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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一张京沪高铁车厢内的照片，让无数成年人在心中长叹了一口气。
原因无他，作为连接北京、上海两座一线城市的快速通道，京沪高铁的座席无意间成了全中国最忙碌的一批人的临时工位。窗外夜色铁黑，车厢里的打工人放下小桌板、打开笔记本电脑，把高铁车厢当成移动办公室，继续干着白天没干完的活，一身“班味”在旅途中仍没能找到消散的空间。
在各大社交网站占据流量风口的“班味”，一时间成了每个成年人避之不及的黑洞。这张照片用具象化的“班味”，让人们对诗意生活的想象阵地再次失守。
2022年，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文版出版，格雷伯用犀利的语言和滑稽的比喻，将40%的工作归于“毫无意义的工作”麾下。在他的助攻下，职场生活在世俗领域的地位被迅速祛魅，一些年轻人开始奔向野地、公园、海边，寻找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地栖居”，试图在一个鲜有人谈论诗歌的年代，以诗的尺度重新连接自然、艺术与自我。
只可惜，越是逃离越容易引发机体的排斥反应。第一批数字游民开始重返北上广，曾经兴盛的露营也开始退潮。在心性修行上缺课的逃离，只会让人们工业味过重的诗意幻象难以为继。从露营到骑行再到钓鱼，“中产三坑”的主角在不断轮换，但我们对诗意生活的想象始终在城市中流浪。或许在寻求诗意这件事上，宇宙的自然规律让诗意本能地排斥任何急功近利的贪心之人。如果我们在文艺作品里再多停留一些时间便会发现，诗意的存在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灵活、更加触手可及。20世纪末，被誉为“新浪潮祖母”的法国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带着一台小型摄像机在法国乡村旅行。其间偶然捡拾到一颗心形土豆，瓦尔达反复端详、视若珍宝。最终，这颗土豆成了《拾穗者》这部纪录片中最动人的诗意象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任何时空都可以参照的、诗意生活的坐标。那些离散的、不起眼的，但隐藏在每一个人生活中的诗意碎片，正平等地等待着每个有心人的寻觅。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地栖居”，实际上最早来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人充满劳绩，但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我们不断修习自身、不断探寻适合自己的物理坐标，为的便是在生活和诗意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并且在其中长长久久地回味诗意的每一刻。作者：孙 宏。选自《读者》杂志2024年第22期。那些闪光的日子，都有《读者》陪你见证。值班编辑：张佳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