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的《上班记》终于出版。想办法讨到一本，一气呵成地读完，竟萌生了写一写读书笔记的想法。
起因很简单。我在“河豚”里曾经提过，鸡蛋是人类最容易得到的廉价蛋白质，却从未想过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做一道早在《齐民要术》里就出现的炒蛋，竟然会是如此的奢侈。何先生说一切的限制在于油，配给制下：
如果按一家三四個人計算，平均每人每星期有一個雞蛋，而且還不敢用油煎——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的油，炒兩次雞蛋，這個月油也沒的吃了。 《上班记》，p26
何先生说，饥饿年代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劲都没有了”，政治上就比较缓和。可人总是要吃的，特别是对极度匮乏的油水总保留着一种念想。何先生说自己经常花四五个小时的时间走二三十里路专门去集市上吃炸油条。即便是约了三五好友，
怕被發現了説我們是「小集團」。於是行人約好了公路見面，假裝是碰見的，然後再一起走。一走走了兩個多小時，淨聊些不着邊際的話題。 《上班记》，p71
疫情之下的我们，这种感觉我倒是感同身受。“不聚餐，不聚集”的要求之下，要“碰见”也只能是在室外开放空间“偶遇”。
事实上在“河豚”里我也提到，老博士们论文思路打结，就会约着坐上最慢的公交车跑去南城吃糖火烧。心境大概是相同的。
同样拜“疫情”所赐，一起去买糖火烧的台湾室友已经有好几年没见了。尽管上次见面他就戒了烟，但毕竟我都奔四张去了，莫名地心里一酸，赶紧丢了一句过去在他微信——“清华附近的超市，除了缩小版的超市发，都没了”过去。没想到他秒回，“呵，是啊，变化太大了……过几年回学校搞不好都认不得了。”我说那倒没有关系，“学校也不认得你”。
确认了对方都还活着就好。可能男生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的。
我俩都是清华文科毕业，上《上班记》中被称作“少数民族”。上世纪80年代文科复建伊始，何先生就应邀回来了。他说，“我倒沒想過被重視，所以也不在乎。”5年后，何先生退休，“思想文化研究所”也被并入历史系。
不过偶尔出来“打补丁”的何先生对清华文科的观察还是敏锐的。按照他的说法，学术腐败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
我們的學術體制，似乎並沒有按學術的規律辦事，而是按政治領導的思想辦事。……既然要講學術，他也是一家之言，無論你同意不同意，至少應該聽一聽。不能搞「唯我獨尊」，那就等於自我封閉了。 《上班记》，p175-6
毕竟“現代社會是要專業化的合作生產，都要相互依存的。 ”可惜具体是哪些人、哪件事让何先生产生了如此感悟书中语焉不详。不过前后对照看来，有些事似乎一直没有变过：
事先設定一個唯一正確的理論標準，大家都要照着這個説，沒有人反對， 也沒有人敢反對。 《上班记》，p96
何先生管这个叫“小农意识”。或许各种形式的身份政治，都是“小农意识”的变体。一个人，一个组织行不行都还是看领导说了算。作为一个对清华，特别是清华文科可有可无之人，自然连附和何先生品评的资格都没有。于是闭嘴。
最意想不到的是，何先生也做过科学史相关的译介工作。他翻译的第一本书叫《太陽系結構學説發展簡史》。究其缘由，何先生说“因為是蘇聯出版物，又是講自然科學的，保險系數要大一點。”
不过何先生也坦言：
學問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真假之分，但沒有中西之分。 《上班记》，p168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若是在天有灵，一定可以和何先生在那个世界成为好朋友。书中，何先生也提到自己亲见李约瑟、费正清、狄百瑞等世界知名的汉学家都不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相反：
一個高級賓館的boy可以說很流利的英語，但他並不懂英國文學。
《上班记》，p172
“語言不代替具體專業的知識”。听到这话，突然茅塞顿开，原来格局还是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