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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天门境内不论民垸还是官垸，因地势低洼，全依赖江河堤防作为保障，一旦江河堤防溃决，星罗棋布的垸堤则遭冲毁。同时，外洲围堤也因堤防矮小单薄，屡遭溃决。因此，防洪成为每个垸垸民亟须承担的公共事务。江汉平原开始大规模筑堤围垸始于明代。防洪成为天门地区垸形成和联合管理水利的共同需求，垸的日常管理与维护依赖于垸民自发组织完成。垸田的最早出现不是在明清时期，而是在宋代以前。首先辨别一下“垸田”和 “圩田”。“垸”（汉语拼音yuàn），是两湖等长江中游地区在湖泊地带挡水的土堤，用“垸”围起来的农田，叫“垸田”。“圩”（汉语拼音wéi），是江淮地区低洼地区防水的土堤，用于御水护田。用“圩”围起来的农田，称为“圩田”。用“垸”“圩”围起来的村落，叫“垸子”“土圩子”“围子”。实际上，“垸”“圩”意思相似，“垸田”“圩田”是近义词，都表示用土堤包围起来的农田，只不过有的是围湖造田的结果，有的是低洼滩地，实际上是带有地域色彩的方言，如同农村小市场，有的称“集”，有的称“（圩）墟”，有的称“市”，有的称“场”。因此，无论垸田、圩田，都可称之为“围田”，都是土地利用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耕作制度和生活形态。在长江流域，围田在宋代之前就已出现。对此，元代农学家有清晰记述：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后值诸将屯戍，因令兵众分工起土，亦效此制，故官民异属。复有圩田，谓叠为圩岸，扞护外水，与此相类。虽有水旱，皆可救御。凡一熟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富国富民无越于此。诗云：度地置围田，相兼水陆全。万夫兴力役，千顷入周旋……![]()
明清时期，汉水中下游段多次发生涨溢，河道不断发生变迁。尤其在下游区域，由于是平原地区，洪水消退后，留下大片淤滩。湖滩、江滩的淤地肥沃高产，适应这种地形的垸田应运而生。垸堤和垸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沿江濒湖之民“于田亩周围筑堤以御水患，谓之垸”，垸就是堤防，垸内耕地就是垸田。明代文献称：“沔居泽中，土惟涂泥，而竟陵云柱颇多高昂之田。民渐芟剔，垦为阡陌。然江溢则没东南，汉溢则没西北，江汉并溢则洞庭、沔湖汇为巨壑，虽尧横流之时、禹未导之日，不是过也。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谓之曰院。如是百余区，其不可堤者悉弃为莱芜，莱芜之地常多于院。”此处之“院”，即“垸”也，取合围之义矣。清代文献概用“垸”言两湖水利田，例如“民间于田亩周围筑堤，以防水患，其名曰垸。每垸周围二三十里、十余里、三四里不等”；“自京山以下，次潜江，次天门，次沔阳，地形愈洼，众水汇归，南北两岸夹河筑堤。其州县民人纠约邻伴，自行筑堤捍水，保护田庐，谓之曰垸。各垸之田，少者数百亩、千余亩，亦有多至万余亩者。”修筑垸堤、开挖垸田，这一工程本身蕴含传统时代的诸多科技成分，因为它涉及勘察地形、组织劳力、设计水闸、测量施工、器材配置、土方运输、堤垸加固、生产效率、居住条件、生活便利程度等问题。时人称：“泽国多虞。其高原沃壤，无川泽利，亦无荡析，患者，县北一隅耳。南历数十里厥河，惟五郢水自西来。环城而东者，县河也，无甚大患。汉水自西来，贯境而东者襄河。其经流牛蹄，为巨支。通顺（河）旁出狮子，则入口已塞，下流倒漾而进者也。生其间者，各畚筑自固，垸百余，倚堤为命。萃千里洪波，束于狭流，肢分脉绕，仍合一线。不预坚其防，田为沼，民其鱼矣。”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既有官垸，也有民垸。恰如乾隆年间湖北巡抚辅德的奏折所称：湖北河汊纵横、湖泊星布，多有堤岸，“内除江夏之金沙洲、荞麦湾、荆门之沙洋、襄阳之老龙等堤，例动生息银岁修，其余俱民自修筑。复于堤内田之四围，各筑小堤一二三尺不等，俗称为垸。经久达部者，谓之部垸，官为经理；未达部者，为民垸。查民垸、部垸，各处毗连。民垸被溃，淹及部垸，且田同一堤，赋属一制，似未便歧视，应概令官为经理”。实际上，在整个两湖地区，垸田所在便是水利设施齐全的乡村社区，其内部之结构相当复杂，“至各围垸内出水积水之区，或则有港，或则有塘，或则请建有闸，或则疏通有沟，向系民力岁修。港则设之溷口，塘则立有剅沟，闸则因时启闭，以资蓄泄，以借灌溉，似可无烦疏浚者也”。这样的水利工程，是今人了解明清时期农业科技水平的重要窗口。![]()
可以看出，明代每逢岁修堤防之时，垸总召集垸主、块首和垸丁等召开会议，共同商讨修堤方案。其方案主要涉及：一是维修垸堤，保护水田和房屋；二是完善排灌系统；三是管理大小剅口、柳口，开关水源，如有损坏，及时修理；四是大疏浚或者小疏浚河道。垸总、垸主等不出工修堤，修堤任务平摊到垸民身上。他们的工资，以及修堤期间的生活费用、工具费用主要来源于垸民按田亩面积缴纳的平摊土费。在天门地区的具体操作中，摊派土费时，各垸都有催夫给工单，即按照单内指定块首，催夫催块首，块首催花户，限定三个月内到堤委会完纳。有时垸主亲临现场指挥，在当地设置办公场所临时办公，待竣工之后，组织专人验收[5]。块首登记土方，计算每户完成土方数量，垸丁上堤，负责监工。另外，湖垸闸口等水利设施，其功能是放出水(排水)，各垸垸主派专人负责管护。遇到闸门有破损，由其通知垸主，及时制定抢修方案。每垸设有垸主，对于岁修垸堤，实行分总轮充制度：如果今年该垸垸主担任垸总，下一届轮到他垸垸主担任垸总，要求前次没有担任者充任。垸主多数是家族户长，这表明“垸主”职务多为大姓把持。遇到修防会议，多由垸内大族或者有权势的乡绅主持，他们能够讨价还价，维护所在垸花户的利益，基本掌控了垸内年度修防运作，在水利工作中处于中心地位。但是，修堤挽垸时，家族内与家族间、各家族与官府间的协作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以地缘为基础的共同利益最终促使他们作出“交易成本”最低和彼此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当各方对围垸持有不同看法时，官府干预十分必要，有助于协调各方利益及合理分配堤工任务。明朝初年，由于汉水溢于监利、景陵县境内的官湖垸又是东荆河、沙洋河之要冲，于是地方官府筑景陵青泛湖、万全垸等处堤防。当时，由景陵知州主持，动员垸民创修北口横堤340丈，堤身高厚坚实，沿堤岸还植杨柳加以保护。之后，每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对江河堤进行修缮，增高或者增厚堤防，均系动用公款官修，勒限保用十年，保固期满照例民修。每逢江河堤倒口，次年由景陵县知县提请挽筑，以工代赈，修筑溃口处堤防。经费由省财政借垫，事后由监利、潜江、等县摊还。该堤分上、中、下三段经管，每届加修工费，采取按亩摊派的办法。明清以来，地方通过成立乡绅群体构成的权威组织，制定垸课役工摊派制度，落实防汛岁修职责，举办水利仪式等，促使水利共同体的有效运作。随着国家权力下沉，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增大，堤防管理组织日趋官僚化，官府频繁干预水利纠纷和强化水利信仰认同，致使垸内水利自治转变为行政治理。清朝年间国库出资修建或者以工代赈修缮堤防，比如柴林河、内荆河和沙洋河等堤防，部分使用垸课进行修防。同样，每当垸堤复决，委派垸主修筑决堤，于十二月开始至次年正月完成，比旧制增高一尺。![]()
明初景陵由卫改县，是为兵士耕种屯田的地方。当时官湖垸地广人稀，为了增加税收，国家屯兵挽垸修堤，围垸造田，同时，鼓励百姓迁居此地开荒种粮。后来，国家逐步落实垦殖政策，重视土地区划，对农田严加管理。明末时期官府屯兵挽官堤，并负责修缮。清朝时期，垸堤官修制度终结，代之为官督民修，其程序大体如下：
垸民自发在年终推荐若干首事，再由首事公举出家境殷实、人品端正、精通水务，具有较高组织、协调和处置能力的乡绅担任垸主，其中，一些垸主还有一定的科举功名或者官衔；随后，报官府备案、下发任命状，但是，官府不得直接干预公选人物；待任免下达以后，由垸主主持修垸工作，对垸堤进行治理，同时，按照田亩派工，垸民出工出力对垸堤进行管理和维护。
明末时期，为了防止漏税，官府对垸田进行编号，登记入册。景陵一县将官湖垸划分为上下两大垸，上垸有王大垸、朱梅垸、蔡子垸、右子垸、夏大垸和京城垸等，下垸有康字号、大字号、吕字号等，其他字号的垸田如何分布，无法查考。而私垸则是民户筑起农田未经官府登记的“非法”垸田，比如康宁垸。私垸要取得官府的承认，唯一办法是向官府纳税，成为合法的民垸。因此，垸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水利协作单位，当具备成熟的防汛或者岁修制度，以垸为单元的水利共同体就初步形成了。
垸田的普及固然有利于土地利用和农业发展，但其过分膨胀也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与水争地的后患便是水灾防御功能的衰退。面对扑面而来的洪水，人们只有任其肆虐，田庐被淹没于汪洋之中，生命及财产损失严重。乾隆年间，曾任湖北巡抚的彭树葵（字觐之，号水南）奏称：
荆襄一带，江湖袤延千余里，一遇异涨，必借余地容纳。今汉水由大泽口分派入荆，夏秋汛涨。又上承荆门、当阳之水，汇入长湖，下达潜（江）、监（利），弥漫无际。三襄之水，浊而多沙。有力者截流成淤，继且筑堤成垸。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害。请饬各州县于冬春之际，亲勘现垸若干，著为定数。此外，禁其复筑，庶几水患可息。
这位湖北巡抚“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害”的论断，充满历史的辩证法，足以为后世明鉴。迨到清代后期，整个江汉平原的垸田经济基本上“已进入了停滞状态”。在此过程中，人们对与水争田导致人地关系的恶化有所觉察，想方设法探索解决之道。
垸田情形的恶化，既有盲目扩张的因素，也有工程本身的毛病。清代湖广总督奏称：“
楚省江汉经流，湖泽渚汇，百姓多从水中筑垸为田，一有漫溢，遂失生计。……惟汉水自襄阳至汉阳，皆走平原，溢为潜沔，旁无冈阜以为畛域。百姓生齿日繁，圩垸日多。凡蓄水之地，尽成田庐，只留一线江身，两岸筑土堤束之。当筑堤时，不善相度，紧逼水涯，不留尺寸地以予水，故水与堤日相切摩。而所筑之堤，又未夯硪坚实，皆系浮土堆成。累年岁修，因艰于取土，虚应故事，甚至将堤身草皮铲去，以充新土，徒烦民力，无裨实用。是在荆（州）、襄（阳）、安（陆）、汉（阳）诸府，无年不有水患。
由于我所见多是天门的乡邦文献，所以仅摘录天门垸田修补方案，以收管窥之效。全县总计有三大片堤垸，分别是县河堤垸、襄河堤垸、牛蹄支河堤垸，有垸田数十处。因为盲目开垸，水患无穷。
时人称：“防下田浸，则湖泄之；旱，则湖溉之。田之良，良以湖。湖不可埂，埂则涂泥壅遏。水闭不行且涸，病在田；水溢不受且泛，病在田。承丈者倪氏享湖之利，渔鱼，取草蓻、莲芡可也，而沼之，而筑之，使需者必纳钱。湖病、田病，因以病民，可乎？夫私征有禁，圈占有禁……”
文中提到的这位倪氏，利欲熏心，盲目围湖垦殖，造成“湖病”“田病”的后果。尽管官方明令禁止私征、圈占，但倪氏之流依然我行我素，私开垸田，给社会经济带来了灾难性影响。为此，人们从技术层面提出了若干修正的方法：
一、估报册籍宜早。岁修工程，例应印河各官逐段勘估老堤原高、宽丈尺若干，某处应加高厚若干，务于七月二十外造册，八月初十外赍道查核，庶便九月兴工，不致稽延矣。按，堤有滩阧，各分形式，其已合式坚实者，宜缓其阧险；未及合式者，宜急理应公修，须据实估造，不得徇私滥报。
一、均派夫土宜公。按田受土，计土派夫，自有成例。但取土有远近，须相土之远近，酌夫之多寡，秉公均派之。按，圩役分堤，每不论堤身之大小、取土之远近，一例摊派。劳不均，以致低薄者骤难高厚，且奸猾之徒复挪移堤段，诡寄躲夫。须酌定丈尺，使公当，则人自踊跃。
一、取用土方宜远。堤脚愈宽愈厚，则堤身愈安愈固。凡附近堤边之土，永不许轻取。按，愚民惜土，或田亩承业不一，每多争论抗工。须酌定二十弓外，谕令如一。若挖取成坑之地，但向内坑岸边取土。
一、柳荻宜堤。堤岸修完，每资柳荻，根带盘结，更为坚实。须令遍插，不可视为泛常也。按，插柳不徒资盘结，实以备抢障。但只可植堤内，在河外者须尽砍伐。每见河岸崩圮，多因根濡风摇所致。
土牛宜备。防患贵在机先。堤工既就，须各分远近丈尺，各用土牛堆积堤上，以便急需搬取，免致临期无土，有费周章焉。按，土牛宜从堤腰堆积，出堤面不必高，面须宽三尺，高长各一丈，以间二丈为率。次年接堆，如之三年，堤面俱宽矣。后此培腰撑脚，亦易为力。
修筑工程宜实。凡阧险堤塍，务要层土层硪，或多用牛工践踏，签钉试水不漏。不许松填浮土，余堤加帮亦不许铲草见新迹。按，堤面须外高数寸，则霖雨泥泞，所流之土尽归堤脚，不致洗入河流，因而残缺坍塌。又，堤之得力，全在腰饱满。腰身不满，脚长徒属空形，面宽仍归崩圮。
一、工作之期宜定。成例：九月兴工，至来岁二月告竣。须酌定分数，每月约做几分，以纾民力。其有自愿赶筑完工者，听从其便，不得故苛。
一、垸落之界宜分。每一垸，须用木牌一面，上写某垸、堤长若干丈尺，插堤上，则各垸工程一目了然，不特勤惰易分，而坚实与否亦便考察矣。按，土方交界处，彼此惜力，每多沟缺。须令上下均停丈尺，犬牙交筑，自成一片。
胥役之勒索宜禁。堤工虽官责，而差遣书役、按籍查催，势不能免。但勤慎奉公者少，借事需索者实多，须严加约束，时时加访查，不得疏忽。按，民修民堤，查催只须传差数名，往来巡警。若每垸委一坐差，终岁传食垸中，且生端苛索，深为民累。
一、巡护宜周。新筑难免剥落，雨淋尤多坍损，务须勤视补苴。如獾洞鼠穴，立刻挖填。至届汛期，河员更督率巡警，方保无虞。
一、包揽之棍徒宜究。各处堤工，每有一种土棍，自恃豪强，勾结无赖、衿蠧，揽充堤总，从中包折侵蚀，以致工不坚实，应严察拿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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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汛工作中，垸主全面领导水利相关的一切事务。书办兼会计，负责管理所有公文或者公款支出。垸丁作为监工者，组织民夫准备土方，以待防汛。块首定期巡视湖水、河水大小，闸坝或者桥梁等是否有异常等情况，每5日向垸主口头报告，每10日以文书形式向垸总作汇报。当有倒口危险时，催征民夫上堤进行防险，日夜巡守，并根据水位高度，不断堆高垸堤；当闸门水位超过警戒线，管闸者敲锣，通知垸主水势告急，垸主就召集民工筑高闸门、筑实河堤，防止溃口。垸田的兴衰映现了历史的二律背反：出于抵御水患而有筑堤兴垸，垸田的极度膨胀又导致水患频仍。于此，后人可总结一条经验教训，即发展经济必须兼顾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共存，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过度开发，最终只会自食其恶果，使经济发展受阻、人民生活维艰、社会秩序紊乱。在此，重温清代湖广总督鄂弥达关于“祛民患”与“从民便”相结合、“寓疏浚于壅筑之中”的见解，十分必要。他曾上书朝廷，阐发自己对于两湖垸田经济的看法：“臣惟治水之法，有不可与水争地者，所以祛民患也；有不能弃地就水者，所以从民便也。所谓不可争者，疏湮浚浅，导壅杀流。向来泄水港汊，毋令堵截，致水四溢而为灾也。所谓不能弃者，东州西滩，积淤成腴。现在居民之围田，万难开凿，致民离居而废业也。……三楚之水，百派千条，其江边湖岸，未开之隙地，须严禁私筑小垸，俾水有所汇，以缓其流，臣所谓不可争者也。其倚江傍湖，已辟之肥壤，须加紧防护堤塍，俾民有所依，以资其生，臣所谓不能弃者也。其各属迎溜、顶冲、险难之处，长堤联接，每岁责令分管水利各员，逐一查勘，督率居民，增高培厚，寓疏浚于壅筑之中，此全楚所以兴水利而除水害之大概也。”用现代流行语讲，鄂弥达的一番话就是清代两湖农业的科学发展观。到了清末民初，堤委会被取缔，各垸设堤工局实施管理，堤工局主任由垸民公推报县委任。堤工局作为一个实体组织，设有修防主任1人，全面负责垸内水利事务；堤董2人，主要辅助主任召开会议、征收粮款，验收土方，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等；堤保10人，一般跟行政保并行，主要催收本保土方、堤费，并在汛期催夫上堤防洪等。此外，还设置有文牍和炊士若干。除了主任、堤董、堤保的推选比较慎重以外，其他人员的任用较为随意，一年一选，允许连任。堤工局按月给予工作职员日常生活用品、防汛用具及伙食费用等。![]()
清朝延至民国时期，官湖垸继续保留76个字号的垸田。垸田耕作既是垸民生存之源，又是赋税之基，因而堤防安全则丰收，堤防有失则歉收，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乾隆中期以后，垸田进入了高度发展时期。天门县“莱子、老鹳、岳港、龙潜、上帐、下帐、陡湖诸湖淤为平地”“天门湖地淤筑成垸”“支河港汉垦为阡陌，且各修堤垸障之，尽占水道”，监利县垸田498个，潜江县修160 余垸，天门县修200余垸，汉川县民垸修265 垸，景陵修1367垸。嘉靖、道光以后，垸田由饱和到膨胀。沿至今日，随着江汉平原的不断开发，这些垸堤、垸田已难见昔日景象。为了应对修防中滥用职权、谋取私利问题，1931年湖北水利局拟定《湖北各县堤工修防局章程草案》，该章程规定有堤各县分别设置堤工修防局，办理一切堤防事宜。各垸堤防护事宜，除设有专管机构外，其余均由各该管县长或堤工修防局负责督导各堤堤董、堤保办理。同时，对堤工局加以稽查。土费征收办法虽再三改变，但收费之事为地方官所把持，随意加征堤费，甚至用枷锁捉拿欠款者，以致引起民愤。最初由垸民公推乡绅成立的堤委会不是官方机构，没有强制权力。随着政府力量逐渐向地方渗入，垸堤管护进一步制度化，国家要求垸主由官方任命，可以兼任保长等行政职务，促使民间水利管理官僚化。每当维护堤防时，地方乡绅向政府禀告堤防修缮方案，如修堤工程数量和费用等，由上级委派垸主(正直的乡绅)督修，按照田亩派工，分段分防，落实具体责任，垸民集体出力修缮堤防，田多者多修尺丈，田少者仅修几寸。疏浚河湖工程也对照前面义务延续，这充分体现了垸之治理的权威性、合法性。此外，当遇到诸如派工纠纷等施工阻力问题时，多由垸主集体协商解决。所以湖北省政府要求对堤工局章程重新加以修订，规定今后“局不许多设，人不许多充，用不许多开，费不许多派。首士必由公举，不许连留把持，如有狡诈巧猾之人，应加以惩办以儆效尤。并责成各管道府随时秉公查核，有病即除，有犯即惩，如或迁就因循，查出一举惩处。由此，国家权力下沉到本为社会基层自主治理的湖垸管理之中，促使堤防管理日趋规范化。明清以降，即使湖垸治理以民间自治为基础，修缮堤防时的劳力和资费摊派，也要寻求政府批准，赋予一定辅助力量。另外，基层对垸这一大型水利实施治理时，容易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导致民主效能难以发挥，自治同样难以开展。而政府作为强制的自然垄断者，具有促使不同群体就范的手段。因此，在自愿和自主基础上，伴随着强化信仰认同，仍旧需要外部强制力量，比如制度或者惩罚，以规避机会主义行为。竟陵浪人，生于雁叫街，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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