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 | “借船出海”还是“造船出海”?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进程研究

当前，我国科研人员的国际论文发表规模在全球 处于领先地位，InCites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大陆学 者发表的Web of Science（WoS）收录论文量占全球的27.38%，已居世界首位。国际论文的发表需求推动了我国国际学术期刊的创办热潮，发展国际学术期刊是增强我国科技软实力和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途径。然而，我国的国际期刊数量及其所刊载论文量同我国国际论文发表规模并不匹配。2022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收录的期刊中，中国大陆期刊仅占全球的 2.06%；InCites 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的国际期刊发文量仅占全球论文总量的1.72%。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论文中，仅有5.25%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大陆主办的国际期刊上，论文外流现象凸显。此外，我国虽已是国际论文大国，但并非国际期刊强国，尚缺乏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期刊。在我国国际期刊规模与国际发文需求失衡、论文外流、国际影响力有限的背景下，如何从国际论文大国成长为国际期刊强国是我国国际期刊建设中需要着重突破的难点。

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英文期刊，2013年“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2016年“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2019年“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相继实施，为我国的英文期刊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2021年，中宣部等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打造世界一流、代表国家学术水平的国际期刊，并指出要提升开放办刊水平、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我国在推动学术期刊国际化的过程中经历了重要转变，不仅语言形式向国际标准看齐，实现了浅层次的国际化；还通过被国际数据库收录更好地服务国际学术传播工作，实现了以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为核心的实质性国际化。实施路径上，依托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的出版流程与传播平台“借船出海”，是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有效路径。然而，“借船出海”在获得便利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将大量原创成果与数据拱手海外，不仅有危及我国科技信息安全的隐患，也会造成我国在国际学术界学术话语权和学术议题议程设置中的弱势地位，使我国沦为“外强中干”的论文生产大国。这一背景下，打造优质的自主出版平台，实现“造船出海”是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

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进程已历经数十年，在路径 上或“借船出海”或“造船出海”。然而这两种国际化路径所涉及的学术期刊特征与具体效果如何？仍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是WoS的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学术期刊被WoS三大引文索引收录不仅是其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反映，也是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主要体现。本研究旨在探究SCIE，SSCI，A&HCI收录的中国大陆期刊的国际化特征与效果，重点关注“造船出海”与“借船出海”两种国际化路径的差异，以期为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策略提供针对性的实证依据。

2.1   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内涵与进程

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内涵在现有研究中已有丰富探讨，虽表述各不相同，但均在广义上强调学术成果交流载体跨越国家边界且具有国际影响力。在狭义上，从具体实践来看，学术期刊国际化既包括了形式层面出版语言、出版规范等国际化，也包括流程层面评审机制、传播策略等国际化，同时也涉及内容层面研究选题的国际化。其中，被国际数据库收录是学术期刊国际化重要的质量衡量标准。事实上，学术期刊国际化不仅在于形式与流程同国际接轨，更在于促进学术研究在国际学术场域下的生产与传播。这一过程能促进不同文化环境与科研体制的学术交流与知识融合，进而推动学术创新。在科技强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期刊国际化有助于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识体系，是我国立足国际学术界的重要依托。

不少学者对我国期刊国际化进程进行了归纳总结 。梳理现有主要观点发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早期阶段，以“引进来”为主要特征，重点表现为译介性文章和国际约稿。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期刊国际化的探索发展阶段，开启了“走出去”的新阶段。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发展；2003年教育部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提出培育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科学报 。这一时期， 学术期刊编委成员的国际化、学术规范同国际接轨以及出版语言的国际化等方面的实践纷纷展开，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合作。21世纪初至今是期刊国际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学术期刊国际化更加受到政府重视，2011年，“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被写入《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培育具有国际一流学术水平的期刊；2013年至2019年，中国科协等多部门启动了一系列支持计划，着力提升英文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与国际影响力。这一时期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程度逐渐加深，并开始实现从英文化办刊向以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为目标的重要转型，反映了国际化战略的纵深式发展。

2.2   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实践路径

在诸多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当前我国期刊国际化处于快速发展期。在此背景下，如何推进实现期刊国际化是诸多研究的落脚点。有学者提出需关注宏观层面的学术发展与整体布局，在国际化过程中既要保持学术主体性和文化安全，也要争取掌握世界主流的学术话语权。学术期刊应成为提升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文化载体，推动国际化建设成为助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动力 。也有学者关注中观层面期刊运作模式和管理制度的国际化变革，期刊运作模式如国际化编委的组建、国际审稿机制的引进等；期刊管理制度如建立、完善期刊管理的政策制度和评价标准等。从微观层面考量国际期刊出版过程中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学术期刊国际化并非某一要素作用的发挥，而是诸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学者从评价机制、运营规制、办刊理念等要素入手探讨了学术期刊国际化过程中各微观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从开放存取策略、数字出版平台、 内容定位等方面探讨具体的国际化实现机制。

相关研究中，不乏有学者关注到我国期刊国际化的出版模式，一种是由本国出版商独立发行的期刊， 可视为“造船出海”，一种是同国外出版商之间合作发行的期刊，可视为“借船出海”。不少研究显示，在我国期刊的国际出版模式中，“借船出海”占主要地位，反映了国际出版商较为成熟的发行渠道、传播手段、学术声誉与编辑能力，这也是短期内提升学术期刊国际化程度的有效路径。但长期来看，“借船出海” 模式的自主性较弱，难以掌握国际话语权。为此，打造自主的国际化出版平台，实现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的转型已成为当前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路径的学界共识 。

2.3   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具体成效

自上世纪末我国推进期刊国际化以来，期刊的国际化水平日益提升，总体体现在英文期刊规模扩大、被国际知名数据库收录的期刊数量不断增多，这一成效背后是我国期刊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国际合作网络日渐拓展。国际影响力方面，提升国际影响力是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核心诉求，不乏有研究从此角度探究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进展，相关研究侧重从定量层面剖析我国期刊国际影响力的现状，如张书卿等基于Scopus数据库的研究揭示了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被收录数量较少，国际化意识和影响力较弱的情况 。不少学者立足“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探究该计划实施前后期刊影响力的变化情况 。也有学者聚焦影响力的测度指标与方法，如何莉等基于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分析了高校科技期刊的国际传播力 ；付国乐和张志强从社会功能评价、国际化程度评价、国际影响力评价三方面提出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一体三维”评价体系 。国际合作方面，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通常伴随着国际合作网络的扩展，作者国际化是期刊国际化的核心特征和基本要素，为此有学者设计了期刊的作者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探讨国际期刊作者的国际化水平。也有学者分析我国国际期刊中国外作者论文占比以及合作国家作者的发展情况等，从吸引世界杰出学者等多方面提供了加速国际化发展的建议。总体而言，上述研究从定量分析和定性探讨的角度反映了学界对期刊国际化的积极探索。

从上述梳理来看，虽然不乏有研究关注到了我国期刊的国际化转型以及不同的出版模式，但更侧重探讨国际合作出版的版权、模式和效益，鲜有研究从“借船出海”和“造船出海”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切入，基于定量方法系统剖析相关期刊的发展现状与具体成效。尤其在具体成效方面，现有研究或侧重学术影响或关注国际合作，本文则综合国际影响、国际合作、国际传播三方要素展开对学术期刊国际化的进展分析。

本研究按照确定样本集、多来源数据获取与匹配、 国内外出版商对比分析的思路展开，框架如图1所示。

本文以JCR收录的国家/地区分类为中国大陆（下文简称“中国”）的SCIE、SSCI和A&HCI期刊为研究对象，共284种，数据获取时间为2023年6月10日。 其中，95.42%（271种）的期刊被SCIE收录，SSCI 收录和A&HCI收录的期刊仅占5.57%（16 种）。本文基于JCR官网的Journal Profile页面提供的期刊出版商名称（publisher name）与出版商地址（publisher  address）字段进行出版商国家信息的标注，进而实现国内外出版商的划分。

数据源方面，基于JCR、InCites、WoS多源数据，利用ISSN号和期刊名进行期刊信息的关联，从而获取期刊基本信息、期刊指标信息、期刊所刊来源文献和施引文献的国家信息等多类型数据。基于WoS数据库，获取284种期刊共计646,839篇文献的数据。本研究使用的指标有期刊影响因子（JIF）、学科标准化引文影响力（CNCI）、国家多样性、国际合作率。其中JIF是衡量期刊影响力的常用指标；CNCI是论文影响力指标，从研究主题、出版类型、出版年份三方面对单篇论文的影响力进行归一化计算①。国家多样性指标基于香农多样性指数计算得出，该指标值越高，国家多样性相应越高。本研究中期刊文献的国家多样性是基于期刊所刊论文的作者所属国家计算而得，施引文献的国家多样性是基于期刊所刊论文的施引文献的作者所属国家计算而得。

国际合作率是基于论文的国际合作情况计算而得，若一篇论文由来自两个及以上的国家的作者完成，该论文可视为国际合作论文，基于此界定，可计算国内外出版商的期刊所刊论文中国际合作论文的比例，进而作为国际合作率的反映。

基于上述多来源数据的获取与关联，可依据期刊出版商所属国家划分国内外出版商出版的期刊，分别代表了“造船出海”和“借船出海”两种国际化路径， 在此基础上从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特征和效果两方面展开对比分析。

4.1   全球视域下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4.1.1  全球分布格局

截至目前JCR共收录过120个国家/地区的学术期刊（包括SCIE/SSCI/A&HCI/ESCI），图2反映了1997年—2022年JCR收录期刊数量排序前10位国家的期刊数量与时序变化。整体而言，JCR收录期刊的国家分布呈现稳定性与变动性并存、集中性与分散性交织的格局。稳定性和集中性上，美国、英国、荷兰、德国在历年JCR收录的期刊数量均排前4位，且均占据60%以上的期刊份额，显示了在全球学术期刊出版领域的核心地位。变动性与分散性上，位列第5至第10位的国家有较大变动，且各自占有的期刊份额相对较小。瑞士和俄罗斯在历年排名中虽然总体上保持在前10位，但其具体排名却时有波动。日本和法国的排名虽长期稳定，但自2020年起，两国排名已先后跌出前十。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中国、西班牙、巴西均在不同时段跻身前十名，但均尚未能长期稳定其地位。尤其在2020年，JCR期刊数量的国家分布版图急剧变化，西班牙、意大利、巴西跻身前十位，显示出全球学术期刊出版领域的激烈竞争。

就我国而言，1997年JCR收录的中国学术期刊仅23种，2022年这一数量达到449种，反映了我国国际期刊从少到多的发展历程。排名方面，我国自2009年首次进入前十以来，历经十年发展，期刊数量排名呈波动式上升的趋势。尽管我国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2020年排名并未出现在前十位中，2021年排名相对靠后，反映了我国学术期刊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2022年数据显示，我国被JCR收录的期刊数量排名已上升至第7位。

全球格局表明，当前我国期刊国际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全球学术期刊版图变化激烈，位列第5至第10位的国家在期刊数量上差异较小。在此背景下，抓住机遇，加快推进期刊国际化进程是在全球学术期刊版图中占得一席之地的关键举措。另一方面，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出现过排名略有下降的现象，其原因并非是我国被JCR收录的期刊数量有所下降，而是一些国家的强势崛起，那么如何在稳定现有成绩的同时实现进步，是在期刊国 际化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4.1.2  中国发展趋势

从我国国际期刊数量的增长率变化来看（图3）， 20世纪90年代末至2010年可视为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探索期，这一时期学术期刊总量虽呈增长态势，但增长率整体下降。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以前，我国国 际期刊中由国外出版商出版的且被JCR收录的期刊数量明显高于国内出版商，体现了在我国期刊国际化初期国外出版商的带动作用。2001—2010年间，被JCR收录的由国内出版商出版的我国国际期刊数量明显高于国外出版商，国内出版商在推动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方面成效突出。这一变化出现的原因，其一是科学出版社的学术期刊在国内出版商中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其二是越来越多的国内出版商着力推进期刊的国际出版，推动了一批期刊被国际数据库收录；其三是该阶段施普林格、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商的学术期刊发展相对较为平稳，并未在我国出现大规模扩张的情况。这一阶段，学界也不断认识到开拓国际交流渠道、在国际学术平台发声对于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意义，不少学者就我国期刊的国际化路径与方式展开探讨。学术观点逐渐上升至国家意识，1999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推动85本期刊从中文转型为英文期刊或者出版发行为新的英文期刊；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指出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相关政策的推行不仅是我国对期刊国际化的积极回应，更推进了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2011年以来是我国期刊国际化的发展期，该阶段我国被JCR收录的期刊数量持续增多，但增长率变化相对较为平稳。该时期国外出版商在我国期刊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在国外出版商被JCR收录的我国学术期刊数量明显高于国内出版商，且二者的差距在2017年以来显著扩大，反映了“借船出海”在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中愈发突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学术期刊国际化已成为政府扶持的重点。2011年，《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重点支持代表我国学术水平、具备国际办刊能力、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学术期刊发展。2013年以来，支持期刊国际化发展的战略计划相继实施，进一步加速了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进程。此外，科研成果的急剧增长拉动了期刊发表渠道需求的增加，然而受国内严格的期刊审核政策的影响，期刊资源远不能满足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需求，这也间接促进了国际期刊的创办与发展。

整体而言，我国期刊国际化呈现出阶段性与层次化的特征。阶段性特征体现在我国学术期刊在探索期和发展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层次化特征体现在学界层面的积极探讨、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和期刊层面的实践落实，三者共同构成了我国期刊国际化的多层次推动力量。

4.2   “ 借船出海 ”与“ 造船出海 ”的基本特征

4.2.1  我国国际期刊的“借船人”与“造船人”

在我国国际期刊中，58.1%的期刊（165种）由国外出版商出版，即以“借船出海”的方式进行国际化；41.9%的期刊（119种）由国内出版商出版，即采用 “造船出海”的国际化路径。图4是我国国际期刊国内外出版商的具体分布。结合全球出版市场来看，施普林格、爱思唯尔、约翰威立、泰勒弗朗西斯国际四大出版集团以及哈佛大学出版社与我国国际期刊有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国际出版商凭借强大的学术资源和品牌效应，为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持。 就本土而言，科学出版社、科爱、高等教育出版社是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出版商。这些本土出版商的活跃表现显示了我国在提升本土出版业的国际化水平方面的努力。

我国国际期刊的出版商分布格局呈现出国际出版商分布集中与国内出版商分布多元并存的格局。国际出版商分布相对较为集中，共涉及27家出版商。在国际出版商出版的我国国际期刊中，超50%的期刊由施普林格和爱思唯尔出版，是我国学术期刊“出海”主要的“借船人”。国内出版商分布则相对较为多元，共涉及55家。多样化的出版商能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和更灵活的合作模式，通常更了解本土学者的需求和研究方向，能提供更贴近本土需求的服务。其中，科学出版社和科爱出版是我国学术期刊“造船出海”的重要助力，我国国际期刊中有35%的期刊由其出版。科爱出版是科学出版社和爱思唯尔于2007年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公司，2013年战略转型后产出了大量优质的开放获取英文期刊，历经发展现已成为我国国际期刊发展的重要力量。

4.2.2  “ 借船出海”与“造船出海”的学科差异

基于JCR提供的学科分类可将本数据集的期刊归类至21个学科领域，如图5所示，多数领域的期刊以国外出版商居多，形成了规模性“借船出海”的现象。具体而言，我国期刊国际化呈现出明显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在人文社科领域，经济与商业（economics&business）、社会科学总论（social sciences, general）学科中，国外出版商的期刊占比均超过60%，是该领域的主导力量，“借船出海”现象突出。这一现象背后交织着复杂的学术、文化、市场因素。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我国人文社科领域期刊国际化起步较晚，本土国际出版渠道建设尚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相较而言，国外出版商通常具备更为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包括国际化的编辑团队、成熟的审核流程以及广泛的国际读者基础，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国内学术期刊在人文社科领域国际化过程中的挑战。此外，语言和文化差异，以及人文社科研究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等内容也可能加剧这一挑战，使国内出版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面临阻碍。

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农业科学（agricultural science）、 化学（chemistry）、物理（physics）等学科，国内出版商旗下的期刊占比大于40%，已形成了一定的“造船出海”规模，显示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相对优势。这一现象的成因同样复杂，一方面，自然科学领域学术期刊国际化起步较早，相关经验积累较为丰富。另一方面， 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内容相对客观，研究范式的国际差异较小，跨文化理解的难度较小，有助于减轻国际传播过程的语言和文化障碍。

总体而言，我国学术期刊的学科差异揭示了复杂的学术生态。在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领域中出现的“借船出海”与“造船出海”战略差异，既反映了学科本身的研究特性和国际交流需求，也暴露了国内外出版商在资源、经验、话语权等方面的不平衡。

4.3   “ 借船出海 ”与“ 造船出海 ”的效果分析

4.3.1 国际影响

CNCI和JIF指标是期刊和论文影响力的重要反映，图6是国内外出版商期刊在这两项指标上的具体表现。通过曼-惠特尼U检验发现，无论是CNCI还是JIF，国内外出版商的期刊均存在显著差异。国外出版商的期刊无论是平均值还是中位数，均高于国内出版商的期刊。这意味着与国内出版商相比，国外出版商旗下的期刊更频繁地被全球学者引用，具有更高的学术影响力。国外出版商丰富的学术资源与出版经验、稳定的国际合作关系、长期积累的口碑与知名度是其学术影响力更胜一筹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绘制国内外出版商期刊的JIF时间演变脉络图（图7）。首先，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出版商的期刊，其JIF都呈现出清晰的增长趋势。这一趋势可能源于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随着期刊在专业领域的逐渐深入和拓展，研究的质量和深度也相应提升。与此同时，出版商自身也在不断地优化出版流程、提升出版质量，并采取更精准的推广策略，使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逐年攀升。此外，全球化的推动和科技发展也促进了国际学术界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增强了期刊被引用的次数，从而推动期刊影响因子的整体提升。其次，可以发现国内出版商的期刊整体展现出相对较长的发展期。以期刊有JIF的年数作为衡量期刊发展期的重要指标，数据显示国内出版商的期刊发展期均值高达11.48年，相较于国际出版商的8.92年有显著优势，反映了国内出版商在国际学术期刊出版领域的持续投入和积累。

4.3.2 国际合作

基于国内外出版商的期刊所刊论文，可对其国际合作情况展开分析。整体而言，国外出版商期刊的国际合作率为14.32%，国内出版商期刊的国际合作率为10.11%。国外出版商的期刊国际合作率高于国内出版商，反映了国外出版商国际化运营模式的优势，可以吸引更多国际作者和研究团队。结合我国整体的国际合作率来看，InCites所有年份（1980—2023）下我国学术论文的国际合作率为21.48%。对比而言，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出版商，我国学术期刊所刊论文的国际合作率均不及我国论文的整体国际合作率，反映了我国国际期刊在推进国际合作研究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对比国内外出版商期刊所刊论文的国际合作率（图8a），趋势显示，国外出版商论文的国际合作率长期高于国旗下仅有一份国际期刊，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群化发展。“单兵作战”式的国际化路径下，国内出版商的学术期刊在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上尚显不足，国际传播能力也有待提升。不过从图8a也可发现，近年来国外出版商的国际合作率略有下降，国内出版商在国际合作率方面同国外出版商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反映了国内出版商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重要进展。

基于论文作者隶属机构的所属国家，可进一步对比国内外出版商期刊论文的国际合作国家分布，全部作者、通讯作者、第一作者中排名前10的合作国家占比如图8b、8c、8d所示。结果显示，国外出版商期刊论文中各个国际合作国家占比均高于国内出版商，反映了国外出版商的期刊论文在国际合作方面相对更为活跃。但是整体而言，我国国际期刊仍然刊载了大量本土学者的论文。且无论是全部作者，还是通讯和第一作者，国内出版商期刊论文中本土学者占比均远高于国外出版商期刊论文。国际合作对象方面，美国在我国国际期刊的国际合作对象中占据突出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全部作者中，自身科研实力突出的英国、日本、德国的占比排名相对靠前。但在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中，印度、韩国、伊朗等国主导的论文占比排名则更为突出，这是地缘关系、学术话语权差异等因素在我国国际期刊科研合作中的重要体现。

国际合作网络方面，国内出版商（图9a）和国外出版商（图9b）所刊论文的国际合作网络在网络结构和合作对象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网络结构上，欧美国家（黑色与深灰色聚类）和亚洲国家（浅灰色聚类） 较为突出。这种地理上的聚集反映出学术研究的全球性，许多重大科学问题需要全球学者共同解决。合作对象上，美国是我国最主要的国际合作对象，在国内外出版商期刊论文的国际合作对象中，来自美国的作者占比均超过5%。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是我国重要的国际合作对象。具有地缘接近性的新加坡、韩国、日本、印度等也是主要合作对象。国内外出版商期刊所刊论文在网络结构和合作对象上的相似性是我国学术研究国际合作网络的侧面反映，进一步基于InCites数据绘制1980年以来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合作网络（图9c）可发现，相较于国内外出版商的国际合作网络，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合作网络中欧洲国家的聚类更加突出，但亚洲国家的聚类相对较小，更加凸显了区域性合作在我国国内外出版商期刊论文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地位。整体而言，我国国内外出版商在国际合作广度上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格局，未来提升国际合作水平的突破点在于扩展更多元的国际合作网络和增强国际合作紧密度。

4.3.3  国际传播

期刊所刊论文及其施引文献的国家多样性可用于反映该期刊的作者及其引用来自于何种程度的地理范围，是体现传播多样性的重要指标。图10反映了国内外出版商期刊文献及其施引文献的国家多样性，无论是期刊文献还是施引文献，国外出版商的国家多样性指标的中位数和平均值均高于国内出版商。这说明，相比于国内出版商，国外出版商期刊更能够吸引全球范围内的研究者提交发表和引用论文，反映了其更广泛的全球影响力。这种显著性差异同时也暴露了国内出版商在国际传播影响力方面的不足。

进一步分析国内外出版商期刊施引文献的国家分布（图11），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出版商，中国的引用均占据了较大比重。在国内出版商的期刊中，57.53%的论文被中国学者引用，这一比例在国际出版商的期刊中也高达47.20%。这一现象反映了本土学者在学术传播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引用”现象，即本土学者可能偏向于引用同一地域或文化背景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现象已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有研究发现，我国是全球自引次数排名第二位的国家。也有研究发现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已由1990年的44.2%增加到了2015年的65.1%，并且增长趋势还在继续。自引现象固然有本土学者可能偏向引用同一地域或文化背景的研究成果的因素，但我国国际论文的占有率、文献的可获取度、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部分期刊以提升期刊影响因子为目的的引用策略引导等也是我国学术期刊自引现象突出的重要因素。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排名前10的施引国家主要集中在科研强国和具有地缘接近性的国家。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拥有领先的科研能力和庞大的国际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主要引用来源。印度、伊朗和韩国等地缘接近性国家与我国有较密切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故而在施引中国的学术论文上也占有较大比例。

5.1   国家政策引导

国家政策是学术期刊发展的风向标，近年来我国对期刊国际化的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在提升英文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成效显著。当前我国英文期刊虽高速发展，但和英美等期刊强国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我国期刊国际化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政策支持需加强学术期刊管理的顶层设计方案，以政策支持为依托，增强我国期刊的国际出版能力。 在政策支持的过程中合理布局、统筹规划。本文研究显示在自然科学领域，我国“造船出海”已形成一定规模，然而在人文社科领域，不仅被JCR收录的学术期刊数量少，且“借船出海”仍占据主流。这反映出政策支持在推动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国际化时，既要传承和推广已有成功经验，也要针对各学科的特点和发展状况，实施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差异化支持策略。本文结果也显示，“借船出海”期刊中约76%的期刊由国际知名出版商出版，这些出版商已具备较为成熟的出版流程和国际传播渠道，能够发挥规模效益与品牌效应；而反观“造船出海”，在我国国际期刊的国内出版商中，86%的国内出版商仅有一份国际期刊，国际期刊的集群化规模还有待提升。在政策引导上，2019年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专设了集群化试点项目，2021年《中国科协学会学术创新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也强调了科技期刊集群化改革等指导性意见，这是我国学术期刊通过整合资源、集约化办刊，实现“造船出海”的重要方向。

5.2   出版平台建设

本文研究显示“借船出海”仍是当前我国期刊国际化的主要方式，并且近年来，借助国外出版商渠道发行的期刊不断增多，且我国期刊在国际化过程中对海外大型出版商较为依赖。这不仅会造成优质稿源外流，不利于国内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更会增加我国对西方学术界的依赖，进而影响学术主体性和国际话语权。未来期刊国际化策略应注重出版平台的建设，不仅要强化出版、传播和品牌建设，还要在出版产业链、价值链等环节上进行深入整合和创新，构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版平台。在出版平台的建设模式上，既可着力建设期刊集群出版平台，如SciEngine是我国首个全数字化生产与国际知识传播相结合的出版平台，充分发挥了科技期刊聚合发展的优势。也可探索收购国外成熟的出版平台，如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收购了法国科学出版社，为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平台的海外扩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还可以跨地域、跨部门、跨学科整合期刊出版资源，探索协作办刊模式，如2023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将江西省的两本重点科技期刊的出版单位变更为有科期刊出版（北京）有限公司，标志着我国跨地域办刊实现“零的突破”。在出版平台的建设方式上，注重加强技术建设，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高出版效率和质量。

5.3   期刊运行机制

优化期刊运行机制是培育具有引领作用的“造船人”的关键一环，涉及平台搭建、数字化转型、渠道扩展、品牌建设等多个环节。本文研究显示无论是国际影响、国际合作还是国际传播，国内出版商期刊在相关指标上的表现均不及国外出版商期刊。针对这一现象，一方面应有针对性地优化期刊运行机制。国际化的出版流程与编校团队、成熟的传播渠道与品牌是增强论文学术性和传播性的关键。从本质来看，学术性要求兼具专业性和国际视野的编辑和审稿人发挥把关作用，传播性需要出版平台发挥好传播媒介的作用。具体而言，其一，提升内容质量和创新性是打造国际一流学术期刊的核心，可通过强化同行评审制度、设立创新奖励机制以保证和鼓励所刊论文的学术水平。其二，面向国际的学术期刊应注重吸引全球范围内的投稿，尤其是由其它国家担任主导角色的论文，这需要我国国际期刊着力提升学术质量，推广期刊品牌，加强与科技强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其三，考虑到我国国际期刊中突出的自引现象，预警监测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也尤为重要。中国作者论文比例偏高是预警期刊的一大特征，可通过跟踪监测学术期刊中的中国作者比例，对可能存在的自引问题进行及时发现和改正。另一方面，规范出版流程以完善期刊运行机制，积极实施数字出版和开放科学措施，增强出版平台的品牌效应是提升国际传播力的重要举措。在此基础上期刊可建立常态化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战略，积极拓展作者范围和审稿人网络、同国际学术机构和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举办或参与国际会议以加强同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从而助力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当前学术期刊的全球分布呈现出稳定性与变动性并存、集中性与分散性交织的格局。在此背景下，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已有发展历程呈现出阶段性与层次化的特征。本文关注“借船出海” 和“造船出海”不同国际化路径下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进程。研究发现，在推动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过程中，国外出版商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但国内出版商也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国内出版商的国际学术期刊数量不断增加；自然科学领域国内出版商已形成一定的“造船出海”规模，而人文社科领域“借船出海”现象则较为突出。从“借船出海”和“造船出海”的效果来看，国外出版商出版的我国国际学术期刊整体学术影响力更高、国际合作率更高、国际传播范围更广。当前阶段，“借船出海” 策略仍可视为一种有效的选择。这种策略借助已有的国际出版平台，有助于提高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但是未来也需要注重国际化路径的转变，结合具体情况，进一步推动“造船出海”模式的发展，进行适度且有序的转型，以服务于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

本研究基于实证分析结果，从国家政策引导、出版平台建设、期刊运行机制三方面为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策略支持。总体而言，从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角度而言，“借船出海”虽有效但并非长久之计，“造船出海”也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构想，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和完善。但是，本研究主要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指标侧重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合作等内容。未来可加入定性研究，通过访谈、案例研究等方法，深入了解不同国内外出版商期刊国际化的优劣势、面临的挑战等。此外，就研究视角而言，本文仅基于出版商进行划分，但在我国期刊国际化进程中，存在采用国内外双重出版渠道的学术期刊，未来也应就这一特殊样本深入探究，以丰富我国学术期刊本土发展与国际传播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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