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主动脉瓣病变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在本共识中，儿童定义为0～18岁，其中0～6岁为低龄儿童，7～18岁为大龄儿童。本共识采用国际通用的Delphi程序，检索Medline、The Cochrane Library、万方数据库及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等，回顾性分析关于儿童主动脉瓣疾病外科治疗的文献，通过专家讨论结果筛选存在争议的调查项目，根据文献提供的循证资料和专家讨论意见，最终形成7条推荐意见。

共识采用的推荐级别：Ⅰ类，已证实和（或）一致公认有效，专家组有统一认识；Ⅱa类，有关证据或观点倾向于有用和（或）有效，应用这些操作或治疗是合理的，专家组有小争议；Ⅱb类，有关证据或观点尚不能被充分证明有用和（或）有效，可考虑应用，专家组有一定争议；Ⅲ类，已证实和（或）一致公认无用和（或）无效，不推荐使用。

共识采用的证据水平：A，数据来源于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或Meta分析或大型注册数据库；B，数据来源于单个随机对照试验或非随机研究；C，数据来源于专家共识或病例报告。

主动脉瓣狭窄的病理类型包括瓣叶数量和瓣叶形态异常。在瓣叶数量方面，二叶式主动脉瓣是最常见的先天性主动脉瓣畸形；同时还有罕见的单叶主动脉瓣，瓣口非常狭窄且常在婴幼儿期即表现为严重的狭窄症状。在瓣叶形态方面，主动脉瓣狭窄存在钙化、纤维化和瓣叶增厚等病理表现；极少数情况下，一些医源性因素（如主动脉瓣成形术后）也会造成主动脉瓣狭窄。

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病理类型也同样存在瓣叶数量和瓣叶形态异常。在瓣叶数量方面，二叶式主动脉瓣除了会造成瓣膜狭窄外，同样也会因瓣膜无法有效关闭而出现反流。在瓣叶形态方面，同样也存在钙化、纤维化、瓣叶增厚等病理表现。此外，外伤、感染（如感染性心内膜炎）或风湿性疾病可能导致瓣叶的撕裂或穿孔，从而引起瓣膜关闭不全。而一些遗传性疾病（如马凡综合征、Loeys-Dietz综合征或特纳综合征）会导致主动脉根部扩张。主动脉根部扩张使主动脉瓣环直径增加，瓣叶间距增大，瓣叶无法在舒张期完全闭合导致反流。

瓣膜狭窄时，血流方向偏心，以湍流为主，瓣膜剪切力高，流速快，动能强[8]。而这种不稳定的血流模式会对瓣膜产生损伤继而引起瓣膜的钙化及退化。瓣膜狭窄则会导致左心室必须克服更大阻力射血，导致心室肥厚并发展为充血性心力衰竭。儿童主动脉瓣狭窄的临床表现与狭窄程度密切相关。轻度狭窄的儿童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随着病情进展，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心绞痛、晕厥和心力衰竭表现[9]。

瓣膜关闭不全时，部分血液反流入左心室。随着心室的舒张，这种额外的血容量增加了左心室的容量负荷，继而发生代偿性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的容量超负荷会导致左心室功能衰竭。轻度反流的患者可能长期无明显症状，仅在体检时发现心脏杂音；中重度反流则可能引发运动不耐受、呼吸困难、心悸、胸痛等。而急性反流的患者，其症状较重，在体检中，主动脉瓣反流的患儿可能有明显的心脏杂音，通常为舒张期的递减型杂音，伴随周围体征如水冲脉等。

此外，后天性主动脉瓣疾病也是儿童主动脉瓣疾病中不可忽视的类型，其发病原因包括风湿热、感染性心内膜炎、医源性损伤等。尽管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儿童风湿热引起瓣膜损伤的发病率已经很低，但风湿热仍然是某些欠发达或落后地区儿童主动脉瓣疾病的主要病因[10]。风湿性瓣膜炎症可导致瓣膜纤维化和钙化，最终发展为瓣膜狭窄或关闭不全。同时，感染性心内膜炎可能引起急性瓣膜损伤，导致急性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危及生命。而医源性儿童主动脉瓣疾病较为少见，发生的原因包括：非瓣膜心内直视下心脏手术过程中主动脉瓣损伤、瓣膜类心内直视下心脏手术并发症、导管介入操作时主动脉瓣损伤和某些胸部放射治疗时对主动脉瓣产生损伤等。

对于先天性儿童主动脉瓣疾病通常可以通过产前诊断进行鉴别，包括产前超声、胎儿磁共振（MRI）和基因筛查等。产前超声心动图是评估胎儿心脏解剖和功能的主要工具，通常在孕中期（约18～24周）进行，而在评估复杂的主动脉瓣病变或周围血管异常时，胎儿MRI可以补充超声检查的不足。MRI的优势在于其能够生成高分辨率三维图像，可更加详细地观察心脏和大血管结构[11]。

对于存在家族遗传史或伴随其他畸形的胎儿，基因检测可以筛查可能存在的遗传性疾病[12]。例如，某些染色体异常（如马凡综合征或特纳综合征）与主动脉瓣和主动脉结构的发育异常有关。通过羊水穿刺或绒毛膜取样等方式获取胎儿DNA进行基因分析，可以帮助识别基因突变。产前诊断有助于儿童瓣膜疾病产前、产后一体化治疗。

在儿童主动脉瓣疾病的产后诊断中，主要依赖体格检查和影像学检查，并辅以其他辅助性检查，如心电图、心导管和运动负荷测试等。而在影像学检查中，超声心动图是目前首选的诊断手段。

4.2.1   体格检查

体格检查是诊断主动脉瓣疾病的重要初步步骤。应询问患儿的病史，特别是运动耐力下降、疲劳、气促、晕厥等症状。心脏听诊是体格检查中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听诊可以评估主动脉瓣区是否存在异常的心音或杂音。

4.2.2   影像学检查

在众多影像学检查中，超声心动图是目前快速诊断儿童主动脉瓣病变的首选工具。能够精确评估主动脉瓣形态、瓣膜开闭情况以及瓣口面积，还可以评估主动脉瓣狭窄或关闭不全的严重程度以及心室功能的变化。由于超声心动图对于瓣膜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有决策性的意义，因此，在术前和术中，外科医生需与超声医生充分沟通以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对于一些合并有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瓣膜类疾病，还可使用心脏MRI检查进行高分辨率的功能评估，包括心室功能、血流动力学以及主动脉根部的评估，可以提供比超声更详细的三维甚至四维结构信息[13-14]。

心脏CT血管造影（CTA）在特定情况下也可酌情选择，例如评估复杂的主动脉瓣畸形、主动脉根部的解剖结构、主动脉狭窄或扩张或其他伴随的结构异常（如主动脉瘤等），或者需要进一步详细的解剖信息来帮助手术规划[13,15]。虽然非一线检查手段，但在某些情况下，心导管检查仍然是必要的[16-17]。这种有创性的检查主要用于当影像学检查不能提供足够的血流动力学信息时[18]。此外，心导管检查还可以帮助评估左心室的功能和其他心脏结构是否受到影响。

4.2.3   心电图

心电图可以帮助了解心脏在不同病理状态下的功能状态，例如，长期的压力负荷可能表现出左心室肥厚的心电图改变；同时提示心律失常的存在，如室性早搏、心房颤动等。

4.2.4   运动负荷测试

对于一些轻度到中度症状隐匿的主动脉瓣异常儿童，运动负荷测试可以辅助评估心脏在运动状态下的功能反应[19]。但运动负荷测试通常用于年龄＞6岁且可独立在医师的指令下完成运动测试全流程的患儿。同时，运动负荷测试也并非是主动脉瓣疾病诊断的必检项目。

目前儿童主动脉瓣疾病的治疗方法包括瓣膜成形、瓣膜置换、球囊扩张等。对于儿童主动脉瓣疾病，外科瓣膜成形的目的集中于恢复功能正常的主动脉瓣结构，以期推迟或避免未来人工瓣膜的置换。与发育成熟的瓣膜不同，儿童尤其是婴儿期，其瓣叶畸形且质地脆弱，无疑增加了瓣膜成形的难度，也难免存在无法对主动脉瓣结构进行解剖矫正的情况。

瓣膜置换包括人工瓣膜置换和自体瓣膜置换两类。人工瓣膜置换的问题在于假体无法适应儿童，尤其是低幼龄时期的心脏生长需求，同时商品化的人工瓣膜尺寸无法适配各个年龄段患儿的解剖需求。近年来，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TAVR）的手术指征不断下调，越来越多患有主动脉瓣疾病的成年患者接受TAVR治疗并从中获益。但对于儿童主动脉瓣疾病而言，儿童TAVR的受益尚不明朗[20]。自体瓣膜置换即自体肺动脉瓣置换术（Ross手术），是目前针对儿童主动脉瓣疾病常用的术式。Ross手术通过将与主动脉瓣结构类似的肺动脉瓣进行移植，置换畸形病变的主动脉瓣。置换后的自体瓣膜可继续存活生长，同时无需抗凝。

球囊扩张主要以介入的方式进行。尤其针对低幼龄儿童的主动脉瓣狭窄问题，球囊扩张可很好地缓解狭窄状态，延长自体主动脉瓣使用时间，避免短时间内的开胸手术。不过，球囊扩张也存在瓣叶撕裂、术后瓣膜反流等情况，尤其在低幼龄患儿中发生率较高。

针对后天性主动脉瓣疾病的外科干预，除了治疗原发疾病外，对于瓣膜修复的原则与先天性主动脉瓣疾病一致。

儿童主动脉瓣病变外科治疗方式受年龄和技术等因素影响，手术方式选择目前还有争议和问题，就这些问题形成以下推荐。

推荐1：当主动脉瓣病变可修复且手术技术可行，可以考虑采用主动脉瓣成形术，以推迟Ross手术（推荐等级Ⅱa类，证据级别B）。

近年来，主动脉瓣成形术的手术效果越来越好。一方面手术死亡率很低，＜1岁患者的早期死亡率约3%～4%，＞1岁患者的早期死亡率＜2%。10年生存率可达94%。另一方面免于再次干预率也有很大改善，10年免于再次干预率达70%[7]。

并不是所有主动脉瓣成形术都有相同的手术效果，复杂的主动脉瓣成形术包括新生儿和小婴儿主动脉瓣成形术，使用自体心包材料的主动脉瓣成形术等手术效果要差于简单的主动脉瓣成形术效果[21]。但在主动脉瓣成形术与Ross手术的对比研究中，自体心包材料的主动脉瓣成形术与Ross手术中期结果[22]和随访8年结果[23]显示，两组生存率和再次手术率没有差别，但随着随访时间延长，Ross手术在主动脉瓣瓣位上免于损坏和再次手术的优势逐渐显现，而主动脉瓣成形术后存在残余压差是较早出现再次手术的独立风险因素。既然使用自体心包材料的主动脉瓣成形术临床效果与Ross手术相似，所以推荐最初手术可以采用主动脉瓣成形术。主动脉瓣成形术中效果不理想，定义为通过经食管超声监测残余主动脉瓣峰值压差＞35 mm Hg（1 mm Hg=0.133 kPa）或少量以上主动脉瓣反流；其随访结果明显差于Ross手术结果时，应该考虑再次成形或改做Ross手术[24]。

推荐2：当主动脉瓣成形效果不理想，根据患者病变特点，可以选择Ross手术或瓣膜置换手术作为治疗策略（推荐等级Ⅱa类，证据级别C）。

虽然新生儿和婴儿期Ross手术早期死亡率高，但在某些情况下，仍可以选择Ross/Ross-Konno手术。这些情况包括：左心室流出道广泛狭窄，瓣环和瓣下存在有临床意义的狭窄，往往合并主动脉弓病变和Shone综合征；球囊扩张或主动脉瓣成形无法解决的瓣膜狭窄，或复发性严重狭窄；由于左心室流出道进展性狭窄或医源性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导致的严重心力衰竭[25]。上述情况如果仅采用姑息性主动脉瓣成形的手术方式，势必会加重左心室心内膜纤维化增厚，损害二尖瓣乳头肌功能，影响左心室的收缩和舒张功能。此时选择Ross/Ross-Konno手术更有优势，能够有效缓解左心室流出道多水平狭窄。而且移植的自体肺动脉瓣有很好的耐久性和较低的再次手术率，并能适应患儿的生长发育[26]。

在行主动脉瓣成形时，如术中发现效果不理想，转行Ross手术是重要的补救措施。若主动脉瓣狭窄曾行主动脉瓣球囊扩张的患儿，可能因瓣膜条件差而选择Ross手术。较大儿童曾行主动脉瓣机械瓣置换，因机械瓣再发狭窄或机械瓣功能障碍，可选择Ross手术作为再次瓣膜手术策略。

较大儿童或青少年无论二瓣化畸形或三瓣叶，当瓣叶出现损坏，交界明显钙化或显著纤维化增厚，预计瓣叶交界切开不能改善瓣叶活动度和功能时，可以选择Ross手术或机械瓣置换手术。

当病变累及广泛，不仅累及主动脉瓣叶，还累及瓣环、瓣窦、窦管交界，瓣环小，瓣叶长度不够，主动脉瓣成形往往效果不佳，可选择Ross手术。

主动脉瓣病变合并家族性主动脉疾病、结缔组织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肺动脉瓣功能或结构不佳或主动脉以关闭不全为主病变，不适合选择Ross手术或存在Ross手术风险因素者，可以考虑机械瓣置换术或主动脉瓣成形术。但小口径机械瓣膜，如16#、17#机械瓣，是再手术的高危因素[27]，建议使用19#以上机械瓣膜，必要时行主动脉瓣环扩大术。

推荐3：新生儿与婴儿期（＜1岁）主动脉瓣病变推荐主动脉瓣成形术（推荐等级I类，证据级别B）。

新生儿与婴儿期的小儿主动脉瓣病变常表现为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可能伴有左心室流出道梗阻。治疗策略包括：经皮/开胸球囊扩张术、主动脉瓣成形术、Ross/Ross-Konno手术。球囊扩张术，常无法彻底解除狭窄，撕裂位置为最薄弱位置而不一定是交界位置。主动脉瓣成形术可以较为准确地切开瓣交界，或者扩大加宽修补主动脉瓣。所以主动脉瓣成形术具有更低的手术再干预率和死亡率[28-30]。Sames-Dolzer等[31]分析了3个月内行Ross手术的患者，5年免于再手术率为55.3%，肺动脉管道置换平均间隔时间为2.95年（范围0.32～11.02年），无主动脉瓣再干预病例。所以，这个年龄段的Ross手术的主动脉瓣再干预率低，但肺动脉带瓣管道再手术率很高。Ross手术在该年龄段早期死亡率报道不一，差别很大，约0%～17%[31-33]。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Ross手术的复杂性。所以新生儿与婴儿期主动脉瓣病变推荐主动脉瓣成形术，如果成形失败亦可选择Ross/Ross-Konno手术。

推荐4：幼儿期（1～2岁）主动脉瓣病变推荐主动脉瓣成形术/Ross手术（推荐等级Ⅱa类，证据级别B）。

进入幼儿期，复杂手术风险会进一步降低，Donald等[33]提供的数据表明，＜1岁患者Ross手术死亡率为17%，而＞1岁患者为0%，这个年龄段可以更安全地实施Ross手术。另外，18个月内进行Ross手术的主动脉瓣再干预率明显低于＞18个月手术患儿[34]。但也有研究[35]表明尽量推迟Ross手术的时间会获益，主张一期行主动脉瓣成形术，二期行Ross手术的观点。在主动脉瓣成形术与Ross手术的对比研究[22]中，其早、中期再手术率和生存率没有差别。所以在幼儿期，推荐主动脉瓣成形术，但在主动脉瓣病变严重或者成形术不理想情况下，亦可选择Ross手术。

推荐5：学龄前期（3～6岁）主动脉瓣病变推荐Ross手术/主动脉瓣成形术（推荐等级Ⅱa类，证据级别B），部分患儿可采用主动脉瓣机械瓣膜置换（推荐等级Ⅱb类，证据级别B）。

在学龄前期，主动脉和肺动脉尺寸进一步发育，一些复杂的主动脉瓣修复术（Ozaki手术[4]，瓣叶成形等）也取得了较好的近期效果，但长期随访也暴露出较高的再手术干预率问题[36-37]。这个年龄段Ross手术中应用的肺动脉带瓣管道直径接近成人大小，可以用到18 mm以上管道，肺动脉侧再手术率明显降低。带瓣管道可以选择同种带瓣管道、聚四氟乙烯带瓣管道或生物瓣膜管道等。对不适合做Ross手术患儿，也可以考虑主动脉瓣成形术或者机械瓣置换术。

推荐6：大龄儿童（7～18岁）主动脉瓣手术选择多元化，应根据患者病变特点及术者经验，选择主动脉瓣成形术/Ross手术/瓣膜置换手术（推荐等级Ⅱa类，证据级别C）。

大龄儿童由于主动脉根部结构相较婴幼儿显著增大，有较大的操作空间，手术方式的选择更加多元。一方面，在一些婴幼儿中难以实施的成形技术，如Ozaki手术[37]、单瓣叶置换、保留瓣叶的主动脉根部置换[38]等成为可能；一些成人瓣膜成形技术，如主动脉瓣环成形，在部分大龄儿童中可以实施[39]。第二方面，成人尺寸的主动脉瓣置换在许多大龄患儿中可以实施，并获得较好的远期效果，使这类患儿具有另一个可以确切解决主动脉瓣问题且相对简单的手术选项[40-41]。第三方面，大龄儿童Ross手术远期效果佳，大尺寸肺动脉瓣替代物的使用可以显著降低远期肺动脉瓣位再手术率[42]，使得Ross手术在这类患儿中的推荐等级更高。

当不需要使用补片材料就可以达到满意的主动脉瓣成形效果时，推荐主动脉瓣成形手术。有研究[7]表明即使采用了补片材料的复杂主动脉瓣成形术，其远期临床结果与Ross手术具有可比性。因此使用补片材料可以达到满意的主动脉瓣成形效果，特别是存在Ross手术危险因素时，采用主动脉瓣成形策略也是合理的。采用补片的主动脉瓣成形技术包括：交界重建、瓣叶加高、单瓣叶置换、Ozaki手术等。

瓣膜成形难以获得满意效果，特别以主动脉瓣狭窄为主病变时，推荐Ross手术。大龄儿童由于Ross手术远期效果优异，特别是主动脉瓣狭窄病变，在有经验的外科中心，可以直接选择Ross手术。

尽管Ross手术有诸多优点，但存在学习曲线，与各中心的手术经验密切相关[6]。对瓣环比较大、瓣膜成形困难，存在Ross手术风险因素的初次手术患儿，或主动脉瓣成形术后或Ross手术后主动脉瓣再手术患儿，主动脉瓣置换仍然是重要选项。但应当注意其主动脉瓣侧再手术率并不低于Ross手术[43]，特别是植入小号机械瓣者。因此应该尽可能植入大的瓣膜，必要时采用主动脉瓣环扩大技术。目前常采用的瓣环扩大技术包括：Konno手术、Nicks手术、Manouguian手术、矩形补片加宽、Commando手术（需同期二尖瓣置换）等。

推荐7：部分大龄儿童因先天性心脏病、染色体异常伴有明显主动脉根部扩张时，应在瓣膜置换的同时实施根部置换，或者实施保留主动脉瓣的根部置换术（推荐等级Ⅱa类，证据级别C）。

各种原因可能导致大龄儿童主动脉根部扩张[44]：① 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瓣二瓣化畸形、Ross手术后、Switch术后、永存动脉干等；② 染色体异常，如特纳综合征、马凡综合征、Loeys-Dietz综合征等。儿童主动脉根部扩张有不同的定义[45-46]， 如Z值>3，体表面积指数化值（BSA-IV）>21 mm/m2，绝对值（AV）>40 mm等，不同指标一致性较差。目前对儿童根部扩张的手术时机尚缺少共识。Hopkins医院对不同原因导致的儿童主动脉扩张实施根部置换的手术指征也不同[47]。当瓣膜不宜修复时（严重瓣叶穿孔或不对称，急性夹层病情不稳定，根部瓣叶严重不规则，二瓣化合并严重钙化/反流/穿孔），应当置换瓣膜的同时行根部置换（Bentall手术或Ross手术）。当瓣膜具备成形条件时，建议实施保留瓣膜的根部置换（VSRR）手术，其主要术式包括：再植入（David手术），重塑（Yacoub手术）， Florida sleeve术等。儿童主动脉根部手术的Meta分析由于样本量小和缺乏对照研究，无法直接比较。单中心研究显示儿童保留瓣膜的根部置换术近期效果优异，但远期再手术率和死亡率增加（特别是低龄马凡综合征患者）。

利益冲突：无。

参考文献略。

主笔专家：

张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马力（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周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杨克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审稿专家：

孙国成（西安市西京医院）、李炘（苏州儿童医院）

问题提出专家/讨论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曹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陈寄梅（广东省人民医院）、陈良万（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陈仁伟（湖南省儿童医院）、陈瑞（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陈欣欣（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丁以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董念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范太兵（华中阜外医院）、范祥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顾春虎（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花中东（深圳市儿童医院）、廖东山（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赁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锦纷（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刘彩霞（山西省儿童医院）、李守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李晓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李炘（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李勇刚（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马力（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莫绪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彭帮田（河南省胸科医院）、孙国成（西安市西京医院）、王辉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王强（北京安贞医院）、温树生（广东省人民医院）、吴忠仕（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文平（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邢泉生（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闫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杨克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杨一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叶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翟波（河南省儿童医院）、张本青（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张海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张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张辉（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张近宝（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郑景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祝忠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周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邹勇（江西省儿童医院）

作者介绍

教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现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心脏中心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

广州医科大学儿科学院教授

任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小儿心脏外科学组组长

广东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

广州市医学会胸心外科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师学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临床小儿外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副主编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第十届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国家二级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心研所所长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心血管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心脏移植技术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亚洲胸心外科学会（ASCVTS）常务理事，美国胸心血管外科学会（AATS）、国际微创胸心外科学会（ISMICS）会员

主持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12项，发表论文400余篇，申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6项，主编/主审专著9部

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5项

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小儿外科中心主任、小儿心外科一病区主任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兼任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先心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先天性心脏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心脏专业学组副组长 ;《中华医学研究杂志》、《中华临床医药杂志》等杂志编委；国际著名杂志《柳叶刀》特邀审稿人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协和创新团队带头人

中国名医百强榜先天性心脏病外科TOP10

新华网首届50名中国好医生

擅长复杂、危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外科治疗，手术成功率居国际领先水平

主持“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发表SCI论文百余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北京科学技术奖3项，中华医学科技奖1项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院长

上海市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研究所 所长 / 上海市儿童罕见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

上海医学会心脏大血管外科分会 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血管医学专委会 主任委员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先天性心脏病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长期工作在儿童心血管病外科临床一线，同时聚焦于儿童心血管病外科术式创新、疗效评价、和心肺保护等研究

以通讯作者发表论著30余篇，包括《Eur Heart J》(2024)、《J Clinical Investigation》（2024）、《BMC Med》（2023）、《Circulation》（2021）、《J Thoracic Cardiovasc Surg》（2020）、《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2019）、《Lancet Child & Adolescence Health 》（2018，2024）、《Nat Communication》（2018）等权威国际学术刊物。先后于《中华小儿外科杂志》、《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等发表指南/共识 3 部

 先后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23）、国家卫健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20）、树兰医学青年奖（2018），中国青年科技奖（2013）等奖项。先后入选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2019）、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7）、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5）等人才类计划

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主任医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二病区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胸心外科分会学术委员

 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先心病专委会委员

《中国循环杂志》通讯编委

《心血管外科杂志》通讯编委

 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第八届宋庆龄儿科医学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