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老王四十了。
和小波同志一样，也是到了不惑之年才知道最适合自己的事情就是躲在家里写文章。不同之处自然也是有的，一是老王自认为性情上并没有那么“不合群”，二是老王的心是野的。在铺天盖地的“清零”动员之下，老王还是惦记着要跑到村里收档案、做访谈——这出去的心可是比老山参都野。
可不管心怎么野，身子骨都跟不上了。三十岁的时候还可以带着团队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白天高强度工作，晚上还要对月复盘。还没到四十岁，睡眠就越来越差，特别是到了新的环境，大脑兴奋起来，数什么东西都没有用。出差因此也只能应减尽减。不可否认，家里嗷嗷待哺的菘和瑄始终是一个牵挂：尽管只是工作日的一顿早饭，或是周末的炸物大餐，要是不能亲手做给他们，总觉得会多少有一些遗憾。
人活在世间，总有遗憾。作为学者，这种遗憾尤其明显。回首往事，你会发现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并感叹所花精力与所获成就太不成比例。
遗憾这话是陈平原说的，十分的在理。仿佛不走点弯路的厨子，身为学者都会变得无趣。30岁的时候，刚从学生身份转换成教师（当然对园子而言，无非是集体户口页从一个夹子到了另外一个夹子的事）。白天意气风发，恨不得三十几岁就也要搞出阿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这等惊世骇俗的作品；晚上躺在床上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想着自己何德何能……
人贵有自知之明。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即便不去毒害大环境，也要明白个体的渺小和局限。几乎是一夜之间，博士期间研究的“中国技术标准战略的兴起和失败”不能讲了。还没来得及困顿和迷茫，身体就先亮了红灯。术后恢复不到3个月，就马不停蹄地跑到大洋彼岸去完成“出国留学经历”的有关要求。人还没回，导师就走了；再后来，STS所也没了……好在没到不惑之年，就又找了可以让自己两眼放光的研究方向，更明白了“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的道理。虽未功成，却也全身而退。
老师“升职”这个decentralize的过程不仅是职业上的，对于生活质量、口味、记忆和历史也都是一种转变，从北到南的一个过渡，或者个人在当代的migration和口味有很大的关联。期待看到老师的新书（包括其他方面）！
真的是退（或者更准确的，叫Inner emigration）。起码在同样对医学史/食物史/身体史感兴趣的芷婷眼里，是这样的。老科大人形容母校当年来合肥，也是用了“下迁”二字。远离帝都，俗人老王反倒自得其乐：在这座三年了一天都没有封过的城里，一家四口时常骑着自行车流连于传统的菜场和现代的超市，用眼、用手、用心去触碰那些可以变成盘中餐的食材。“久违的这种生活，实在是太美了。 ”我这样告诉芷婷，更告诉自己。
程老大讲，几年前国内安宁疗护界大咖桂军兄办过生前葬礼，从棺材里爬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去TM的什么教授……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好好和家人活在一起！”是的呀，人这一辈子，究竟活什么呢？
刚见到大花那会，每个月到手4000大元。我说咱俩不要孩子了，养活自己都困难。一转眼，两小只都凑齐了，甚至还有了自己的户口首页。大花说，“咱们慢慢走上了父母的老路”。
可老路又有什么不好呢？兵叔说，“能将谋生的工作与个人的兴趣真正地统一起来，那才是幸福的人生”。看看人家，大咖也不避讳“吃饭”这等俗事。也许只有彻彻底底的俗了，才可以真的不惑，坦然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
于是天各一方，还是会时不时想起他在年会上演奏的曾经可能改变他下乡命运的三弦——当然让人念念不忘的却始终他面对师生，坦然演唱的《我爱人民币》。
相较而言，我是拧巴的。这是大花，一个枕边人对我的中肯评价。比如我喜欢打磨厨艺，但自己爱吃的东西却几乎没有。手冲咖啡，二次元追番……有些时候甚至在怀疑这些所谓爱好是真的喜欢，还是只是一种习惯。所以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现在的研究（当然还有我心心念念的教学）产生了如此之大的热情，以至于把未来的10年都要赌进去，赌在一座签约前只来过2次的城——特别是我的豪赌，也必然地会牵连到我的家人，以及团队中诸多学生们的人生轨迹。这个责任实在是太大了。
尽管几乎没有学术界以外的工作经历，毕了业的学生们却总喜欢找我讨论他们人生中重要的选择。所以无论到哪，我都会带着他们——连同曹老师的长寿花，和老曾生前摆在桌上的复活节彩蛋。仿佛有了这些，我在办公室里才会心安。
老师离园的时候我真的特别难过。
以前课上的同学这样和我讲。不过在昨天下午的新生见面会上，子梦同学说起在本科阶段就关注了“脑洞”，甚至还通过地理坐标，推断出了我的真实身份。如今却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久别重逢”，相互分享着这些奇妙的人生际遇。
所以真的别难过，在我最年轻的时候遇到你们是我的幸运。尽管岁月不可避免地在我的脸上、心里刻下不可逆转的痕迹，希望再过10年，老王还是那个有点俗又致力于不俗的老王。
也只念念就够了，至于是否不忘，有无回响，都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