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海峡危机
1957年，艾森豪威尔继续执政，此后这一段时期的国际形势比较复杂，全世界反对美国的呼声高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中东地区也出现了新的形势：黎巴嫩夏蒙政府被推翻；伊拉克爆发了推翻王朝的革命。美国为了扑灭中东的反美火焰，于1958年7月-10月出兵黎巴嫩。美国的这一举动更遭到全世界的一致声讨。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一为了转移世界舆论对中东局势的关注；二为了扩大对中国的威胁，积极鼓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蒋介石集团派出飞机，远至云、贵、川、康、青海等省散发传单，空投特务，轰炸福建，骚扰江浙，“反攻大陆”的叫嚣和破坏活动，甚嚣尘上。美国这时从本国和地中海调派了大批军舰、飞机，加强了在台湾地区活动的第七舰队。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甚至扬言，美国海军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大陆登陆。杜勒斯威胁说，要扩大在台湾海峡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范围。美国公然进行战争挑衅，从而加剧了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使远东和世界和平受到了严重威胁。一时间，台湾海峡硝烟弥漫，情势险恶。
中国政府为了严惩蒋帮的猖狂活动。打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为了间接针对这一时期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西方的姑息政策，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惩罚性的炮击，至10月25日又宣布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击十分猛烈，突如其来，搞得美国一时慌了手脚，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以及许多美国高级官员也十分惊恐，据说他们摸不着我们的底，连觉都睡不好，神魂不安。为了应付这一局面，美国从西海岸调兵，还从地中海调了一个舰队到台湾海峡集结。杜勒斯后来讲，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过去从来没有在一个地点集结过这么多的兵力。美国那时共有12条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就集结了6条，另外还调来了其他军舰。总之，他们拼命调兵遣将，生怕我们把金门、马祖、台湾夺回来。当时蒋介石也慌得一塌糊涂，准备搬家。蒋介石的一个经济部确实搬到乡下去了。
党中央、毛主席严密注视局势的发展，考虑对策。
我当时仍是驻华沙大使。8 月底的一天，我接到章汉夫发来的一个特急电报，说有要事相商，让我尽快回京。周围的同志们纷纷猜测，会是什么事这么紧急呢？我心里估计很可能与恢复中美会谈的事宜有关。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匆匆赶到莫斯科。当天没有回北京的班机，碰巧，葛罗米柯因朝鲜问题要乘专机到北京去，我便搭他的米格飞机，当天赶回北京，真是朝发夕至。
章汉夫告诉我说，总理要你回来是因为中央要讨论对美国斗争问题，并说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有许多新的想法，要你回来一起参加讨论。他让我等候通知。
过了两天，我接到通知，中央政治局要开会，让我在会上具体汇报前一阶段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我准时到了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同志都出席了。周总理首先让我汇报。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面前谈中美会谈的情况。当我谈到，由于我们掌握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因此在会谈中处于主动地位时，毛主席笑着插话问我：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就无求于美国呢？我说：台湾自古就是咱们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它本该交还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它。会议中间，一些政治局委员还对中美会谈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解答。最后会议商定，要指定专人起草一个中美会谈的新方案。会议要散场时，毛主席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说：你讲得好，有朝气，跃进了！和我一起去参加会议的乔冠华等同志也对我说，你讲得真好。散会后，外交部的同志便赶忙根据中央的决定草拟重新开始中美会谈的方案。
记得陈毅同志当时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来他协助总理处理中美会谈的工作。他曾指示我，前一段会谈分别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说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陈毅同志的这个指示，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是十分正确的，它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无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谈判或是使用武力，中国政府的原则是毫不动摇的。有一次陈毅同志见到我，还风趣地说： “好嘛，你这是武戏文唱嘛！”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中美会谈，这种热切的关心也时时鼓舞、鞭策着我。在我与约翰逊会谈的两年多时间中，回国休假两次，不少同事、朋友、年轻人都希望知道中美会谈的情况，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朋友们，很想了解一些内幕和事实。为此，总理指示我向政协作一次有关中美会谈情况的报告。我作报告的那一天，各部委都派人来听了，真是济济一堂。我谈到我们和美国针锋相对的斗争，谈到党中央的决心，十分鼓舞人心。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先生对我的报告十分满意。有的说，我们在报上看到中美会谈的消息都是非常简单的，听你这么一谈，才知道会谈有那么丰富的内容，斗争是那么激烈。他们都激动地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不怕美国佬，中美会谈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在这次回国的短短几天时间里，又一次体会到党中央的决心和人民的感情。
9月6日，周总理发表公开声明，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是中国的领土，重申中国要解放台、澎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对其后果负全部责任，二倡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
当天，美国政府表示欢迎周总理的建议。在返回华沙前，毛主席特意接见了我，指出了在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他还说，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象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他还向在座的同志指示，在我返回华沙时由新华社发一条消息，就说王炳南回国述职完毕。在我这次回国期间，周总理也和我详谈了几次，对我的工作作了具体、细致的指示。一周后，我带着党中央的新的指示和精神，返回华沙。走的当天没有班机，总理连夜打电话给有关同志，让他们加派一架专机送我到伊尔库次克，然后换苏联飞机去华沙。临走前夕，我收到总理的一封亲笔信：
炳南同志：
现将发言要点(草稿)打送给你，在第一次会谈中，如果美方急于要表示自己的意见，可让他先说；照杜勒斯今天见记者的谈话，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方案，而将其中过分荒谬之点予以评论，其他则保留下次会议再予以全面回答。如果美方不提具体意见而又急于要知道我方意见，我方亦可使用这一发言要点，并将预定方案提出。
如第一次会谈为纯技术性事务作安排，双方只作一般接触，则发言要点第一段稍加发展，可作你在第一次会谈时的发言底稿。如何，请酌办。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美国政府终于被迫指派了美国驻华沙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谈判的代表，而且不再坚持会谈地点必须在第三国举行。美国这次在会谈地点问题上态度的改变也是鉴于台湾海峡出现危机，它对我方又不摸底，是美国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作出的一次让步。因为我和比姆同驻华沙，会谈地点就从日内瓦转移到华沙，这样双方免去了奔波，还节省了不少时间。
但是在确定会谈的具体场所时，又费了一些周折。
我一到华沙，比姆大使便给我来了电话，他通知我说，他愿意开始同我会谈。我12日答复他，我准备9月14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他。比姆大使没有马上回答，他显然要请示杜勒斯。后来，他答复我说，他不能到中国使馆来，建议会谈在瑞士驻华沙使馆举行。
杜勒斯真是步步设防。他所以反对比姆到中国使馆来会谈，仍然是为了避免对外造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某种形式的承认。
针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心理，我向比姆提议，可以采取对等办法，即轮流在两国的大使馆会谈。美方仍不同意。于是我们就请求波兰外交部提供会场。
波兰外交部表示乐意为我们提供会谈场所，并选定了华沙市内的梅希里维茨基宫供我们使用。
我紧张地准备和新的对手打交道。这一次，我心里比较踏实。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回京期间给我的具体指示使我感到成竹在胸，又有了前一阶段的与约翰逊的斗争经验，而且我无时无刻都体会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祖国、人民、党的关怀和期望。《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也发表讲话，更重要的是周总理，他就象在我的身旁一样，关注和指导我的每一言行。我严肃、冷静地等待着谈判斗争的重新开始。
会谈移到华沙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就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开始了。我的助手换为黄华和赖亚力，有时姚广同志也参加，翻译除邱应觉外，还增加了过家鼎，都是几把好手。
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考究。四张大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双方代表分两边相对而坐，代表团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译员。一切就绪之后，下午三点正式开会。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代表团入席，我和比姆大使互相点头致意。
比姆也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和约翰逊比起来，他缺乏幽默感，通常脸上没有笑容。但他具有学者的风度，象个教授。比姆当时是个单身汉，他到50多岁才结婚，夫人很能干、活跃，善于社交。后来一位熟悉比姆的朋友谈起他，说在宴会上和比姆坐在一起很乏味，但是有他夫人在场就弥补了比姆的不足。在和我会谈前，比姆有过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谈判的经历，号称有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虽然他好像不善辞令，不是那种巧舌灵齿的外交家，但也决不是我可以轻视的对手。
我请比姆大使先发言。他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他说，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用呆板的声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他的讲话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而且明显地把自己置于台湾的当然、合法的占领者的地位。
我对此早有估计，因此我很平静地反驳他，我指出他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我向这位新的对手庄严重申：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我还说，中国在收复金门、马祖这些岛屿后，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
华沙会谈开始一段时期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陷入程式化。我每次发言的开场白都要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若不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美之间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9月30日，在78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声明草案”，后来我听说这是杜勒斯亲自精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会谈中最后的“作品”。“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这个草案进一步说，中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等等。我当时没有立即答复他。我们回去后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这个“声明草案”没有什么新内容，实际上是用这种“草案”作为掩盖美国继续侵犯中国主权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的烟幕。
我断然拒绝了这项“声明草案”。
此后的会谈几乎千篇一律。我和比姆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这期间，苏联帮助我们架设了北京—华沙的直通电话线。我和周总理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经常。周总理常常亲自打电话给我，及时发指示，并不断提醒我应该注意哪一方面的问题。我对这个时期的会谈还能回忆起来的一次是，我们对金、马是双日停止炮击，有一次会谈正值双日，比姆对此表示高兴，并说希望永远停止炮击。我感到很可笑，我对他说，打炮和不打炮是我们单方面行动，与中美会谈无关，会谈应该讨论美国永远全面地从台湾撤军！
比姆也像约翰逊一样，从不使用恶语攻击。但是他显得比较呆板，不苟言笑。在讲到激动之处，他甚至有些结巴。他的优点是不那么死硬，容易打交道。
在台湾海峡空气紧张时期，我们双方比较冷淡，很少有什么私下接触。
1959年底，顽固坚持和新中国作对，始终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的杜勒斯终于离任了。但是新上任的赫脱国务卿也没有给会谈带来什么起色。
1960年3月，披着罗马天主教主教外衣的美国人华理杜由于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企图颠覆中国政府，被我司法机关逮捕并判处死刑。22日，我在会谈中将上述情况通知了比姆大使。比姆先是惊讶，接着对此提出抗议。我断然将他顶回去，并陈述了华理杜所犯的严重罪行，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有权提出抗议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在整个华沙会谈期间，美国紧紧抓住不放的问题就是美国在中国的罪犯问题。几乎在每次会上，他们都无理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批罪犯。遭到我理所当然的回绝。
第100次会议
1960年9月6日，举行了中美第100次会谈。我认为，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
我首先指出，在5年以来的100次会谈中，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来和美国进行会谈，而美国方面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接着，我回顾说，中美会谈在进入第二项议程，即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以来，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作了不断的努力，先后提出了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以谋求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可是美国方面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曲解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硬要把协议运用于所有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犯人，要求无条件释放这些犯人，这是无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违反平民回国的协议，阻挠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
美国拒绝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
我着重地说，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你们美国政府为了永久霸占台湾，甚至把台湾蒋介石政权说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硬说美军侵占台湾是根据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义务”。这种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并把台湾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阴谋手法，已是世人皆知了。
我具体指出了这样一些事实：1958年秋季，美国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一支美国自称是最大的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寻衅挑战；1960年夏季，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还亲自到台湾去从事敌视中国人民的活动，美国的军用飞机和军舰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和领海。最近美国又把武装或者能够武装核武器的巡洋舰、潜水艇和飞机派到远东去，公开对我进行核威胁。
事实俱在，历历可数。比姆听到这里是有些不自在的，他哑口坐在那里，想说又无以对答。我说，大使先生，你应该知道，玩火者必自焚。
那时，我简直觉得自己是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必欲将美国政府的侵略面目揭露得痛快淋漓，方能表达中国6亿人民5年来的努力、奋斗和期望。
我继续说，中美之间的争端能否解决，单凭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是你们重新认真考虑你们对中美会谈的态度的时候了，特别是认真考虑把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时候了，迟考虑不如早考虑，迟走不如早走。早考虑，早走，你们可以早日得到解脱。
比姆在听我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议论时，一言不发。我讲完后，他除了对我的发言表示失望以外，无法进行有力的反驳，他有些尴尬。
接着，我就中美互换记者再次提出一个新方案。我强调说，中国的宗旨是，中美记者互换是为了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初步改善目前两国之间又冷又僵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使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美国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的问题。我所提到的这个新方案又是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上最不能承受的，这个提案照例没有通过。配合我在第100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于9月8日特地发了一篇题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国内的同志们争相阅读，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也都赞扬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
肯尼迪的新花招
1960年底，美国举行了大选。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竞选的电视辩论中，似乎都全神贯注地把金门、马祖当作大问题来谈，他们一致表示将毫不动摇地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全球推行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后，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逐渐公开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趋险恶。
中国国内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经援，中国大陆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这时的中美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毫无进展。
在肯尼迪就职了3个月后，我和比姆又在华沙会谈。
我当然不会对肯尼迪政府存有任何奢愿，但是从积极方面着想，我向比姆表示，希望肯尼迪不象他的前任那样死抱住没有出路的旧政策，而能够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
几次会谈后，肯尼迪完全暴露他不过是新瓶装旧醋。美国方面照旧在遣返平民问题上纠缠，照旧提出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不使用武力的老问题。
肯尼迪也搞了一些新花招，例如向我方提出了交换记者的综合建议，但在具体做法上，他们又阻挠被我方邀请的美国人访华；又如提出以优惠的条件卖给中国粮食以及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等。我觉得肯尼迪未免有点天真，甚至幼稚，他以为略施小恩小惠就能诱逼我们在重大的台湾问题上让步。我庄严拒绝这项建议。我说，新中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我们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
尽管会场上一筹莫展，我还是努力与比姆进行一些私下会晤。我有时请他喝茶，谈谈老挝问题；发生柏林危机时，我邀请他来我使馆，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这些会晤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重复提到台湾问题，不过气氛是讨论性的，语言也较和缓，但谁也不放弃自己政府的原则立场。
1961年9月上旬，比姆奉调回国，出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副署长的新职务。比姆走后，我的对手再易其人。
据说，美国这时在挑选驻华沙大使时，不是考虑新人选是否对波兰问题熟悉，而首先考虑他对中国问题是否熟悉，因为这个人选要和中国大使会谈。继比姆之后新上任的美国驻华沙大使卡伯特正是由于有过在上海当总领事的经历，他便很自然地被选中了。
一个重要情况
1962年3月，我同卡伯特大使继续会谈。卡伯特与他的两位前任很不相同。尽管他已经有了36年外交工作的经历，在上海当过总领事，为人也很和善，到华沙之前他是美国驻巴西大使，但是他没有显露出出众的外交才能。我1979年到波士顿会见他时，才知道他是波士顿两大富翁之一。另一个是曾经出使越南的洛奇将军。波士顿人有一句俗话说，当地人士向洛奇讲话，洛奇向卡伯特讲话，卡伯特向上帝讲话。意思是说，卡伯特比洛奇更有钱，他可以买通上帝。卡伯特在波士顿隆重接待我。他为自己过去有过一些对华不友好的言论而深感不安，想重访中国，又怕不受欢迎。他的夫人一直在旁边埋怨他，说象你这样的人，中国是不会让你再去了。我听了这些话后，认为那些都是过去了的事，现在可以不提了。因此我当即邀请他和夫人访华。
卡伯特夫妇十分高兴。此后他们便积极筹备来华。1982年，卡伯特特意来函告诉我，他已经定于某日来华，并感谢我对他的邀请。可是不幸，在他即将动身前夕，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在1962年我们会谈时，他已有50多岁，说话，举止很随便，不在乎外交礼节。在谈判桌上，我们甚至常常开玩笑，记得有一次，他笑呵呵地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你看你们胜利后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供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他送武器给你们，连张收条也不要！
这个时期，台湾蒋介石集团趁我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机，又开始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重又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我们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他们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看来蒋介石准备铤而走险，妄图要与大陆决一死战。
1962年5月底，我正在国内休假。有一天，总理亲自约我谈台湾海峡的局势。他说，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在外中共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真是千载难逢，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干一场了。有关这方面的军事情况，他嘱我去找罗瑞卿总参谋长谈。我随即给罗总长打了电话，约见他。他请我去总参办公室谈话。罗总长向我谈了很多情况。他拉开墙上一张大型地图的帷幕，指点了蒋介石集团的军事状况。他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这两种意见正在讨论。我听了后，确实感到局势十分严重。
又一天，总理紧急找我谈话，他让我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他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总理指示说，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我意识到这个任务至关重大，不能有丝毫疏忽。于是我很快动身，赶回华沙，并按国内规定的时间通知卡伯特，约他见面。会见的前一天，国内又来电，让我装病推迟正式会谈时间，弄得我好几天不敢出大使馆的门。后来才知道推迟的原因是，国内正紧张向福建前线集结兵力，但因南方大雨，一些重要桥梁被冲断，部队集结受阻。
后来根据国内的指示，我又重新与卡伯特商定了见面的时间。为了便于无拘束地交谈，我采用了非正式的会谈方式。6月23日，我请卡伯特到我的官邸来喝茶，随便聊聊。卡伯特应邀前来。卡伯特依然是那样不拘礼节，显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态，有说有笑，边进茶点，边聊天。我先谈了东南亚的局势。我说，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局势的发展感到担心。今年以来，美国增兵越南，出兵泰国，加紧干涉老挝，东南亚局势已经发展到随时可能引起大规模国际冲突的边缘。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克制的，尽管蒋介石残部参加了老挝内战，中国的安全正遭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没有放弃争取在不干涉有关国家内政的基础上，使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局势缓和下来。但是，局势能不能缓和下来，关键并不掌握在中国手里。
我然后着重说，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说到这里，卡伯特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他听得很认真。
我用强调的口吻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种准备工作正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自从今年2月以来蒋介石集团就进行了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提前征集兵员入伍，延长现役士兵服役期限等等，准备渡海登陆。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参与或配合下，进行了频繁的登陆实战演习和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为蒋介石准备进犯大陆打气叫好。美国政府增加了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美国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支持和鼓励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不管冒险的结果如何，美国都可以收到打击和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在美国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正在跃跃欲试。在我特意反复谈及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于是我进一步说，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样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
我最后用警告的口吻说，我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鉴于局势的严重性，我请他立即把上述情况报告美国政府。
卡伯特听完我的话，停顿了一会儿，他表示很欣赏我的坦率精神，他将尽快地把我所谈的情况电告美国政府。
他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
他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以后他又几次重复了这个保证。在分手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这正是我们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我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卡伯特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
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我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了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随后，我同卡伯特大使进行了十几轮会谈。在中美两国的实质性问题上，谈判仍无结果。
奉调回国
1964年，我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中美大使级会谈由王国权大使同美国大使在华沙时断时继地进行下去。
直到1972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因尼克松访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结束。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随之结束了。
在这场漫长的谈判中，中美双方除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外，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一切实质问题上皆无结果。
对于这一点，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在1968年11月26日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讲话时作了阐明：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十三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就这两项原则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而是本末倒置，老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已经一再明自告诉美国方面，中国政府是绝不以原则作交易的。如果美国方面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不管美国是哪个政府上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决不会有什么结果。
七十年代到来后，美苏争霸加剧。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强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并相应逐步改善其对华政策。
1972年2月，在1969年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前来中国访问，并签订发表了著名的上海联合公报，使中美会谈期间的实质性问题真正有了突破；1979年1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了30 年之后，中美两国宣布建交，卡特政府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3月1日两国互派大使，同年4月美国政府撤走全部驻台美军，并于1980年1月1日，宣布正式终止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周恩来总理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再强调要坚持的原则问题，我在9年的会谈中以及主国权同志在其后的6年会谈中一再重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中国政府的立场，终于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承认。尽管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尽管美国政府还在这个问题上枝节横生，但历史的潮流毕竟滚滚向前，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历史证明，这是无可阻挡的。
写完以上的文字，我掩卷沉思，心情如大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这一代人，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最杰出的代表，曾经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艰苦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洒下过鲜血和汗水，后来者将对我们的功过予以评说。那么，我们呢，我们自己要给后人留下些什么结论呢？
就中美大使级会谈而言，我认为，这是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了一个沟通和联系的渠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记得在五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每次美国飞机、军舰入侵中国领空、领海，都由我在会谈中提出抗议，美方即回答：去调查。他们还一再说，你们宣布的十二海里的领海，我们是不会承认的，但我们的军舰也决不会进入十二海里。在美国出兵越南时，我也直接向美国会谈代表提出过抗议，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大使级会谈就是中美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甚至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某些方面联系得更多。如果没有大使级会谈，我们有些话确实还难于找到表达的场合。每一次重大的国际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都可以在大使级会谈中表明观点，提出看法，使每一方对对方的态度、做法有所了解。因此，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我认为这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15年的意义所在。
我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9年，也是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外交上发挥才干，最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色的年代。他坚持原则，从没有丝毫的摇摆，却又讲究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宽宏大量。他为新中国外交创建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新的风格，他自己也通过卓越的国际活动，成为一名光芒四射的、出类拔萃的共产党的外交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的智慧和才能，没有这场十几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会在承认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条件下，和我国建交——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外交事业上的足迹和心血。
时代不同了，但是历史的烙印依然留在新时代的车轮上。美国政府不是还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不是还有“与台湾关系法”吗，台湾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和程度已经大不相同了。
我同美国政府在会谈中打了多年交道，我要奉劝一句话：美国政府不要利用台湾问题，再走损害中美关系的回头路，历史决不会倒退；中国人民亦决不会放弃原则，历史业已作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也是值得深刻记取的。
(选自《中美会谈九年回顾》)
转自许世纪铨编：《台海风云录》，华艺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