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应该从一部叫作《美丽人生》的电影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对犹太父子被关进了集中营。儿子还相当年幼，只有五六岁。为了让孩子免受恐惧的折磨，父亲谎称他们正在玩一个积分游戏，最先拿到1000分的人就能得到一辆真正的坦克，害怕的人会被扣分。出现以下3种行为则会失去全部分数：1.哭鼻子；2.想要见妈妈；3.想吃零食。在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之后，年幼的儿子终于熬过了集中营的苦难，当他从藏身之处跑出来，迎接他的，真是一辆盟军的坦克。
在灭绝人性的地狱里，游戏之光幽微却笃定地闪烁着。父亲以其机智与勇气，为儿子撑起了一片可贵的桃花源。这桃花源是如此之小，仅存在于一个幼儿的头脑之中，但它又是如此之大，大到足以抵御死亡的阴影。以游戏的戏谑性和幽默感对抗大屠杀的非人与残暴，此举何以可能？
因为归根结底，游戏比文化更古老，它原始而强大，深刻地植根于所有生命当中。比方说那些一边摇着尾巴一边轻轻彼此扑咬的幼犬，无须教导即已深谙游戏之道。荷兰学者赫伊津哈在其著作《游戏的人》的开篇就指出了这一点。
赫伊津哈将游戏的特征归结为以下4点：
首先，一切游戏都是一种自愿的活动。猫自愿蹿跳于屋顶和树干之间，鸟自愿翻飞于云层之中，游戏玩家自愿戴上VR（虚拟现实）眼镜。游戏不受物质需求或道德义务的影响，所以它的自愿性彰显着事实上的自由。
其次，游戏不是“日常的”或“真实的”生活。游戏是一小块悬停在真实生活上方的飞地，在这里每一个参与者需要遵守游戏的规则，而他们明白一切都是假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心知肚明的假并不妨碍大家认真而投入地进行游戏。
再次，游戏具有封闭性和限定性。从空间上讲，游戏往往发生在牌桌、舞台、球场或竞技场，这些是从日常生活中分割出来的特殊场所。现如今，最典型的游戏空间当数密室逃脱中的密室，或是coser（角色扮演者）云集的漫展。从时间上讲，游戏不会永远持续，它总会完结于某个时间点，当然，它也随时可以重新开始。
最后，游戏创造秩序，甚至可以说游戏就是秩序。它把“一种暂时的、有限的完善带给不完善的世界与混乱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游戏是有其伦理性和审美性的。游戏也许不真实，但它追求善也追求美，而这也是我们愿意一再地进入游戏的原因。
赫伊津哈一再强调最初阶段的文化是被玩出来的，文化就是游戏，且从来没有离开过游戏。也正因为如此，赫伊津哈才得以旗帜鲜明地将人定义为游戏者，堪与作为制作者、理性者的人相提并论。
由于游戏仿佛源源不断的泉水一般向着生活的所有层面灌注，因此赫伊津哈将宗教、典仪、竞赛、语言、法律、知识、诗歌、哲学和艺术全部化约为游戏。以知识为例，它在游戏的领域中常常被体现为“猜谜语”。我们早已在无数神话传说和童话故事里看到过猜谜情节，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当数斯芬克司的那则谜语：“什么东西早上4条腿、中午两条腿而晚上3条腿？”
在这场以生命为赌注的猜谜游戏中，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的路人都会被斯芬克司吃掉。而当俄狄浦斯揭示出答案为“人”的时候，斯芬克司遵从游戏规则的时刻也降临了，它怒吼着坠入了悬崖。
俄狄浦斯展示了他对“人”这一概念的充分了解，他所掌握的关于“人”的知识至少与出谜者同样多。因此，他凭借知识将斯芬克司逼入了绝境。
游戏所考验的不仅是体力和胆识，还有知识与智慧。在与世界秩序沟通共存的过程中，知识的神圣性堪比魔法。而赫伊津哈的游戏理论中最具冲击力的，是他甚至将战争分析为游戏。但只要深入下去就会发现，他所分析的仅仅是古典意义上的战争，即战争双方承认彼此的平等性。而且他进一步窄化了他所讨论的战争的范围，将闪电战、伏击战、袭击战、报复性的诛伐、大规模的杀戮行为统统排除在外。这样一来，战争就变成了一场严格遵循规则的高尚竞争，更接近于某种军事竞技。
赫伊津哈援引日本战国时代的一则小故事，试图说明这种理想化的战争形态：在上杉谦信与武田信玄交战期间，一个第三方领主私下通知谦信，说自己已经切断了信玄一方的食盐供给。谦信听后立即命令自己的手下送盐给信玄，并表达了他对经济封锁的蔑视：“我并不与盐作战，而是与剑作战。”赫伊津哈指出，正是这种大有骑士风度的“义战”，体现着人之作为游戏者的高贵。当然，他也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驱逐了战争的文化功能，并消灭了游戏元素的最后残余。在写下这话的20世纪30年代，他显然没有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更糟。
1942年，曾任莱顿大学校长的赫伊津哈遭到纳粹的逮捕和监禁。因病获释后，他一直处于被流放和被软禁的状态，最终于1945年病逝，享年73岁。
很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跌落出“游戏”的范畴，因为战争中至少有一方，完完全全，不讲武德。但愈是如此，在人性之火即将熄灭的当口，游戏愈是重要。就好比《美丽人生》中的那位父亲，在被押送赴死之际，仍不忘对着儿子的藏身之处扮着鬼脸、迈出滑稽的步伐。因为他深深相信，只要儿子的游戏还在继续，人的尊严与自由就依然成立。在那些至暗时刻，正是游戏——这微不足道的事物——如狂风般驱散了屠杀的阴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