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 2024年第5期 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类型、 特征及影响因素

网络环境下健康信息的传播改变了以往主要由传统媒体和医疗机构等进行健康信息传播的模式，却也为部分敏感用户的健康态度和医疗健康行为带来了负面影响。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健康出版社2020年发表文章称，健康焦虑影响着12%以上的普通人群。在初级保健和门诊患者中，其发生率分别高达10%和20%。澳大利亚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健康焦虑症的终生患病率为5.7%。我国《2023国民健康洞察报告-家庭健康篇》表明，95后、00后健康焦虑最为明显。

健康焦虑人群数量不断攀升，与网络健康信息的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关联紧密。本文拟通过分析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类型、特征及影响因素，探索信息行为特征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发现健康焦虑人群使用网络健康信息的问题，为网络健康信息管理提供参考。

2.1   相关概念

焦虑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但过度焦虑或病态焦虑会严重妨碍人们的正常生活。Cattell首先提出将焦虑区分为状态性焦虑和特质性焦虑，前者将焦虑作为一种情绪状态，持续时间较短，可随情境转移和时间推移而消退；后者将焦虑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表现出个体差异。Spielerger等编制状态-特质焦虑问卷（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结果表明状态性焦虑受短暂情境应激影响，而特质性焦虑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目前，学界尚未对健康焦虑（health anxiety）的概念形成共识。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心身研究诊断标准（Diagnostic Criteria for Psychosomatic Research, DCPR）将健康焦虑定义为“对疾病和疼痛的担忧与态度”，Salkovskis等认为健康焦虑是指“个体倾向于将寻常或不寻常的躯体感觉都进行消极解释，并据此过度关注和担心自己身体的健康情况”，Sunderland等指出健康焦虑会导致个体产生痛苦。在精神医学领域，多数研究者认为健康焦虑是连续性的症状谱，谱的左端是与健康促进行为和适当求医相关的轻度焦虑，右端是与不良健康行为、功能受损和持续痛苦不安相关的病理性焦虑，符合临床标准的“疑病症（hypochondriasis）”，属于精神、行为或神经发育障碍中的强迫症或相关疾病。

本文认为，健康焦虑是由于个体具有对健康与疾病的功能失调性信念与假设，或误解存在歧义的健康信息，将一些诱发刺激（如躯体感受）错误理解为某种严重疾病的表征或前兆，进而产生应对这种威胁的不确定感和无力感，使个体伴随一系列的负性情绪体验和躯体上的生理变化。本文认同精神医学领域的观点，健康焦虑是连续性的症状谱，表现为对疾病从轻微担忧到严重疑病焦虑。

精神医学领域对焦虑进行测量时通常面对的是特质性焦虑个体。本文的目标是探讨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特征，需要对该群体的信息行为进行长期的观察，故同样倾向选择特质性焦虑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而非状态性焦虑的个体。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健康焦虑人群指长期对健康有焦虑感的特质性焦虑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主要包括由临床医生确诊为疑病症或健康焦虑的患者和未经临床确诊但至少半年内对健康有着持续焦虑的个体。

2.2   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

对健康信息的搜寻是健康焦虑人群的典型信息行为，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此，对信息搜寻行为和健康焦虑程度之间相互作用进行理论性探索与实证研究。已有研究表明，门诊患者健康焦虑发生率上升与过度使用网络健康信息来解释躯体症状有关，网络健康信息搜寻渠道、对网络健康信息的信任程度、网络健康信息搜寻的频率影响个体的健康焦虑，搜寻后产生的消极认知更是导致个体健康焦虑增加的重要因素。

极少研究关注除信息搜寻行为以外的其他信息行为，如健康焦虑人群高频信息搜索与过量信息获取可能会引发的信息规避行为，健康信息规避行为不利于健康焦虑个体的健康促进。

2.3   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特征

在进行健康信息搜寻时，健康焦虑人群主要采取主动搜寻、被动搜寻和持续搜寻三种健康信息搜寻模式，网络是该群体信息搜寻的首选方式，搜索引擎、政府网站和专业医疗机构信息源是他们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主要途径，他们也广泛使用在线健康咨询服务，偏爱留言板、话题小组、论坛、博客等在线健康互动社区。同时，健康焦虑人群呈现出较高的搜寻强度，花费在健康信息搜寻上的时间远超预期，具有搜寻频次高、追求迅速高效等表现，有更高几率出现检索式升级行为。健康焦虑程度越高，在线搜索频率越高、持续时长越久。他们倾向于认为一次的检索结果具有偶然性，会利用多种健康信息源证明自身症状不会引起重病，以寻求内心安慰。并且，高健康焦虑者在就医前会更有目的地搜寻并解读健康信息，以此判断是否有必要就医，并在就医过程中以自身经验向医生证明其疾病的存在和就诊的合理性。

在采纳健康信息时，该群体并不擅长甄别信息的真伪，倾向于关注能够证实其患病的信息，加深其罹患疾病的信念，高健康焦虑者更信任在线健康服务的诊断结果，且更容易相信伪造的信息。

在交流健康信息时，部分在线医疗社区的健康焦虑用户表现出高内容产出、核心影响力和高信息负载等特征。

2.4   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

焦虑情绪对健康信息搜索行为影响较大。健康焦虑水平影响健康信息搜寻频次和搜寻时长，并在用户的神经质与信息搜寻行为间起调节作用。健康焦虑程度高的人会更频繁地搜索健康信息，搜索时间更长，更容易在搜索中得到负面结果。

健康焦虑人群的健康信息认知对其健康信息行为有明显的影响，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个体面对每一个未曾听闻的健康词汇都会展开强烈而持续的搜索行为。灾难化解释影响个体的健康焦虑，高积极元认知能够减少其影响程度。

社会因素也会对健康信息搜索行为的结果产生影响，由于搜索引擎通常将访问频率更高的结果放在页面靠前的位置，而用户倾向于浏览有关罕见、感兴趣的和危险疾病的页面，使得这些信息更容易被搜索引擎排在结果列表靠前的位置，因此用户搜索健康信息得到的具体结果也受到其他用户的影响。

2.5   研究述评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研究有着一定的成果。然而近年涉及健康焦虑的研究大多都将视角聚焦于信息搜寻行为，将健康焦虑人群视为网络健康信息的接收者，而忽略了他们作为普通网络信息用户对健康信息的其他使用（如评估、利用、分享等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健康焦虑人群热衷于与同类进行密切的网络交流，过程中涉及的其他信息行为对健康焦虑的发生和发展有着较大影响。

此外，有关对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综合性分析与系统梳理较少。部分研究将单独的某种行为或某种认知偏差作为影响因素去分析健康焦虑发生、发展的整体过程未免失之偏颇。

因此，本文采用与已有研究不同的研究方式，不局限于深度访谈资料，而是进一步收集健康焦虑人群的网络群聊数据，客观、真实地反映在无干扰条件下该群体切实存在的信息行为包括哪些类型，有哪些行为特征而非行为表现，并结合深度访谈资料与群聊记录的内容梳理，分析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特征的形成过程与原因。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无干扰研究的数据获取方法，对访谈资料和微信群聊记录进行扎根理论编码分析，识别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类型、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与解读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探讨信息行为特征形成的过程与原因。

3.1   数据来源

3.1.1  访谈资料

考虑到研究对象与理论的相关性，本文采用理论性抽样的标准，按照以下步骤选取访谈对象：①从百度“疑病症吧”、疑病交流微信群、疑病交流QQ群三个途径招募；②筛选曾前往就医，并由临床医生确诊为疑病症或焦虑障碍的个体；③扩充少数虽未经临床确诊、但至少半年内对健康有着持续焦虑的个体；④通过“是否使用过网络健康信息”筛选具有“网络疑病症”特征的个体，以突出“信息”对健康焦虑人群认知与行为的影响，最终将其确定为深度访谈的对象。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确定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如表1所示。在承诺高强度保护访谈对象的隐私并征得对方同意后开始访谈，自2021年12月25日至2022年1月20日完成有效访谈人数30人，如表2所示，获得录音文件共计6.15小时，整理得到文本型访谈资料约36,000字。

3.1.2  微信群聊记录

微信群聊记录可以真实记录健康焦虑人群的网络交流数据，通过对这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还原该群体的交流过程，观察更贴近真实情况的、自然状态下的信息行为。

本文采用无干扰研究的方法，模仿健康焦虑网友建立了微信交流群，以在国际上具有较高认可度并已经过我国多位学者研究验证的、由Salkovskis等人开发的短版健康焦虑量表（Short Health Anxiety Inventory，SHAI）作为筛选标准，将测量量表发布在百度“疑病症吧”、知乎等多个网络平台，邀请网友根据自身感受进行测量，参考Zhang等的研究结果“SHAI量表得分15分可以被认为是健康焦虑与否的分界值”，对得分超过15分的个体显示群二维码，以自愿扫码的方式入群，最终除研究人员外总计拥有群成员41人，如表3所示。群内自行畅聊，交流热度高、持续时间长、话题丰富，满足观测其信息行为的条件。群成员事先并不知晓群聊记录将被用作科研数据，建群6个月后，研究人员得到群成员在线投票认可获取群聊记录，并在研究结束后仍保留该群。截取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的群聊记录作为研究数据，总计近74万字，可供观测在无干扰条件下健康焦虑人群在网络交流过程中所展现的真实信息行为，以归纳其行为类型并总结分析行为特征。

3.1.3  百度“疑病症吧”帖子及评论数据

首先精选百度“疑病症吧”评论量在50层以上的10条帖子，其发帖人须明确表述已被确诊疑病症或焦虑障碍，或对健康有着持续焦虑长达半年及以上。其次，利用网页爬虫工具抓取评论区数据，获取文本数据近26,000字，对扎根理论编码分析结果进行饱和度检验。

3.2   研究方法与步骤

采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的方法对访谈资料、微信群聊记录和百度贴吧数据进行人工编码分析，并利用ATLAS.ti定性数据分析软件作为分析工具辅助编码过程，由3位研究者组成编码团队开展分解、归纳、比较等工作，就代码、概念、核心范畴及其关系进行反复讨论并不断修正，数据编码流程如图1所示。

编码步骤：①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形成初始概念。然后，对群聊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在初始概念的基础上整理新增概念，直到不再出现新增概念为止；②对所有概念进行主轴编码，得到核心范畴、主范畴和子范畴，对核心范畴进行选择性编码，形成关于核心范畴间关系的理论；③对百度贴吧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检验理论饱和度。访谈资料编码用字母A与数字组合作为标记；微信群聊记录编码以“X:Y”的形式标记，“X”代表所在文档序号，“Y”代表位于该文档内的行数；贴吧数据编码用字母B与数字组合作为标记。

经过编码，最终形成87个概念、28个子范畴、12个主范畴，包括5种信息行为、3种典型的信息行为特征以及4种影响因素，具体如表4所示。

最后，对百度贴吧数据进行编码，未发现新增重要概念，范畴之间也未发现新的关系。由此可以认为，与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相关的主要概念和范畴被全部捕捉，理论饱和度较好。

4.1   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类型

4.1.1  信息搜寻行为

信息搜寻行为表现为表达信息需求、获取信息。健康焦虑人群对健康信息需求较高，能够清晰意识到并明确表达自身的健康信息需求。例如，健康焦虑人群会通过“百度、知乎、微博（A156）”等多个信息平台获取信息，甚至会意识到“感觉我信息过载了（A104）”。

4.1.2  信息评估行为

信息评估行为表现在分析信息和信息反刍。健康焦虑人群擅长对比、总结、评估信息可靠性，如“如果是丁香医生或者专业的三甲医院的医生，比较有说服力，我比较能相信（A583）”“自媒体的文章可信度相对最低（A342）”。他们偏向利用多种信息源求证信息的准确性，如“我可能会换医生，再给我重新看病（A586）”“就只能不停地问下一个医生（2:95）”；他们通常不自控地对信息内容进行反刍，反复回顾就医过程或已有的健康知识，如“一些比较基础的疾病，我会自己凭经验或者是回忆脑海里面的一些知识（A550）”。

4.1.3  信息利用行为

信息利用行为表现在记录信息和引用信息。健康焦虑人群会记录自己和他人的症状，如“你不是去看过血常规吗（2:3）”“你今年也照了五次核磁（2:147）”。在表达观点时，他们经常引用医生提供的健康信息，如“这次做大便潜血阴性，医生说大便潜血阴性不能排除肠癌，要肠镜才准（2:120）”。

4.1.4  信息分享行为

信息分享行为表现为分享知识和自我披露。健康焦虑人群乐于分享可靠的信息资源给他人，如“你看过焦虑自我救赎这本书吗（1:468）”。另外，多数健康焦虑个体也愿意在网络环境中与他人交流自身的情况，包括疾病症状、就医经历等，涉及到健康问题时，甚至愿意分享隐私，如“去住酒店，没带内裤就没穿，直接穿的长袍（1:353）”。

4.1.5  信息规避行为

信息规避行为指部分健康焦虑人群对健康信息的回避，他们倾向于认为健康焦虑情绪与信息的获取有关，因而选择通过回避接收某些健康信息来寻求安全或缓解焦虑，如“他劝我去看心理医生我不去（1:459）”“尽力不看那些（A827）”“不接受任何网络信息（1:474）”。

4.2   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典型特征

4.2.1  对健康信息的强迫性需求和联想

对健康信息的强迫性需求和联想是健康焦虑人群较为明显的特征，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表现为“信息获取的强迫性需求”和“信息反刍的强迫性联想”。

信息获取的强迫性需求指该群体通常对信息有着大量、迫切的需求，如“要立刻知道各种各样的信息（A63）”“缓解当时对知识的渴望（A61）”。他们会为了获取信息而进行超高频率的搜索和在线交流，甚至“不自主地去浏览那些信息（A401）”，部分个体在搜索健康信息时会对一些细节的患病概率刨根问底。

信息反刍的强迫性联想体现在该群体通常会不自控地对健康信息或医学知识产生联想，如“初中校友患骨癌，我跟他痛的地方一模一样（A511）”，或者反复回顾就医过程中与医生的交流内容，如“大夫说的话我一般一个字一个字地回忆，生怕理解错了大夫的意思（A767）”。

4.2.2  对健康信息的极高要求

健康焦虑人群在信息获取和评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健康信息的极高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搜索结果的完美要求”和“对信息评估的苛刻要求”。

健康焦虑人群在信息搜索方面追求完美，企图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所有相关信息，即使“感觉自己信息过载了（A104）”，也仍然同时利用多种交流平台以减小新信息错失的可能性。他们企图从不同渠道得到完全一致的搜索结果，认为“大部分都重叠的信息一般是正确的，说法不一样的就去上医院问医生（A774）”。

他们对信息的可信度保持谨慎与怀疑的态度和近乎苛刻的要求，如“我在百度上看这些文章的时候，一般会关注新闻的来源（A581）”。并且，还对信息质量有着严格的评估标准，如“自媒体的文章可信度相对最低（A342）”“网络问答可信度大于自媒体文章（A343）”“医生科普性文章可信度最高（A344）”。同时，他们会利用多种信息源确定信息内容的绝对准确，如“比较夸张的行为是拿着我的胃镜单子去了4个医院问（A151）”。

4.2.3  对健康信息的极度依赖

健康焦虑人群对健康信息的依赖程度极高，主要表现在“持续在线的网络健康信息行为”和“深度学习医学知识”。

健康焦虑人群通常持续不间断地浏览健康信息，“像一日三餐一样（A68）”，他们对网络交流有着较强的热情，通常能够长时间参与讨论，如“听你说了一晚上（1:489）”。

他们非常重视对医学知识的深入学习，如“专门自学医学（A204）”“自己去看有关外科、内科学，了解专业的医学知识（A464）”，甚至“翻翻看比较权威的一些学术期刊（A745）”，并且能够熟练运用医学术语互相交流，如“低密度脂蛋白只是参考作用（1:281）”。

4.3   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

4.3.1  信息认知偏差

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认知偏差指处于健康焦虑状态下的认知主体对健康信息的认识所产生的规律性误差，在本文中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指健康焦虑人群在出现无关紧要的症状或发现不清楚的健康信息时产生不确定感，对这种不确定感的低容忍。主要表现为“对信息的准确性要求高”“对信息刨根问底”和“对信息一致性要求高”，如“就算是百度上说癌变概率很低，我还是会查具体百分比是多少，实在不行就去找医生问百分比（A759）”。

（2）灾难性思维

灾难性思维指健康焦虑人群对疾病的影响进行过度的负面预测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灾难性的信息解释”，如“头疼担心脑瘤，大便出血担心肠癌（A753）”。

（3）证实性偏差

证实性偏差指健康焦虑人群在获取信息和分析信息的过程中偏向于寻找支持自身患病假设的证据信息。主要表现在“寻找患病的证据”和“躯体感受贴近信息内容”，如“不像是在信息当中找答案，而是在心里差不多有一个目标的信息，再去找证据（A876）”。

（4）健康信息注意偏向

健康信息注意偏向是健康焦虑人群受到健康威胁或刺激后，对健康信息表现出的注意资源分配。其主要表现为“注意重疾信息”“注意图片类信息”和“注意负面信息”，如“标题特别震撼，或者是疾病很严重这样的内容会很吸引我（A704）”。

4.3.2  个体需求

个体需求是一切行为动机的基础，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需求由以下4个方面构成。

（1）信息需求

信息需求是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原动力，主要表现为：①健康知识需求。该群体在意识到自身的健康信息需求时会进行网络搜索寻找健康知识，“查找医学信息（A2）”；②病例信息需求。该群体希望通过网络搜索，找到同样症状患者的病例信息，“与真实患者对比症状差别（A28）”；③自诊信息需求。该群体网络搜索的目的是通过健康信息进行自诊，“上网查询新冠症状，想判断自己是否患病（A565）”。

（2）情感需求

情感需求主要指健康焦虑人群对强化正面情绪和缓解负面情绪的需求，主要表现为：①理解需求。该群体的亲友经常认为他们“想太多了（A96）”，甚至“觉得我有神经病（2:59）”，部分长期得不到理解的健康焦虑个体逐渐“将自己归为非正常人群（A36）”；②宣泄情绪需求。健康焦虑个体的情绪通常处于紧张状态，“明明是自己天天干的事情，还是会很紧张（A867）”，他们能够感知到自身“情绪是很糟糕的（A140）”，经常会“因为某一件事就把整个人急崩溃了（A349）”，而网络信息交流给他们提供了可以通过“感觉要死了（1:16）”“我痛苦死了（1:85）”“我心烦着呢（1:379）”等抱怨和诉说来宣泄情绪的平台；③安慰与鼓励需求。网络平台使健康焦虑人群得以接触到更多同类，收获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安慰与鼓励，如“这个群里没人觉得你荒谬（1:264）”“抱抱你（2:223）”“要有信心（1:232）”“好好生活（1:71）”等温暖话语使他们“看到小伙伴耐心回复和鼓励后心里好受（A252）”。

（3）决策需求

决策需求表现在：①建议需求。在进行网络信息交流时，健康焦虑人群通常会表明自己的就诊计划，如“我明天先去查血（1:51）”“我打算星期一又去照B超（1:425）”。而“你得查查低密度脂蛋白（1:364）”“医生让你回家就回家（1:259）”都是为对方的行为提供建议；②劝告需求。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会互相劝告对方避免某些可能引起焦虑的行为，如“反正千万别再百度查病（2:194）”；③认同需求。该群体需要来自他人的肯定和认可，增强对自身行为的信念，如“有用对吧（1:207）”“有很多想法对吧（1:19）”都反映出对他人认同的需求。

（4）社交需求

社交需求表现为：①同类需求。如“疑病的人互相也会聊天（A134）”“找跟我相同的人，互相问（A229）”，当他们“知道这种情况不止我一个人，会感觉没有那么焦虑（A191）”，觉得“终于找到组织了（2:208）”；②交流需求。健康焦虑人群在生活中“和家人联系少（A271）”“长期缺少沟通（A273）”，在网络空间与和自身有同样感受的陌生人畅所欲言，使他们真正感受到“聊天的时候，最放松（1:376）”。

4.3.3  个体动机

（1）内部动机

对健康焦虑人群来说，信息行为所体现的内部动机包括多个方面：①寻求帮助。他们期望得到来自医生或同类的帮助，如“找跟我相同的人，互相问（A229）”“没有太大价值，但觉得有点帮助（A613）”；②寻求安全。他们恐惧患病的后果，“通过搜索信息来获得安全感（A58）”；③消除孤独。他们通过网络寻找同类，“看到很多跟自己共同的人，知道自己并不是很特殊的（A290）”；④消除不确定。该群体会迫切采取行动以消除不确定带来的未知可能，如“右肋部有时会痛一下，就查一下是什么原因（A274）”；⑤自我表达。他们通过网络交流使表达欲得到满足，如“因为这个病，我丢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1:278）”“我一年没上班了，挺难的（2:91）”；⑥自我价值实现。通过分享健康信息、信息源、书籍，他们能够获得成就感，如“我听邓云天的还不错你可以试试（2:131）”“听我的，忍住三天不去想（1:416）”；⑦娱乐消遣。对健康焦虑人群而言，畅所欲言地聊天也是一种娱乐方式，如“我在里面聊聊，感觉放松了好多，心里好舒服啊（2:189）”；⑧缓解焦虑。使用网络健康信息，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以为这些信息可以缓解担忧（A59）”。

（2）外部动机

对健康焦虑人群来说，信息行为的外部动机主要包括减少信息误解、减少采纳虚假信息、感知成本和利他主义。

健康焦虑人群能够清晰地意识到网络健康信息的复杂性，通过严格的信息评估以减少信息误解，如“我怕误解了人家想表达的意思（A989）”；会尽量避免采纳虚假网络健康信息，如“一般营销号我觉得是不可靠的（A582）”；感知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成本低，如“作为学生党，不可能天天去检查，所以就会借助网络（A538）”；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希望能够缓解他人的焦虑，如“你可以下载一个喜马拉雅听听安大雄的音频（2:130）”。

4.3.4  网络环境

（1）网络技术与设备

智能手机、电脑等设备为健康焦虑人群提供了便利，“百度、网络医生APP都很方便（A642）”，通过网络获取健康信息节约时间与金钱，“医生回复快，针对性还可以（A238）”。

（2）网络信息资源与平台

网络提供了医学知识、健康科普、疾病治疗等海量信息资源，健康焦虑人群可以利用多种网络平台搜寻、利用、分享健康信息，如“平安问医生，百度问医生（A715）”“支付宝在线问诊（A236）”。

（3）网络人际交往氛围

良好的网络人际交往氛围使他们可以互相安慰、鼓励彼此，“这痛苦我懂（1:422）”，并在行为决策和情感上得到或提供帮助，“我告诉你们一个办法试试（1:470）”。

4.4   影响因素对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作用过程

4.4.1  信息认知偏差对信息行为的作用过程

认知行为理论强调认知能够对个体的行为进行解读并直接影响个体的行动，个体的许多认知偏差、荒谬的信念可能在自身的意识或察觉之外。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认知偏差对其信息行为特征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

（1）对健康信息的强迫性需求和联想的影响

首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使健康焦虑人群产生立刻获取信息的需求和信息搜寻行为，通过不断搜寻、快速获取大量信息以消除不确定，信息和相关知识的不断积累使健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信息获取逐渐成为一种习惯难以断绝。

其次，证实性偏差使他们在利用信息时也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向，会反复回顾已经获得的信息内容，寻找能够证实自己内心假设的证据，这种无意识的信息反刍表现为对健康信息的强迫性联想。

（2）对健康信息的极高要求的影响

首先，为了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健康焦虑人群需要找到准确的信息内容以解决健康问题，他们使用多种渠道企图获取所有相关信息，同时利用多个交流平台企图得到完全一致的完美搜索结果。

其次，由于过度关注信息搜索结果是否一致、信息内容是否足够准确，他们对健康信息的可信度保留更多的怀疑，按照自己的信息质量评价标准，使用多种信息源对比知识共识来确保信息内容的绝对准确，对信息的评估要求极为苛刻。

（3）对健康信息的极度依赖的影响

首先，灾难性思维使健康焦虑人群更容易将常见症状解释为重大疾病的前兆，使他们持续浏览信息、长时间在线交流以求证内心假设。

其次，对健康信息的注意偏向使他们长期处于健康信息环境中，愿意通过网络与同类进行信息交流，分享有用的信息源和健康信息内容，互相鼓励、安慰。

4.4.2  其他因素对信息行为的作用过程

信息需求促使健康焦虑人群不断积累信息，消除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慌和焦虑，使他们能够短暂性地感知到对生活的控制，带来内心的安全；情感需求推动着他们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安慰与鼓励，从而通过网络平台寻找同类；主动为他人提供决策反映出自身对决策的需求；毫无障碍的同类间交流使他们的社交需求得到满足，因此更加愿意长时间在线使用网络交流平台。

消除不确定和减少信息误解的动机使健康焦虑人群不断获取信息、多源求证；消除孤独和隐私保护的动机使他们通过网络的方式寻找同类、积极参与话题讨论；寻求安全的动机使他们回避医疗信息、回避网络信息；寻求帮助的动机使他们主动询问医生或同类；寻求认同的动机使他们利用医生提供的信息证明自己的观点；自我价值实现和利他主义的动机使他们主动分享健康信息、信息源和相关书籍；自我表达的动机使他们产生自我披露行为；缓解焦虑和娱乐消遣的动机促使他们在网络交流平台畅所欲言地聊天；减少采纳虚假信息的动机使他们不自主地进行信息反刍；感知成本的动机使他们首先选择通过网络解答疑惑。

高速的网络运行和便捷的上网设备为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提供了硬件支持；多样化的信息平台、丰富的网络健康信息资源保障了他们对信息的获取；与同类之间的决策互助、情感互通和归属与认同使他们感受到良好的网络人际交往氛围也是该群体持续进行网络信息交流的重要因素。

4.4.3  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中各因素的作用关系

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形成过程中各因素之间作用关系如表5、图2所示。其中因果关系包括个体需求导致信息行为发生、个体动机导致信息行为发生、信息行为导致信息行为特征形成、信息认知偏差导致信息行为特征形成；中介作用指个体需求通过产生个体动机作用于个体的信息行为；调节关系包括网络环境对个体动机导致信息行为发生的程度、个体需求使个体动机产生的程度有调节作用。

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是在信息认知偏差、个体需求、个体动机和网络环境的影响下产生的，涉及信息搜寻行为、信息评估行为、信息利用行为、信息分享行为、信息规避行为5种主要类型，并逐渐表现出对健康信息的强迫性需求和联想、对健康信息的极高要求、对健康信息的极度依赖3种主要行为特征。

与普通人群相比，健康焦虑人群有着严重的灾难性思维，部分个体甚至表现出对网络健康信息的回避。他们关注信息搜索结果是否一致、信息内容是否足够准确，对健康信息的可信度保留更多的怀疑，对健康信息的评估也更为谨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使他们会比普通人群更快速地做出反应，查找专业文献去理解医学术语，甚至对患病的概率刨根问底；在普通人群的视角中，健康焦虑人群出于对疾病的担忧而反复就医、反复搜寻健康信息是在自寻烦恼，但这却是他们寻求安全的途径；健康焦虑人群存在信息认知偏差，部分行为较为极端，长期处于焦虑、担忧和自我否定，他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理解；健康焦虑人群回避与亲友交流，却长时间在线与同类交流，他们同样需要支持与鼓励。应当呼吁社会增加对健康焦虑、疑病症的科普宣传活动，给予健康焦虑人群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同时提高网络平台对健康信息的监管力度，重视对网络健康信息和医疗知识的审核、对发布者的资质认证，辅助用户评估信息可信度，降低夸张信息对敏感人群造成困扰的可能性。

本文完善了健康焦虑的概念，对健康焦虑人群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对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类型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分析了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过程，完善了当前有关健康焦虑与信息行为的研究。同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无干扰条件下调查对象的自主聊天记录数据进行分析，尽可能地减少研究人员对研究数据和研究过程的干扰，还原了健康焦虑人群的各类信息行为并观察其特征。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研究开展于2021年末，在选取健康焦虑人群作为微信群聊成员时，参考2015年Yuan等应用SHAI量表测度的健康焦虑分值临界范围作为本文的筛选依据，相比于当前最新研究成果，对健康焦虑人群的划分精确度有待提升；②通过网络平台招募访谈对象和微信群聊成员，使一些对网络平台不熟悉的中、老年健康焦虑个体没有被纳入为研究对象，影响了样本的代表性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③未深入对比分析不同健康焦虑程度的个体在信息行为方面的区别，后续将进一步展开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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