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59岁的李佩珊（1924-2004）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她和和许良英（1920-2013），以及已经在美国访问的翁士达等人一起访问了美国约五十位科学史家。这也是她第一次了解到美国科学史学科的起源。也正是这次美国之行，让世界上第一本科学史旗舰级国际期刊——Isis，在她的心里刻下了印记。(李佩珊, 1984)
李佩珊1924年3月14日出生于江苏镇江，比她的长姐李佩（1917-2017，力学家郭永怀夫人，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小7岁。
她们的父亲李保龄“生在江苏镇江一个典型的、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的小商人家庭，虽然……在英国留学了好多年，但封建意识依然存在”。因此李佩珊和长姐一样，小小的就被送到了管教严格的教会学校，伙食都要自己负责。
1946年，获得辅仁大学（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化学学士学位后，李佩珊继续在燕京大学化学系研究所、协和医学院生化科学习，于1950年获硕士学位。1950-1954年期间，任北京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科助教、讲师、党总支部委员、教职员支部书记。1954-1966年调任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任党支部书记。(本刊编辑部, 2004)
在科学处工作期间，她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参加了被誉为中国遗传学发展史上“重要转折点”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根据冯永康 (2022)的考察，1956年1月5日，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贝时璋（1903-2009）在科学院第27次秘书处处务会上首次提出了“遗传学工作问题可否在今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建议。5月，借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东风，学部委员竺可桢（1890-1974）专程到李四光家，谈及美于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前不久被解职一事，以及所引起的中国科学界思想混乱的后果，赞同了李四光所提出的“由中宣部科学处负责主持和组织遗传学问题的讨论”之提议。5月底，在代表中共中央做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1906-1996）也找到于光远（1915-2013）约科学院和高教部一起有准备地开一个“（米丘林和摩尔根）两派学者都参加的座谈会来贯彻‘双百’方针”。(李真真, 1999)不过考虑到准备不充分，会议定在8月举行。其实在青岛会议之前，中宣部内部早在4月就根据主席的批示组织了类似的讨论。
在各省市委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会议上，大家围绕“双百”方针的理解和贯彻，讨论得很热烈，遗传学问题是其中的重要议题。(李真真, 1999)
到了8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贯彻实行“双百”方针的第一个试点，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正式召开。
代表们的交流相当踊跃：
在空闲时间，许多科学家宁愿交流思想，也不愿去附近的海边游泳。(Li, 1988)
尽管会议一开始就得到了《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关注，但会议情况、争论的主要内容一直到10月才以回顾性文章的形式发表。“文章正式发表前，由当时中宣部科学处经过认真的讨论和修改，并征求了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的意见。”(冯永康, 2022)整个文章的基调也定在了“双百”方针“样板会”的形式上。相应地，更多详细的内容以《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的形式，由科学出版社于1957年4月内部发行。
1983年，针对“一部分人的头脑中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于光远提出了重新整理青岛座谈会资料的想法：
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 同时写出一篇阐述这一会议的原委及其经验的文章，编成一本书出版，不仅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而且有益于促进百家争鸣方针在今天我国学术界的贯彻。(李佩珊 等, 1985)
这个重担落在了李佩珊等人的身上。除了补充了于光远的两次讲话，这本题为《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以下简称《百家争鸣》）的巨著还收录了李佩珊等人（）专门为本书撰写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经验”一文（首发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4期，其他署名作者分别为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即全书编者）。
在这本书的启发下，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1929-2007）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进行一番追踪研究，用通信或面访的办法，分别请当年会议的参加者们，谈一谈或写一写今天的想法。(龚育之, 1996)
他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任元彪、曾健、周永平、蒋世和等人，按照龚老提出的建议，拟定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三十周年调研提纲”，并向全国各地的遗传学家发出了调研信。之后他们又分别前往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对参加过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当时还健在的部分老先生以及一些当事人（包括李佩珊）做了访谈，收录在《遗传学与百家争鸣：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追踪调研》一书当中。1986年8月21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遗传学会联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暨'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纪念会”发言，也收录其中，成为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重要的口述史料。
《百家争鸣》付梓那年，正值第17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召开（会上，中国正式被吸收为会员国）。李佩珊就在会上以摘要的形式介绍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情况，“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意”(龚育之, 1996)。担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代表大会理事后(柯俊 et al., 1985)，李佩珊开始着手将这篇文章修改为英文。
没有人知道在修改和投稿的过程中，李佩珊付出了怎样的艰辛。离休后的次年6月，李佩珊独著的文章“”终于在Isis上正式发表。
和参会的版本一样，文章理论的核心在于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正如作者在结论部分所指出的：
西方国家的科学史家普遍认同的对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五点理解，对于中国而言，却需要经过许多人（包括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的长期斗争和牺牲才能够取得。也只是在近几年，这些原则才被广泛接受。(Li, 1988)
和同期的其他研究论文相比，李佩珊文章的篇幅较短。按照她在摘要中“旨在提供相关的历史资料，并对其进行一定的分析”的声明，文章更接近今天Isis期刊“Notes and Correspondence”（注释与通信）栏目的定位。
然而正是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让国际同行认识到了中国科学史家的工作。正如自然科学史所在给她的悼词中所说的那样：
她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为中国科学史事业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本刊编辑部, 2004)
可惜当时的学界，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对“积极参与世界舞台的竞争”并不感冒。囿于单位政治等原因，李佩珊一直到离休也都没有申请研究员职称(详见：戈革口述, 熊卫民访问整理, 2018)。甚至在她的悼词中，也未曾有人提及她的这段破冰之旅。
但正如邹承鲁院士所言：
把有意义的创新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性的重要刊物上，为国际同行所了解，引起国际上同行的注意，才能成为当代科学的一部分……在“家报”上发表论文……对科学的发展会有多少影响？(邹承鲁, 1996)
在很多情况下，历史的确会公平地忘记每一个人。但有些过去，不应该被忘记。
参考文献：
LI P 1988. Genetics in China: The Qingdao Symposium of 1956[J]. Isis, 79: 227-36.
本刊编辑部 2004. 原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科学史家李佩珊先生逝世[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74-5.
冯永康. 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2: 90-108.
戈革口述, 熊卫民访问整理. 范岱年谈戈革和许良英之间的争论[A]//王德禄. 独具一戈：文革纪念文集[C]. 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2018: 211-6.
龚育之. 读《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A]//任元彪, 曾健, 周永平, et al. 遗传学与百家争鸣：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追踪调研[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4-8.
柯俊, 席泽宗, 李佩珊 1985. 参加第十七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情况[J]. 自然辩证法通讯: 75-7.
李佩珊 1984. 美国科学史学界一瞥[J]. 自然辩证法通讯: 48-54.
李佩珊, 孟庆哲, 黄青禾, et al. 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A]//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424.
李真真 1999. 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J]. 百年潮: 23-30.
邹承鲁. 致青年科学家[A]//郭传杰, 李士. 维护科学尊严[C].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 16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