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40年前，1949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新纪元到来了。
但是，国民党残余集团在美国支持下逃往台湾。美国为保其自身的战略利益，执意与中国人民为敌，不顾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肆意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反对和阻挠中国的统一，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国内问题，只是由于美国的干涉和侵略，才又成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国际争端，并严重地影响着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正常开展，从而成了新中国长期面临的重要的外交课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意志制订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兼外长，为了完成全国人民的重托，根据中央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战略决策和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方案，处理有关的外交事务。周恩来围绕台湾问题进行的精湛研究和持续不懈的努力，为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开创了光辉的范例，为新中国的外交史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
现在，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台湾问题仍是妨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重温周恩来在台湾问题上的思想贡献和实践经验，将会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启示和教益，对我们今后更好地开展对台工作和外交工作，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周恩来首先对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争端的由来、性质和解决途径这三个基本方面进行了历史的系统的分析，做出了科学的明确的结论。
（一）问题的由来。
周恩来认为要阐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讲明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现实真相，并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对美外交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依据和前提。他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谈话、声明和指示是大量的。以下三个重要事实是他立论和行动的基本出发点。
首先，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侵略者强迫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明确宣告，要“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人民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三国政府又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9月2日的《日本投降条款》也申明：“我们兹为日本皇帝、日本政府与他们的继任者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10月25日，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向中国方面投降，被日本侵占了50年的台澎诸岛，从此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不仅是举世周知的事实，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定案。
第二，逃往台湾的国民党集团也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两岸之间除存在着内战状态尚未结束的问题外，并无所谓台湾归属的问题。即使同国民党一起在大陆遭到失败的美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美国杜鲁门总统1950年1月5日发表的关于台湾的声明，就曾"要求国际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确认日本已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将台湾交给中国；宣称美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表示“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看，说得何等明确。
第三，可是，曾几何时，朝鲜战争爆发后，同一个美国总统却一反信誓旦旦的声明，于同年6月27日竟然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公然用武力干预中国的内政，同时还背信弃义地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这样就由美国一手造成了直至今天还未解决的台湾问题。
对此严重问题，周恩来外长于次日即 6月28 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同时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
很明显，正是由于美国干涉我国内政，武装侵略我国的神圣领土，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荒谬主张，迫使新中国不得不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而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则贯穿于这斗争的始终。台湾问题的由来和是非曲直，是一清二楚的，是任何人歪曲不了的。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会改变！
（二）问题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正是美国在战后世界上盛极一时的时期。美国利用它的实力地位和舆论工具，在台湾问题上散布了大量诬蔑新中国的言论，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国家和人们，对新中国的立场产生了疑虑。周恩来一开始就针对美国的图谋和国际上出现的混乱思想，以他长期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特有的洞察力，集中从美国所造成的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中，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严格地区分了台湾问题上虽有联系而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的界限，反复阐明了美国是侵略者和中国是被侵略者侵略和反侵略的斗争实质。
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出席亚非会议期间，本着顾全大局、求同存异的精神，一方面未向会议提出讨论美国侵略台湾的问题，同时又向一些与会者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实现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侵占台湾并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性问题。在4月25日答美国《民族》周刊记者问时，他又公开向舆论界说明， “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国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是内政问题。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后来，他在1958年9月6日的声明中又特别强调，“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美国一贯企图把这两件事混淆起来，以掩盖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虽有联系但绝对不可混淆的论述，不仅有效地澄清了国际社会某些模糊认识，同时也为我们的对台工作和对美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三）问题的解决途径。
周恩来深知，世界上无论国内纠纷或国际争端，其解决的途径不外是和平或战争这样两种可能，台湾问题也不例外。周恩来根据他对台湾问题的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分析，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这两个目标出发，就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提出了如下一些基本原则：国内问题和国际争端分别解决；无论是用武力或和平方式都是中国的内政和主权，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力争不诉诸武力而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后者只有在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武装力量之后才有可能；国内问题通过同国民党集团的和平谈判、国际问题通过同美国政府的外交谈判来解决，但问题不决定于一方，我们也决不惧怕另一方强加的战争。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向记者发表的著名声明中明白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在与会国中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4月26日被迫做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表示。这样，,通向中美会谈的途径开始被打开了。
1955年5月26日，周恩来向奉命转达英国首相对中美会谈问题表示关注的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进一步阐明说，有两种性质的谈判，即中美之间的国际性谈判和中国中央政府同台湾当局之间的内政性谈判；这两种谈判，我们都争取，它们可以平行地或者先后地进行，它们彼此间虽有关系，但不能混为一谈。
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和1971年7月9日开始的中美高级会谈，都是围绕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国际争端这个关键问题进行的，并且终于由两国政府首脑周恩来和尼克松达成了准备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这是周恩来上述外交思想的重要体现和胜利。
二
围绕美国侵略台湾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对美国进行的长期反复的斗争，是新中国外交实践重要的组成部分。周恩来在直接领导这一斗争中，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冲破美国孤立新中国的政策，有原则有区别有步骤地开展建交工作。
周恩来主持制订的政协《共同纲领》第 56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建交的指导方针。
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明显对垒。新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美国是同新中国为敌的首要国家。美国为了在国际上孤立新中国，竭力阻挠和破坏我国的建交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严格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这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只有一个代表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建交问题上，周恩来视各国对新中国的态度和在台湾问题上的具体情况，采取多做工作、积极争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有效地打破了美国孤立、封锁新中国的政策。
首先，社会主义各国欢迎新中国的成立，明确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因而未经过谈判就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其次，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及一些和平中立国家，随着对新中国了解的增进，先后排除了美国的干扰和压力，相继同我谈判建了交。其中，许多国家还是在联合国为驱逐美国支持的台湾当局的非法代表和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积极倡议者和支持者。
再次，对于美国的一些盟国，我国则视其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中英关系就经历了半建交、全建交的过程。中日关系也经历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正式建交的过程。法国在戴高乐执政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双方达成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当局断交的默契后，中法在1964年1月27日宣布建交。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是周恩来将原则性同灵活性巧妙结合的突出事例。
在周恩来生前，世界上已有107个国家同我国建交。这是他为新中国走向世界的外交事业立下的重大功绩。
(二)向联合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
如前所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命令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地区，公然对我国领土台湾进行了实际的军事控制和武装侵略，并为制造“两个中国”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的荒诞不经的谬论。这是美国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和威胁。
对此，周恩来于杜鲁门声明的次日发表了严正声明，接着又于8月24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和秘书长，对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当时联合国虽然尚未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但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决议，我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参加会议，以便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立场。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同美国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周恩来非常重视。他亲自向代表团作具体指示，反复审阅修改我代表的发言稿，力求全面鲜明地阐明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在台湾问题上的正义立场。伍修权代表胸有成竹地去赴会，义正词严地谴责了美国侵略台湾的罪行，彻底驳斥了美国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谎言和谬论，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严。会议虽然由于美国的操纵，我国的建议被无理地拖延和拒绝，但是我国的控诉却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坚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普遍同情、支持和欢迎，达到了表明立场、申张正义的目的。
（三）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和美国的“停火”图谋。
朝鲜停战后，美国于1954年12月2日，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声称要对中国人民解放本国领土的正义斗争，同台湾当局采取“共同行动”。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于12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是对我国严重的战争挑衅。他宣告，国民党集团没有任何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为了反击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18日解放了大陈岛外围据点——一江山岛。美国为阻止我军的行动，在向台湾海峡调兵遣将的同时，公开鼓吹所谓“停火”，并推动新西兰出面向安理会提出了相应的提案。周恩来看穿了美国的用心，电告安理会予以拒绝。他在2月9日会见转达联合国秘书长口信的瑞典大使时强调指出，真正的战争危险在于美国以武装力量霸占台湾，侵入台湾海峡，威胁中国的安全。要和缓紧张局势，就需要解决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造成的紧张局势的问题。周恩来严正警告说，“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是一定抵抗到底的。我们不能由于美国的战争威胁就接受美国的侵略，承认解放台湾不属于我们的内政。”面对中国的坚定立场，美国只好宣布“协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暂时收起了“停火”的伎俩。
（四）炮轰金门、马祖，挫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1958年7月，美国怂恿国民党部队加强对中国大陆的骚扰。台湾当局叫嚷要“反攻大陆”。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甚至扬言，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登陆。
为了反击国民党部队的骚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8月23日开始炮轰金门、马祖。美国匆忙从地中海调海军来支援美国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艾森豪威尔总统次日出来重申美国武力阻挠我解放台湾的所谓“责任”。杜勒斯9月4日扬言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马等中国沿海岛屿。他们甚至以原子武器相威胁。周恩来9月6日就此发表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并强调美国如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在被迫于9月15日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美方又搬出了早已被周恩来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停火”问题。中方代表明确指出，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不存在“停火”问题，消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在于美国军队撤出这个地区。中方还提出了双方共同声明保证不诉诸威胁或者武力的建议。
但是中方这一和解性方案却被美方无理拒绝。美方在对案中提出要我放弃对金、马“使用武力与武力威胁”，而美方将设法使金、马“不被使用于对大陆或其他沿海岛屿进行攻击或其他挑衅行动”。这实际上是要在中国大陆和金、马之间画一条永久停火线，以便实现其割裂中国领土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这种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的坚决拒绝。
接着，杜勒斯于9月30日在一次记者会上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马。其意仍然是要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所不同的是这次把金、马划在这条线以西。美国想要以这种“退一步”的办法，使其侵占台、澎的行为合法化，至此美国把台湾海峡两岸割裂开来以利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更加暴露无遗。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就连蒋介石对此也很不满，大骂美国对不住他。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部署，决定让金、马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中。10月6日发表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书》指出，金门战斗属“惩罚性质”。10月1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宣告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以利他们固守”,并说明“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
但是美国仍不死心，又派杜勒斯和国防部长麦克罗伊到台湾亲自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为蒋所拒绝。这样，美国无论在中美会谈、美台会谈中都未能使其“两个中国”的阴谋得逞。
(五)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周恩来即曾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指出，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开除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并向联合国发出了任命张闻天等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代表的通知。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组织通行的惯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理所当然地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充任。可是当时顽固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国政府，先是以所谓人民政府是用革命手段“非法成立的”和“不巩固的”为借口，继则诬我为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再则以所谓我“蔑视”联合国和不遵守其反华决议为口实，不断对联合国进行威胁和恐吓，操纵“表决机器”，迫使联合国通过诬我为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等决议，妄图长期堵我于联合国大门之外。
对此，周恩来多次发表声明加以坚决的揭露和驳斥，严正指出正是美国才是侵朝战争和侵占我国台湾的罪魁祸首，由美国操纵联合国在没有中国合法代表出席的情况下所通过的一切有关中国的决议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我国建交，大批新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要求驱逐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和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代表不得不改变腔调和手法，对联合国本应自动由我国合法代表出席的程序性问题，伙同日本等国提出所谓“重要问题”需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荒谬主张，续图顽抗。可是到了26届联大，联合国内在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形势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着不利于美国的变化。
我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26届联大前夕发表声明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同驱逐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中国政府的声明及时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了联合国内还我以合法席位的斗争。
1971年10月25日，26届联大先是以多数票反对，击败了美国炮制的“重要问题”提案。美国代表眼看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即将通过，慌忙提出删去提案中驱逐国民党代表的一节，妄图为在联合国中制造“两个中国”留下后路，结果又遭到了惨败。被基辛格称为美国“双重代表权的种种戏法”,还没来得及表演，也胎死腹中。联大终于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23国提案。美国的“投票机器”失灵了，台湾当局的非法代表被驱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经过22年的斗争得到了恢复。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至此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三
中美之间长期对立的紧张关系完全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华的干涉和侵略政策造成的。为了消除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国际争端和促成两国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一向坚持双方通过和平方式和谈判途径来解决的主张。中国方面在长达1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提出过一系列合情合理的建议和方案，只是由于美国方面的无理阻挠才使会谈未能就这个问题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
直到 60年代末70 年代初，美国由于在国际战略形势中愈益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
1971 年7月9日，基辛格奉尼克松之命秘密访华，周恩来着重同他谈了台湾问题。周恩来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原则问题和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出发，坚持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而不容外人干预，美国必须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这样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断交、撤军、废约三个原则的问题。
基辛格则表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问题，留待尼克松总统第二届任期去解决；美国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减少其余的驻台美军；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这种态度较前有了明显的改变，但仍有严重的缺陷和保留。双方达成了尼克松访华的协议。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双方最后在上海达成的《联合公报》中，肯定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强调指出了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中美准备在两国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双方郑重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至于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观点，在我方建议和坚持下，采取了分别表明各自立场的做法。这是周恩来外交艺术的又一创造。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公报》中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但美方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周恩来和尼克松所达成的这个著名的《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并成为两国以后建交谈判的基石。后来，周恩来由于生病，未能亲自参与其事便与世长辞了。中美两国又经过几年曲折的谈判，终于按照周恩来一贯坚持的主张，在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并接受我方所提“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的条件下，于1978年12月16日达成了《建交公报》。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周恩来主管新中国外交的年代，正是中美严重敌对的时期。他围绕台湾问题所进行的对美斗争及其所体现的外交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又及时抓住历史提供的契机，为开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新阶段做出了新的重大的贡献。尽管前后两个阶段的时代特点和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关系大不相同，但是周恩来所坚持的原则和目标始终是一致的。这就是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促进祖国的统一，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维护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周恩来上述外交思想和实践是奠基性的思想贡献和开创性的实践经验，是相互紧密关联的整体。这是他为新中国外交创业史写下的重要篇章。
(选自《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转自许世纪铨编：《台海风云录》，华艺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