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口述①：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玩伴，我是孤寂的宝宝

1935年的早春，上海北站，一列来自天津的火车缓缓地驶进了站台。这是我的第一次长途旅行，不过那一刻，我蜷缩在生母的腹中，还是个胎儿。我们跟随前来接站的亲戚上了黄包车，一路奔向不远处闸北的一条弄堂里，那里是我的三叔邹星如（字春荪）及三婶张氏的家。

为什么我的生母不在天津家中安静待产，而要在这春寒料峭的时节，千里南下赶到上海的三叔家呢？女人啊，一旦嫁作人妇，其所担当的就不仅是侍奉丈夫、照应孩子，还须顾及夫家的家庭责任。我的生母，邹家的长媳，就更应成为礼从妇道的表率了。

我们邹家，祖籍浙江绍兴。因我曾祖父杏村公在宁波做生意，一家人就从绍兴搬往定居了。曾祖父娶的太太生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原配去世以后，曾祖父续弦倪氏，又生了八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我祖父这一辈，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五个，邹家的这一支可谓人丁兴旺。

我的祖父邹椿排行老三，为曾祖父的原配嫡子。也许是遗传，我的祖父、祖母也多产，先后生有七子三女，不幸祖母终因难产而逝。那个年代，孕龄女子因难产丧命并不罕见。但接踵而至的灾难是，我的祖父才四十一岁就离世了。他在宁波开了一家鞋帽店，但因年轻时就染上了鸦片，不仅抽光了家产，且壮年命殒。可怜的是他留下的那一串未成年的孩子。

父母的早亡，对十个未成年的孩子而言，真是灭顶之灾。嗷嗷待哺，却衣食无着；更因祖父吸食鸦片毁败家业的丑事，让我的父辈在人前难以抬头。生活的窘迫、为人的自卑，使我的父辈难以在宁波继续生存。祖父撒手人寰的时候，他的长子才十八岁，已远赴东北吉林，投奔做木材生意的四叔邹梿做学徒；老二不幸夭折；十二岁的老三，还有老四、老五，小小年纪都得自谋生路﹣﹣托人收做学徒，其实就是童工；老六、老七实在太小，只能寄养到孤儿院里。兄弟间就此天各一方，仰人活命。也许，正是童年时代有过这份痛彻肺腑的骨肉分离，才让我此生始终深深感受到父辈兄弟之间刻骨铭心的手足之情。

光阴荏苒。到了1934年，我的生父、已飘落天津的邹家长子邹精如（字梅荪），虽年仅三十六岁，但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所经营的天津三友实业社的生意也有了一定规模。与此比翼齐飞的还有邹家的人丁兴旺。这年的秋末，生母沈氏又怀上了第七胎﹣﹣我。而这时，我的三叔邹星如（字春荪）已在上海落户。他是上海三友实业社的销售员，收入颇丰。只不过，年已三十的他，与其年近三十的妻子张氏，却始终未孕，膝下冷清。那个年代，"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让生意场上顺风顺水的三叔夫妇，心病难言。当然，这也一定是邹氏家族共同的缺憾。

我的行将出世，令父辈的缺憾有了转机。生父母首先考虑的是手足之情至上，同时考虑到上海的环境、三叔的家境，都不会对我的成长有何不利，于是，由我的外婆沈老太太出面，拍板决定：邹家长媳、也是她女儿的这一胎，不论男女，一定过继给邹家老三。

旧时，外婆、舅舅在家中都是很有发言权的。作为外姓，他们在利益上与本家没有关系，不似与叔叔伯伯之间；但在血缘上，却又是至亲。我的外婆，不仅帮着我的生父母操持家务，还在亲家去世后、邹家最困难的时候，把年幼的五叔送到汉口，收留在外公的木器行做学徒，以后又把另一个女儿许给了五叔，亲上加亲。所以，在祖父母都已归天的邹家，我外婆的地位，早就不仅仅是我生父的丈母娘了。

外婆的决定让三叔夫妇惊喜万分。深深感激之余，在掐指翘盼的日子里，他俩也不免生出担忧：大嫂若生女孩，承诺兑现是有把握的；若为男孩，一向重男轻女的大哥是否会陡生念想，突然变卦呢？深知大哥秉性的三婶，不想在期望的悬疑中忐忑无着，尽早坐实才能安枕。于是三叔发信天津，百般诚恳地陈述各种利弊，力邀大嫂早日到沪静养待产。我的生父，自然是不会因为尚未出生的第七个孩子而不解同胞手足的诚意，让三弟夫妇担忧失望的。所以，我的生母在履行了一个主妇春节里必须担起的一切节庆操持后，就把家务托付给外婆，从容地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北国冰雪中生成的胚胎，将在温润的江南孕育成熟，蒂落而出。

1935年8月31日（农历8月3日），我顺利出生了。因为是男孩，天津、上海的两个邹家皆大欢喜：如果把我留在天津家里，不缺儿女的生父母只是又多了一个孩子而已；而现在，他们能为胞弟创造一个儿子，岂不胜造七级浮屠！我的外婆，正是她的当家作主，拍板决断，才使上海的邹家代有子嗣，如此大业，阿弥陀佛！至于一生养育我的爹爹、姆妈，人生从此功德圆满，无所缺憾。没得说了，这个儿子就是此生至宝啊！无需问经究典，也不求神拜佛，我的乳名就叫"宝宝"了。这是彼时恰合所有长辈心愿的命名。

如今依然觉得暖暖的是，直到我也年过花甲、已是儿孙绕膝的年纪，几位依然健在的婶婶还对着两鬓花白的我叫着"宝宝"。历经风雨坎坷、步入感情世界日益迟钝麻木的人生晚年，还能听到"宝宝"这样的温暖称谓，真好哦！

如今能够记录我人之初的第一手证据，就是一周岁时的两张照片了。一张是奶妈抱着我的，一张是姆妈抱着我、爹爹站在旁边的。那年我姆妈三十一岁，爹爹三十二岁。八十年过去了，照片上依然清晰可见，我姆妈双脚前的地上有一摊水渍。我姆妈说，正当摄影师忙着调整灯光时，我不合时宜地撒尿了。姆妈立刻表示歉意，准备擦掉，摄影师却不让，还连连表示"有财有水是好兆头"，就这样留下了历史真迹。

从衣着看，我姆妈的黑色短袖旗袍、黑色皮凉鞋正是当季的穿着；爹爹灰色长衫、黑色圆口鞋，也是那个年代民族资本家有别于围着洋人转的买办们的标配吧。而我，从头到脚，衣帽鞋袜一样不少，在这盛夏，该有多热啊！即便是为了照相。也许从襁褓起，我就是一样不缺地被裹着的宝宝。我曾有过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孩子那样，穿着两条背带的田鸡裤，光着脚丫，在弄堂里蹒跚学步的日子吗？

按照当时的风俗，男孩一周岁时要"抓周"，通过"抓周"来预判小孩子将来可能从事何种行当及其发展方向。据我姆妈讲，当时放了算盘、毛笔、书本、秤杆等在我面前，结果我一把抓起了秤杆。对此结果，心中暗自得意的该是爹爹，他得以期许子承父业了。事实是，当我长到刚及他肩高的年龄，就让他大失所望了。我不喜欢数字，更讨厌生意经。由我可见，传了数千年的"抓周"，只是用以误导父母的游戏而已。

听我姆妈说，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闸北被日军炸得一塌糊涂，姆妈就抱着我，匆忙逃至公共租界，一家人在新闸路福康里租了一间厢房住下，那是老式石库门房子，如今已被改造得很漂亮了。直至1941年，我六岁时，全家迁至江宁路（当时称戈登路）727弄的达德里，这是一条新建的新式里弄。所谓上海的新式里弄，与老式里弄的最大区别有两点：第一，楼内置配有抽水马桶的独立卫生间，生活由此方便、卫生；第二，外墙采用全钢窗，密封性好，不似老房子的木门窗，因木材的热胀冷缩而漏风渗雨。这个房子不是爹爹买下的，而是用金条顶的（类似押金），家里每个月还是要付房租的。从1941年我六岁始，至1992年的五十一年间，达德里46号是我家在上海的永久居所：我娶妻成家在此，我们的孩子都出生在此，我的爹爹姆妈都终老于此，我的大半生都生活在此。可惜的是，如今它已在城市改造中被拆迁，荡然无存了。

我对童年生活的记忆，始自五岁时在新闸路福康里的家。记得那时我家住的是前、后厢房，加起来二十多个平方。房间一隔为二，前间起居加卧室；后间白天是吃饭间，晚上则给家里的帮佣娘姨住。六岁那年迁到达德里后，就住得非常宽敞了。46号楼内有上下三层，一、二层都是分为前、后两间，三楼是一大通间，此外还有个亭子间。那时家里只有四个人居住，我们一家三口，一个娘姨。所以从六岁起，我就有了自己的房间，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

如今回味童年时光，感受最切的就是孤独。

家里没有兄弟姐妹，姆妈也不放我去弄堂里与邻家的孩子们玩。那时候家境可以，穿戴也讲究，出去玩耍，免不了手脚破皮、衣裳龌龊，这是姆妈接受不了的。哪怕就是踢踢小橡皮球，在弄堂里来来回回踢几下，姆妈就会在身后喊话："慢慢交，吃力了要发扁桃腺唻！"我就只得乖乖地缩回来。小时候，我也确实不争气，经常扁桃腺发炎，记得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发烧一次，姆妈就得带我去看病，这也是姆妈"笼养"我的主要原因。当时都是看中医、上海的儿科名医沈仲方，不大看西医的。说来惭愧，这辈子我连打羽毛球也不会。我从小学开始，中学、大学，体育课没有一次及格过，单杠、双杠、跳马都不行。反正体育不及格也不会留级，就这么一年年地混过来了。如今强调孩子全面发展，对经常哮喘的孩子，医生的处方之一就是坚持游泳，而且要冬泳。我想这是对的，尤其是男孩，只有通过锻炼变得强壮了，抗病能力强了，才不会像我小的时候，终日可怜巴巴地匍匐在二楼的窗口，看着邻家的男孩子们在弄堂里打弹子、刮刮片….

我这辈子还与海鲜无缘，这倒省却了许多豪奢大餐之费。姆妈讲，我小的时候几乎顿顿吃鱼，有一次出痧子，反应不大，稍微有点低热，喂我吃鱼时我用手推开了，也许是那天的鱼不新鲜、腥味重吧，而姆妈觉得小孩不想吃么也不要勉强，就顺我的意愿，慢慢地我就永远不吃了。我妻子在世时，也一味随我姆妈，顺从我的这个"怪癖"。如今由女儿们照料膳食，就难免被娇嬉地数落："嘴巴刁唻，难弄唻！"

家庭给我的另一深刻烙印，就是做人要规矩。虽然爹爹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姆妈也不识字，但他俩对孩子的管教是很严格的。饭桌礼仪、家里待客、出门访客，任何行为都有规矩。我小时候大多穿皮鞋的，只有冬天很冷时才穿棉鞋，我姆妈讲，"小囡不好穿布鞋，一双脚，样子穿得一塌糊涂了"。她从生活细节上着眼，给小孩未来的一生创造比较好的条件，所以至今我都能穿尖头皮鞋。我记得普希金的诗里有一句话："整个俄罗斯找不到一双漂亮的脚。"在诗人看来，俄罗斯女人的脚太大了，不符合他的审美要求。无论中外，传统文化还是蛮讲究的，不管男人女人，对手、脚的样子蛮讲究的。

小时候姆妈关照的许多道理中，我最记得的是两句，且终身不忘的：一是不好撒谎。姆妈讲，你做别的事情不要紧，你说谎，我要用尺啪啪地打的。二是人家的东西不好拿。听话、不做让父母生气的事，是我自懂事起的信条。所以，我从小就是循规蹈矩地做事为人，恪守了一生。在传统家教的熏陶下，我这辈子不可能叱咤风云，但也因之平平安安。

我姆妈虽不识文断字，但对传统道德规矩很讲究。至今仍不曾忘却的一个历史场景是：姆妈急速交替地挪动着一双半放的小脚，向弄堂口蹬蹬蹬地奔去，去追赶刚出门的爹爹。那是我家还住在新闸路福康里的时候，我有五六岁了。那天，因为父亲的妹妹、我的小姑妈突然到访，姆妈觉得夫家来人了，一定要留她吃中午饭、一定要添菜，而爹爹按常规给我姆妈的小菜钱就不够了，得紧急申请"新增预算"。旧时家里都是男人管钱，每天的菜金也都是"计划经济"，但我姆妈对爹爹面上的亲戚都很尊重和照应，这关系到爹爹在家族中的面子。四叔、五叔、七叔、大伯伯等亲戚到上海来，都住在我家里，姑嫂、妯娌间也是非常亲热。平日里姆妈操持家用总精打细算，但对来往的夫家亲戚都出手大度。父亲兄弟姐妹十个，亲戚来家往往一住多日，一日三餐，如何待客，是为妻是否贤惠的一把标尺，要给夫家来人留下好的口碑，给爹爹撑脸面。所以，这也是我自小从姆妈那潜移默化而知的待人之道，晓得亲戚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这也是旧式家庭代代传承的基本道德准则。

我爹爹因祖父母早亡，十三岁即离开宁波老家，辗转汉口、上海等地当学徒。二十多岁时考入了三友实业社，我曾问过他："爹爹你考什么？""考两门，毛笔字、算盘。"我爹爹的一手毛笔字和打算盘都是有童子功的，右手执毛笔、左手扒拉算盘、左右开弓；左手计算的结果，右手就记录到账簿上，不仅快得一塌糊涂，还准确无误，这就是那年头生意人的基本功。

三友实业社是一家著名的民族企业，因为是由三个浙江人怀揣实业救国理想于1912年合伙创办的，故名"三友"。其最著名的品牌产品就是三角牌毛巾。三友实业社的企业文化当时也是深入人心的，"三毛之父"张乐平曾在三友实业社画广告；电影明星中的"袖珍小生"顾也鲁在三友实业社当练习生时，参加吼声剧社，业余时间去演戏。小时候我家里用的餐具就是三友实业社的广告赠品，白色瓷碗的碗口内沿印着一圈小字：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因为一日三餐都看到，所以印象特深。这也算当时的企业文化吧。

爹爹考入三友实业社时先是做职员，后来当上了营业部主任。工作几年后，熟悉了不少外地客户，就离开本部做三友实业社的推销员（时称跑街），专跑湖北汉口和安徽来沪采购的客商。干了几年后，积累了些资金，即和邹家几个兄弟加上三友实业社的老同事们合资，先后开办了太平洋织造厂、光大毛织厂和两爿金国百货公司，在上海就算是中小资本家。两爿金国百货公司开在南京西路、今市体委大楼和金门大酒店之间，太平洋织造厂在卢湾斜土路，是生产帆船牌毛巾和床单的，老上海人家也是家喻户晓的。现在想起来，自己做生意，真比做朝九晚五的职员要辛苦很多。我记得小时候爹爹一个星期只回家吃一两顿晚饭而已，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忙碌的。可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也可能是生意人的礼仪排场，爹爹出门时穿的纺绸长衫、西装衬衫，件件熨烫得刮挺，都是母亲服侍的。至今我仍记得，爹爹用宁波方言押韵地说道："若要知晓老婆贤，且看丈夫身上衣。"男人邋里邋遢，他的老婆不会好的；男人出门穿得体面，也是给老婆面子，说明家中太太贤惠。

相夫教子一辈子的我姆妈，生活平平，活动半径基本围绕在达德里弄堂的生活圈；她生前无数次念叨的人生亮点，就是一次难忘的京津之旅。那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邹家父辈们的生意都做得顺风顺水，金秋十月，在天津的大伯（我的生父）和五叔、在北京的七叔，三家商议着联合邀请我父母去京津地区游览。他们通过中国旅行社的安排，乘坐美国四引擎空中霸王机由上海飞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乘飞机，也是毕生唯一的一次。从小骨肉分离、各奔东西、自谋生路的亲兄弟，很难得地四家聚在一起，在京津地区玩了半个月。那个年代，那代人，坐飞机去旅游，绝不是平常人家的事；所以，这次不平常的游历，是姆妈在她的太太圈、姐妹淘里津津乐道的永久话题，也是我们儿孙辈必须永远洗耳恭听的家族旧事。姆妈不仅屡屡描述她所见到的故宫、颐和园，还念念不忘吃过"谭家菜"，当时北京最高档的酒席。

记得我的生父来上海时，常带我出去玩，出门坐上黄包车，就会把我抱坐在他的腿上。那时亲戚们都说大伯伯最喜欢我，我也有所感觉，但并不知道其间血缘的秘密。

小时候的印象中，爹爹终日在外忙生意，姆妈也有自己的太太圈子，常出去搓麻将，能在家里与我全天候亲密接触的就是娘姨阿叶了。记得夏天她每天得给我洗澡，边洗边对我讲："弟弟哦，我顶好汰到侬有小囡哦。"反反复复地唠叨，她的意思是等我有了孩子，她还要帮我的孩子洗澡。可惜她的这个愿望，因为1949年以后的家境变迁戛然而止了。

也许因为没有玩伴，太寂寞了，出于孩子的天性，有时我就跟娘姨捣蛋。记得有一次洗澡前，她刚帮我脱了衣服，我就光着身子朝外跑，她一双小脚追不上我，就机智地边跑边叫："弟弟，弟弟，小鸡鸡落脱（掉）喽，小鸡鸡落脱喽。"我下意识地停下脚步低头向下看，被她"叭"地一把抓牢，揿回澡盆里。我上学后，每天读书都得早起，那时爹爹姆妈都还没起床，所以每天都是阿叶为我准备早饭，然后坐在一边陪我吃早饭。

阿叶是浙江象山人，天主教徒。我家住新闸路的福康里时她就来了，然后跟到江宁路的达德里。她来我家时有四十多岁了，只知道她的男人很早死了，又没有小辈。她在我家二十多年，相处非常融洽，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我们也从不把她当佣人看，如果她生病了，我姆妈马上会为她请医生、抓药。她的至亲只有一个弟弟，原是卖柴爿的，把老家象山的柴爿运到上海来卖，当时上海有很多人家还是烧柴的。爹爹觉得他往返沪浙两地，风里来雨里去地卖柴爿蛮辛苦，就把他安排到金国百货公司的职工食堂烧饭。当时两爿百货公司就在对门，有十多个员工，需解决膳食。那个食堂，我也去吃过两顿的，伙食不错的。所以他跟我家也很熟，几十年下来，都是老朋友了。

我们把娘姨当作家人，她也一直固守本分，非常守规矩，把我家当作自己的家，帮着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对东家很忠很忠的。这种主仆关系现在很难看到了。1952年我高中毕业时，正好"三反五反"，我家受到冲击，她只好回了象山老家，回去后请人代写了一封信来报平安。我记得蛮清爽，她走的时候，带走好几个金戒指，这是她在我家近二十年做工攒下的。旧时做娘姨的都这样，她们在做工期间，吃穿住用都在东家，没有什么开销，积攒下来的微薄收入也不会存银行，最保值且安全的办法就是打成金戒指，日后养老。

回忆人之初的岁月，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玩伴，只有父母长辈和胜似亲人的娘姨。虽有锦衣玉食享用，但寂寥的孤独感，深深地压在幼小的心灵中，那是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邹逸麟（1935年8月31日—2020年6月19日），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合著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

来源：今日头条“读书有味聊忘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