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清华大学建校113周年，母校再添人工智能学院等新兴机构。可惜，有些机构的毕业生却因机构撤销，有家难回。在征得出版社授权的前提下，特发布鄙人撰写的“清华STS文丛”之一，《我与清华STS研究所》的前言部分（书籍将于5月上市，内容请以出版定稿为准）。谨以拙文献给曾与这个机构相遇的人。
清华STS所前史（代前言）
202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 、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更新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以下简称“简介”）。在“简介”中，“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被列为“科学技术史”的二级学科。可惜以清华、北大为代表，曾经在各个高校中十分活跃[a]的STS研究机构[1]，“不知什么时候倒在半道”。就连作为中国第一个STS实体机构的清华STS所[b]，也难免“消失在天亮时分”的命运[2]。
2018年STS所最后一个返校日上的座谈会
如何定位“消失”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在中国古代，人们会用玉石驱除邪祟，以期尸骨不朽。在西方的生物医学体系，脑死亡的器官捐献者也可以将“生命的礼物”（gift of life）馈赠给有需要的人士，帮助其延续其生命。那么对于机构而言，“消失”又意味着什么？是建制上的拆除，是人员上的解散，还是社会性的遗忘？身处其中的我们恐怕永远都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所以，这里尝试将目光集中在“消失”的对立面，讲她从无到有的过程，以资纪念。
1977年8月，在教育部组织召开的高等院校理科教材座谈会上，与会代表们讨论了将“自然辩证法”纳入理科教材体系的可能性。这是同年春，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和哲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建议[3]。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高达声闻讯积极同《自然辩证法讲义》编写组取得联系，会同魏宏森参加了“第三篇 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编写。
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之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并不是新生事物。事实上早在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光远亲任组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会）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78年批准成立。同年，于光远等人甚至还首次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4]。
但对于清华而言，参编全国性的教材却是突破性的。一方面1952年，中国的高等院校仿照苏联模式加以重组。原本仿照美国综合性大学建立的清华，成为了多科性工业大学。原有的文学院和法学院各系分别合并到北京大学等校。学校只保留了一个很小规模的政治课教研室[c]，以及蒋南翔校长极力主张保留的全部文科图书[5]。1977年11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自然辩证法讲义》第一次编写会议时，清华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甚至还没有成立。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的含义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自然辩证法是“联系科学家、指导他们的科学研究、管理他们的思想”的政治工具。改革开放后，自然辩证法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口袋“，”关注社会现实、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甚至按照于光远的设想，自然辩证法应该成为与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4]。1979年创刊的中国最早的STS杂志《自然辩证法通讯》也有一个赫然不同于国际学界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在范岱年的建议下于1981年开始添加）。但显然，清华并不了解这些变化。这从1978年，马列主义教研室复建后仅成立了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三个教研组就可见一斑。
通过参编教材，高达声和魏宏森深刻地体会到了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科技哲学、科技史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必要。在他们以及卓韵裳（后调离工作）的倡导下，通过教研室内部“自愿报名”的方式，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终于1979年宣告成立[d]。
按照寇世琪[6]老师的说法，尽管“需要再一次从头开始边干边学，但却是她“非常向往“的岗位：
因为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从事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教学和研究，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是相通的。
成立教研组并将研究中心聚焦于“老三论”中的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做法，甚至得到了钱学森的支持。钱老回信说[7]：
我们应该形成一个研究集体。也搞点接力。
于是，魏宏森带领曾晓萱、寇世祺、范德清、刘元亮、姚慧华等几位老师一边坚持每月到钱老办公室讨论，最终形成了《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1987)这部有着时代特色的集体著作。一边通过研读经典、旁听其他院校类似课程和分工备课等方式，上好自然辩证法课程，帮助同学们懂得“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得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克敌制胜的传家宝……这个道理”（钱学森语）[8]。
在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中，老师们也开始酝酿自己编写特色教材。考虑到教研组教师在专业结构上的优势，教研组决定首先从编写科技史教材（暂定名《科学技术史纲要》）入手取得经验，然后再进一步扩展。在编写过程中，也充分注意到回应三次技术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等深层次问题。1982年，《科学技术史讲义》初版印数4万册，2年后2刷又印了4万册[9]。自1982年下半年，教研组也开始在清华大学开设了面向全校的人文类选修课——科学技术史[10]。
在教研组积极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同时，清华大学也在学校层面探索着文科发展的思路。1982年，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给中央领导陈云写信：
由于科学的发展，牵涉到两种或两种以上学科的所谓“边缘学科”越来越多，例如，需要文科和工科共同研究……今后似宜迅速创办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作为试点，是否可以清华大学为基础来试办。[11]p3
1983年2月5日，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会专门讨论了文科建设问题，确定了建设文科的思路和方案，并于3月22日以《关于清华大学建设文科的全面报告》的形式向教育部党组做了正式汇报。1984年4月，在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旨在培养“基层的政治工作干部或大、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社会科学系宣告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也开始在学校文科发展的新思路下寻找自己的定位。
囿于条件限制，教研组只能通过文献调研的方式了解国际学术界类似机构的发展情况。好在1981年，《自然辩证法通讯》就发文介绍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科学技术与社会计划”的基本情况。受到这个启发，在提交给学校的报告中，新机构的两个建议名中都包含了建议名称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相关的表述。考虑到研究室的名称不易过长，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一锤定音，决定将“科学技术与社会”作为其最终名称。
历史已逝，但记忆总可以是生动、炽热——哪怕是短暂的。于是，我们以STS所30、40周年所庆的部分文章为底本，编纂了这本书[e]。毕竟当一个机构“消失”时，曾经和她有过联系的每一个人都留存了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无处安放的思念。也诚挚地希望这些鲜活的文字，可以成为STS所广大师生偶尔可以“返校”的“记忆之场”。
参考文献
[1] 张碧晖. 科学学在中国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125.
[2] 倪思洁. 中国科技与社会研究要不要建制化发展？[N]. 2022-2022-07-29: 004.
[3] 《自然辩证法讲义》编写组. 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I.
[4] 吴国盛.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十年 [J]. 天津社会科学, 2008, (01): 20-6.
[5] 方惠坚, 张思敬. 清华大学志：下册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221-8.
[6] 寇世琪. 感悟教学生涯 [A]//《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编辑组. 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C].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153-7.
[7] 魏宏森. 钱学森与清华大学之情缘 [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11): 1873-82.
[8] 刘元亮. 难忘的往事 [A]//《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编辑组. 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C].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181-9.
[9] 汪广仁. 《科学技术史讲义》编著前后 [A]//杨舰, 戴吾三. 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C].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347-51.
[10] 高达声, 寇世琪. 大学生要学点科学技术史 [J]. 教育研究通讯, 1983, (01): 56-9.
[11] 文科建设处. 新时期清华大学文科的建设与发展 [A]//《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编辑组. 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C].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1-61.
注释：
[a] 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天津大学、内蒙古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涪陵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等均建立过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关研究机构。
[b] 在本文集中称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科技所、STS研究所、STS所等。为尊重原作者，在选编文章时保留原貌，未加改动。
[c] 1957 年夏季后, 政治课教研室各课程暂停。直至1960 年, 清华恢复了政治课教研室工作，为研究生开设了自然辩证法经典著作导读课程。1966年，教研室工作再次陷入停顿。原教研室教师被下放到各系参加有关时事政策学习的辅导工作。
[d] 按照魏宏森（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篇）的说法，自然辩证法教研组成立于1978年3月。考虑到记忆的准确性性，编者以《清华大学志》中给出的时间为准。
[e] 曾晓萱老师“我和研究生在一起的日子”，以及刘元亮老师“难忘的往事“两篇文章曾收录在《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中。考虑到其最初系为STS所30周年所庆所做，亦收录到本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