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颙
生于上海，1979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冬》，迄今已经出版《雪庐》、《风眼》等八部长篇小说，并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等二十余种。曾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本文作者：
李壮
青年评论家、青年诗人。1989年12月出生于山东青岛，现居北京，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有文学评论及诗歌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曾获《诗刊》“陈子昂诗歌奖”年度青年理论家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雪峰文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丁玲文学奖等。著有诗集《熔岩》《李壮坐在桥塔上》《午夜站台》、评论集《凝视集》《亡魂的深情》。
长篇《两间》（孙颙）简介：
戊戌变法失败后，七君子被问斩菜市口，谭嗣同的幕僚徐方白在血雨腥风中出逃，飘零在上海滩。纷纭复杂的东方开埠口岸，充满了一个古老国家在毁灭与新生间的挣扎：清王朝穷途末路出尔反尔，西洋人坚船利炮得寸进尺，各级官员为高官厚禄极尽任性糊涂，一干能臣于危局中机关算尽，革命党人尚在异国他乡积蓄着剖天之力，而江湖中正充斥着义和团血性莽撞之气……满蓄“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志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要怎样在沧海横流中完成“补天”的责任？又怎样在新旧交替的时刻先完成自身现代化的转型？铁屋子里的徐方白们只能留下“荷戟独彷徨”的时代背影……
评论
荷戟独彷徨
——评孙颙长篇小说《两间》 （续）
李壮
使命与爱
不同人物之间精神形象和生命状态的碰撞、交响、相互映衬，织就了小说的气息底色、话题层级。但一部小说实实在在的结构样态，仍需有内容性的线索作为支撑。《两间》中，以最有力的方式发挥着这种故事结构支撑性作用的，至少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使命”，一个是“爱”。
——或许可以用更加通俗、“网感”一点的表述来转译一下，“使命”对应的是事业线，而“爱”对应的是感情线。毫无疑问，这两条线都是从徐方白的角度来展开的。对于徐方白来说，这里又出现了另一种“两间余一卒”式的处境：使命是模糊的，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爱则是明确的，但他同样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先说使命问题。乍一看，徐方白在历史使命、自我价值实现这件事情上，似乎并不怎么模糊。至少从他的出场亮相来看，作为戊戌变法的参与者、一个被追捕而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人，徐方白的身上似乎笼罩着一层革新者，甚至革命者式的光环。但饶有意味的是，徐方白在戊戌变法中的行为和志向，在《两间》这部小说中始终没有获得实写，它们仅仅是人物小传中的一段“前史”。“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时事翻云覆雨，曾经的少年心气已是遗迹，所信之物已破灭，所随之人已作古，徐方白在小说里放眼未来，看到的竟只是一片雾一样的空白。这是历史低潮期所导致的人生低潮期，信什么、做什么，即便曾经是明朗的，但此刻又不得不重新模糊起来。如今我们知道，在近现代中国的痛苦转型过程中，一切的使命总无非会落脚到“启蒙”与“革命”上来。但这乃是后知之明。徐方白看不到这些——即便是辛亥革命，在小说中也只是以最终三郎来信说明已寄身武昌来暗示，而在那些真实的大潮涌动以先，徐方白的革新或革命的使命愿望，也只能暂时悬置起来。这种“悬置的岁月”，在大多数历史题材小说中，或许只不过是被一笔带过，或者作为伏笔出现，人在其中像一只蛹一样蛰伏，只等着春风一到，就化茧成蝶。《两间》偏偏不这么写。蛹是故事的全部：那沉默，那静止，那力与希望的尘封，尽管总是容易被忽略，却终究是真实和重要的人生。而蛹是看不见世界也看不见自身的，它的形态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极度具体的“模糊”。因此看起来徐方白所做的事情并不少，在不同的故事版块里，他先后是在逃生、求生、谋生、护生（保护三郎、九妹和银娃）、发声（撰写文章，为曾经的使命信念再次鼓与呼），但这些看似目标明确的情节，彼此却都是如单元格一样并列成立的——每一个小目标都是“走一步算一步”，徐方白不清楚、也不在乎自己在总体的逻辑链条上究竟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线性的人生逻辑依然不见其形，这与清朝末年那种线性历史进步的搁置状态形成了同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徐方白在小说后段，其实还像真正的革命者一样进行了卧底式的解密侦查实践：为了探知三郎被害的真相，徐方白精心安排筹划，最终设局套出了林先生的背景秘密。在我们惯常所见的文学乃至影视叙事中，这种秘密的探知，往往会服务于一个更加宏大、明确且具有总体性的目标，例如一场战役的成功、一次刺杀的推进、一次集体行动的展开。但在《两间》里，这种解密只为了给出一个孤立的、过于私人化的答复：徐方白要向九妹证明，三郎并不是自己出卖的，他徐方白没有对不起这一对兄妹；仇家另有其人。
这是何其微小、何其孤立的目标，甚至这个目标都谈不上所谓的“被实现”——事实证明，三郎其实并没有身亡，而徐方白将秘密告知九妹的时候，仇人林先生早已经离开上海，这场复仇有没有结果，已经逃出了小说故事能覆盖的边界，甚至都已经未必是徐方白余生里所能得知的了。它湮没在更加彻底的模糊甚至无意义里面。然而，真的是无意义的吗？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徐方白这样随性而游兵散勇式的实践状态下，的确是模糊的、存疑的。可是，对于徐方白个人来说，这种真相的揭示，的确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几乎也是他唯一能把握、唯一还值得在乎的事情了：他不能辜负七爷的托付，不能辜负三郎和九妹的信任。他可以自认无能、自认失去了动力和目标，但他不可以不自证清白，不可以让自己的情感和人格蒙尘。
这是在使命变得模糊之后，仅存的、纯粹个体化的救赎可能性：徐方白的情感至少还是真诚和明确的。对于七爷，他的情感是感激——如果没有七爷的一再搭救，徐方白大概率已经与谭嗣同等人一起殒命在血腥的京城里了。对于三郎，徐方白充满了敬佩与欣赏，在三郎一再以身犯险乃至音讯全无的时刻，徐方白脑中总是一再地想起这位身带古风的山东汉子的侠气与豪爽，那其实也正是徐方白身上所缺少、因而在迷茫时刻恰恰能构成吸引的东西。最有意味的其实是徐方白对九妹的情感。在小说里，徐方白与九妹这一对仅仅在名义上成立的“夫妻”，其实打开了一方特别值得玩味的阐释空间：如此不同，但又各有光环的两个人，如果真的长期相处乃至亲密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主题词会是“互补”还是“互掐”？如果说徐方白的确对九妹产生了从广义过渡到了狭义的“爱”，那么这种渴望究竟是问心无愧的（发自真心）还是不道德的（乘人之危）？身边人善意或猥琐的揶揄、九妹一次次的细微感动和尴尬脸红，无疑都暗示着这种情感变化的切实存在。而在三郎遇害这一冲突性的情节上，徐方白那稍显恐怖的潜意识，甚至直接经由九妹之口被说出，也以徐方白内心痛苦省思的方式被暗示了成立的可能性：或许，徐方白在心底是希望三郎消失的，那样九妹就只能长久地留在徐方白的身边，假夫妻也就成了真夫妻。
当然，徐方白并没有“黑化”。但爱的溢出，以及这种溢出背后现实关系上的“不可能”（九妹正怀着亡夫留下的骨血，并且看起来并没有爱上徐方白），依然会让他无从措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冲突和怀疑到来的时候，他甚至只能选择“死亡”这一最后的、彻底瓦解性的“明确”：九妹怀疑是徐方白出卖了三郎，却无法把徐方白对她的恩与仇区分对待，只能端出两碗酒，在其中一碗下毒，谁死谁活由天裁定；徐方白则干脆把两碗酒全部端走，准备一人饮下，五五开的纠结由此将变成百分百的死亡。终究还是九妹出手打掉了徐方白手里的酒碗——死亡不能证明什么，也不会解决什么，在这一点上，看似无知的九妹倒是比徐方白拎得更清楚。但一种感情的困境就此已经彰显无疑：这是一种无望的、不可接近的、因而充满了自我厌弃的明确情感。徐方白无法面对它，更无法处理它。
小说最终也放弃了对这种爱的处理：九妹最终还是走了，徐方白甚至从来不曾表白过自己的心意。这是高明的处理方式。如果假夫妻到底变成了真爱人，那种充满了——甚至支撑了——整部小说的茫然感和无力感就会被取消，那种困兽般的境遇也将被解脱。并且最要命的是，我们其实都知道，这种儿女情长、一时团圆式的解脱，并不是真正的解脱。倒不如就让茫然的人继续茫然下去：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这是历史与人生的“秋日”。
主战场与擦边人
某种程度上，这种情感的强烈度和明确感，构成了徐方白人生总体不确定性背后的局部确定性，也构成了历史图景巨大的不可把握感背后，个体日常生活领域里局部性的“可把握”。这对于人物来说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对小说叙事来说也是一种困境之下的依凭。当然，徐方白爱了——这种爱首先是广义随后才是狭义的——却无法建立一种双向性的爱的关系。这是一种“荷戟独彷徨”式的处境。而从更大的维度上看，徐方白与大时代、大历史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被阻绝、被遗落、近乎无法嵌入的处境关系。这是一种更为根本化的“荷戟独彷徨”：历史的主战场就在那里，但徐方白只能远观，只能侧窥，他没有能力和机会（或许在根本上已经是没有勇气和信念）参与其中——他是大历史的擦边人。
同样以“擦边”方式介入大历史的，还有《两间》这部小说的叙述本身。我们看到，一些著名的、为我们熟悉或为文史爱好者所感兴趣的史实，一再地直接出现在小说的故事里：大的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东南互保、八国联军侵华，小的如商务印书馆的成立等等，都是小说情节以及其中人物命运的有机参与构成部分。同样出现在小说中的，还有诸如李鸿章、盛宣怀、张元济这类真实的也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甚至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这样的民间传说化人物。但小说对这些事件和人物的书写，也多是采用了间接性的、“侧窥”式的方式。
应当指出，并不是只有正面强攻的方式才是有效的。《两间》所采取的这种“侧窥”方式，似乎带来了许多更加隐秘、也更加有弹性的阅读趣味：历史以某种“彩蛋”般看似随机的方式现身，这是小说里人物命运的真实处境，也带来了读者阅读的真实乐趣。虚构的人物擦上了真实历史的“边”——《两间》的故事文本当然是有限的，但这种临界式的接触，又牵引出近乎无限的历史文本。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对这部小说的阅读体验或许会与纯粹的文学故事读者有所不同。若仅就文学故事本身而言，某些隐藏着的解答或者宽慰，也足可以借助历史的线索获得暗示——例如小说的最后，三郎遥遥地传来信件，他没有死，而是躲避到了更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武昌，那里有一支新军正在招募人手。辛亥革命的枪声从并不遥远的未来传来了——尽管它已在小说的最后一页之外，但那枪声依然是清晰的，它预言着小说中所有人物或显或隐的可能性。在审美的意义上，《两间》里的那种彷徨感，足以独立，足以获得绝对性的美学合法性和意义自足性；但这毕竟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我们还是期待能通过这些擦边、这些对大历史浩荡洪流的明提或暗示，最终让这个故事接通于更宽阔的历史文本世界。
在此也不妨提几点商榷性的感受。一方面是，大历史与小生活之间的榫合对接，在《两间》中似乎还可以做得更加圆融顺畅一些。我个人的一种阅读感受是，与三郎九妹相处时的徐方白，与介入（或者擦边）宏大话语时的徐方白，似乎显得有点割裂。仅仅靠徐方白在家里写启蒙性文章，而九妹在一边沏茶点灯之类的细节，似乎还是不足够实现这种榫合的。我们不能让徐方白进了屋子就全然被私人记忆和情感恩怨占领，出了门换上正装，忽然就心无旁骛地跟大话语、大历史打起了交道。更真实也更痛苦的心境乃至语境转化，看起来仍然很必需。痛苦的人往往分裂，但这种分裂应当是共时性，而非历时性、交替性的。这其实是对小说书写人物命运和精神处境时的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对大历史的“彩蛋式”展示固然充满趣味，却也势必影响到诸多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对应到小说具体故事，就是历史容易变成万花筒、走马灯，它们掠过了而不是塑造了人物的人生，有点像景观化的并置展览。在《两间》的叙事时间范围内里，花样迭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直在轮番冲击人物的生活，但并没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桩事件，能够真正形成对人物命运的带动或整合。因此尽管在形态上，《两间》向我们呈现了历史演进的长河性动态轨迹，但故事的内核本身仍然更像是一组静态的切片：在小说的开头，徐方白等待着历史动力的归来；到小说的结尾，徐方白等待着三郎或九妹的归来，顺带也继续等待着历史动力的归来。人物经历了很多，但好像并没有成长，或者说，所谓的成长是似是而非、大可存疑的。说到底，是情绪或内心状态的总体性，而不是行动的总体性，在支撑着这部小说。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讲，这样的做法未必不能出彩，但终究仍是存在风险。当然，《两间》所提供的某些亮点、某些趣味，或许可以对冲这种风险。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真的选择了那种清晰明确、一往无前、“波澜壮阔历史画卷”式的写法，《两间》大概也很容易流于那种空洞的浩大、正确的平庸，它也许也就难以提供更多可资谈论的话题，甚至都难以引出这些还可探讨的商榷。总之，哈姆雷特是不好写的，历史彷徨期里那些彷徨中的、孤独的现代知识分子个体，更是不好写的。但他们的困境又充满了美学的张力和阐释想象的空间，因此我们注定会一遍一遍地去书写这些其实并不好书写的故事。这也是另外的一种“两间”式的摇摆吧。好在，我们仍在努力地展开自己的创造实践和想象激情。这正是文学在今天仍然值得被致意的理由之一吧。
（全文完）（刊载于《收获》长篇小说2024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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