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临行前，大花这样对我说。
种种机缘，今年转战到合肥招生。合肥，由于过度防疫前日才被国务院点名。先行的两位老师一下高铁就遭遇了黄码，被拉去隔离酒店。我和组长坦陈，家中两小只嗷嗷待哺。若是政策还是如此硬核，恳请线上支援。22号，刚上完Latour专题的最后一课就接到通知“政策可能有变”。在皖事通做好了各项报备，买了G43的高铁，战战兢兢的就往庐州来了。
我还是倾向于叫她庐州。试想把一个在当地还很叫座的饭店叫座“合肥太太”，将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临行前还想着有空考证一下庐州烤鸭和北京烤鸭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因缘，不过好奇心终归被“赋黄码”的恐惧所取代。
车上无话。一只Kindle翻来覆去，一会用来阅读，一会用来压泡面盖子，倒是也自得其乐。前座的大哥一直戴着耳机。突然电话打来，听声音是他老婆的。通过视频给看了看孩子，接着又问是否回家吃饭。大哥回话不多，倒是“回家吃”三个字说得斩钉截铁。旁边是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看我吃着泡面，也聊起了晚饭的事。妈妈说要去爷爷家吃西红柿鸡蛋面，孩子却嚷着要回家自己煮。不知他们最后如何决策，但在我看来，这些关于晚饭的谈话，统统在释放一个信号——迎接我们，至少是他们的，大概率是绿码。
果然还是要相信本地人的判断。下车后只是填了承诺书，测了核酸就放行。回到大本营见到今天到肥的两位老师，也都是如此顺利。席间聊起清华的新医学，长庚台湾老板的精明，以及中科大合并省里医院后医学排名的攀升，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庐州，我怎么就来了呢？
要集合了，就此搁笔，其余的话的晚上再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