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 2024年第5期 信息科学：历史与认同

“信息时代”是克劳德•香农（ClaudeShannon）在计算时代之初撰写的著作中提出的设想。然而，信息科学并不仅仅是所谓“信息时代”的一个产物。从逻辑上来说，信息的功能可以追溯到计算机时代之前，因为信息本身至少与人类最初的文字系统一样古老，或者可以说与人类的语言一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涉及某种形式的信息，而信息类型和对信息不同的理解方式却是变化无穷的。正因信息作为一个概念并无明确边界，所以才更需要一门综合性的信息“科学”。

现代英语中“科学”（Science）一词通常暗含与自然科学的联系，除非像“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这样添加限定词。而这一英文单词最初的含义更类似“科学”一词在法语（Science）和德语（Wissenschaft）中的含义，即系统性的知识。这一最初含义与现代“信息科学”的内涵密切相关。社会科学家曾经一度希望按照自然科学家的思路发现自然法则。当今的信息科学并不以发现自然法则为目标。这一学科是应用驱动而非理论驱动的。

信息科学的范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学也是这样的一门学科。本质上关于过去的所有内容都是历史学的研究范畴。而信息科学本质上也是关于各种形式的信息的一门学科。少数历史学家，比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曾试图通过提出关于历史变迁的理论来模仿自然科学，但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历史学太多元化了，很难将之简化为算法。

历史学方法论也很难简化为一套统一的方法，这或许是因为历史学家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借鉴方法和工具。历史学专业的博士生必须首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意识问题，而非技术问题。了解过去不仅仅是发现正确的文字记录那么简单。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Bloch）所言：“……令历史学家极为失望的是，每当人们改变习俗时，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并不会随之改变。”换言之，即便是明确的表述也可能具有误导性，而历史学家必须超越烙印在学科之上的表述，就像信息科学家同样必须超越简单的表述或特定的需求，才能完整了解某一信息问题的背景全貌。

和历史学家一样，信息科学家也对研究方法和工具兼收并蓄。如何选择合适的工具是极为重要的。而这正好可以应用工匠原则，也就是需要正确组合信息。就像训练有素的木匠知道选择哪种锯子来切割某种用途的某种木材一样，训练有素的信息科学家需要知道如何在多种可能的格式和类型的信息中做出正确选择。这意味着需要超越各种类型的细节去看待问题。信息科学家需要具备的决定性特征就是尽量不先入为主地去了解某一信息问题的完整环境。

这里再次强调环境背景是信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一头成年狮子对着人们咆哮这样的事，如果发生的背景是一头关在动物园笼子里的狮子，那意义将会全然不同。环境中总是饱含能够影响其中各种信息的背景信息。而纯粹抽象的信息，比如某一数学定理，虽然可能看起来与背景无关，但实际上提炼这一抽象信息的人就是不可忽视的背景信息之一，因为这会影响这一抽象信息在当时对这个人的意义。所以在谈到信息的发展史时，环境背景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实际情况随时间不断变化。

有相当证据表明史前人类使用某种类似语言的方式进行交流，虽然这种交流方式与复杂多变的现代语言大相径庭，甚至在我们看来那只是一些声音和手势。学者们只能通过猜测早期人类在制作考古学家从遗迹中发现的工具时多大程度需要使用某种形式的语言来推断人类语言的起源。依据这种方法推断，最早的语言大约诞生于两百万年前。另有研究通过分析人类及其临近物种的大脑听觉皮层和前额叶之间的通路，认为“这是听觉认知和语音交流的进化基础……，因此将人类语言的诞生向后推迟了至少两千万年。”语言对于信息而言并非绝对必要的，但它有助于为信息赋予意义并与他人分享这种意义。

文字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且同样无法确定准确时间。当今学者普遍认为人类最早的文字是诞生于公元前3400年的苏美尔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而象形文字则诞生于公元前3200年。中国至少在公元前1300年就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可能也曾使用过与其他早期文字形式类似的文字，但这种文字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我们基本只能推测早期文字究竟是因何出现的。苏美尔泥板的信息背景表明这是一种关于会计和商业合同的记录。而埃及的文字是在墓穴中发现的，这表明它们可能具有一定宗教意义。

相比于现代，古代信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信息源和关于信息的假设之上，因为当时的背景环境与现在的差异很大。宗教解释在古代人理解信息的过程中既起到因果作用，又起到解释作用，因为宗教能够为看上去没有其他办法解释的事件和物品赋予一定的含义。在现代意义上作为经验证据的事件有时会因此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当时的人们通常不会将闪电看作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将其视为是神明在发怒。古人也并不用概率来看待偶然事件，而是将事件的来源赋予特定的人，从而让其拥有一种控制感。虽然在古代，很多时候出于社会环境管理的目的，信息并非真实的。但不论古今，信息的可靠性都是将其用于决策的关键。

古代社会并非没有可靠信息，但当时的信息是有概念局限的，因此无法用于大规模的推断。季节信息相对而言较易处理，因为文化中已经确定了对季节更替的预期，而大规模气候变化相对较少。季节的变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因为季节对收成影响很大，因此人们会格外留意季节的变化。异常气象事件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会影响粮食供应。总体而言，在古代社会，气象信息影响着从农耕到行军的一切。在当时，不准确的信息会造成比现在更加攸关生死的后果。人们从各自符合其预期的来源获取气象信息，包括精准的观测，民间传说，和巫术推断，因为他们并没有其它更好的工具。哪怕今天我们有了更好的工具，很多时候气象预测也并没有比巫术更准确。人们对于气象预测可靠性的怀疑是非常普遍的，而气象怀疑论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形式。由此看来，当今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其实由来已久。

即便古代社会缺少处理某类信息的工具，人们还是尽最大可能去管理可获取的信息。星图的稳定性对于导航而言非常重要，星图还有很多其他用途。占星术利用星星和行星告诉人们关于自身和可能会影响他们自我形象的个人喜好倾向。占星术在现代社会依然没有消失。主流报纸仍然刊登星座运势。虽然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将其作为可靠信息源的接受度在不断降低。占星术起源于公元前500年的巴比伦文明，当时“人们开发了多种数学技术和工具从而能够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和预测行星和恒星的运行轨道”。在古代社会，信息处理工具的开发是非常重要的，而很多当时用于数学计算的工具在现代仍然有效。虽然现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不再认可占星术的预测价值，但星图的早期数学预测功能仍然具有持久的价值，因为其展示了如何将数学推理应用于其他现象。

古代社会便有图书馆，并且图书馆在传承纸质文献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图书馆主要是富人阶层的私人收藏。人们经常收藏自己的作品，藏书量通常也不大。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由托勒密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建立，最终藏书（至少）数万册”。亚历山大图书馆与现代意义上具有完整的借阅政策、馆藏建设计划和保存策略的图书馆并不相同，但其仍然可以说是古代社会规模最大的纸质文献收藏机构。它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防止古代文化流失的作用。然而，古代社会更多的信息实际是通过非永久的口述形式进行传承的。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才更加难以全面了解古代社会。

中国并不缺少书籍，但图书馆在中国的作用并不明确：“古代中国的图书馆，由于其重藏而不重用，因此多称为藏书楼或书库。直到1896年9月27日，《时务报》才开始使用“图书馆”一词。古代中国的图书馆起源于夏商，成于两汉，发于隋唐，全盛于宋清”。这样看来，它们与西方的古代馆藏非常相似。但关于古代中国信息方面的资料非常有限，印度文明同样如此。

2.1   1950年开始的信息

20世纪30年代末，电视开始普及，特别是在美国，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太贵了。早期的电视接收器体积很大，容易出现技术问题，并且主要应用真空管技术，这远不如十年后出现的晶体管稳定。电视最初主要用于娱乐，但很快就扩展到了新闻领域。它呈现的视觉信息带来了更强的临场感，因为图像相比收音机或报纸包含更丰富的背景信息。越南战争时期，电视对美国公众的影响可能是大规模抗议和反战情绪高涨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电视在很多西欧国家并不普及，但它们仍为学生抵抗运动和1972年夏季奥运会期间的慕尼黑袭击提供了一种即时传播的途径。

电视对体育运动的影响尤其大。球迷无需前往体育馆就能够感受除了其他球迷带来的社交氛围之外的一切。通常，观众在电视上观看比赛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球场或运动场上的情况，而之后的重播又能够提供现场观众无法轻易获取的信息。当然，现场观看比赛仍然能够提供电视和收音机转播无法提供的背景信息，比如与其他球迷的肢体接触、体育馆食物的独特味道、乃至人群兴奋的气味。电视有时被称作是一种冷媒体，因为它营造了一种与事件的距离感，而较小的屏幕尺寸（尤其是早期的屏幕）进一步增加了这种不真实感。

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的起源是美国1969年的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ARPAnet），但关于分组交换系统的研究要早得多。互联网协议的设计强调路由冗余，从而能够在发生核攻击导致部分系统被摧毁时仍然保持通信畅通，这在当时被视为一个紧要的问题。电子邮件作为一种通讯手段得到快速发展，尤其在大学教职工之间使用广泛。并非所有网络都使用标准互联网协议。因时网（"BecauseIt'sTime"network，简称BITnet）将数据包从一台主机传输到另一台主机，并且能实现全球传输。但是当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一名学生创建了第一个自我传播的病毒后，因时网的弱点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该病毒能够使用人们的联系人列表将自身发送给列表中的每个人。

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开发了自己的Minitel系统，该系统通过与法国的邮政、电报和电话系统相连而迅速发展，并在服役约30年后于2012年停止使用。德国对互联网的使用开始地较晚，直到1990年统一之后才开始大量使用。中国使用互联网的时间也较晚。到21世纪，互联网协议就已经无处不在了。这推动了1996年使用H.323协议的视频会议的出现，实现了互联网上的视频和音频通讯。随着Skype等通讯工具不断增加新功能，Zoom等新产品不断上市，交互式视频和音频通讯得到了快速发展。微信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能够与世界各地的人见面和交谈大大开辟了信息共享的可能性，虽然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能增加信息量。

视频会议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但也彻底消除了很多面对面会议能够获得的重要背景信息。这是人们普遍更青睐实体会议的一个因素，虽然人们需要花费昂贵的差旅费，并且这种与人互动的机会取决于人们对差旅费的负担能力。虚拟会议因为参会成本较低而更加民主，但参会者也可能会觉得体验并不令人满意，因而意义不大。实体会议已成为一种阶层特权。更多的互动机会能够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广泛的合作途径，但参会者必须找到支撑费用的资金来源。精英大学的师生通常能够负担这一费用。

从手写信件到机打信件再到电子邮件的转变通过牺牲背景信息而显著提升了沟通的速度和清晰度。对很多人来说，作者通过手写而呈现的字迹能够传达很多情绪和情感强度的信息。打字由于其千遍一律的形态而失去了这些情感信号。优秀的作家能够补充情感背景信息，但蹩脚的作家就无法掩饰了。电子邮件实际上也增加了那些在选择和使用词语方面有特殊技能的人的优势，因为词语选择必须取代其他基于语境的信号。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少数具有正确语言技能的人获得了优势。

信息技术的发展确实提升了全球可用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与远方地区的人们进行对话和信息共享的渠道也改变了人们狭隘的视野，他们从小就浸润在上一代人的观点中，认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正常的、正确的和适当的，但文化带来的思维定式很难转变。21世纪的人们当然能够更多地了解真实的世界，了解其他地区的人们，了解多样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这都意味着他们所能了解的信息发生了巨大转变。每隔十几年就会重新出现的有关人工智能的炒作会让一些人相信信息科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经验表明，炒作最终会面临挑战，失望随之而来，而最后信息本身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一种认知、背景和从他人习得的混合体。

“学科”一词的含义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进化，时至今日，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的含义也存在微妙的差异。对于一些像会计或法律这样的既定领域来说，就业市场提供了一种定义学科的简便方式，但就业市场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有些学科可能通过方法论来定义学科，因为方法论能够决定这一学科中的成员如何解决学科问题。但现在，很少有学科仅使用一种研究方法，绝大部分学科都会大量借用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这一节将探讨信息科学如何从众多前身中发展成为一门21世纪的学科。

学术界对学科缺少一个简单而一致的定义。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Abbott）专注于对学科进行研究，他认为：“……学科的功能是文化的，而不是社会结构的。其中首先是格尔茨功能，即为学者提供知识存在的一般概念，即一种关于知识的合理单元的概念”。

学科文化通常反映其所认为的合理的“知识单元”。信息科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虽然与历史和哲学一样拥有古老的起源，但直到近期才刚刚获得一种组织身份。信息是与时间同样古老的主题，长期以来一直独立于任何组织单元之外，因为信息是人们所说或所写的一切要素。在这一语境下，“科学”一词与自然科学中的含义并不相同，而是指其更古老的起源概念。直到20世纪，英文中“科学”一词仍然与其法语词源的“科学”一词具有相同的含义，也就是知识。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信息科学与其他很多学科领域形似，在获得某种组织外表之前，就在研究人类生存的核心要素。学者们早在“心理学”或“社会学”这类表述出现之前，就不断思考有关精神和社会的运作规律。现在，信息科学正在慢慢定义自己的“合理的知识单元”，其中包括其他学科领域常用于探索自身的事实性和背景性的认知。没有任何学术领域能够独立存在，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不把信息作为其核心。像历史学和哲学这样的学科之所以能够经受时间带来的变化，因为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并没有改变。现在，信息科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虽然可能有了新的名字和身份，但其核心主题可以说是永恒不变的。

专业的信息科学家必须始终保持环境敏感性，因为环境因素会影响几乎所有的信息决策。信息科学家的核心贡献就是将多种不同的信息流整合为能够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整体。每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和现实操作领域都需要能够进行信息整合的人才。虽然他们可能并不将自己称为信息科学家，但他们的确在通过整合必要的信息源和信息资源来完成特定的信息科学任务。

信息是泛在的，这一属性也导致我们在将信息科学定义为一门学科时面临很大困难。这门学科本身就缺乏清晰的边界。根据安德鲁•阿伯特（AndrewAbbott）的观点，学科边界为凝练学科内核奠定基础。当学科内核对于学科在像高校这类组织中的定位发挥决定作用时，学科边界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通过两个例子来清晰简洁地说明何为信息科学。

当一名用户来到图书馆的咨询台，询问关于德国柏林的信息来制定旅行计划，参考咨询馆员一般会通过传统的咨询访谈来进一步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比如这名用户是否需要关于景点的选项、当地博物馆的列表、城市历史的简介、或者有关城市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说明。公共交通信息也可能是有价值的。当地酒店和餐厅的信息也可能是重要的。这一咨询访谈的目的是了解用户的目标并据此匹配可用的资源。特定环境下的信息才是最重要的，所有新的环境要素都能够让检索更加精准而高效。而信息科学家实际上就是为他们承担的每一项任务进行咨询访谈。

一个更具技术性的例子就是关于新软件的安装。虽然软件基本上都附带安装说明，但这些说明鲜少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的信息需求。了解计算机硬件的性能和当前操作系统的版本对软件的使用效果至关重要。我们还需要考虑与其他已安装软件的兼容性。这款新软件的供应商和运算环境也会影响软件的使用寿命以及能够提供的支持。软件安装人员还需要接受培训并具备专业知识才能进行安装并解决突发问题。知道如何解码错误提示信息很重要。理论上来说，所有上述信息都应包含在安装说明中，但事实却鲜少如此。判断什么信息是相关的取决于当时所处的背景环境。

由于信息概念随时间不断变化，从事信息工作的人员的称呼也在不断改变。信息科学虽然在学术上可能算作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其思想根源可以同信息的文化定义一起，追溯到随时间演变的遥远过去。

3.1   从权威到学术

某种意义上来说，最早的信息科学家可能是神学家。西方社会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将信息与宗教经典的“权威”区分开，像《圣经》这样的宗教经典曾经被视为知识本身，自人类交流以来就一直存在。它们源于口述，但当书写系统诞生从而能够进行文字记录之后，人们就尽量以准确的形式保存这些经典。这些宗教经典并没有覆盖所有类型的信息，并且文本的含义因不同的解读而有所不同。但其不可否认的真理性在具有共同传统的基督教社会和后来的穆斯林社会中被广泛接受。人们认为像《圣经》和《古兰经》这样的宗教经典告诉了读者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所有重要的信息，虽然许多日常细节仍有待人们自己去发现。

我们很难明确西方社会究竟从何时开始不再将《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作为信息来源。讽刺的是，这一变化可能恰逢宗教改革时期。从宗教改革开始更加强调《圣经》字面语言的重要性，而不依赖于教士的释义。17世纪布莱兹•帕斯卡（BlaisePascal）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著名赌注并不依赖于对《圣经》权威的引用，而是依赖于逻辑，一种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存在的信息形式，虽然早期逻辑学主要用于实用目的的自然法则。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人们才摆脱了对《圣经》的盲从。《圣经》中关于创造的教义直到 19世纪仍然在社会上无可争议。当时甚至学者们都质疑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1859年）和查尔斯•莱尔（CharlesLyell）的《地质学原理》（1830年）。实证证据（作为一种信息形式）非常缓慢地赢得比《圣经》更加权威的地位。直到21世纪，部分宗教团体仍然倾向于坚信《圣经》的主张而非其他形式的证据。

没有哪个领域是凭空产生的，信息科学同样有很多来源。对实证信息逐渐浓厚的兴趣就是其中一个起点。但几个世纪之后，人们对信息构成的认知才真正转变。在16世纪，“历史和法律活动都关注证据”，正如15世纪时《君士坦丁的赠礼》被证实为伪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和法学是信息科学的直接源头，虽然这两者都越来越依赖作为信息形式之一的确凿证据。

现在普遍认为作为前身学科之一的图书馆学在19世纪首次确认了信息科学的独特学科属性，也就是对处理图书收藏人员的实践培训。图书馆员这个头衔由来已久，用于描述负责重要纸质收藏的人员。长期以来，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负责管理图书馆或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员都被视为图书馆专业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工作的重点让以知识为导向的图书馆员开始反思并最终撰写有关他们收藏和保存的信息的知识本质。

3.2   首个博士学位项目

单纯从制度角度来看，哥廷根大学是首个设立理论化和抽象化思考纸质文献管理学位项目的机构。他们在1886年邀请卡尔•齐亚兹科（KarlDziatzko）在哥廷根创办了包含博士学位在内的图书馆学项目。该项目得益于之后1893年的普鲁士法案，该法案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提供了依据，并实质上创造了一个就业市场。齐亚兹科本人是一位古典文献学家。他的后继者是埃及学家理查德•皮茨曼（RichardPietschmann）。虽然从大学对这些教授的选择中仍然可见中世纪时期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和基于证据的信息之间的联系，但创建一个具有不同哲学意义的学位项目仍然改变了这种联系的重点。

图书馆学首个博士学位项目的重要性必然无以复加，因为它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抽象话语尺度，从而开始将对书籍和文本的研究提升到与当今信息科学家探索其研究领域相似的水平。图书史对于早期图书馆学的研究意义重大，这不仅由于古籍具有稀有性和金融价值，还由于像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Ranke）这样的知名学者对于实证重要性的重视。他的著名主张就是应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wieeseigentlichgesessen"）。兰克在德国之外和历史领域之外都享有盛名。哥廷根的图书馆学家当然知道兰克，因为他在德国学术界享有盛誉。他们从他那里获得的启示是信息作为一种可靠且可重现的实证对于所有类型的学术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前文所说，这一观点并不新鲜，但兰克提供了一种之前并不明确的学术合法性的标准。

信息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当然不是兰克发明的。18世纪和19世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非常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并且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的研究结果能够得到检验。比如，艾萨克•牛顿（IsaacNewton）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他的三大运动定律都是可以通过实证检验的。伏特的“伏打电堆”很快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并且在一系列公开实验中进行了测试，其中包括1801年在巴黎拿破仑面前进行的一次实验，这次实验的成功至关重要。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Babbage）从1823年开始就致力于制造计算机，当时他获得了政府的资助。关于这些发明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人们能够直观地证明它们是有效的，并且这种结果是可以重复的。而彼时信息科学尚未自觉拥抱这一特性，但它提供了信息科学发展的重要一步。

从创建图书馆学这一学术领域跨越到建立信息科学需要打破学术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普遍趋势。心理学、社会学或遗传学等新兴学术领域都希望与之前模糊的一般学科有所区分。彼时的信息看上去似乎只是一种工具，一个有用的子单元，而非像原子、细胞、能量或历史等能够不断扩展的核心概念。信息这一概念似乎过于虚幻了，对某些人来说，至今仍然如此，所以部分学者想将其重新命名为“数据科学”，从而让其看起来更加具体，不那么抽象。

人们逐渐意识到全世界信息的绝对数量和种类的庞大。当20世纪初人们抱怨变化速度太快时，他们不仅指技术发展带来的物质变化，也指新概念和想法的不断涌现。这其中一项关键技术变革就是19世纪中叶的蒸汽印刷机。它极大地增加了以印刷品形式传播的信息。不久之后，收音机的出现使得读写能力变得不再那么必要。而到了20世纪中叶，电视机使有能力购置的大众都能够进行视觉信息传输。这意味着信息不再局限于印刷媒介，这不仅带来了政治影响，也催生了信息科学这门学科。

戈培尔对广播带来的政治影响力的掌握在纳粹1933年赢得选举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也是使用广播媒体的专家，比他早几年身在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同样如此。戈培尔和墨索里尼传达的信息即便现在看来往往是不真实的，但在经济困难时期，他们演讲风格的戏剧性特质说服了许多听众相信他们的主张。听众更关心的是这些主张是否符合他们的情感，而不是抽象的可靠性标准。对实证信息的需求取决于对证据采取的态度，然而大部分社会公众对此并不认同，也不理解（甚至至今仍然不认同）。对于大部分社会公众而言，证据就是对演讲者的信任，因而他们并不会客观地质疑这些主张。这一现象在当今政治活动中依然存在。这不禁让人回忆起旧时的传统：即权威是衡量信息的真正标准。

3.3   可靠的信息

人们对于可靠公共信息重要性的认知发展非常缓慢，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工作没有挑战不实主张的有效机制，也不知道应如何处理不实的信息。在自然科学领域，对于实证真理的检验标准是很容易建立的，因为人们非常重视结果的可重复性。但重现结果的操作并不简单。弗里茨•哈伯（FritzHaber）（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根据一篇1878年的论文的数据，开发出了一种从海水中提取黄金的方法。该文中写道：“每升海水中含有65微克黄金”。但事实上，他“发现黄金的浓度比他预期的低一万多倍”，也就是说哈伯的方案并不能生效。社会公众对于真正可靠的信息来源的需求认知发展非常缓慢。我们可以在社会公众对COVID的反应中看出，即便到了21世纪，这种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或接受。

有多个学科作为信息科学的先驱，本可挺身而出为可靠信息而战，比如新闻学。但遗憾的是经济影响因素更加看重销量增长。对于出版社的持有者和支付给作家稿费的人来说，报纸的销量和媒体市场份额远比事实重要得多。当然，新闻界的领军人物仍然在影响社会公众时，注重他们所写和所说内容的可靠性。新闻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在19世纪末期诞生于密苏里大学。到1912年，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新闻学的研究生学位课程。从逻辑上来说，广播新闻学是其下一步的延伸。新闻学很快成为一门成熟的专业，因为其具有明确的就业市场。

新闻学本可以轻松将自身更名为信息科学，事实上如今很多大学也将其与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归入同一个部门，但由于就业市场的巨大影响，新闻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独立。优秀的记者会广泛接触各种形式的信息，但他们并不像图书馆员那样注重将信息转变为能够长期保存的藏品。

正如安德鲁•阿博特（AndrewAbbott）所说，学科的功能是文化的，而不同地区间的学科身份存在细微的文化差异。并非所有国家的记者都可以自由地追寻或保存可记录的事实。在某些地区，他们受到的管控比图书馆员更为严格。图书馆员可能在逃避政治和公众关注度方面具有优势，但近些年这种情况也有所改变。纳粹出于政治因素禁止出版他们不喜欢的书籍，如今美国部分州也已经开始干涉图书馆的藏书，尤其是佛罗里达州。总体而言，由于记者扮演更重要的公众角色，他们受到的限制也比信息科学家更多。

3.4   信息领域的诞生

从历史上看，信息科学之名是在美国形成的。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中，就业市场在对学科的定义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就业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因此，明确区分美国当地以工作为中心的文化和一门学科的知识与哲学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基础突破了人为的商业界限。学科交叉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其他领域从事研究，比如历史学。心理学也是跨学科的典型例子之一，它在独立为一门学科之前曾是哲学和医学的一部分。心理学现在仍然与医学和社会科学保持着复杂的关联。

相比从前，现在研究方法论在定义学科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直到二十世纪，学科的概念都还是很模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十九世纪中叶时期，詹姆斯•安吉尔斯（JamesAngels）（后来担任密歇根大学的校长）在布朗大学就职时，时任校长提供了土木工程系主任和现代语言系主任这两个在方法论层面差异巨大的职位。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有人能够同时胜任这两个职位。

信息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时常因其研究范围过于广泛而陷入困境，因为信息是泛在的，但这一学科领域又不像其他同样泛在的学科一样具有深厚的根基，比如历史学或哲学。另一种对信息科学的批判是这门学科缺少一种统一的理论。但从哲学意义上讲，理论只是一种观点而已。理论的机制是随时间不断演化的。而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来说，观点却鲜少演化。

那种认为计算机发明之后才诞生了信息科学这门学科的观点大多出自那些研发当代用于信息交换工具的人。诚然计算机、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处理与存储能力改变了社会与信息的关系。当年人们也是同样议论古腾堡革命对印刷带来的巨变，显然印刷业对信息广泛传播的影响并不比计算机系统小。很多现代的信息交流活动，尤其是学术信息，都源于信息科学中传承且仍在使用的基于印刷的模式。从长期来看，技术变革对于定义一个研究领域的作用要小于研究内容，虽然自计算机发明以来技术变革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变化。

“信息科学”这一名词并没有作为专门术语的历史，因为它是20世纪中叶的产物。信息科学第一次出现是在上世纪60年代，在佐治亚理工学院于1963年创立了第一个正式的信息科学学位项目之后，这一学科在很多大学快速传播开来，有些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有些将其作为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或工程学等学院下属的一个专业。这是否是公认的最初的信息科学学位项目出现的时间并不重要，甚至这个项目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计算机科学导向的。但其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时间，也就是在此之后，很多大学普遍开始考虑将信息本身作为一门学科的潜力。

关于计算机在改变人们对信息的思考方式方面的潜力逐渐成为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其中就包括现在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中显而易见的夸大其词，这些其实从逻辑上来说都属于信息科学的范畴。“计算机科学”这个名词在20世纪中叶也是全新的。很多机构的早期计算机培训大多下设于数学学院，这是因为理解数学逻辑对于理解以字母形式表示的机器语言（汇编语言）来说非常关键。而汇编语言本身仅表示机器代码（例如，在IBM360汇编语言中，十六进制的LR表示加载寄存器）。读取十六进制命令的能力在早期编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在所谓第三代编程语言广泛建立的几十年之后，像Fortran（1953年）和COBOL（1959年）等高级语言编译器仍然不完全可靠。

Shallit（1995年）在其《计算机科学简史》中写道，第一个计算机科学系是1962年在普渡大学成立的，仅比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信息科学系稍早。普渡大学具有悠久的工科传统，因此这一说法与佐治亚理工学院创办信息科学系的时间同样可信。这两所大学都具有很强的技术导向。新学科创立的时间和地点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代表的理念在那个时期开始变得具象。十年后，美国大学开始更加普遍地提供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习机会。这些大学既有资金优势，又有人力资源的优势，因此能够采购昂贵的机器。这些机器通常先用于行政目的，之后才对教学和科研有限度地开放使用。

关于将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模型应用于其他类型的人类信息处理过程这一议题，罗杰•史密斯（RogerSmith）在其关于人文科学的书中写道：“因计算机技术而具有了可视的具象化形态的信息科学，成为了所谓的决定性技术。这种技术为文化提供了调查和理解的主导模型，并构建了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在20世纪末，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明显，很多联系至今仍然如此。史密斯认为信息科学比计算机科学范围更大，因为信息科学需要研究人类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在史密斯的书出版之时，信息科学正在经历不断完善学科定义的过程。

3.5   信息科学内核的形成

为学科确立内核可能并没有为学科确立名称那么重要，这一内核需要能够符合信息科学应该且能够代表的广泛且长期的哲学概念。一所资金雄厚且享有国际学术声誉的大学才能担此重任，更重要的是这所大学需要愿意承担重大的风险。密歇根大学新任院长丹尼尔•阿特金森（DanielAtkinson）就是一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的院长。他不仅重新命名了一项本已成功的图书馆学学位项目，还通过聘用学科来源非常广泛的人才为信息科学奠定了全新的知识基础。他是工程学出身，通过不断努力吸引了来自心理学和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知名教师，创建了一个明确且有意关注信息本身的专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新教师吸引资金的能力，这对于美国大学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同时这所新的“信息学院”也吸引了大量资助。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高兴，尤其是那些专门研究与图书馆学相关主题的人，因为他们感觉被边缘化了。但在美国当前的背景环境下，经济上的成功高于一切。

美国很多其他的学院都对密歇根大学的成功感兴趣，他们都声称自己是信息科学的领导者，这其中包括雪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其中一些学院，比如雪城大学，更早地开设了信息科学学位项目，并朝相似的方向发展，虽然他们的资源较少，获得的公众关注度也较少。当柏林洪堡大学决定变革其图书馆学学位项目时，他们向两位密歇根大学的代表寻求了建议，这二人恰巧博士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领域，知识与博士学位重要性之间的关联是非常重要的。

柏林洪堡大学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沿着全新方向重塑自我，这其中就包括与计算机科学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他们引进的新教授之一是学校计算机中心的主任，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也享有国际声誉。另一位新教授的学科背景很复杂，包括历史学博士学位、密歇根大学信息科学学位，以及数十年的计算机科学从业经历，涉及汇编语言、操作系统算法等，他还精通德语和英语。这些新教授共同为这次变革提供了一系列人脉和资源。他们对学校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位教授担任学院院长，之后又成为校理事会主席，负责选举校长和副校长。柏林大学做出了深思熟虑的选择，就像密歇根大学的选择一样出人意料又引人注目。

柏林洪堡大学赢得了德国卓越计划奖也对这次变革有所助益。新成立的iSchool在这次评奖中贡献不算大，但因学校整体认可度的提升而收益。整个iSchools联盟高层首位非美国的主席同样来自柏林洪堡大学，首次不在美国举办的iConference（iSchools联盟年会）也是由柏林洪堡大学承办的。那次会议是由当时在哥本哈根担任教授的埃尔克•格莱芬德（ElkeGreifeneder）担任会议主席。这种真正的国际化对信息科学学科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武汉大学也积极参与了信息科学的学科建设，并且与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现代信息科学的思想领导力来源广泛，并没有单一个体发挥主导作用，而是一群人互相支持合作，他们之间有着友谊和对这一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的共识。这一群体非常庞大，不能一一列举。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信息作为一门“科学”，是一种知识形式，跨越了既定的边界。这一学科能够逐渐形成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为了学生能找到工作，也不是为了排除其它的方法论，而是为了围绕信息本身这一抽象的概念来定义自己。这种观念才是最重要的，也才是这个学科领域的真正定义，它超越了其他狭隘的定义。

信息科学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真正哲学渊源的自我定义的学科，也是一种根据安德鲁•阿博特（AndrewAbbott）的观点来说通过知识和文化来明确边界的学科，而非通过当下短期的社会结构来明确边界。信息科学并不是现有从业者对某一领域的命名或重命名，而是一种思考现有世界的完整的哲学方法论。它超越了就业层面，关注信息在人类思想中的作用。信息科学本质上是关于思想的。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对信息科学家来说不重要，只不过受过信息科学训练的人不应局限在短期利益，而应思考定义这一领域的核心哲学问题。

数据科学对于很多大学的院系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学科代名词。这些院系想要拥有一种营销工具来唤起自身与数据处理的关联从而提升毕业生的技术水平。这与之前的院系强调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之间关联的做法如出一辙。正如西德尔和哈维尔卡所说：“数据是信息世界的阉人，因为数据和数据集在功能上是被阉割的，如果没有知识、空间、时间和社会环境这些反映其所处背景的参考信息，数据将毫无意义。一个严谨的学者在不知道数据的来源和含义的情况下，无法用数据证明任何事情。信息必须始终包含背景环境，当今的信息科学正是代表了一种数据与背景环境的结合”。对于一门学科而言，背景环境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它是不断变化的，这在界定学科边界时是非常不便的，但却反映了客观事实。

信息科学最近已经成为了一门正式的学科，很多院系、毕业生和学术期刊都某种程度上使用这个名称。2019年，美国梅隆基金提供了70多万美金资助iSchools联盟对其成员进行系统访谈，并且开发了一个联盟成员学术成果的数据库，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一组织的特征和目标。研究的其中一项重要发现就是当前使用的轮换原则对于维护这一组织的国际化属性至关重要。

我们仍需静待这一组织的现有特征能否随时间推移而继续定义信息科学这一学术领域。一些曾经非常重要的学科正在萎缩，比如研究语言发展历史和语言结构的语言学，因为曾经凸显其重要性的背景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它们已被其他学科吸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科的研究内容就不重要了，只是那些现在看来过于具体或过于狭隘的特征元素都被其它学科领域吸收了。信息科学不太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除非因为追求短期目标而变得过于狭隘。这一学科的未来最终取决于从事信息科学的学者能否保持其知识广度。

那些不再能够代表学术思想前沿的学科，与实践者的生活脱节的学科，或是面临新兴概念取代它们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地位的学科会发生什么呢？这样的事例已然存在。比如哲学曾经涵盖了关于人们如何思考以及如何看待彼此的广阔知识范围。历史学曾经涵盖了现在归属于政治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的诸多主题。学术潮流会随时间而改变，这是因为人们总是追逐一些新兴和流行的事物。采用一种新的学术潮流是一种摆脱陈窠旧习的方式，以便发现和表达新的东西。这并不一定是坏事，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学者们有时需要重新开始，就像信息科学这一概念诞生时那样。这并不意味着信息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有一天会消失，而意味着现在使用信息科学这一名称的组织机构有一天可能会使用新的名词来实现新的目标。正如马克•布洛赫（MarcBloch）所说，词汇随时间而改变。但不论依托的短期基础设施发生怎样的变化，核心思想还是会保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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