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 | 我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设施阵地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载体。当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了六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但是按行政级别布局设施仍然存在覆盖面不广，可及性不足的问题，存在空白点。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更具有多样化、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特征，公共文化机构所提供的标准化基本服务已经难以满足。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开展了以“城市书房”和“文化驿站”为代表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力图扩大服务覆盖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十四五”以来，我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三个重要文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均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作为重点任务加以部署。截至2023年9月，全国已建成了3.35万个类型多样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效显著，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形象和水平，成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回应实践需要，学界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研究主要以空间作为分析单元，研究外观设计与场景布置；或以某个地区或某一类空间为案例，探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模式；也有研究揭示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类型及特点；探索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社会化和智慧化实践。但目前对我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现状的宏观研究还较少，有待从更多维度进行研究。

本研究基于对全国代表性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实地调研，结合宏观数据和典型案例文本，揭示我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要建设模式、空间营造、运营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务创新，提出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十五五”时期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结合我国“十四五”时期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规划中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描述和实践重点，本研究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界定为：政府或多元主体建设的“小而美”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为揭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现状，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实地调研、宏观数据与案例文本。2020年起至 2024年5月，笔者实地调研了我国东、中、西部代表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品牌点位（见表1），这些空间分布于城市与乡村，包含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空间类型。本研究采用实地观察和访谈方法获得研究数据（文字、图片）。访谈对象来自地方文化和旅游部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运营管理方、志愿者等。调查内容涉及建设方式、空间营造、运营模式、管理模式、服务内容等。本研究还纳入了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对全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文本作为数据进行分析。

为揭示我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现状，本研究提取了数据中与建设方式、空间营造、运营模式、管理模式、服务内容等维度相关的信息，横向比较案例之间的异同，形成不同概念和类型；同时归纳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整体看，各地主要以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为主体，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基础上，开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作为已有服务体系的拓展和延伸。

3.1   建设方式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以优化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为指向，解决一个行政级别布局一个类型的公共文化设施辐射范围不足的问题，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一级建起多个空间。杭州、昆明、上海等地还提出了“十五分钟文化圈”“十五分钟阅读圈”“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人民城市”建设目标，规定“圈内”的设施数量和类型。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主要采用新建、改造和嵌入三种建设方式。

3.1.1  新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据统计，截止到2023年9月，政府新建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有11,279个，约占全国总数（33,500个）的33.67%。近年来，在省级到乡镇（街道）级别实现一个行政层级配置一个公共文化设施的基础上，村（社区）兴建“小而美”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趋势。政府采用新的建设理念，高标准兴建了诸多规模较小、环境优雅舒适的村级（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完善村（社区）层级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亦有政府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结合人口分布密度、交通条件等因素新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如深圳市盐田区在辖区内新建了10间“海书房”，布局合理，规模适当，设施齐全，织密了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3.1.2  改造存量空间

改造存量空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存量公共文化设施的提档升级，另一种是改造腾退闲置空间。（1）存量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各地以提升服务能力为目标，对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等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进行提档升级，优化服务功能。截止到2023年9月，全国依托基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村（社区）文化中心改扩建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有16,358 个，约占全国总数（33,500个）的48.83%。浙江在全省开展基层重点公共文化设施专项提升工作，提升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等基层设施的品质，每年进行评价和验收。2021至2022年，昆明市先后实施了54个乡镇（街道）文化站、621个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升级改造与建设工程。2023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持之以恒推动乡镇综合文化站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因地制宜对老旧乡镇综合文化站进行更新改造。这一政策的出台将有效推动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转型升级。（2）改造腾退闲置空间。将符合条件的闲置和腾退空间进行创意性改造，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是许多地方的普遍做法。在城市，老城区的更新改造是当前许多城市的重要任务，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抓住城市更新契机，活化利用腾退空间，建成北京“寺锦• 回龙观城市会客厅”、重庆曾家岩书院、人和书院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在农村地区，传统祠堂的功能逐渐消解，许多祠堂处于闲置状态，广东等地将祠堂改造成为乡镇综合文化站或村文化活动中心，如佛山三水区的“祠堂+文化”项目。

3.1.3  嵌入场地和服务

相比于以往的公共文化设施，“嵌入”是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独特方式。公共文化机构与社会力量合作，将公共文化服务场地和服务嵌入到社会力量场地中，形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公众工作、生活、旅游等场景的布局。这类空间已形成一定规模，截至 2023年9月，全国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达5,817个，占总数（33,500 个）的17.36%，主要有嵌入场地和嵌入服务两种方式。嵌入场地是指在多元主体场地中专门开辟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案例如，上海嘉定区将“我嘉·秀空间”“我嘉·阅空间”嵌入到了社区邻里中心等场地中；在温州，有90%以上的 “城市书房”都是由社会力量无偿提供场地；昆明图书馆与多元主体合作，在酒店、民宿等场地中嵌入12 家“觉晓书房”，还与航空公司合作，将书房嵌入到航班上，建成“云端图书馆”。服务嵌入是“文化驿站”类新空间的独特建设方式，由文化馆整合全社会的艺术普及资源，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将符合条件的艺术培训机构和文化企业场地认证为文化馆服务点，由这些主体免费向公众提供服务，或由文化馆使用其场地开展服务。典型案例如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2023年实施的“星罗棋布”计划，通过申报和评选认定100个分布在商业楼宇、交通枢纽、社区园区、公园景点等人流密集区域的空间，政府对这些空间提出服务基本要求并提供经费扶持，企业自主建设运营，按要求提供服务。济南泉城文化驿站、宁波“一人一艺”新空间也采用此种建设模式。

3.2   空间营造

“空间”是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基本元素，场所价值是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核心价值。在社会发展与信息技术变革背景下，在公共图书馆等实体设施是否会消亡的争论中，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改变了传统设施的设计理念，强化了其作为场所的价值。功能多元、舒适美观是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要特征，成为公众在家与工作之外学习、体验和交流的场所，“第三空间”价值凸显。

3.2.1  功能空间

在功能空间建设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打破了以图书借阅和艺术普及为中心的传统功能布局形式，缩小了藏书、阅览、艺术教学的空间体量，融入展览展示、活动交流、体验、休闲（餐饮轻食）等多元功能空间，拓展空间的服务功能。每一个功能空间的面积都不大，但却内容丰富，功能灵活。嵌入式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也注重考察场地本身的功能，一般要求社会力量的空间支持休闲交流、活动举办，如深圳福田区的嵌入式空间要求场地本身具备公益展示、表演、阅读、培训、交流等文化服务功能，配套场景体验、商业展演、文化销售、餐饮轻食等文化消费业态。

3.2.2  精神空间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关注以人为中心的体验，注重精神空间的营造。基于空间所处位置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服务人群基础，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在外观设计上汲取地域特色文化元素，与城市历史文化相承接，同时与市民接受方式和欣赏习惯相契合。洛阳市 “河洛书苑”中有17座主题书房，分别以唐文化、河洛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教育等为主题。上海融书房、广东   省中山市左步书屋、南昌艾溪湖美书馆、杭州图书馆的各主题分馆等均以其独特的外观设计成为当地文化微地标，提升了城市文化品格，成为公众Citywalk 中打卡拍照、感受城市人文气质的一部分，增强了公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内部环境营造上，柔和的灯光、透光的落地玻璃、舒适的座椅和沙发、色彩明快的空间、独特的艺术装置、精心布置的花草等是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常见元素，让公众能够在优雅、舒适、身心愉悦的环境中享受服务。

3.3   运营模式

在新型空间的运营上，除了政府独立运营方式以外，大部分纳入了文化企业、社会组织和文化志愿者参与运营。

政府运营是指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由政府派驻的人员进行管理运营，提供日常管理和服务，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和村（社区）文化活动室一般采用此种运营方式。

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呈现品牌化、体系化发展以及数量增长迅速的地区，面对数量庞大的服务点，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缺乏充足的人力对其管理运营，且政府“包办”的封闭式服务供给方式难以满足公众的高品质需求。面对这些问题，各地在实践中注重引入社会力量运营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依托社会力量自身的资源和产业背景，实现了优质资源的导入，增强了可持续发展动力。发展出了两类主要模式，一类是采用政府购买方式，引入文化企业、社会组织、民间文艺团队实施运营，包括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运营与社会力量整体运营。北京东城区的角楼图书馆日常免费开放由东城区图书馆负责，同时采用政府购买方式，引入文化企业为其策划和开展活动。同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美后肆时·景山市民文化中心采用政府购买方式整体委托给了文化企业，由文化企业负责整体运营。嵌入式空间的运营均由社会力量负责。另一类是“主理人”模式，在运营主体开展日常运营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创意大赛等形式招募具有文化和文艺专长的主理人，认领新空间，让他们发挥各自专长，引入资源，以跨界、融合、创新的方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浙江嘉兴平湖的“社会轮值馆长”、深圳福田嵌入式空间的主理人等均为此种模式。“主理人”模式一般为公益免费，具有志愿服务性质，“主理人”的服务周期较短。

3.4   管理模式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不是独立存在的公共文化设施，亦不是在已有设施体系之外的独立体系。各地普遍以地（市）级和县（市）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作为管理主体，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与已有的总分馆体系进行对接，成为已有服务体系的补充和拓展。

在组织形式上，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作为特色分馆或服务点纳入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是当前各地的普遍做法。中心馆和县级总馆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承担指导、管理、援助和保障功能，实行统一设备配置、统一资源配送、统一活动联动、统一服务标准、统一服务策划。济南市截至2024年6月共建成了53家泉城书房，全部纳入总分馆体系统一管理，总馆配送了自助借阅机、图书杀菌机等智能化设备，实现“一网互联”，与市图书馆和各泉城书房通借通还。

在数字化管理方面，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逐步被纳入统一的管理平台中，接入到当地公共文化云等管理平台，共享所在区域的数字资源。例如，浙江省针对农村文化礼堂开发了“礼堂家”数字服务平台，实现了总分馆之间线上资源的共享，还将“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纳入“浙江智慧文化云”统一管理，建立服务指数监测体系，提供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一体化、模块化服务。常州市图书馆采用业务管理软件，将“秋白书苑”纳入常州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实现全市范围内的通借通还。相比于服务较为稳定的其他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考虑到服务点变动和接入、退出成本等因素，嵌入式空间的数字化管理的实现程度还不高，如深圳福田区的嵌入式空间还未实现管理上的一网统管和服务上的一键预约。

3.5   服务创新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管理运营主体多元，引入多方资源，成为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实现服务创新的策源地，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由传统政府封闭式供给向开放式供给的转变，不断拓展公共图书馆与文化馆的服务边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新型阅读空间根据空间所处的场景、自身资源禀赋和服务群体的特征，整合多方资源，开展多元化、特色化的服务。常州市商业发达，罗溪镇秋白书苑与地方商会协作，开办商会学院，开设企业课堂，定期开展企业家阅读分享沙龙。位于杭州市滨江区的网易蜗牛读书馆由网易运营，服务周边互联网企业的青年职工，在服务上突出年轻化的特征，将纸本阅读与创意活动相联，实体空间体验与云端在线互动相合，实施 “一周CP共读”“一格管理员”“孤独阅读区”等服务创新。更多的新型阅读空间服务与生活休闲相关，每年4月至5月是杭州市余杭区千亩野生杜鹃花最佳赏花期，位于其间的鑫藏修书屋定期举行“曲水流觞”古风雅集活动，吸引公众前来品茶、弹琴、吟诗作画，以“曲水流觞”的方式品味文人雅士的生活美学。北京市东城区“27院儿”所处的社区有近70%的老龄人口，开发了“老好使”“当我像你一样”等适老化文化服务。

传统文化馆服务以全民艺术技能普及和全民艺术活动普及为主，知识普及和欣赏普及等常态化活动开展不足。“文化驿站”类依托运营方的社会资源开辟了非遗展览、艺术欣赏、艺术教学等空间，在文化表达、艺术呈现、活动策划等方面具有特色，全民技能普及、艺术知识普及和欣赏普及有了更多的载体，覆盖到更多人群。湖南株洲市街头艺术站等开放式空间的建设，为公众搭建了自我展示的舞台，实现了文化馆活动普及的常态化开展。“文化驿站”类新空间在延时服务上进行了创新。2023年以来，市民艺术夜校在“文化驿站”类新空间中广泛开展，成为教学点，引入社会师资力量开展美妆、剪纸、面试礼仪、插花艺术、茶艺、汉服展示等课程，还引入剧本杀等活动形式，同时带动了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形成实践突破。

近年来，北京城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东馆、深圳图书馆北馆、广州市文化馆等大型设施陆续建成开放，同时，基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兴起并迅速发展，体现了我国资源聚集型的标志性大型设施建设与资源分散型小型设施并重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思路。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以空间的变革为核心，带动了运营、管理、服务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拓展服务专业化内涵，也在逐步深化县级及以上的公共文化机构向社会文化资源整合与管理平台发展的趋势。到“十五五”，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仍将是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点任务之一。根据本研究调研结果，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需要关注以下方面。

4.1   与已有公共文化设施体系深入衔接，同时形成错位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也要满足高品质、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未来，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既要与已有设施体系深入衔接，又要实现错位发展，形成更为高效、更能满足多元文化需求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方面，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于基层，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层服务阵地，应通过纳入总分馆体系与统一的数字化服务管理平台等方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管理、指导与支持，提供免费、标准化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另一方面，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具有小型化特征，位于公众生活、公众、交通、旅游等场景中，建筑风格与空间营造具有主题性，服务场景具有特定性，服务人群的内在的社会分层、职业类型、服务需求、使用行为等具有一致性。同时，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营主体可引入的资源丰富多元，具有开发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能力。因此，相比于传统设施提供普惠性、大众化服务的定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要基于所处位置的微生态和资源禀赋，着重开发分众化、社群化的服务，形成特色化和错位化发展。

4.2   加强乡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与城市相比，目前乡村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数量较少，尚未形成成熟的建设模式。应立足乡村实际，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加强乡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乡村空间资源丰富，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等既有设施已经形成覆盖，设施空白点较少，乡村的问题主要在于既有设施的品质不高，服务内容不满足群众需求。目前，各地建设的乡村书屋、文化礼堂、村史馆、乡村戏台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实践初步展开探索，如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宁夏固原市的农村文化大院、陕西省西安市的蔡家坡村史馆、广东中山市左步书屋等。总结已有经验，在空间建设上，提档升级已有公共文化设施和改造腾退闲置空间应是乡村新型公共文化设施的主要建设方式。着力打造环境优雅、姿态开放的空间，与当地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环境等互相融合，保留乡村风貌，留住乡村记忆。在空间功能设置上，要走综合性的路子，建立融合阅读、文化活动、非遗展示、村史展陈等多功能融合的文化中心，防止公共图书馆与文化馆新空间多头向乡村延伸。在服务内容上，应在免费开放等基本服务之上拓展服务内容，组织开展研学游等多种体验活动，尊重乡村群众的自我创造，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运营管理上，乡村的社会化基础与城市不同，社会力量运营难以实现经济效益。应探索“文化特派员”、村民自主运营管理等可持续运营管理的模式，在这方面，浙江在乡镇综合文化站等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开展的“文化特派员”实践以及佛山三水“祠堂+文化”项目村民自主运营模式可提供借鉴。

4.3   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

开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然而由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大多采用社会化运营管理方式，亦或是基层公共文化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不高，使得目前一些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仍仅能提供基本的免费开放服务，或是存在所提供的服务品质不高、甚至偏离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范畴等问题。因此，未来应着力提升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专业化水平的不足，从根本上说是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的不足。而我国高校的专业教育培养体制，无法完全适应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应采用社会教育的途径，建立职业技能认证及薪酬激励机制两项制度，面向管理与服务人员设计一套阶梯式、系统化的专业课程体系，学员定期参加考试，进行职业技能认证。同时，加强培训与就业的衔接，建立健全符合管理与服务人员特点的工资分配制度，将职业技能等级和薪酬挂钩，激励管理与服务人员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

4.4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好以后，部分地方在启动期的政策红利逐步消失，已经出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不同程度地存在后续管理不到位甚至倒闭的现象。如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应给予县级图书馆和文化馆总馆更多的资金、人才和物力支持，完善数字化管理平台，强化县级总馆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管理和带动能力。其次，社会力量参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运营，改变的是管理运营的方式，并没有改变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主体，要坚持落实政府主导责任，为社会力量运营提供充足的政府购买资金保障。再次，应突破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瓶颈，允许运营主体在特定的时间段和场地内开展优惠收费服务，解决社会化运营主体的经济动力问题。最后，政府应完善对社会力量运营的监管机制，梳理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覆盖承接主体建设、管理、提供服务的全过程评价体系，同时采用行政监管、第三方评价、自我评价、由第三方主导的公众满意度测评相结合的多种方式来开展绩效评价。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对“空间”这一公共文化服务基本要素的变革，汇聚了各类资源、提升了服务品质、创新了服务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成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本研究基于宏观数据和全国典型案例分析，从建设方式、空间营造、运营模式、管理模式、服务创新等维度揭示我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现状，提出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十五五”时期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致谢：感谢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课题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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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澜

制版编辑

王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