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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两间》(孙颙)简介:
戊戌变法失败后,七君子被问斩菜市口,谭嗣同的幕僚徐方白在血雨腥风中出逃,飘零在上海滩。纷纭复杂的东方开埠口岸,充满了一个古老国家在毁灭与新生间的挣扎:清王朝穷途末路出尔反尔,西洋人坚船利炮得寸进尺,各级官员为高官厚禄极尽任性糊涂,一干能臣于危局中机关算尽,革命党人尚在异国他乡积蓄着剖天之力,而江湖中正充斥着义和团血性莽撞之气……满蓄“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志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要怎样在沧海横流中完成“补天”的责任?又怎样在新旧交替的时刻先完成自身现代化的转型?铁屋子里的徐方白们只能留下“荷戟独彷徨”的时代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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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间
孙颙
二
马车分明是朝郊外奔驰,迎面扑来的风,带着庄稼地的野味,越来越猛。客栈老板想得周到,有棉袍披着,飕飕的风,从身边掠过,就减少了寒意。在客栈里藏了好多日子,室外的空气,让心胸清爽起来,徐方白的精神恢复不少,心情却依然忧郁。恍若隔世啊,这世上,再没有了兄长般的谭嗣同,因维新变法聚集的朋友们,烟消云散——曾二见他沉默不语,宽慰他道:“徐先生,京城的道,我都熟,闭着双眼,也不会走错。我知道如何避开哨卡,您尽管放心!”马蹄声里,赶车的哈哈一笑:“七爷吩咐下来,您徐先生是国家栋梁之材,我不敢稍有差池。若是碰到盘查的,我会应对——您是做买卖的,我的老板,我们奔通州去!”“七爷的意思啊。我的马车跑不了千里之遥,没法送先生去南方。不过,七爷说了,您走得越远越安全。”曾二解释道,“通州还有漕运的船,船上有七爷的生死之交,都打过招呼,自然无忧,您上了船,就可顺利南下!”徐方白万念交集,百无一用是书生,危难之际,还是这帮江湖朋友肯挺身而出,侠气冲天,他不由喃喃自语:“谢谢,谢谢你们!我徐方白但有出头之日,当一一报恩。”“报啥恩啊,江湖之上,但凡见好人落难,都肯出手相帮。”曾二爽朗地笑着,又补充道,“七爷面子大,我们都听他调遣。”曾二摇摇头:“见不着啊。官府想逮他,没门,他来无影去无踪!七爷托了朋友来找我,说徐先生乃国之栋梁,要我务必照料周全!”徐方白暗自惭愧,无德无能,辜负了这帮江湖朋友。自己不过是个落魄的书生,谭先生他们才是国之栋梁!唉,他在心中叹气,也许,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按七爷的嘱托,把谭先生他们救国救民的浩然正气,用文字记录下来,传诸后世。船声桨影,一路风尘。兜兜转转,一个来月,在七爷各路朋友的帮助下,徐方白终于来到了久仰的上海滩。说久仰,不为过,去京城谋生之前,徐方白的目标,一度是上海。他知道,上海万商云集,自己不做生意,读书人而已,那里也是个好地方,出版不同的书报,上面有来自海外的新鲜知识。他最后选择去了京师,是拗不过读书人千年的宿命。你悬梁刺股地拼命读书,家里人节衣缩食养着,不就是期盼你挣个仕途前程吗?徐方白的父亲走得早,只留下几亩薄田,家中的老母亲不识字,平日里连口肉都不舍得吃,儿子的三餐却是周全的。她平生的心愿,是指望儿子有出息了,荣宗耀祖。那是必须到京城去的。谁知,在京城遇见了湖南老乡谭嗣同,是遇到了“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身不由己地卷入这股潮流。仕途的梦消散了,反而成为官府的追捕对象,落荒而逃,连老家也不能归去,不能见母亲一面。命运兜一大圈,还是来到了陌生的上海滩。徐方白明白七爷的意思,往南跑,清廷的控制力就弱了。上海更加特别些,这里各种势力混杂,还有洋人的租界。听说,先前逃亡的维新变法分子,多数是先到了上海,再设法东渡海外。徐方白没有出国避难的想法。他毕竟不像康梁等大人物招眼,要在上海隐匿下来,还是容易的。另外,他匆忙离京,除了七爷给的银两,两袖清风,连盘缠也没有。南下,一路上,都是七爷打点,靠了七爷的面子。往后,要靠自己生存了。一个文弱的书生,能够想到的谋生之道,自然是做教书先生。困难之处是他在上海无亲无故,两眼一抹黑,想教书,也找不到门路。徐方白找了家便宜的旅馆落脚,向旅馆伙计打听社会风情,了解上海滩市面的情况。按伙计指点,他决定去四马路跑一趟。上海四马路,名声在外,京城里也听到过,是女人做独门生意的地方;还不像古时候那般斯文的模样,吟诗弹琴,才子佳人,杜十娘与负心汉,有些儿场面上的故事;那一带,简明扼要,不过是直奔主题的低级生意,凡此种种,徐方白听着就脸红,绝对不敢光顾。但上海四马路,另有一种名气,就是卖各种新式的书报杂志。徐方白囊中羞涩,不敢放开来买,挑了几份廉价的报纸,带回旅馆来细读。他听伙计说,报纸夹缝里,会有各种小广告,富贵人家招家庭教师,也在上面登启事,或许,能让徐方白找到谋生的差事。这一看,引得徐方白又要号啕大哭。报纸上,最醒目的文字,都与朝廷追杀维新派有关。谭嗣同等六人,在菜市口被砍头的情景,血淋淋的纪实,还有模糊不清的照片。照片上的谭先生,悲壮而死不瞑目的神情,催人泪下。读到小报记者的文字,说是沿路有人向六位志士丢菜皮鸡蛋,更是令徐方白义愤填膺。愚昧者何其之多,哪里晓得,这些就义者,是国家真正的英雄。他们舍生忘死,临了,还受如此屈辱?同为民间,既有丢菜皮者的愚昧无知,也有胡七和客栈老板的侠义肝胆,犹如营养贫乏的老树上,长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果子,苦涩与甘甜,差距何其之大!这会儿,徐方白想到七爷的嘱托,是的,这个启蒙民众的责任,他徐方白必须承担,维新变法诸君的真实面貌,应该详细记录,让子孙后代铭记他们的牺牲!报纸上,最珍贵的记叙,是录下了谭先生的刑前绝笔。煞尾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徐方白顾不得旅馆人多耳杂,竟然朗声念了出来。他熟悉谭先生胸怀万丈的语言风格,确信这样的文字是先生所作,是从他内心深处奔涌而出的呼喊。关于谭嗣同的绝命诗,记者写下解释,重点释读最后一句:“肝胆”,很好理解,来自成语“肝胆相照”;那么,“去留”和“两昆仑”是什么意思?记者说,他向维新变法的二号人物咨询,得以明白其中深意,“去留”指变法诸君有去有留,留下就义的如谭嗣同,出走海外以谋将来的如康有为,他们是两相呼应的昆仑山。徐方白想,所谓二号人物,应该是梁启超。徐方白与梁启超不熟,仅是点头之交,心里尊敬他,但是,梁启超对谭先生绝命诗的注解,徐方白是不能同意的。按梁启超的解释,绝命诗,是把“去留”的康谭双方,说成是“两昆仑”。徐方白知道,谭先生的英雄气概,是表现在参与变法的义无反顾上,他平时为人儒雅平和,不会将自己比喻为“昆仑”,何况,谭先生饱读诗书,为文谨慎,字字推敲,不会写出世间有两座昆仑山那样的意思。那么,此句如何解释,才符合谭先生本意呢?徐方白有自己的看法。谭嗣同喜爱武术,所以先后奉双刀胡七和单刀王五为师,胡王二位,均属于昆仑派,所谓“两昆仑”,正是指这两位昆仑派大师,如此便解释通了。那夜,浏阳会馆,大批兵丁围攻之前,王五和胡七执意劝谭嗣同出走,谭嗣同坚持留下,愿为变法献出一腔热血。谭先生“留”,赶二位师傅“去”,但是依然肝胆相照,都是为国为民。联系前面一句的“我自横刀向天笑”,意味更加清晰,谭嗣同与王胡二位,相识于刀,相交于刀,英雄豪气,贯穿于刀。谭嗣同对这两位昆仑派师傅是寄予厚望的,同时也借绝命诗,对变法者未掌握刀把子而遭惨败,表示了不甘心的痛惜。徐方白思忖,将来,他用文字记录维新变法大业时,将对谭嗣同的绝命诗,做出自己的注解,以免梁启超的说法误导后人。毕竟,谭嗣同与两位昆仑派师傅的故事,知道的人有限。眼面前,最紧迫的事情,需要找到活下去的路子。随身携带的那些银子,马上用完,小旅馆的老板,完全的商人算计,与京城客栈老板截然不同。只要徐方白付不出房钱,他会毫不客气地把徐方白丢到街上去。徐方白把几张报纸翻来覆去看,小报的夹缝广告,没有提供合适的信息,倒是一则新闻,给了徐方白希望:记者获悉,主持南洋公学的盛宣怀先生,礼聘维新变法派名士,张元济先生将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徐方白又惊又喜。没想到,张元济先生也到了上海。百日变法,张元济在坊间的名声,远不如康梁等人,不过,在变法参与者看来,张元济非同小可。张的才学与仕途,不去说了,单讲光绪皇帝的重视,就很耀眼。光绪召见康有为那天,张元济也一并奉诏入宫,与康有为一样待遇,被圣上单独面询,足见其在光绪皇帝心中的地位。张元济曾经两次上书,呈报维新变法大计,有自己完整的思路,并非跟着摇旗呐喊的角色。张元济和谭嗣同年龄相仿,都是有见识的文人,关系不错。谭嗣同与张元济讨论变法要义,书信让徐方白单独送去,徐方白就有了机会与这位名士相熟。文人之间,气息相投,容易成为朋友。张元济欣赏徐方白的博学和谦恭,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离京南下,随漕运的船在运河里颠簸,桨声帆影,没有诗情,平添愁绪。夜晚难以入眠,徐方白感慨命运的无常,参与维新变法的诸君,牺牲的牺牲,逃亡的逃亡,其余不知音信,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在单调的船声中随波逐流。当时,他曾想到张元济。徐方白担心,张元济树大招风,清廷不会放过他,唯恐这位朋友惨遭毒手。现在,得知他安然到达上海,自然额手相庆。同时,徐方白也为自己庆幸,张元济既然被盛宣怀礼聘到南洋公学,想来地位甚高,或许可以帮徐方白谋个糊口的差事。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前提是自个儿不能悲观丧气。徐方白的一线生机,竟然是从报纸缝里抠出来的。他轻轻吐出胸中的污浊之气。这家小旅馆,便宜的原因,是混杂着各地的商贩,单是贩卖海货者的腥味,就足以让徐方白吃不下饭。他囊中羞涩,干脆就少吃两顿了。第二天,徐方白换上长衫,问清楚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地址,兴冲冲出发,去找张元济先生。那地方,在上海虹口,这座城,算大去处,多张口问问,不难找。到了门口,徐方白却犯傻了,他的湖南口音,与门房杂役的苏北土语,实在有交流障碍。仿佛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杂役听不懂,就死活不让他进去。徐方白没有办法,只能在街上彳亍,眼睛盯住了译书院的大门,等待着张元济的现身。虽然目力不济,不过,张元济的身形举止,他鼻梁上架着的特殊的玻璃眼镜,徐方白是熟悉的,隔老远,一眼可以认出。一直等到正午,太阳高高地悬挂在城市的上空,才看到一架人力车逶迤而来,在译书院门口停下,有位身着西装的先生从人力车上下来,昂首挺胸地走向大门。徐方白唯恐慢了,在街对面就高喊起来:“菊生兄,等等我!”喊罢,唯恐张元济进了大门,自己又被杂役挡住,徐方白顾不得斯文,拔腿穿过街心,拦住了那位西装先生的去路。果然没有认错,正是在京师认识的张元济先生。张元济在京城时,碍着官场规矩,很少穿西装,到上海了,又不是官员身份,大约就自由得多。他脸上的模样,没啥变化,依旧架着一副圆圆的眼镜,他那智慧的目光,从薄薄的镜片后钻出来,温和地望着世间的一切。这一刻,张元济被徐方白突兀的高呼惊到,愣愣地转过头,看定街对面冲过来的长衫男。在京城里,时常有朋友称呼他“菊生兄”,到上海后,经常听到的称呼变为“张先生”,待到了南洋公学就职,又被尊称为“张院长”。这一声特别的“菊生兄”,顿时唤醒了已经淡忘的往事。 劫后重逢,唏嘘感慨,长吁短叹,一时多少话语!在张元济的办公室里坐定,泡壶清茶,老友促膝长谈,直说到日落天暗,月上树梢。(选读完,全文刊载于《收获》长篇小说2024秋卷)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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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颙
生于上海,1979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冬》,迄今已经出版《雪庐》、《风眼》等八部长篇小说,并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等二十余种。曾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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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长篇小说2024秋卷11月1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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