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画传》梳理总结及部分感想

我认为，有志于做一个有正常情感、正确认知并少犯方向上的错误（例如一群马克思主义者攻击鲁迅不是马克思主义，一群左倾的人攻击毛泽东是逃跑主义）的人，就必须要看鲁迅，因为有时自认为正义的举动，只不过是胡适的自保，又或许是创造社之类的幼稚，况且胡适与创造社成员又是当时能掀起社会舆论的人物，比我们大部分人更厉害、热血。为了尽量少让或者不让自己的一颗善良的心无意中做出幼稚的、反善良的事情或无意中做了真正敌人的帮凶，则非读鲁迅不可。

读鲁迅的文章，看他与别人的争论时会发现他不是为了争论自己的名誉和名声——当然那些人的攻击对他的名声也不能构成威胁——而是像医生一样开出一种人的病情，病因和药方，要后世的人不要再得此人格上的病。也如林贤治《鲁迅画传》前言所说：通过阅读学习人道主义的精华，获得更广阔的精神空间，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批不依附、不投靠、人格自立、善于维护自己权利的公民。

一、两本《鲁迅画传》

读《鲁迅画传》这本书的想法最早起源于k君的某次分享，他列出了自己大一时读过的若干书报和做过的若干努力，其中就有《鲁迅画传》这本书，之前我读《居里夫人传》也是如此原因。我坚信在他大一时就将这些书吃透，并且那时我就有一个认识——他语言之犀利、见识只深刻、表达之清晰离不开“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个人，这个认识也在闲谈时得到了证实。

过了一阵子，突然看到三周期书目上的《画传》作者是林贤治，而微信读书上早把此书下架，好在现在花钱总是能办到大多数的事情，于是花钱买来电子版，一读变觉得风格不同，一读便懂下架之原因。

林贤治这部作品更像是以战士的姿态，着重从战斗的历史来讲鲁迅，而且林本人也是如此战斗的。他曾对中国散文界进行了总结和清算，杨绛、王蒙、贾平凹都在其批判之列。不得不说林贤治离鲁迅更近一些，李文儒则更全一些，如果将来要给我的孩子荐书，在他小的时候我会推荐他看李写的《画传》以求多了解，但当他有了一定社会阅历的时候，我就会推荐他看林写的这本《画传》以求深刻一些。如果没有阅历，眼中都是单纯，是看不懂战斗的。

鲁迅有太多值得研究，值得写的，包括陈西滢陈源都能单列出来，和我现在看到的田汉，周扬等人，都想一探究竟。被鲁迅骂的，和鲁迅好的，尤其是鲁迅从思想上批评或赞成的都值得写，但本篇还是主要作读书笔记来复述原文，虽然有一些临时想到的资料和议论，但那是次要的目的。我觉得只有地基打牢了，才有日后的进步，这就是在打地基。或许，以后我可以写，鲁迅批评的思想有哪些？被鲁迅骂过的人有哪些？鲁迅的好朋友都有哪些？这样的文章来。又或是可以把鲁迅和现实联系起来，成为鲁迅的一个小学生，去骂那些现实中该骂的人，那我首先得有一个差不多的能力，知道谁该骂，该怎么骂。

二、鲁迅的战斗

1  <出生地>

1881年10月生于浙江绍兴。13岁时就从大家族的少爷沦为“乞食者”，这就是他那句“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2 <在底层>

林贤治说的话我改了一点点：“幸福有时是单调的，惟有苦难深沉而丰富。在短短的几年内，鲁迅所经历的一切，实在远胜于一个所谓“顺民”的漫长一生。”

鲁迅少年时经历过两次重大的家庭变故，一次是祖父下狱事件，一次是16岁时父亲去世，这两件事情都可以在喜马拉雅App里听孔庆东老师讲详细内容，因为听过很多遍，就不想详细记录了。

憎恨、责任和勇气都来源于爱，作为大哥，除了站出来做家人的保护人，别无选择。在家庭的由盛转衰中，在上层与下层的中间地带，鲁迅长久的停留，凝视着人类的灵魂，养成了他独有的思考方式和性格。

3 <十字路口> 

家庭穷困潦倒，母亲让他去科举的路子是他所不想的，商人和幕僚也不是他的本意。社会原因，当时出现了中西学堂，他先后入读了南京水师学堂和矿物铁路学堂，这些学堂都不用交学费，因为这在当时属于异端，这些在李文儒老师的《鲁迅画传》中有详细的描述，包括鲁迅当时的成绩等等。

林贤治认为当时鲁迅不见得就很清晰自己要做什么，而且鲁迅当时还参加了一次“思想倒退”的科举考试，可后来的看新书、见新党，不断活跃着鲁迅的心，读《天演论》、读《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等等，鲁迅慢慢拥有了坚定的信念。

随着1896年请政府开始派人去日本留学开始，到1906年的十年一共派了12000人，鲁迅正是这其中的一员，他作为1902年的官费生选派去了日本。

4 <铁屋子的呐喊> 

蔡元培带领的北大和陈独秀带领的《新青年》构成了新型的知识者集群，他们提倡自由、人权、民主和科学，推进思想启蒙。鲁迅当时还在“麻痹”和“装死”。

《新青年》的旗手是陈独秀和胡适，也有钱玄同和李大钊作为代表性人物，正是悍将钱玄同请他作文章，才有了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鲁迅认为把大家叫醒了又如何，不是更难受了吗？钱玄同反驳说，那你也决不能说这几个人没有希望干翻这铁屋子。鲁迅想，确实不能抹杀这种希望，就答应了钱玄同。

鲁迅一开始就是大招，《狂人日记》写出了抽象的吃人，《孔乙己》、《明天》、《白光》、《药》则写的就是具体的吃人。孔乙己和陈士成是辗转于科举制度下的两位畸形的旧式知识分子，一个死于众人的麻木和薄凉，一个死于个人的屈辱和自卑。革命者夏瑜被做成人血馒头，单四嫂子的儿子被一个无爱的人间吃掉……《呐喊》是记忆的，虚构的，独语的。《热风》是现实的，战斗的，宣言的。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重复写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的做人。

5 <彷徨时期>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五四运动开始，知识分子可以简单分成两种，一种是投身实际政治，一种是逃避社会，躲进研究室里。《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到了上海组建了共产党，编委胡适却主张“不谈政治”。

鲁迅基本上支持胡适，但反对“不谈政治”。鲁迅觉得在政治问题上应该恪守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而不是具体上的操作。

战争结束后的《彷徨》，鲁迅明显向“匆匆来去，几成陈迹”的新文化运动及其产物倾斜。《在酒楼上》的吕纬甫，青年时期拔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改革，现在却教“子曰诗云”，变得敷衍随便，模模糊糊，生活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做一些 自认为无聊的事情，而不为明天筹划，也不知道明天。《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先沦落为求乞者，做了杜师长的顾问，已经躬行他自己先前所憎恶和反对的一切，拒斥她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除了《彷徨》，还有《野草》。

6 <漩涡中>

 1920年，鲁迅兼任北大和北京高等师范讲师，1923年又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鲁迅在女高师作《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徐寿裳从女高师辞去校长职务，随后是杨荫瑜接任，这就是那个把许广平打成害群之马的女校长，这个校长是十足的家长制，广结羽翼，位置私人，敌视不安分的文科学生。在这期间，许广平给鲁迅写信，从此他们开始频繁的通信，这在《两地书》里是完完全全体现出来的，这是爱意的慢慢产生，这是最理想的爱情之一。5月份，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时杨荫瑜在北京决定以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她带领武警开进校门，章士钊则在国务会议上请求停办女师大，秘密请段祺瑞免去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职务。11月，北京数万工人发起大规模示威，形势变得有利，易培基被选为校长，章士钊的住宅被冲击，教育部发布鲁迅的复职令，但是正当大家高兴时，一个意外的打击降临，就是我们熟知的三一八惨案，光是被枪杀的学生群众就有47人之多。次日，政府下令统计共产党李大钊和国民党徐谦，易培基等人。在参加完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后，鲁迅开始了一个月的流亡。最后，在林语堂介绍下，鲁迅去了厦门大学做教授，而许广平毕业以后也要回到广东省的母校任教，这样就有了同行的理由。

7<孤岛>

鲁迅到广州后，许广平到中山大学当了助教，厦大让鲁迅成了孤岛，因为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北京都那样，厦门又好到哪里呢？厦大教员内部有者严重的派系斗争和拜金主义，他说在厦门，中枢是钱，绕着这个东西的时争夺，骗取，争宠，谄媚和叩头，大抵是趋炎附势之徒。鲁迅只好放火烧荒，开拓播种，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于是两个文学社就成立起来了，两个周刊也随即产生。因为这里真的没有生活，鲁迅感觉在浪费生命，于是他缩短了在这里的时间，只停在厦门一年，这一年寂静的环境和沉闷的生活是宜于回忆和反思的，完整体现就是《坟》的出现。这中间高长虹又因为一件事情攻击了鲁迅，以为抓住了鲁迅的把柄，鲁迅一面调查一面隐忍，深入批判了高长虹唯我独尊的酋长思想。涉及到许广平，鲁迅说，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力气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此间，鲁迅接到中山大学的聘书，鉴于厦大环境恶劣和与许广平关系的发展，他提前考试，辞去一切职务，1927年1月16日乘船南下。

8 <革命策源地>

在广州，鲁迅去香港做了两次演讲，分别是《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自然，因为说的太真，演讲内容禁止被报纸登载。在学校，他本来打算同创造社的出版部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结果合作不成，他自己开了一家北新书屋，五个月以后亏损百元之后只好关闭。这期间革命与文艺一直占据着他思考的中心，这里面有很多经典的话，例如他说，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9 <412反革命政变以后>

林贤治为这一章起名叫<被梦境放逐的人>。

鲁迅1927年1月在中山大学任教，在4月份的清党运动中中山大学的学生被捕，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希望学校能够出面担保他们，当时主持校务朱家骅以“党管学校”为理由拒绝了鲁迅的提议。（我这里专门查了一下朱家骅，这个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去德国学地质，1917年回北大教德文，1918年公费去瑞士留学，22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24年回国，26年去广州石井兵工厂当秘书，后成为中山大学教授，紧随上海的412，即广州415清党之后，他即开始升官发财，扩大个人势力。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北大教书，公费去过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却仍是如此面目，这个事实能不能撕掉一些人心中的幻想呢？）朱家骅拒绝之后，“在坐的各位主任噤口不言，没有反应”，鲁迅虽然重复了“应该对学生负责”的话，但会议还是匆匆结束了，悲愤之余，鲁迅决定辞职。辞职之后，鲁迅整理旧稿而成《野草》和《朝花夕拾》，整理完过后又重新战斗起来，除了写杂感之外，还有做讲演和见朋友，演讲的题目分别是《读书杂谈》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演的最后一天有雨，但听众却不减反增，我感觉很爽。1927年9月，鲁迅离粤赴沪。

10 到了上海：这一章名为<革命文学家的围攻>

① 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广州，考虑安全和婚姻问题不能去北京，于是将就着来到上海，许广平按照鲁迅的建议在家做翻译工作，鲁迅则辞掉劳动大学的教职成为了蔡元培为他争取的”特约撰述员“一职，月薪300元，换算成现在的钱大约是3-7个w。

蔡元培答应鲁迅，说他领了薪水之后仍可自由著作，书上说“拿政府的钱骂政府，无论如何是占便宜的事情，何况这钱说到底也算不得是政府的钱”。除了应酬宾客，就是去作演讲，在劳动大学讲《关于知识阶级》，在光华大学讲《文学与社会》，在暨南大学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影响非常深远。

② 1930年后，上海文学界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高扬“革命文学”的旗帜开始围攻鲁迅。

当时有一个创造社和一个太阳社，前者的刊物是《文化批判》，后者的刊物是《太阳月刊》，这两者之间虽然为了“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和领导权打过架，但都是支持革命文学的。他们把鲁迅和陈西滢并列，批评鲁迅的思想停滞，宣告阿Q时代早已死去，说鲁迅冥顽不灵，对社会认识完全盲目，无聊无知。林贤治说，文章并没有接触到实质性的理论问题，只是对鲁迅一味的施以人身攻击。鲁迅则并不从人身攻击出发，而是指摘攻击他的人文章中的矛盾之处，并且帮他们发掘这矛盾的根源。后来，鲁迅并不为这些人攻击他而悲伤，而是因为他们攻击不到点上而难过，他说：“大家拼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这些人继续攻击鲁迅，说他只暴露黑暗，没有创造光明，说如果没有光明的创造，那只是盲目的暴露，如果眼里只有黑暗，那出路则只有坟墓，其中，郭沫若对鲁迅的批评尤为激烈，甚至说他是封建余孽、是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是二重反革命等等。鲁迅则以《革命的咖啡店》，《文坛的掌故》和《文学的阶级性》作为最后的正面论战，他想早点结束这种近乎无聊的纠缠。

③ 书中有一段话特别能体现鲁迅的谦虚精神，说“在论争中，鲁迅一面解剖论敌，一面解剖自己。既然论敌以“唯物史观”标榜自己，而又不愿意做介绍的工作，他只好加紧购读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并且努力把它们译出来。对于这些书，他觉得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暖昧难解的问题，都可从中得到说明。后来在编定的包括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杂文集《三闲集》的序言中还提到:‘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自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校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11<左联时期>

①1930年，鲁迅加入了左联，书中说道：“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政策，决定争取鲁迅，并且通过鲁迅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外围组织。一方面，阻止党员停止攻击鲁迅，派遣潘汉年作为中宣部联络员，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开展组织的筹备工作,另一方面，让冯雪峰出面，说服鲁迅加盟。”加入左联，就是和之前人身攻击他的共产青年合作，他一方面不计前嫌，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人的问题又不留情面，指出左翼很容易成为右翼。

有人认为这些人是想借鲁迅这把梯子走得更高一些，鲁迅说他自己帮了很多人，有时失败，有时受欺骗，但总是有一颗希望有英年才俊出于中国的心，因此自己不担心别人把自己当梯子，只是担心他们功力浅，没有能力爬梯子。

②当时还有一件胡适的事情，胡适称得上一位领袖人物，他也曾在《新月》杂志上抗议过国民党清党之后的极权主义，但他说自己“只有善意的期望和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可即便怀着对党国如此的忠诚，胡适仍旧遭到政府的惩罚。鲁迅认为为主子设想的奴才道德应该揭露的，他觉得胡适这样的批评，只不过是因为新月社有超然的地位而已，这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这篇文章中就有所揭露。

③除了胡适，还有更值得鲁迅狙击的梁秋实，梁秋实通过写艺术的独立性来说无产阶级文学子虚乌有，通过写翻译的技术性说无产阶级的翻译著作晦涩难懂，虽然他的作品再文艺上有参考价值，但目的上就是要扼杀左联。

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好政府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不但从更高维度的理论上解释了文学的阶级性和人性，也痛骂了梁秋实这类驯良的走狗。这里林贤治的总结非常精辟：创造社攻击鲁迅太不“革命文学”，太小资，梁秋实则是主张文学只有普遍的人性，否定阶级性。从创造派到梁秋实，是从左和右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行解释的，只有迅哥儿是实事求是的站在中间的位置，受着左右的攻击。（朋友，此刻你懂了毛泽东说的那句“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句话了吗）。

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批判了才子气和流氓气，其实就是左倾和右倾。书中说：“‘才子气和“流氓气’，其实是概括了国民劣根性中的两个类别，突出地表现为逃避现实和打倒一切。

鲁迅举例说，“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除了从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作，鲁迅还培养新青年，继续进行新文艺的建设。

④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控制了大会，实权落在了王明手中，很多人不满，在东方饭店开会表示反对，可会议未结束就全部被捕。（从张国焘的回忆录来看，我有理由怀疑这些人是被米夫派举报被捕的，另立会议表示反对固然是不对，毛泽东被误开除党籍之后仍旧是按规辩驳，不会分裂组织，但利用敌人之手杀死同志更让人难以接受，人家有反对意见，为啥不让讲呢？）

鲁迅的朋友柔石也在被捕之列，过了几日，传来柔石被枪毙的消息，柔石足足中了十枪，鲁迅沉重地感到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于是有了那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中国这么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鲁迅不但嘱托史沫特莱将自己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带到国外发表，还姐说了冯雪峰的建议出版一个纪念战死者的刊物《前哨》，他用了自己先前否认的“革命文学”，公开声称自己是“左联之一员”。

12 <救亡与启蒙>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关东军袭击沈阳，入侵东北，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鲁迅写下大量的时评，收录在《伪自由书》等著作中。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启蒙，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中启蒙，以启蒙从事救亡。

①这时候有一个关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争论，左联盟员杜衡以苏汶为笔名参与论战，但矛头指向左翼文坛，鲁迅对此很反感，但他既没有刻毒讽刺，也没有简单的将其归为阶级本质，而是用事实和比喻辩说苏汶的两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是“第三种人”是否存在，第二个是大众文艺的价值。

11月，因母亲生病回到北京，也做了五次讲演，历次演讲地方均门窗破碎，称为北平五讲，讲的内容还是文艺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

鲁迅说三种人值得研究，一是胆小又要革命的，一种是大讲马克思主义又实际难以做到的，像张资平，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人。鲁迅说新知识者立足于现实，在实际斗争中寻求自己的艺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自私，然而他的事业是和大众结合，那么他的存在就不单单是为自己的。

② 鲁迅还参加了由孙中山遗孀宋庆龄为主席的民保盟，民保盟营救陈独秀、彭述之、黄平均等政治犯，营救罗章龙、陈赓等共产党人，鲁迅自始至终参加民保盟的斗争，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有些会议鲁迅一般不出席，比如左联的，但民保盟的工作鲁迅做的是兢兢业业。之后，国民党绑架了丁玲，潘梓年，把应修人从三楼摔下致死，杀害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铨，鲁迅不顾大家劝阻，亲自到万国殡仪馆给杨铨送行。杨铨死后，民保盟的活动变慢慢在反抗和挣扎中解散了。

③还有一件共产党员杨人和鲁迅之间的故事，杨人背叛革命之后咄咄逼人，发表给鲁迅的公开信攻击鲁迅，鲁迅写了一篇《答公开信的公开信》，倒不是因为他很生气，害怕他坏了自己的名声，而是认为杨人是一种类型，事关革命和整个社会，个人还倒再其次。他说杨人是革命场的小贩，借革命来推销自己的文学，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是狮子身重的害虫，革命一受难，他就一定要以各种理由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狗。

除了杨人，还有笔名林默的廖沫沙，攻击鲁迅的《倒提》一文，说鲁迅的文章是花边文学，结果鲁迅就以花边文学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他给曹聚仁写信说，林默就是以这样来显示他的革命，另一方面又可以取悦某一方，不料被曹聚仁转发在社会月报上，笔名叫邵伯的又发《调和》来攻击鲁迅是调和的，这也是一个青年“战友”。

鲁迅不怕敌人的狗咬，但是最可怕的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他说为了防后方，自己就得横着站，不能正对敌人，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13 <解散左翼前后>

①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斯大林要把日本的进攻阻拦在中国的领土上，就大力支持国民党，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在共产党，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揭露和谴责是一致的，但是可惜的是鲁迅并不了解共产党的真实立场，一是因为在上海媒体都被蒋介石控制，二是因为那些骂他的“周扬之流”虽然和中共中央处于隔绝的状态，但还是以党的形象出现的，所以鲁迅时常感到愤慨。

②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之后，左联代表萧三传递要解散左联的消息，对于左联的关门主义，鲁迅非常了解，甚至说他们把自己也关在门外面了，但是成立的时候他也是甘愿被利用，一是因为盟员都是文学青年，二是为了对付当局，但是当柔石牺牲以后他就在感情上和左联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他期待着能有一次集体的民主讨论与磋商，但是他想不到解散左联的计划早就开始实施了，周扬仍被选为新的书记，但是解散左联不好办，他让夏衍找茅盾，让茅盾去了解鲁迅的意见，鲁迅说了自己的意见，不赞成解散左联，又让徐懋庸去找，结果一样。但最后大家都同意，鲁迅说既然大家要解散，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得发表一个宣言，大家先同意了，会后也没人做。

③左联解散后，一个叫作家协会或者文艺家协会的新组织筹备起来了，他们多次请鲁迅加入，都被拒绝。

在他们成立后，鲁迅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并没有组织，只是号召。他说作家协会热心者不多，看起来要消沉，结果也是如此。

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到达上海，鲁迅说：“你们从那边打过来，该不会首先杀掉我吧？”。冯雪峰对这些感慨摸不着头脑，接下来鲁迅才陆续告诉了冯雪峰一些文艺界的情况，毫无保留的发泄对周扬、夏衍以及田汉的不满与憎恶。冯雪峰要见周扬，周扬拒绝，说要看看冯雪峰的证件，其实主要原因是冯雪峰到上海之后没有先找周扬，而是先找了胡风。简单来说，周扬定调了国防文学，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周洋就大肆反对。徐懋庸写信给鲁迅说他助长胡风的错误，偏袒巴金和黄源，鲁迅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林贤治的评价非常精准：鲁迅深知宗派主义与权力的结合的可怕，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诸如“统一战线”这样那样的大题目之下锻炼人罪，戏弄威权，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已者，甚至威胁采取“实际解决”的行动，那么一旦放大了领导权，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所以，他在指出无凭无据，即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这种恶劣倾向之后，特别强调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公开信远远超出了个人问题，也超出了文艺问题。它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统一战线的个人宣言，是对于被诬枉的有为青年的辩护词，是投向左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挑战书。它一经发表，便被称为“万言长文”，立刻在上海、北平、东京文化界引起强大的反响。

④这时郭沫若充当公开的反对派，发表《戏论鲁迅矛盾联》等，矛盾则采取回避政策，自此以后，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大不如前，不久就回延安了。关于孔庆东评价郭老和鲁迅的争论，附在下面,但我还想插一嘴，（我想，周扬如果到了延安，如果还保留着这样的习惯，活到建国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实际上他当了延安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建国后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作协副主席，那林贤治这本书被禁似乎也有了理由。）

14 <仆倒>

三、我们现在的战斗

这一节后面再写，我想先用一个有关鲁迅的问答来代替。

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