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 | 信息素养对网络谣言验证的组合效应和动态影响：基于三期混合研究的实证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网络谣言治理问题不仅关乎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抓手。网络谣言的危害性在众多实际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2023年初，一些网民利用“催婚离婚”“彩礼”等社会热点话题，编造如“江西女友索要1888万彩礼”“春节后上海浦东、江西南昌等多地民政局离婚窗口排长队”等言论，通过“蹭热点”和“带节奏”的形式挑动公众敏感神经，干扰社会正常秩序。2023年2月，土耳其发生7.8级大地震后，一些网民散布“南京高速飞鸟聚集”“成都街头飞鸟撞树”等现象是“地震前兆”的谣言，利用人们对生命安全的担忧，有意制造社会恐慌、加剧公众不安情绪。网络谣言肆意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网络用户在分享和转发相关信息之前，往往忽视了对信息真实性进行验证，从而无意间对谣言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在网络上盲目扩散和传播。这些未经验证的转发信息可能进一步误导社会公众的认知，损害个体声誉和组织形象，并引发社会焦虑和恐慌。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上被转发的链接中有59%从未被真正点击过。换句话说，大多数用户在没有阅读（更不用说验证）的情况下就转发了相关信息。正如《荀子·大略》中提到的“流言止于智者”，努力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被认为是阻止谣言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信息素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度概念，涵盖了个体在信息获取、评估、整合、使用等方面的知识、意识和能力。只有当用户成为具有高信息素养的“智者”，能够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和批判性的思维审慎评估和验证信息的真实性，才可以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规模。

尽管用户信息素养在推动用户理性思考和促进网络谣言验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当前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大多数研究要么将信息素养视为一个单维度概念，以考察个体整体信息素养的影响，要么仅关注信息素养的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维度的单独作用。因此，现有研究缺乏对信息素养的不同维度如何共同影响用户信息行为的全面和系统的理解，这可能导致信息素养提升策略的片面性，使教育和干预措施无法全面提升用户在不同情境下的综合信息处理能力，进而削弱信息素养教育的整体效果。第二，以往研究大多笼统地探讨网络谣言验证，较少深入探究不同谣言验证方式（如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背后的驱动因素。忽视对不同验证方式的区分可能导致干预策略的针对性不足，无法为不同谣言验证途径提供精准指导，进而削弱谣言治理的整体效率和效果。第三，以往研究往往侧重于单次调查或横断面研究，主要关注信息素养的短期影响，难以揭示信息素养对用户谣言验证意愿随时间推移的长期效果和动态影响。尽管信息素养教育在短期内有助于提高用户对谣言的警觉性和验证意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效果是否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尚未可知。这一局限性限制了信息素养教育的持续性效果评估，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以及长期效果不明显的风险，从而可能影响谣言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设。因此，从短期和长期的动态视角出发，针对网络谣言的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探究信息素养的不同维度对网络谣言验证的复杂组合效应，是本文拟解决的核心问题。

基于此，本文采用fsQCA方法，结合动态组态视角，探究用户信息素养与网络谣言验证的关系。相对于以往研究较多采用传统研究方法（如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信息素养对用户行为的净效应，fsQCA方法基于以下前提，即所研究的结果是由不同前因条件的组合而非单一条件的净效应决定的。因此，该方法更适用于回答本文所提出的不同变量之间的复杂组合关系。基于纵向研究设计，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四个研究问题：

（ 1 ）哪些信息素养组合能够导致用户在短期内表现出直接验证意愿？

（ 2 ）哪些信息素养组合能够导致用户在短期内表现出间接验证意愿？

（ 3 ）哪些信息素养组合能够导致用户在长期内表现出直接验证意愿？

（ 4 ）哪些信息素养组合能够导致用户在长期内表现出间接验证意愿？

2.1   个体的多维度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被视为一项赋权工具，使个体能够明智地识别何时需要何种信息，并具备定位、评估和符合道德规范地使用所需信息的技能。拥有较高信息素养水平的个体能够通过应用成熟且有效的评估标准，判断和分析信息的真实性、有用性和可靠性，从而能够理性地辨别和验证谣言信息。现有研究指出，信息素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度概念，并包含六种不同的能力：信息获取、信息评估、信息使用、信息环境意识、信息经验学习以及信息道德规范。这六个维度反映了个体在信息交互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六种不同的信息素养技能，而这些能力的不同组合和相互作用又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个体信息行为。这六个维度的具体定义如表1 所示。

信息素养相关研究主要从整体的视角评估和测量个体的信息素养水平，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了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信息素养维度的单独影响和净效应。然而，较少有研究考虑多种信息素养的组合及其所产生的协同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个体通常同时具备多种不同的信息素养技能，因此个体行为常常受到这些信息素养的共同影响。如果不考虑不同信息素养之间的组合效应，就难以全面理解和深入洞察信息素养对用户信息行为的复杂作用机理。基于此，本文将从信息素养不同维度之间的相容性和复杂交互作用出发，探究信息素养对谣言验证意愿的影响。

此外，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单次调查或横断面分析，探究信息素养对用户信息行为的即时影响。然而，鲜有研究采取多期追踪调查的方式，深入剖析信息素养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影响。尽管信息素养干预策略在短期内可能促进目标信息行为的正向发展，但这种正向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会有所减弱，甚至在长期视角下是否会呈现出负向效应，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究。这一研究局限性可能导致对信息素养干预效果的短视，忽略了其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和潜在的反弹现象，这不仅限制了对信息素养教育全面成效的准确评估，还可能导致政策制定者和平台管理者无法及时调整和优化干预策略，进而削弱了信息素养教育的长效性和持续影响力。因此，识别信息素养对用户信息行为的长期效果不仅有助于揭示信息素养对目标信息行为的影响随时间推移的动态变化，还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和平台管理者评估信息素养教育的整体效果并改进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从条件组态的动态视角出发，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探究和比较六种信息素养在短期和长期时间框架下对用户谣言验证意愿的组态效应。

2.2   谣言验证

谣言验证指个体通过某些方式或途径确定某一信息或声明的真实性的过程。以往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用户验证谣言或虚假信息的影响因素。例如，Edgerly 等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将信息来源可信度和个体的党派立场作为组间设计因素，将信息真实性感知作为组内设计因素，以探究对信息验证意愿的影响。莫祖英等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构建了社交媒体用户验证虚假信息行为的影响模型，发现信息仿真度、信息主题热度和平台信任度是影响用户情感反应的关键因素，而信息相关性、信息主题热度和媒介丰富度是影响用户风险认知的关键因素，并且情感反应和风险认知显著促进了用户的信息验证行为。

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探究不同的谣言验证方式，以及不同验证方式在产生机制上可能存在的差异。具体而言，谣言验证可进一步划分为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两种不同的类型。直接验证指通过直接查找和审查信息的来源、链接和参考资料，以确认某一陈述或信息的准确性。这种验证方式依赖于原始来源和可靠引用的信息，在行为上表现为搜索该信息的原始来源、检查该信息中所包含的链接和参考资料、检查该信息是否被主流媒体分享过等。间接验证指采用其他间接手段来验证信息的准确性，而非直接查看信息来源。间接验证通常通过检查相关的上下文信息、最新进展、专家观点等来进行评估，着重于综合分析不同来源和观点，并通过间接的证据和推理来评估信息的准确性，在行为上表现为检查该信息中所提及的事件是否有最新进展、进行反向搜索（如通过百度识图等工具查找与查询图像相似的图像和其他相关详细信息）、查验发布该信息的账号所有者、搜索该信息中所包含引文的原始出处等方式。表2进一步总结了这两种验证方式的特点和区别。由于不同的信息任务和环境对信息素养的要求可能存在明显区别，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种验证方式在影响前因和产生机制上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相对于间接验证，直接验证往往涉及更高的认知负荷和努力，需要人们主动搜索和评估信息，因而可能要求用户具备更加多维、更为全面的信息素养。通过细分用户验证谣言的不同途径和方式，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深入地理解谣言验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揭示不同验证方式的形成和运作机制，并进而为不同场景下的信息素养干预策略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因此，本研究将谣言验证分为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并分别探究和比较用户实现直接和间接验证意愿的前因条件组态。

此外，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用户在某一特定时点的谣言验证意愿，而较少通过追踪调查检验谣言验证意愿随时间推移所产生的变化。换言之，谣言验证意愿是否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和持续，这一问题还不得而知。因此，从纵向角度引入对谣言验证意愿的双阶段检验（T1和T2），有助于更好地评估第一阶段（T1）所识别的影响因素在第二阶段（T2）是否仍然有效的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将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分别考察用户在短期和长期时间框架下的直接和间接谣言验证意愿及相应的前因条件组态，并进而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

本研究通过Credamo平台招募研究被试，开展了一项三期纵向追踪调查。Credamo是中国知名的在线调研平台，拥有超过300万注册用户，平台数据质量已得到心理学、情报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的认可。参考以往谣言相关研究，本研究在测量直接和间接验证意愿时使用“信息”替代“谣言”一词，以避免对被试的作答产生引导。本研究仅向被试说明此次调查旨在了解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素养情况及其网络信息活动。此外，三期调查均获得了所有被试的知情同意。

本研究收集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调查数据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多维度信息素养对用户在短期和长期时间框架下的直接和间接验证意愿的组态效应。接着，第三期开展了一轮开放式问卷追踪调查，为fsQCA结果提供可能的解释和支撑。具体调查流程如图1 所示。

3.1   第一期和第二期调查的数据收集

第一期和第二期调查的间隔时间为一个月，这两期的调查问卷中均设置了注意力检测题（如数字计算题、常识题）和陷阱题（如反向提问题），以筛选和排除未仔细审查问卷内容的被试。在第一期（2023年4月），参与者被要求回答信息素养的六个维度、直接验证意愿、间接验证意愿的测量题项以及人口统计学问题，共回收了632 份答卷。在剔除作答时间明显短于正常完成时间、连续相同作答数目10 个及以上、作答模式呈明显规律以及未通过注意力检测题和陷阱题的无效答卷后，本研究最终保留了501 份有效问卷。在第一期调查结束的一个月后（2023年5月），我们再次邀请501名被试参与第二期调查。考虑到本文旨在探究用户随时间推移的验证意愿的条件组态及其差异，因此在第二期调查中被试被要求再次回答直接验证意愿和间接验证意愿的测量题项。第二期共回收了356份答卷，按照与第一期同样的标准剔除了六份无效答卷后，最终保留了350份有效答卷。表3展示了350名被试的人口统计分布情况。

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以往文献中的成熟量表以确保测量工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并对其中部分题项的措辞进行了修改，以适应本文的研究情境。为了全面评估这些量表的内容效度，本研究采取了以下步骤：首先，邀请两名硕士研究生和两名博士研究生参与预调查，要求他们各自独立地对所有测量题项进行审查，重点关注是否存在题项与变量名称和定义不符、错别字、题项表达不通顺、语义不清晰、问卷逻辑混乱、前后矛盾等问题。研究人员通过综合考虑这四名被试的专业意见，对部分测量题项的表述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与调整。随后，为了检验修改后的题项在实际场景下的适用性与合理性，本研究通过Credamo平台招募了30名社交媒体用户，并要求他们使用相同的审查标准再次评估经过初步修改后的题项。根据这30名被试的反馈意见，研究人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对少量题项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最终确定的测量题项如表4所示。其中，信息素养的六个维度，即信息获取、信息评估、信息使用、信息环境意识、信息经验学习、信息道德规范，参考自Ahmad 等的量表，共包含20个题项。另外，直接验证意愿包含3个题项，间接验证意愿包含4个题项，均参考自Tifferet的量表。所有题项均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

3.3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将信息素养的六个维度作为自变量，将直接验证意愿和间接验证意愿作为因变量，使用 SmartPLS软件进行测量模型的分析，得到了各项信效度指标。如表5所示，所有构念的组合信度（CR）均达到0.7的推荐值水平，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此外，所有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处于0.648至0.911之间（ 见表4），且所有构念的平均方差萃取（AVE）均超过0.5的推荐值水平（见表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随后，通过比较每个构念的AVE平方根与该构念和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来检验区别效度。由表5可知，信息经验学习（LEA）的AVE平方根为0.771，略微小于信息使用（USE）与信息经验学习（LEA）的相关系数（0.787），以及信息环境意识（ENV）与信息经验学习（LEA）的相关系数（0.780）。由于信息使用、信息环境意识和信息经验学习这三个变量均为信息素养这一构念的子维度，理论上可能存在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例如，个体在使用信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进行反思和学习，进而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同时，个体对信息环境中信息来源、格式和传播渠道的深入认识也可能影响其在信息互动过程中的经验见解和反思学习。此外，以往文献表明，较高的相关性在多维构念的子维度之间是可预见、可接受的，因为这些子维度可能相互关联。因此，本研究认为这一结果是较为合理的，并将继续进行后续分析。

3.4   共同方法偏差和社会赞许偏差

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参考以往文献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在问卷调查的流程方面，本研究在间隔一个月的两个时间点收集了所需变量的测量数据，并且每个变量的测量题项以随机顺序呈现。其次，在统计检验方面，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来评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运用SPSS分析软件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提取出的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5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度小于5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此外，为了尽可能降低潜在的社会赞许偏差问题，本研究参考以往文献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确保被试的匿名性，并承诺严格保密答卷内容；其次，伪装调查目的，仅向被试说明本调查旨在了解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素养情况及其网络信息活动；最后，明确告知被试，回答无对错之分，鼓励他们根据自身真实情况作答。

3.5   fsQCA 数据分析

3.5.1   fsQCA方法介绍

fsQCA是一种基于集合论思想，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效联结的研究方法，能够综合考虑多个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将条件看作是组态中的元素，fsQCA可以识别出个体在不同的条件组态下表现出相同行为的多条可能路径。通过揭示这种因果复杂性，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种条件组态对于结果的贡献。因此，本研究将采用fsQCA方法，分别评估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数据，以识别导致谣言验证意愿的信息素养的条件组态。其中，结果变量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直接和间接验证意愿四个变量，前因变量为信息素养的六个维度。

3.5.2   数据校准

在进行fsQCA 数据分析之前，首先进行数据校准，即设定三个定性的锚点，包括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数据校准的目的是将所有数据标准化转换至0~1之间的范围，以确定赋值后数据的取向。本研究采用各变量的90%、50%和10%分位数值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门槛值。其中，完全隶属点的赋值记为1，交叉点的赋值记为0.5，完全不隶属点的赋值记为0。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数据的完整性，我们在进行数据校准时对交叉点增加了一个微小的值0.001。这一做法被广泛应用于fsQCA研究，旨在避免在模糊集成员关系为0.50时的数据丢失，从而确保能够尽可能准确地反映条件之间的关系。表6展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和校准锚点。

3.5.3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fsQCA 组态分析之前，需检验条件是否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如果导致特定结果发生的前因条件一直存在且一致性水平高于0.9，那么该条件就被认定为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利用fsQCA3.0 统计分析软件来检验单个条件是否构成实现短期（T1）和长期（T2）直接和间接验证意愿的必要条件。表7中的数据显示，所有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因此，在本文选取的前因条件中，不存在构成实现短期和长期直接和间接验证意愿的必要条件。

3.5.4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fsQCA3.0 统计分析软件，进一步分析实现结果变量的前因条件组态。在本研究中，案例频数阈值被设定为2，一致性阈值为0.8，PRI 阈值为0.75。分析程序生成了三种解：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出现在简约解中的变量是与结果变量有着高因果关系的核心条件，而出现在中间解中的变量是与结果变量有着较弱因果关系的辅助条件。与现有研究一致，本文结合中间解和简约解的结果来确定前因条件组态。表8 展示了实现结果变量的组态分析结果，其中实心圆表示该条件存在，大实心圆（ ● ）表示该条件是核心条件（同时存在于中间解和简约解中的条件），小实心圆（ • ）表示该条件是辅助条件（仅存在于中间解中的条件），空格表示该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针对本文旨在回答的四个研究问题，结合表8 结果讨论如下。

（ 1 ）问题一：哪些信息素养组合能够导致用户在短期内表现出直接验证意愿？

如表8所示，从短期来看，要想实现直接验证意愿，只存在一种前因条件组态。该组态的总体一致性达到 0.914，总体覆盖率达到了0.539，说明该组态解释了约53.9% 的短期直接验证意愿的案例。在这一条件组态中，信息获取、信息评估、信息使用、信息经验学习和信息道德规范为核心条件，信息环境意识为辅助条件。本文将该组态命名为用户主导与环境辅助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信息环境意识在辅助用户进行谣言验证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是核心条件。信息环境意识反映了用户对网络信息平台环境的认识和了解。该信息素养维度与网络信息平台密切相关，强调了网络信息平台在用户信息交互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如制定信息交互与分享规则、提供信息获取途径、允许多样化的信息组织形式等。但在整个信息素养体系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信息获取、评估、使用、经验学习和道德规范这五种信息素养，它们是与用户自身更直接相关的信息处理和交互能力。该结果反映了与用户自身相关性更强的信息素养决定了用户对信息的深度理解和有效利用。

（ 2 ）问题二：哪些信息素养组合能够导致用户在短期内表现出间接验证意愿？

如表8 所示，对于在短期内实现间接验证意愿，存在三种前因条件组态，一致性分别达到0.917、0.915和 0.914，总体一致性达到0.900，总体覆盖率达到0.622，说明这三种组态解释了约62.2%的短期间接验证意愿的案例。本文将这三种组态分别命名为：

① 核心技能型：信息获取、信息评估、信息使用和信息环境意识为核心条件，信息经验学习为辅助条件，意味着在解释短期内间接验证意愿时，前四种信息素养比信息经验学习更加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组态中信息道德规范是否存在不会对短期间接验证意愿的实现造成影响。该组态能够解释约53.5%的短期间接验证意愿的案例。这一组态强调核心的信息处理技能在形成短期内间接验证意愿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② 规范应用型：信息获取、信息评估、信息使用、信息环境意识和信息道德规范为核心条件。在这一组态中，信息经验学习是否存在不会对短期内间接验证意愿的形成造成影响。该组态能够解释约54.2%的短期间接验证意愿的案例。在这一组态中，除了核心的信息处理技能外，遵守信息道德规范也是实现短期间接验证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③ 批判反思型：信息评估、信息使用、信息环境意识和信息经验学习为核心条件，信息道德规范为辅助条件。这意味着在解释短期内间接验证意愿时，前四个条件比信息道德规范更加重要。此外，该组态中信息获取是否存在不会对间接验证意愿的形成造成影响。该组态能够解释约56.9%的短期间接验证意愿的案例。这一组态强调批判性反思和经验学习是实现间接验证意愿的关键因素。

在以上三种组态中，信息评估、信息使用和信息环境意识均为核心条件，表明这三种信息素养对于实现短期内的间接验证意愿是极为重要的前因条件。

（ 3 ）问题三：哪些信息素养组合能够导致用户在长期内表现出直接验证意愿？

从长期来看，要想实现直接验证意愿，只存在一种前因条件组态，并且该组态与实现短期直接验证意愿的条件组态一样，即用户主导与环境辅助型。该组态的总体一致性达到0.870，总体覆盖率达到了0.471，说明该组态解释了约47.1%的长期直接验证意愿的案例。以上结果表明，要想提高用户长期的直接验证意愿，应优先提升用户信息获取、信息评估、信息使用、信息经验学习和信息道德规范五种信息素养，同时对用户信息环境意识的培养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辅助作用。

（ 4 ）问题四：哪些信息素养组合能够导致用户在长期内表现出间接验证意愿？

如表8 所示，从长期来看，要实现间接验证意愿，只存在一种前因条件组态，该组态的总体一致性达到 0.869，总体覆盖率达到了0.476，说明该组态解释了约47.6%的长期间接验证意愿的案例。在这一条件组态中，信息获取、信息评估、信息使用、信息经验学习和信息道德规范为核心条件，而信息环境意识为辅助条件。与上文一致，本文将该组态命名为用户主导与环境辅助型。问题三和四的一致性结果说明，对于用户的长期谣言验证意愿（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而言，网络平台虽然可以发挥辅助作用，提供必要的信息验证工具和技术支持（如提供谣言查证数据库），但其对用户是否会进行信息验证所产生的作用可能有限，真正决定用户长期谣言验证意愿的因素仍然是与个体自身更相关的信息素养维度的培养和提升。

3.5.5   fsQCA分析结果讨论

以上fsQCA分析结果可以进一步总结如下：

首先，信息评估和信息使用在所有的条件组态中均为核心条件，这表明信息评估和信息使用对于谣言验证意愿而言是最为关键的两种信息素养。在谣言验证过程中，拥有较高信息评估能力的用户能够批判性地评估信息的来源可信度以及相关内容质量如准确性、客观性等，并对目标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判断，进而正确辨别信息的真实性。信息使用能力对于谣言验证也同样重要，它有助于用户更好地理解、整合和运用相关的内容线索，为目标信息的验证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指导。

其次，信息环境意识只是短期间接验证意愿的核心条件，而在其他结果变量的前因条件组态中均为辅助条件。这表明网络信息平台更多扮演着规则制定和信息支持的辅助性角色，与用户直接相关的信息素养维度才是促进用户进行谣言验证的关键因素。针对这一结论，我们进一步从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具体而言，横向比较指固定短期（T1）或长期（T2）时点，比较在短期或长期时点下，直接验证意愿和间接验证意愿的前因条件组态的差异。纵向比较指固定直接或间接的谣言验证意愿，比较在特定验证方式下，处于短期（T1）和长期（T2）时的前因条件组态的差异。经过分析和比较，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如表9所示。

3.5.6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分别采用调整一致性水平和案例频数阈值这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将一致性水平由0.8提升至0.85，研究结果表明条件组态未发生改变，从而确保了结果的稳健性；随后，将案例频数阈值由2提高到3，条件组态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3.5.7   事后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和解释fsQCA 的分析结果，在第二期调查结束的一个月后，我们随机邀请60名第二期参与者继续参与第三期（T3）的开放式追踪调查。该调查向受访者介绍了六种信息素养的含义以及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的行为特征，然后要求被试结合个人经历，尽可能详细地回答在短期和长期时间框架下他们的直接和间接验证行为分别依赖于哪些信息素养。T3追踪调查共收到20位参与者的答卷回复。在剔除一份填答重复内容过多的无效作答后，共得到19份有效问卷（P1-P19）。

开放式追踪调查的结果显示，绝大多数被试均认为对谣言的直接和间接验证意愿是由不同信息素养的组合共同促进的。例如，参与者P1指出“直接验证意愿是由多种不同能力的组合共同促进的，而不是仅仅由某一种能力所决定”。此外，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直接还是间接验证意愿，信息评估和信息使用这两个维度都很重要，在所有的条件组态中均为核心条件。例如，参与者P13表示：“不论是直接验证还是间接验证，目的都是对信息的准确性进行证实，并且处理加以学习利用，信息评估和信息使用能力必不可少”。

另外，通过对这19份开放式答卷进行详细的文本内容分析，分析结果对表9中横向和纵向比较的结果均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与解释。例如，针对“从长期来看，直接和间接验证意愿的信息素养条件组态一致且要求较为严格。”这一结论，参与者P2强调：“从验证意愿的长期性、持续性、稳定性考虑，面对的情况更为复杂、多样、广泛，所以无论是直接验证还是间接验证，六个维度的全面发展更为合适”。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此处不再针对每条结论一一赘述。

4.1   理论启示

本文探究了信息素养不同维度的条件组态对短期和长期时间框架下直接和间接谣言验证意愿的影响。本文研究工作主要具有以下三点理论启示：

首先，以往研究大多将信息素养视为一个单维度概念，或仅关注信息素养的某些维度的单独作用，忽略了信息素养多个维度之间的复杂组合效应。这种忽视可能导致无法准确捕捉不同信息素养对网络谣言验证的协同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引入了组态视角，采用fsQCA方法系统探讨了信息素养的不同维度与谣言验证意愿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揭示了不同维度之间的联合作用和相对重要性。通过识别不同前因条件组态下谣言验证意愿的可能性和概率，本研究强调了信息素养不同维度的作用差异，并将组态效应视角引入信息素养研究，为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信息素养不同维度的联合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其次，本研究同时关注了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两种不同的谣言验证方式，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个体在进行谣言验证时的不同决策类型和行为模式，并为谣言验证研究提供了更深入且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切入视角。本文通过厘清和比较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的前因条件组态，对不同验证方式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区分。例如，从短期来看，间接验证意愿具有多条实现路径，且信息环境意识在这些路径中均为核心条件，而直接验证意愿只有一条实现路径，且信息环境意识仅为辅助条件，但该组态又要求用户具备更多维度的、更全面的信息素养。通过发现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的前因条件组态的差异，本研究揭示了不同验证方式背后的不同驱动因素，从而为谣言验证研究提供了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最后，相对于以往fsQCA研究大多关注静态条件组态，即在特定时间点上不同前因条件组态对用户信息行为的影响，本文引入了基于动态组态视角的研究设计，将研究焦点扩展到短期和长期谣言验证意愿的不同条件组态。传统静态组态理论通过单次调查或横断面研究，仅能关注影响的短期效果，而动态组态视角不仅能推断出影响的短期效果，也能有效揭示影响随时间推移所产生的长期效果和动态变化。结合短期和长期的前因条件组态分析还能通过对组态差异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揭示不同时间框架下不同条件组态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本研究通过动态组态分析，为厘清信息素养与谣言验证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更多见解。

4.2   实践启示

本文为相关政策制定者和网络平台管理者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信息素养提升举措和网络谣言治理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导，具有以下几点实践启示：首先，本文研究发现，信息评估和信息使用是促进用户进行谣言验证的两种最重要的信息素养。因此，在应对谣言治理问题上，应优先针对这两种信息素养技能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如定期进行公开的信息评估培训，以教导用户如何辨别虚假信息的常见特征，或推广可信的事实核查工具并提供应用指南，以引导用户学会如何综合使用信息进行谣言验证等。其次，信息素养教育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考虑不同信息素养的相容性、协同性和复杂性，也要考虑信息素养教育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特别要关注影响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稳定性。本文研究表明，影响间接验证意愿的信息素养组合在短期和长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信息素养教育效果的长期监测和评估系统，通过定期评估，及时调整教育和培训方案，以确保信息素养教育持续有效。最后，互联网平台肩负着营造良好网络信息环境的重要职责。虽然以往实践较为强调落实平台在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的主体责任，但本文研究发现，用户的信息环境意识仅在促进短期间接验证意愿时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互联网平台应多鼓励用户多采用间接信息验证手段，并为用户提供诸如反向图像搜索、发布者账号和引文原始出处查询的信息便利，从而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平台在谣言治理中的作用。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为了研究的聚焦，本研究仅考察了不同信息素养构成的条件组态对谣言验证意愿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潜在作用。事实上，信息素养可能会与其他个体或情境因素共同作用并影响用户的谣言验证意愿，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引入更丰富的前因变量。其次，本研究仅探究了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这两种谣言验证方式，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比较其他谣言验证方式（如人际验证和机构验证等）的信息素养条件组态及其差异，以及在更多时间点上展开追踪调查。最后，本文依托中国互联网情境开展研究，且研究被试以高学历人群为主，我们呼吁未来研究进一步招募大学专科以下的低学历人群以及面向其他国家互联网用户开展研究，从而检验和提升本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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