完美”或者“不完美”的判断褫夺了对于责任或者法律的理性判断，妨碍了对于平等的追求。然而，在朱见鹤为小葵开脱（也是说服自己）之后，小葵大可以“表演”以确认和强化“弱势者”的身份，但她却觉得羞愧，觉得“局长那时候不是老男人，她自己也有责任”，这些话虽然未说出口，但是这种自省意识却是她确认女性自我，获得主体性从而自愈的重要途径。
二
与局长的“床照”被爆之后，作者将小葵形容成一只望潮，在冬天断掉了腕足，她如此描写这种海水中的动物：
“这种在潮间带上钻洞居住的八爪鱼的近亲，天寒地冻难以觅食时，就啃自己的腕足保命，直到只剩一个光溜溜的身子，它会用尽最后一口力气，钻出洞口，等待最后一次涨潮。潮起潮落，潮水会带它到远海。它在潮水中一寸寸死去，它体内的幼子们一粒粒成熟，在某一刻纷纷破壳而出，成为新的忘潮。”
“一寸寸死去”，是出事后的小葵对自身的认知，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工作，甚至多年的积蓄也套牢在股市里。局长面临的是政治的审判，而小葵更多面临着道德的审判。与局长的“床照”被曝后，因为竞争对手的大肆宣传，小葵单位的保洁阿姨见到她，都远远地避开，似乎小葵是一个比垃圾更脏的存在。小葵意识到，如果继续在原单位工作，“除了卑微，她还得活在羞耻当中，旁人看向她的每一眼，都将是审判。在想象中，她就是那个被刺了红字的女人，她承受不了。”小葵的丈夫庄东明因为小葵是自己儿子的母亲，不想让自己和儿子陷入难堪，所以动用人脉给小葵帮忙，最后的结果是拿回了照片，小葵的名字也未被公之于众。其实，无论是在同事还是在丈夫庄东明那里，小葵已经不是同事或者妻子了，而是一个被审判者，其他所有人都站在道德的高地，借小葵的“失足”获得“法官”的权力感。于是，为了摆脱被审判者的身份，小葵辞职了，她的“自断腕足”其实是对于“被审判者”的剥离，同时也是对大众定义中的出轨女性身份的解构。
然而，对于原身份剥离也带来了焦虑和困境，作者将其形容为“自断腕足”，很大程度上，“自断腕足”的比喻隐含了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在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中，身份是指个人在某个社会中自我概念和价值观，个人通过构建自我叙事来构建这种概念和价值观，这种构建过程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从这个角度看，小葵的辞职和离婚，也可以看作是对自我叙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中断。因而，建构新的自我叙事成为走出困境的关键。阿姆的到来开启了小葵建构新身份的第一步，得知小葵受局长牵连的事后，阿姆从老家小岛赶来舟山本岛看望小葵。小葵蜷缩在客厅里，听阿姆用钥匙打开了自己家的门，她“看着阿姆推门进来，身后的走廊灯打在她微微佝偻的背上。她的手上提着一个大袋子，花白的头发新染过了，黑亮。小小葵总会抢着去提妈妈采购回来的袋子，那里头，在上海药皂、中华牙膏、袋装白糖、番薯粉丝这样的东西之间，会有一个小牛皮纸包，里面会有几颗话梅硬糖或一个奶油面包，运气好的时候，会有一罐糖水杨梅。现在，那大袋子里，会是今天菜园里收上来的萝卜、花菜吧，可能还有刚出水的鱼虾，岛上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小葵吞咽了一下口水，这是她这几天来第一次感到饥饿。”阿姆到来后，先是给小葵一个拥抱，然后给她做了一碗粥，看她喝完后又给她铺好了被窝，守着她睡了一觉。睡着的小葵梦回到了阿姆的子宫里，阿姆挺着孕肚在秧田里插秧。从“感到饥饿”（感知身体）到梦回母亲的孕肚（回归开端），这一过程类似“重生”，是小葵从走出创伤的潜意识表达，然而，她真正走出创伤，还需要母亲的再次“点拨”。小葵睡醒后，她告诉阿姆自己的梦，她梦见挺着孕肚插秧的阿姆，阿姆的回答甚至有些答非所问和轻描淡写，“跌个跟头，就爬起来。跌疼了，就缓一阵子。怕什么？”
在小葵和阿姆的对话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阿姆劝说小葵，此次的事情，就当是高考没考上，她让小葵回归原点，换个活法试试。起初小葵并不认同阿姆的话，她“挪开了身子，让阿姆的手摸了个空，悬在那里”，阿姆的手本来是一直放在小葵的背上的。紧接着，小葵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其实也是阿姆的成功和失败，她和阿姆是天然一体的，于是，她“移了移身子，重新接住了阿姆的手，它稳当有力地摩挲着她。”在中国现当代关于家庭关系的书写中，我们极少看到母女如此亲近的书写方式：出嫁后的女儿与母亲互相拥抱，母亲以摩挲女儿后背的方式安慰她。在很多关于家庭关系的文本中，个人常常需以从家庭中割裂出来的方式完成对自我的确认，这一叙事策略早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就形成了传统，如巴金的《家》、《春》、《秋》，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家庭小说，年轻一代对自我的寻找往往伴随着离家出走的举动。与家庭描写中的这个传统不同，杨怡芬很关注家庭尤其是母亲给予后辈的力量，母亲的到来成为小葵走出创伤且建构新身份的开始。母亲带给女儿的，不仅是亲情的宽慰，更有一种颇具哲思的睿智，这种睿智是关于“出”和“无”的具象表达。老子说“有生于无”，佛教谈“出世”，苏轼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谈当局者迷，而王安石借“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谈身居高处可以避免浮云遮眼，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出”和“无”的思维，出迷局，有生于无，这些古老的哲思中化为了小葵母亲的一句话“就当你高考没有成功，换个活法试试。”换个活法，是对原来身份的剥离，而回归到“无”，又是“有”的开端。
阿姆以古老的睿智带领小葵走出创伤后，另一位女性——朱见鹤的母亲柳局长则成为了小葵的另一个领路人。小葵辞职后，到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家哥哥田雷的水产公司工作，朱见鹤是公司的财总，二人在工作中互生情愫，后结为夫妻。小葵能够和朱见鹤修成正果且后来拥有自己事业，这些都与朱见鹤的母亲密不可分。朱见鹤的母亲与小葵的初次见面，是“阿姆化”的：“有一天，朱总的妈妈来了办公室，她看着和阿姆差不多年纪，也染了一头过分乌黑的头发，但她的身姿挺拔，面容显嫩，眼神坚定，世界似乎尽在她的掌控之中。”和阿姆差不多的年纪，也染了乌黑的头发，这些都和小葵的阿姆相似，而且，在以后的相处中，朱见鹤的母亲也确实对小葵有很大的帮助：她经常给小葵公司的经营提供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不计较小葵的过去，支持小葵和朱见鹤的婚事；在小葵公司破产之后，拿出钱来帮助小葵还清欠款；在得知同学田雷自杀身亡后，小葵一时难以接受，朱见鹤的妈妈“抱住她，摸住她的后背”安慰她。这一幕似曾相识，小葵和局长的“床照”曝光后，她的阿姆也曾经这样抚着她的后背。从第一次小葵与朱见鹤的母亲相见，到二人成为婆媳以及生意伙伴，作者将朱见鹤的母亲和小葵之间是婆媳关系做了理想化表达，二人甚至在挑选黄金首饰等事情上也心有灵犀，这些与主流书写中对婆媳间龃龉的揭示相比，作者对小葵和婆婆关系的塑造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然而，这又何尝不是对新写实潮流的一种反叛呢？返璞归真，返回到对“真善美”的追求中。
三
在小葵走出创伤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似乎不得不提，那就是田雷。在作者的《创作谈》中，她提及田雷这一人物形象的完善源自编辑的建议，编辑觉得“田雷的暗线被严重忽略。我细细一想，有道理啊，田雷的出场戏里夹带我很多对于故乡的感情，这是‘私货’，我不嫌多，读者会觉得拖沓。”[2]虽然无法窥见田雷在原稿中是如何出场、又如何“拖沓”的，但是从当前的文本来看，这一人物的塑造，或者说这一暗线，无疑非常成功，他将小葵和舟山联系在了一起。田雷不仅是浙东商人的代表，更象征了一种文化精神，这同样也是杨怡芬的“私货”，是一个作家确立自己身份最为重要的标志。
故乡是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主题，福克纳那邮票大的故乡——杰弗生镇、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镇、莫言的高密乡、叶兆言的南京，都是作家们走向世界的名片。杨怡芬的创作也绕不开她的故乡——舟山。她的较早的中篇小说《披肩》《棋牌室》写现代社会中的舟山女性、《追鱼》写舟山的戏曲文化、近几年的长篇小说《离觞》写的是战争中舟山定海男女慌乱的爱情和离别、《海上繁花》写二战中舟山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拯救“里斯本丸号”上的战俘。从数量上来说，杨怡芬的创作不算多，然而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讲述着舟山的故事，她背靠舟山，舟山也因她而被书写。
田雷是小葵走出创伤的另一个情感支撑。在得知小葵出事后，田雷约了七八个舟山在外地的生意人回到舟山，名义上是搞一个海滩篝火晚会，其实是为了给小葵一个职位。田雷的出场伴着对舟山某小岛风物的描写：海边的泥涂、味道鲜美的弹涂鱼、远处的造船厂、被遗弃的木船，一桩桩一幕幕都次第展开，将田雷托出文字的地平线。田雷和小葵青梅竹马，长大后，小葵考上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田雷则先是在乡政府工作，后来辞职下海，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辞职后的小葵，接受了田雷给她的工作，去宁波担任挂名的经营人，管理田雷的一家水产公司。后来，田雷在其他地方投资失败掏空了水产公司的家底，小葵因此负债，而田雷则在舟山自己家的车库里自杀了。
田雷刚出场时，和他一起参加海滩篝火晚会的，还有七八位同乡好友，“都是在外头做生意的，在上海、在广东、在宁波，最远的在新疆，就为来这海滩上烧船木篝火，打了飞的就回来了。”整个篝火晚会中，这些成功人士们一直都在谈国内国外的经济形势、谈投资、谈金融、谈贷款，“话题密密麻麻，做实业的、做商贸的、做金融的、做股票的和做房地产的，观点不一。小葵听着，引发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她还算熟悉的概念。这些概念，通常会出现在她写的材料里，和时刻在涌动的市场看着很近。”书写群像，是杨怡芬叙述舟山的方式，《离觞》中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男男女女们；《海上繁花》中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战俘的舟山渔民们；《浪淘沙》中出生于舟山又出门做生意的年轻人们。《浪淘沙》中，我们无缘得见那次篝火晚会中其他生意人的情况，但作为他们的代表，田雷的故事显然是作者对舟山精神的一种表达，其中饱含了作者一以贯之的故乡情怀。
如果说在对于舟山精神的建构中，杨怡芬的上一篇长篇小说《海上繁花》着力于对大爱精神和担当的刻画，在这一篇《浪淘沙》中，田雷身上体现出来的舟山精神则通过失败叙事而完成。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描写失败者更易使人动容，《包法利夫人》《红楼梦》等小说中，主人公的悲剧和失败令人叹息，因为这些文本中饱含了对于繁花易逝、世事无常的感慨。田雷是浙东商人的缩影，投资、赚钱、失败、跑路、自杀，这些词语在网络时代屡见不鲜，然而，田雷与其他生意失败的人不同的是，他并未跑路，而是选择了自杀，这一结局无疑使得他具有了一个末路英雄的悲剧感。从这一角度看，田雷的“失败”就不仅仅是一个情节的设置，而是具有了超越性和审美意义。
田雷与小葵，同为舟山的儿女，二人其实有着某种难以厘清的关系。他们小时候青梅竹马，长大后，田雷亲吻小葵却被拒绝，小葵拒绝他的原因是因为一时难以接受二人关系的转变，之前她一直将田雷视作哥哥。后来篝火晚会上，他们的默契和眼神的交流又有些暧昧不明。小葵接受了田雷给自己的工作，担任水产公司的名义经营者，二人又成为了利益共同体。某种程度上，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对二人未了情愫的一种交代，田雷的成功是小葵的成功，田雷的失败也是小葵的失败。田雷自杀之前，小葵既是田雷的合伙人，与田雷合为一个“细胞”，田雷的自杀是“细胞”分裂的契机，也是小葵从这个悲剧人物身上获得力量，并走出创伤的最后一步。从“床照”曝光，到跟随阿姆回到自己出生的小岛，到跟着田雷做生意，再到最后田雷自杀，小葵一步步走出困境。这一历程是小葵走出创伤获得自愈的过程，也是小葵的成长过程，故乡舟山是游子的港湾，它给予失败者最深沉的拥抱（田雷回到故乡自杀），或者给予失败者再次望向大海的力量，扬帆远航。这，或许是海岛的意义，也是杨怡芬写作的力量之源。
[1] [瑞]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倪梁康、张庆熊、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84页。
[2] 杨怡芬：《和编辑一起完成的小说》
本文作者简介：
夏雪飞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时期以来的江南书写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哲学社科项目等多个社科类项目。独立出版专著一部，在《小说评论》《红楼梦学刊》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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