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 2024年第5期 莫道桑榆晚：短视频观看行为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转型是当今全球社会面临的两大挑战。我国社会人口结构也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根据2021年人口统计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7亿（占全国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的人口也有2.01亿（占14.2%）。随着年龄增加，人们可能会经历社会角色的丧失、终身伴侣的丧失、身体和精神能力的丧失等变化带来的压力。因此，保障老年人群体心理福祉问题是我国社会健康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幸运的是，伴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数字化技术给积极老龄化带来了机遇。一方面，老年群体数字设备拥有率及使用率逐渐提升，这成为了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设计越来越简单和丰富，使得老年人能够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加入数字生活。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数据，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人数为1.19亿人（占网民总数的11.5%），其中使用网络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约占84.8%。新媒体的技术、娱乐、信息、社交、工具可供性（MediaAffordance）为老年人提供了社会参与和联结（SocialEngagementandConnectedness）的新机会。

作为最重要的新媒体平台之一，短视频平台以其较低的使用技术门槛和丰富多样的内容而备受欢迎，拥有碎片信息推送、大数据精准推荐技术同时满足不同年龄和群体的信息、娱乐和社交等多元需求。2022年，我国短视频用户达9.62亿，短视频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为125分钟，并且53.5%的用户养成了每天会观看短视频的消费习惯。老年人群体是短视频平台的重要使用群体，观看短视频势必对其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老年人到底能否利用这一新兴的新媒体技术，积极应对老龄化，实现自身福祉最优化，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目前针对短视频平台使用和短视频观看行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年和女性群体，老年人群体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向老年人群体的研究，不仅文献数量非常稀少，而且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有学者针对50岁以上的人群开展研究，结果发现短视频平台的使用与他们的抑郁倾向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有助于他们增加社交活动。作为影响机制，网络社交行为往往对老年人的积极情绪产生显著作用。然而，也有学者发现随着互联网使用频次的升高，老年人使用微信、短视频、影音和游戏类应用程序对其心理健康的边际效应递减。在非实证文章也有不少关于老年人观看短视频沉迷会影响其精神状态的思辨论述。由此可见，短视频平台使用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似乎处于动态平衡过程。此外，有部分实证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新媒体使用与其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关系，甚至有研究发现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可能会导致较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综上所述，老年人短视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发生机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但该问题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已有文献也尚未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鉴于此，本研究首先结合信息社会学、传播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补偿选择性优化理论视角切入，分析理性与非理性新媒体平台使用决策的影响。随后，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检验2020年老年人观看短视频行为与其抑郁水平指数和幸福感的整体关系；并运用结构方程估计方法，以健康行为与社会联结为中介变量，解释老年人短视频观看行为差异如何通过减少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的社会隔离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最后探索是否存在部分老年人偏离理性优化决策的可能性。

2.1   理论模型框架

德国心理学家Baltes在1990提出了经典的成功老龄化模型―选择补偿的最优化元模型（SelectionOptimizationCompensationmodel,SOC）。一方面，老年人储备资源减少，生理、心理和社会领域中的损失增加；而另一方面,晚年也具有潜在的成长和可塑性。基于该理论模型，老年人面临选择（Selection），设定个人日常相关活动的目标并优先排序，通过有效地分配和提炼资源以便所选择目标得以实现，实现最优化（Optimization）。补偿（Compensation）体现在特定目标最优手段不再适用时，积极寻找替代方法、辅助技术和社会支持，以保持有效和令人满意的参与。当人们从自身资源局限出发，基于与之相匹配的个人目标进行优化决策时，就更有可能积极地应对和适应挑战。

虽然SOC老龄化模型没有明确指出理性人优化决策机制，但该模型暗含了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这一基本假设。作为理性人，老年人使用新媒体平台是为了更有效、更集中地利用有限资源，补偿性选择由于自身年龄阶段产生的缺失，在使用新媒体平台过程中针对性匹配目标需求，实现媒介可供性和自身需求的优化匹配，促进积极老龄化。个体在剔除了睡眠、饮食、休息的时间之外，每日可供日常活动时间（T）是有限的，老年人亦是如此。假设老年人面临的选择分为媒介使用时间（x）和其他活动时间（y），作为正常品（Normal Goods）两者之间影子价格相同①,那么他们面临的时间预算约束为x+y=T（BC1）。图中无差异曲线I1和I2为常态偏好（Well-behavedPreference），即满足“多比少好”，“平均比极端好”等理性人基础假设的理性偏好。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的切点为使得老年人福祉水平最大化的媒介使用时间和其他活动使用时间的最优选择组合E1。当老年人补偿性选择优化使用新媒体，产生了协同联动效应，其他活动时间（y）将出现优化升级改变。其中一种可能表现为时间预算约束线的外移（BC1—>BC2），即老年人减少久坐和独处时间，更积极和有效率地利用时间禀赋，参与其他有意义的活动（T—>T+∆T）。如图1所示，新的均衡水平出现在代表更高的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I2与新的预算约束线相切的点E2。

结合生命阶段属性分析，老年人积极老龄化需求目标包括身体健康、社会融入、情感满足、娱乐休闲和知识信息。根据媒介可供性理论，新媒体平台作为资源技术可为老人群体提供信息生产、功能支持、情感表达、圈层构建、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可供性。一边是老人阶段的既定需求目标，另一边为新媒体可提供的可获性。老年群体如能基于健康、社交、娱乐等具体目标合理地设定互补式、协同式的媒介融合使用策略，就能切实有助于他们重新参与有价值的生活活动，从而实现积极老龄化。如图2所示，老人补偿性选择优化使用新媒体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供需的优化匹配，从而弥补与老龄化有关的变化和损失，积极老龄化。但需要指出，暗含理性人假设的补偿性选择优化决策并非新媒体行为使用的全部内涵，老年人的决策有时会偏离理性假设。

2.2   补偿性选择优化短视频平台使用假设

老年人处于生命周期后期阶段，其需求目标产生了阶段性的转变。首先，由于老年人存在机能衰老、身体功能退化等特点，健康需求成为了首要目标。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对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与知识的需求更加强烈。其次，由于工作场合脱离和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增加社会参与成为了积极老龄化的精髓和核心，加强社会联结也成为了老年人重要需求目标。

针对健康需求，老年群体逐渐依靠新媒体持续获取及时信息（如新闻资讯、健康养生、锻炼活动等各类信息），补偿性选择优化使用新媒体以丰富自身的健康知识储备，并更好地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短视频平台作为新媒体时代健康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在老年群体积累健康知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健身短视频可以降低体育信息传播门槛、帮助个人获取更专业的运动指导信息；短视频平台健身运动类直播有利于带动老年人进行体育锻炼；观看短视频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帮助老年人不被排除在对话之外，形成老年人锻炼圈层，协同联动形成锻炼动机，促进线下锻炼活动参与。部分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社会媒体使用和在线社交会通过同伴效应（PeerEffect）促进民众更积极地参加锻炼活动。在短视频平台的使用过程中，个人知识、观念得以积累，态度产生转变，从而帮助老年人形成圈层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老年同伴效应积极外溢，极有可能触发选择性补偿最优化行为，增加非正式社交参与和锻炼活动频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短视频观看行为正向预测老年人的锻炼频率。

与此同时，经验证据也充分表明了体育锻炼有助于预防老年人心血管疾病、提高身体控制能力、降低慢性疾病发生率、有效改善老年人神经电生理指标、缓解生理功能衰退，进而提高身体与心理健康水平。身体锻炼过程，不仅增强积极情绪体验，而且弱化了消极情绪的诱发。基于积极心理学和锻炼心理学理论，无论是避免疾病和保持身体机能，还是延缓衰老和培养积极情绪，对提升心理幸福感和抑制抑郁都有重要价值。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2：锻炼活动正向预测老年人心理健康，在老年人短视频观看行为与其心理健康之间起到积极的中介效应。

减少社会隔离（socialisolation）、增强社会联结（socialconnectedness）是积极老龄化第二个重要的需求目标。社会联结性是一个较为抽象的社会学定义，通常被定义为“与朋友、人及外部社区间的亲密关系或归属感”，与孤独相反，是对一个人与他人（即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有意义、密切和建设性关系程度的主观评价。它可以通过个体对社会联系的满意程度或与社会世界密切关系的主观意识来衡量。老人对自己与所处群体的社交关系的自我评价，即人缘关系，体现了其对群体和社区的归属感，是反映其社会联结的重要维度。老年人群体由于退休带来社会角色终止，再加上身体不便带来的社交距离，社会隔离/疏离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使用短视频平台可以赋能老年人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加强社会联结。首先，观看短视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帮助老年人不被排除在对话之外，跟上时代的变化和最新的信息。其次，老年人更多的观看短视频有可能伴随着更多的点赞、转发和评论，而这些行为意味着老年人与他人开展直接的在线互动交流。根据社会信息处理理论和超人际传播模型，只要互动时间充分，在线互动能够甚至超越面对面互动的效果。也有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更多在线互动往往带来更多的社会支持，加强社会联结。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短视频观看行为正向预测老年人的社会联结。

与此同时，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指出，社会联结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我国学者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联结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抑郁抑制存在积极的影响。良好的社会关系与归属感和情感支持显著正相关。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带来更多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活动，能够帮助老年人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样地，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往往带来积极的心理影响，而人缘关系不好往往给个体带来消极的、紧张感知，这会增强老年人的抑郁感。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社会联结（人缘关系）正向预测老年人心理健康，在老年人短视频观看行为与其心理健康之间起到积极的中介效应。

3.1   数据来源和研究对象

本研究使用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数据库。该数据库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CFPS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具体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在抽样方面，该数据库在全国范围采用内隐分层方法抽取的多阶段等概率方法进行抽样，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研究样本具有代表性。本研究聚焦老年人群体，故只保留了60-95岁，共4,787位受访者。

3.2   研究变量和统计描述

因变量：基于现有文献，本研究选取抑郁水平和幸福感作为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测量变量。首先，抑郁水平采用美国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中心（CenterforEpidemiologicStudiesDepression,CES-D）抑郁测量量表。该量表由拉德罗夫（Radloff）1977年开创，涵盖多维主客观因素，在中西方文献中被广泛选择作为心理健康的代理变量。量表包括受访者过去一周20种积极和消极感受或行为频率，包括“因一些小事而烦恼”“不想吃东西胃口不好”“感到恐惧”“感到悲伤”“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感觉到快乐”“感觉到孤独”等等。回答选项为：1（几乎没有，不到一天）、2（有时，1-2天）、3（经常，3-4天）和4（大多数时间，6-7天）。抑郁水平指数CES-D20由积极选项取负后，20项得分加总而得，均值为33.275（标准差8.985）。分值越高，抑郁水平越高。其次，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积极度量维度。调查中，受访者需给自己整体幸福感水平打分，在0到10中选择其一，数值越大幸福感越高。变量均值为7.773（标准差2.133）。

主要自变量：短视频的观看行为。在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在过去的一周里，你是否曾在抖音、快手、微视等流媒体平台上观看过短视频？”同时针对有观看行为的群体进一步询问“你是否每天观看网络短视频？”利用这两个问题，笔者构建了短视频观看有序指标（ordinaryvariable）：观看短视频行为（0代表未曾观看，1代表曾观看短视频，2代表每天观看短视频）。

中介变量：笔者选取了两个能够反映补偿选择性优化决策的相关变量，锻炼活动频率（满足健康需求，减少物理层面社会隔离）和人缘关系（体现社会联结感知，反映心理层面社会隔离）。第一，锻炼活动不仅是一种健康行为，同时也是老年人非正式社会参与的重要方式。锻炼活动度量基于受访者上个月锻炼活动的频率（0代表从不；1代表每月一次；2代表每月多于一次但少于每周一次，约每月2-4次；3代表每周1-2次；4代表每周3-4次；5代表每周5-6次；6代表每天一次；7代表每天2次或更多）。其中锻炼活动包括旨在强身健体、身心愉悦的室内外锻炼活动，含步行、广场舞、竞走、各类球类等等，但不包括出于工作或商务目的而骑车或步行。运动频率的平均值为1.951，标准差为2.775。第二，人缘关系是老年人对与他人、社区乃至世界的亲密程度的主观评价，是自我社会联结程度的感知。人缘关系越好，显示其心理层面的社会疏离程度越轻，社会联结程度越好。该变量为有序变量，数值从0到10，代表非常不好到非常好，程度依次递增，平均值为7.397，标准差为2.049。

控制变量：人口经济特征控制变量包括：性别（1=男性，0=女性）、居住地（0=城市，1=农村）、社会地位（从最低到最高得分为1-5）、年龄、婚姻状况（1=已婚，0=其他），健康状况（1-5，从最差到最好）、就业状况（1=就业；0=失业）、教育年限（0-22年）、家庭总人口数。如表1所示，教育平均数为5.769（标准差=4.629），即小学毕业左右。男性占比51.8%，就业人数占比51.3%，67.8%生活在农村地区，83.1%受访者已婚有伴侣，平均家庭成员人口数是4，标准差是2.2。

3.3   模型与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人口调查数据检验网络短视频观看行为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是否存在影响效应，以及健康行为和社会联结在其中是否发挥中介效应。数据预处理、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等实证分析均在Stata16中进行，结构方程和间接效应估计使用最大似然法并进行1,000次引导复制（bootstrapreplications），并汇报标准化系数。全部回归均控制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农村指标、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健康状况、社会地位状况、家庭总人口数。

4.1   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

根据本样本数据统计，4,787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共有1,074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占比22.44%，平均上网时间2小时。其中671名的受访者汇报有观看网络短视频的经历，约占14.02%。约491名老年人每天都会观看网络短视频，该群体平均上网时间略高，约2.2小时。相关性检测表明（表2），观看短视频行为与锻炼活动的频率显著正相关（r=0.162，P<0.01），但与自我评价的人缘关系显著关系较弱（r=0.027，P<0.1）。锻炼活动行为则与抑郁指数呈显著负相关（r=-0.151，P<0.01），与幸福感正相关（r=0.085，P<0.01）。人缘关系（r=-0.138，P<0.01）行为与抑郁指数显著负相关，与幸福感正相关（r=0.472，P<0.01）。

此外，男性抑郁水平较女性显著更低（r=-0.152,P<0.01），两者在幸福感方面没有显著差异（r=-0.002,P>0.1）。受教育年限与抑郁水平负向显著相关（r=-0.188,P<0.01），与幸福感正向显著相关（r=0.040,P<0.01）。农村地区和无伴侣的老年人普遍抑郁水平较高（r=0.170,P<0.01；r=-0.139,P<0.01），幸福感较低（r=-0.083,P<0.01；r=0.076,P<0.01）。

4.2   短视频观看行为与心理健康结构方程估计结果

在控制性别、年龄、地区、健康状况、家庭总人口、个人社会地位、健康状况、就业和婚姻状态等变量的条件下，进一步分析老年人在自身禀赋资源受限的前提下，是否利用新媒体（短视频平台）进行补偿选择性优化决策，致力实现自设目标，即健康与社交需求，从而改善自身心理福祉。每一个结构方程估计使用最大似然法并进行1,000次引导复制（bootstrapreplications）。数据回归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

首先，在排除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后，观看短视频的行为与抑郁症状/幸福感的直接关系不显著(β=-0.020，p>0.1；β=0.012，p>0.1）。2020年我国老年人短视频观看行为并未出现偏离理性假设，从而逆向影响心理健康的现象。换言之，数据分析结果中没有显著证据支持社会上存在的老年人观看短视频沉迷、影响精神状态的论述。其次，把锻炼活动和人缘关系这两个中介变量纳入结构估计方程模型后，结果如下：一方面，短视频观看行为有效地增加了老年人的锻炼活动频率(β=0.079，p<0.001），后者有效地降低了他们的抑郁症状指标(β=-0.070，p<0.001），提升了幸福感(β=0.038，p<0.001）；另一方面，短视频观看行为显著提高了老年人自我评价的人缘关系程度(β=0.033，p<0.05），后者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同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人缘关系越好，抑郁症状指标也越低(β=-0.086，p<0.001），幸福感越高(β=0.418，p<0.001）。锻炼活动和人缘关系在短视频观看行为与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积极中介效应。从积极间接效应结果来看，老年人短视频观看行为有助于他们进行补偿性优化选择，进行锻炼活动和社区融入，改善心理健康，实现积极老龄化。换言之，现阶段老人短视频平台的使用，更多呈现出基于补偿性选择优化行为决策特征，存在积极协同联动效应，有利于积极老龄化。H1-4假设得到支持。

4.3   两者关系的进一步探索

本研究利用老年人日均上网时长的数据，将观看短视频的老年人群体进行分组，尝试性探讨老年人非理性选择观看短视频的可能性。基本的思路是上网时间较长的老年群体存在较大的概率在观看短视频上的时间更长。整体而言，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使用短视频平台的比例在整个人口结构中属于最低水平，同时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时间显著少于中青年群体。观看短视频的老年群体中，他们更多的是依赖移动设备进行上网，平均时长较短，为2.2小时，分布较为分散。

在表3中，本研究基于子样本结构方程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计算出短视频观看行为对被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对于每日上网且上网时长小于或等于5小时的老年人而言，短视频平台使用对抑郁指数存在弱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适当地观看短视频可改善心理健康；对于上网时长超过5小时的老年人而言，使用短视频观看与锻炼活动的正相关关系已不再显著，该路径中介效应失效。上网时长超过5小时的老年人约75人，其中观看短视频的群体为50人。对他们而言，锻炼活动协同联动的积极中介效应不再显著。

如技术中性理论所阐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往往呈现工具性和中性特质。哈佛大学学者EmmanuelMesthene曾说“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作为一种媒介，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在个体身心健康方面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是否能够理性地做出选择性优化决策。

本研究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整体样本进行结构方程模型估计，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老年群体平均水平属于偏理性决策。换言之，老年人基于健康和社会联结需求目标出发，补偿性选择优化使用短视频平台，以此增加锻炼、增强联结，实现协同联动效应。目前，我国探索短视频平台使用和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实证文章屈指可数。仅有闫辰聿和和红、张驰和向晶发现短视频观看正向直接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虽然本研究中并没有证实短视频观看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直接作用，但结果表明短视频观看会通过健康行为和社会联结的间接影响对其心理健康带来正向作用。这与靳永爱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他们的研究同样表明，虽然没有显著证据支持老年人短视频平台使用直接降低其抑郁水平，但前者会通过社会支持等变量间接作用于后者。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使用互联网，同时互联网使用比例较高的中年群体逐渐迈入老年阶段。老年网民的整体素质和世代特征在改变。当前有些思辨分析强调老年人使用短视频会存在沉迷现象，本研究结果也表明，网络使用时间过长，积极效应会减弱。但是，过分强调短视频沉迷现象属以偏概全，随着老年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大众更应该看到新媒介工具使用在老龄化中的积极作用。

为了探讨短视频使用如何作用于心理健康背后的发生机理，本研究同时引入健康行为与社会联结作为中介变量。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交与社会参与中介，本研究首次检验了健康行为的中介作用。老年人因为自我条件与处境的变化在新媒体使用的习惯上往往显示出强烈的健康需求。相对其他群体而言，检验这一中介作用对于老年人而言无疑具有更大的研究价值。本文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短视频观看行为分别通过提高锻炼活动频率和改善人缘关系的双重路径正向影响其心理健康（降低抑郁程度和提高幸福感），这也进一步表明了短视频使用对于减少老年人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的社会隔离的积极作用，以及后者对于提高其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虽然部分质性研究强调老人重度依赖短视频平台导致社会隔离，精神状态恶化，但现阶段我国老人群体整体平均偏于理性补偿性选择优化使用。当然，本研究也发现，如果网络时长过长，中介效应路径将失效―老年人短视频观看决策如若偏离理性选择，短视频观看行为积极的间接作用将消失，这一点也值得引起重视。线上互动和线下活动的双线良好结合，无疑是未来新媒体在积极老龄化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路径。

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首先，尽管存在个别老年人沉迷短视频并导致诸多负面影响的现象，但现阶段老年人对于短视频使用从整体来看属于理性行为，即补偿选择性优化行为。鉴于在理性行为选择视角下短视频观看行为对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整体的政策导向应该是普及并培训老年人新媒体平台的使用，比如提倡以家庭成员参与为主导、以社区组织为辅的数字反哺计划。其次，从供给端实现新媒体平台适老化设计、改善老年人用户体验，比如简化使用界面、平衡听觉视觉功能应用、提升老年人的新媒体使用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再次，相关部门可对短视频平台的算法设计建议，实现针对老龄群体的“健康公益算法”“积极老龄化算法”大数据推送模式。比如，依据使用者的年龄推送健康传播视频、健身锻炼视频和非正式社会活动视频等内容，实现内容和需求的优化匹配。最后，从需求方考虑，把握“理性临界值”，普及和改善老年人新媒体平台的使用决策。比如宣传与帮助老年群体学习如何优化时间管理，提高他们的信息和媒介使用素养，实现补偿性选择优化决策目标。

本研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虽然本文受益于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CFPS数据，其在抽样方法和样本量上具有优势，但是也受限于二手数据问卷设计，缺乏短视频观看具体时长、具体内容，且社会联结等相关变量的测量受到局限。其次，缺乏长时间的面板数据，本文无法实现检验同一老年人媒介使用决策的动态变化，并剔除个体层面无法观测因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实验设计和一手问卷设计，度量不同观看内容和不同观看质量，检验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短视频内使用和老年人需求的不同匹配机制。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理性优化决策假设人们在面对资源禀赋限制和做出调整决策面对挑战时是理性的，但这一假设在现实中常常被打破。个体在做决策的时候常带有情绪，自控力各异，而且用于决策所依靠的信息可能又不完整，因此个体的决策有时会偏离理性假设，甚至会出现完全非理性的行为。因此，正如前文所言，暗含理性人假设的补偿性选择优化决策并非新媒体行为使用的全部内涵，老年人的决策有时会偏离理性假设。作为后续，笔者将从非理性假设出发，探讨老年人可能存在的对短视频使用的沉溺性偏好行为，以期更为全面地洞悉老年人新媒体使用决策及其背后的发生机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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